2013年11月26日
責任編輯：蘇北
1940年代末，延安公辦、民辦學校并行。這種制度成本低，同時強調學習和勞動相結合，學生每年參與20到30天的體力勞動，適合識字率低的落后解放區。
1949年后，新中國逐漸從蘇聯學習新的教育制度。蘇聯模式強調統一的測試與考試、固定的課程與教學檢查，培養所謂的“優秀”學生升入高等教育。
到1955年，教育制度已與延安模式大相徑庭而接近蘇聯模式，目標在于培養學生為大學而非工作做準備，半工半讀的成分也消失了。在這種制度下，1952年到1956年，小學入學率基本持平，而文盲率降低得極慢。
1957年，“目前仍有40%的人民沒學可上。”“今年有400萬高小畢業生沒法升入中學，他們沒法進中學，沒地方，沒資金。”
大躍進通過提出教育系統徹底改造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在城市地區，1950年代建立起來的體制繼續運行。此外，所有學生參與生產勞動。而人民公社開始籌辦新的民辦小學與農村中學。孩子們仍然參與農業生產，教育成本也會更低。
三年自然災害后，這一改造被中斷。文革前夕，教育制度重新回到1950年代正規學校制度上。
雖然教育制度幾經波折，但數據顯示1950年代到1960年代，新中國在大幅度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
1953年，小學約有820萬人入學，到1964年約有3300萬人。1950年代早期入學率50%，1958年、1965年達到了80%。初中入學率也增長迅速。1965年初中入學數300萬，是1953年的3倍。大躍進時期，農村中學的擴展使入學率增長更迅速。高中入學人數從1953年的15萬增長到了1957年的32萬。人數在大躍進中大幅增長，在1958年達到了68萬。
從總的結果來看，三個教育階段的長期發展速度基本相同，1953到1965年間，入學率都成倍增加。
新中國早期在掃除文盲方面的成果也不容忽視。
1950年，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召開，提出要“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
在隨后的識字運動中，“速成識字法”被創造并推廣。全國各地迅速辦起了多種多樣的識字班——工廠的“車間學校”、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
到1953年為止，在職工中已掃除文盲近100萬人，農民中掃除文盲308萬人。
大躍進時期是掃除文盲的高潮期。1957年3月8日，教育部要求：在40歲以下的文盲中，一般要求掃除工人文盲的85%左右；掃除農民、市民、手工業合作社社員文盲的80%左右。
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有2200萬人脫離文盲狀態，并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到1958年7月，全國范圍有近1/4的縣、市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文盲。
盡管從1949年到1960年代，新中國進行了大力的教育普及和掃除文盲運動，但教育的效果是不令人滿意的。
在三個不同歷史時期，毛澤東闡述的教育方針指出了同樣的價值取向。
1934年，毛澤東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
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方針。其中，“大眾的”“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1957年2月，毛澤東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講話》中他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而對于新中國早期的教育情況，特別是中小學和大學的教育性質，可以從1971年關于教育的全國會議總結中“兩個估計”中看到：
“（在1949年后的17年里），由于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了政，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過去17年培養出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換言之，他們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1977年，這“兩個估計”被否定，教育政策不再向工農傾斜，而這正是當年“兩個估計”所針對的問題。
1960年代，盡管小學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區普及，在鄉村卻并非如此。1965年，適齡兒童1500萬人，只有670萬人從小學畢業，其中350多萬無法進入初中。初中適齡學生1300萬只有170萬人畢業，只有不到50萬學生可以升入高中。
大躍進時期創辦農村中學以增加農村兒童入學機會，但小學規模擴大抵消了中學擴招的效果，升學率依然低。
除了教育不足嚴重，1960年代中期教育還有個根本性問——教育體制不平等。
早在1952年，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寫道“干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
而1982年的數據顯示，1940年代晚期出生并在文革前完成教育的一代中，知識分子與干部的兒子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教育。
除了毛澤東提到的這種針對特權階層的特殊學校，新中國所效仿的蘇聯模式的教育也造成了嚴重不平等。
重考核、重升學的教育體制有利于來自特權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本給他們極大的優勢。所以，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學生來自工農背景。而在文革前夕，重點學校清華附中只有6%的學生是工農子弟。
同時，農村教育質量低、城市教育質量高又強化了這種差距。
毛澤東擔心的是——精英化的教育使得“精英們”擴大了與工農群眾的差距，并把自己放在了權威的位置。而教育優先權本應該給處于社會經濟底層的工農群眾。
1921年，毛澤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將學員要參加勞動、腦力勞動要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知識分子要接近勞動階級列入“組織大綱”。后來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在延安他又說：“一切機關學校部隊，必須于戰爭條件下厲行種菜、養豬、打柴、燒炭、發展手工業和部分種糧。”把“一面學習，一面生產”作為抗大辦學的基本原則，并指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
新中國學習蘇聯模式，到1955年，教育的重心在于培養學生為大學而非工作做準備，半工半讀的成分也消失了。
1958年，毛澤東視察天津大學。“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的方針隨后被提出。
在后來的“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和“小學四十條”中，也明確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而實際上，當時新中國的教育現狀是過于強調學術知識，工作經驗卻強調太少。
參考閱讀：《論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演進脈絡、結構體系、基本特點》
怎樣解決上述的教育問題？
毛澤東時代晚期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升學率。在城市，廢除大學入學考試。而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半工半讀都成為常規。
有限的教育資源是投入發展少數人的高質量教育，還是大眾教育？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前者，比如印度。與其相對，毛澤東晚期的中國選擇了一套全民教育體制。
于是，在印度，一些畢業生位于世界頂尖，而同時文盲率長期維持在很低的水平。相反，中國在快速并持續降低文盲率上的成績很突出。
此外，毛澤東晚期的教育政策向有工農背景的學生傾斜，而不是用考試成敗取人。一方面減小了父母是知識分子或有特權背景的學生的優勢，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現象。
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學重開時，申請入學的學生需要有兩年工廠或農村的工作經驗、公社或工廠的推薦信，這些取決于他們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
毛澤東時代晚期，在每個生產隊建一所小學，每個公社建一所中學，這快速增加了就讀小學和中學的學生數量。在農村，高中學校的數目從1965年起增長了約80倍，于1977年達到最高峰。
與此同時，初中、高中老師配備成了一個大問題，多數農村的高中畢業生會把高中教育當作永遠離開農村的手段。
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識青年成為了當地的老師。還有到“五七干校”參加政治學習的干部和大學教師也成為了農村教育的老師。
1965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毛澤東要求學校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要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教師講授知識要注意聯系社會實際和學生實際，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提倡培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時，高考要求全國使用統一課本，但這些課本為考試而設計，很不適合農村教育。電影《決裂》中就曾表現過這一問題。而1960年代中期，政策允許地方學校靈活掌握教科書的使用、甚至自行開發教學材料。最重要的是，要求所有學生同時參與工作和學習。
學生的這種輔助勞動同時對生產起了很大作用。在農村給工業的擴展奠定了基礎。而農村工業轉而成為資助教育的收入來源。
1966年，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談到，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參考閱讀：《論毛澤東教育思想的演進脈絡、結構體系、基本特點》
因為致力于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澤東時代晚期的教育革命給新中國教育帶來巨變。教育供給的總水平提高了，縮小城鄉差距、消除特權階層的子女獨占的階級優勢的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
小學教育基本普及。畢業生從1960年代早期的500萬飆升到1977年最高點的2500萬。其中，農村從45萬升到2100萬。入學率從1964年開始明顯增長，在1970年代中期達到了90%多的高峰。
中學教育增長更明顯。到1970年代晚期幾乎所有學生都能進入初中。高中階段增長同樣顯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進入高中。城市、農村都是有體現。1960年代出生的農民的兒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識字率的增長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趨勢明顯。
1949年到1952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遠超過40%，而男性是13%。這種不平等在毛澤東晚期得到緩解。1963到1967年間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從40%迅速降到15%。
城鄉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縮減很顯著——1962年城鄉升學率差距約為60個百分點，到1970年代末縮減到約15個百分點。
毛澤東晚期政策對教育公平的作用極大，還表現在工人和農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識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優勢。
在1960年到1965年，父親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進入大學的幾率是父親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間，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升入大學的幾率沒有顯著影響。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識分子的兒子往往比農民的兒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對有著知識分子和管理階層的家庭背景的學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歡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