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門新的生意，不要技術，不需廠房，打的是廟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誠和信仰攫取暴利。
承包寺廟，已成為一些旅游景區真實的現象。出資人與寺廟管理者——政府職能部門或村委會——簽訂合同后，前者擁有規定期限內的寺廟管理經營權，向后者交納一定的承包費用，再通過香火等收入賺取利潤。
這項“生意”的利潤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簽招聘合同，每月領工資，上班“禮”佛，下班還俗，收入堪比白領。
寺廟被承包，宗教場所變身經營場所，不僅是由于社會轉型時期，“經濟利益至上”的觀念已侵入了正常的宗教生活，更是由于對寺廟的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以及各級利益方均想通過“宗教搭臺”讓“經濟唱戲”，最終使得信眾的“信仰”迷失在商業的“承包”之中。
圖說：昆明巖泉寺。
很難想象，一座建于AAA級旅游景區的寺廟，一年的承包費竟高達720萬。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寺中那些為游客解簽占卜的出家人幾乎全是“冒牌貨”。
廣西游客歐朋知道真相后，頗為吃驚，盡管他與寺中“大師”曾“短兵相接”，甚至被“大師”強迫捐出23400元的功德錢，但他還是不敢相信，佛門內還會有假和尚。
像歐朋一樣，那些懷揣虔誠的游客跨入這些寺院的門檻的瞬間，就成為待宰的羔羊，少則數百，多則幾萬。在“大師”語言暴力的恐嚇之下，佛門威嚴的氣場和心誠則靈的心理暗示自然戰勝理性，而那源源不斷的功德錢最終落入了承包者的口袋。
寺廟承包大約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處于風景名勝區內的寺院便成了“香餑餑”，私人向寺廟主管部門交納一定費用后，采取入股或承包的方式經營寺廟，再請來僧侶，通過功德錢和香火錢賺取利益。然而，這一國家明令禁止的行為，在利益驅動之下不斷發展壯大，承包費用逐年攀高，經營者開始聘用社會閑雜人員通過欺騙和訛詐的方式盈利。
歐朋去的昆明巖泉寺便是其中之一。
刷卡燒高香
2011年10月12日，到昆明出差的歐朋帶著妻子和兩位親友報了去石林的一日游的旅游團，每人160元。大約上午11點左右，在逛了幾個購物點后，歐朋們被拉到了昆明市宜良縣巖泉寺，這里距昆明市區60公里，是去石林的必經之地。
巖泉寺位于宜良縣縣城，倚靠伏獅山，因巖中涌泉而得名，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間，期間多次被毀，數次修復擴建，特別是文革中損毀殆盡。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重建，1995年12月，宜良縣政府批準其為宗教活動場所并對外開放;1999年，昆明世博會和云南省旅游局將其定為旅游定點接待單位。2008年12月，巖泉寺晉升為AAA級景區。
導游告訴歐朋，巖泉寺求簽頗為靈驗，當年名妓陳圓圓在此求簽，大師言其必皈依佛門，最終一語成讖，故此地也有“滇南第一簽”之譽，游客到此都會求簽請大師釋疑。
下車之后，導游換成了巖泉寺的工作人員，并給每個人一個胸貼——免門票和用餐的標識。歐朋跟著導游進了寺廟，在“滇南第一簽”牌匾下，每位游客跪著在簽桶里抽了一根竹簽。與其他地方不同，這里的簽只有編號。歐朋的噩夢便由此開始。
2011年10月28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隨團體驗了整個過程。記者抽到了14簽，在一旁登記后，工作人員給了一張寫有14號字樣的紙條。隨后，導游帶著本團游客來到不遠處的風水轉運堂，也就是解簽房。每位游客將紙條和10元解簽費交予工作人員后，會得到一張與簽號對應的解簽單。但這項工作進行得極不嚴謹，記者的簽轉眼間就由14號變成了40號。
手拿解簽單的游客在簽房外排除等候，“大師”一對一解簽答疑。記者看到，在簽房正中，有一尊菩薩像，一位身披袈裟的長者正襟危坐，八位身著居士服的“大師”在簽房四周落座，每位“大師”身旁一個方桌，地上擺著數柱一人多高的香。
“大師”看完解簽單后說，記者陰陽五行不調，身后有家災和風水災，而這是一個轉運簽，若把握不好后果不堪設想。隨后，他指著碗口粗，一米多長的香說，燒此香便可轉危為安，600元一支，并要求記者把名字留下以便其在大雄寶殿誦經百天。記者說沒有這么多現金。“大師”沉吟片刻，低聲問道：“帶信用卡了嗎?”
記者說沒帶卡，“大師”便推薦另一款200元的香，記者說，也沒有現金。這惹惱了“大師”，他突然瞪著眼，指著菩薩像大叫：“你燒不燒?在菩薩面前說假話，你給我出去。”
可歐朋卻沒有這么幸運。“大師”警告他，要燒10800元的香，否則家里有人性命難保。“他說了很多難聽的話，我有點受不了了，本來就是求平安的，誰愿意在佛門聽到這些啊。”歐朋還告訴“大師”，這些功德錢就算是給剛大學畢業的兒子求個吉利。
未曾想到，剛刷完卡，身披袈裟的長者就走了過來，為其摸頂，要其再為兒子燒12600元的香，否則兒子將有滅頂之災。這時，他突然發現，妻子和親友都不見了。“他們應該是故意把我們分開的。”歐朋事后回憶。
歐朋說，卡里已所剩無幾，但長者似乎像變了個人，厲色道：“我說你有，你就必須有，否則我一揮手，你這輩子就算完了。”歐朋又求助導游，導游卻說這種事只能和“大師”商量。歐朋最終還是交出了手里的卡。
歐朋說，這是他這輩子辦得最窩囊的一件事，“他們就是利用我保平安的心理，在那種氛圍下，他們突然強硬，我就害怕了。跟黑社會一樣，完全是敲詐。”
醒悟后的歐朋打通了昆明市旅游局的投訴電話，最終在昆明市旅行社協會一日游分社的協調下，拿回了這筆冤枉錢。
天價承包費
巖泉寺是石林九鄉一日游旅行團的必游景點。停車場里常常停著幾十部旅游大巴，寺廟內也是人山人海，一位工作人員說，旅游季節一天的客流量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均來自旅行團。
事實上，這座寺廟在游客中的知名度遠勝于當地人，昆明人并不熟悉它。沒有游客也就沒有巖泉寺的今天。
1993年，宜良縣政府將巖泉寺劃歸到寺廟所在的蓬萊鄉金星辦事處(后改為匡遠街道辦事處金星村委會)。該辦事處通過募捐、集資、貸款等辦法，共籌集資金1200萬元，歷時7年，將巖泉寺建成占地200畝，擁有十多座殿宇以及配套休閑娛樂設施的綜合性宗教旅游寺院。從2000年至2003年，金星街道辦事處先后投入600萬對旅游設施進行改擴建。
2001年7月，該寺院管委會邀請昆明南方國際旅行社商議并簽署了以寺廟景觀為主開拓旅游業務的相關協議，當年接待游客即達20萬人次，收入突破200萬元，加上縣內住宿、餐飲、購物等，旅游銷售總收入超過500萬元。2002年，寺院又開設“農家樂”，形成新的旅游賣點。
這便是巖泉寺商業化的開端。
據《2004-2005云南宗教情勢報告》(以下簡稱《情勢報告》)：自1993年以來，巖泉寺已遠非一所傳統意義上的宗教寺院。該寺已成為以商業經營為目的、政教未分的綜合性地方文化產業實體，其世俗化、商業化已是不爭的事實。
巖泉寺并未停止商業化的腳步。一位知情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金星街道辦事處以每年220多萬元的價格承包給某私人老板，直到2009年。
一位曾承包附近寺廟的老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一炷香最高只賣130元，普通香從10元到60元不等。除了香火與功德錢外，寺廟還賣些玉器等工藝品，收入的30%返給旅行社。與巖泉寺相同，這位老板從四川峨眉山一帶請來了幾位假大師，為游客解簽。每位大師有10%的提成，一個月有幾千元的收入。
這位老板承認，寺廟的收入“全靠這些‘大師’忽悠”。但他解釋說，這些“大師”很講“職業道德”，從不夸大其詞，說些令人反感的話。
隨著云南旅游業的發展，旅游人數劇增。2009年，昆明市全年旅游總收入226.34億元，旅游總人數3115萬，巖泉寺的承包費也隨之水漲船高，上述知情人士說，交給金星村委會的承包費已漲到近每年400萬。
一位業內權威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7月底，一名做運輸生意的湖南老板以每年720萬的價格成為巖泉寺新的承包者。一場近乎瘋狂的游戲開始在這座寺院上演。
瘋狂的生意
上述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老板入駐之后仍沿用原有盈利模式，招來近十幾名“大師”，成為其“掘金“的主力。這些“大師”多已有結婚生子，并在昆明購置房產，開著價值十幾萬元的轎車。“跟他們喝過幾次酒，也沒有忌口。”該知情人透露，這些“大師”已是業內的老江湖，心理素質好，能說會道。他們很會看人，通過衣著、氣質、談吐即可判別是否是其目標，若是有錢人，“大師”會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學生模樣的便說一句“你與佛無緣”了事。“大師”沒有底薪，全部依靠8%的業務提成。
一位旅行社的帶團人領教了“大師”們的厲害。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大師”在解簽之后就會要求游客燒三支“龍香”，每支600元，游客若不愿，就會遭遇惡語。這位帶團人甚至見到過，游客說沒有錢，“大師”直接拉開游客的包。
除此之外，游客身上的胸貼也有玄機。如果游客有消費，“大師”就會將消費金額連同胸貼上的團號寫在一張紙條上，交給身旁的工作人員，后者再將紙條丟進一根與一樓財務室相通的PVC管中。每個團離開時，帶團人就可以到財務室領取現金提成了。
事實上，自2010年8月起，省市旅游部門每周都會接到關于巖泉寺的投訴電話。于是，從2010年10月起，昆明市旅行社協會要求各旅行社取消巖泉寺景區，以此敦促巖泉寺停業整頓。今年5月，巖泉寺重新開業。承包者重新調整了利益分配，旅行社的提成從30%提到50%，如此高的回報下，巖泉寺再次紅火起來。
“大師”們也在“與時俱進”。上述帶團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套錢的招數從最早的信物、點燈、賜福、刻碑發展到如今的銀行卡“保值”。“‘大師’拿著游客的銀行卡念經，還在卡面指指點點，以此保佑卡里的錢只進不出，并讓游客選擇保佑的時間期限，期限越長，費用越高。”其實，這些在常人看來低劣的騙人手法放在特定的氛圍之中卻能起到奇效。
一位昆明市旅行社協會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巖泉寺重新開業之后，投訴電話幾乎是一天一個。每遇投訴，旅游部門都會要求巖泉寺給游客退錢，一位業內人士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經他手退給游客的錢已至少有十幾萬元。
對于承包者而言，承包寺廟僅是一場生意，只是這種近乎瘋狂的方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瘋狂的背后是各方對利益的追逐。
模式之困
巖泉寺成為旅游熱點景區并非一日之功。據媒體報道， 在2000年金星村村改之前，景區已投入500多萬元，由于管理不善，欠了200多萬的債。當時村委會向縣信用聯社貸款200萬元，村干部抵押房產才湊夠了改擴建的資金。當年竣工后就接待游客10萬多人，實現經濟收入460萬元。到2008年，金星村委會累計向巖泉寺投資已超過3000萬。
畢竟僅靠村委會經營，景區無法做大做強。從2001年起，金星村委會與旅游公司簽訂協議，委托對方經營，也就是承包。起初，這種模式成了村經濟的臺柱子，據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2月，金星村的巖泉寺和自來水廠兩家集體企業，每年可為村里帶來超過500萬元的純利潤。
隨之而來的就是村民的高福利。村中學校免除了學生的學雜費，還提供免費的早餐，免費發校服;每年向60歲以上的老人共發放生活補助費70多萬元;每位村民逢年過節均有過節費;春耕、秋收家家都有生產補助。所有村民都嘗到了寺廟承包的甜頭。
然而，巨大的經濟利益帶來的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社會效益。
對于湖南老板以720萬元獲得了巖泉寺的承包權一事，金星村村委會黨支部書記袁福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并未否認。袁福武坦言，因承包者交不起原定費用，后減免到三四百萬。“我們明令禁止他搞燒高香、抽簽等違法行為。合同有說明，如果投訴太多，我們還要懲罰他，甚至終止合同。”袁福武對于現在承包商只追求經濟利益，不顧及其廟宇保護的做法頗有微辭。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承包者的做法影響了巖泉寺的形象，合同馬上也將到期，是否續約已在考慮之中。
事實上，這個曾經的賺錢機器如今已然成為麻煩制造者。省市縣三級旅游部門對此也頗為頭疼。2011年10月1日，為迎接全國文明城市檢查，專門要求其停業整頓15天，但僅僅十天后，他便悄然迎客。
寺廟承包：多頭管理監管難
寺廟承包已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對于這一問題，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早在1994年10月19日就發布《關于制止亂建佛道教寺觀的通知》，明確規定，僧道人員不得為亂建的寺觀工程進行募捐、化緣活動;不得為其開光、剪彩;不得以任何方式搞“股份制”“中外合資”“租賃承包”寺觀等。
早在2000年，浙江省樂清市石帆鎮巖宕村五名村干部，就曾因將寺廟承包給私人分別受到撤職與警告處分。
長期關注寺廟承包的云南社科院研究員肖耀輝認為，寺廟承包反映出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正常的宗教生活已世俗化、功利化，在信教群眾中產生負面、消極的影響，同時也違反了中國的宗教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
管寺廟的，不是宗教部門
事實上，在中國大多數旅游風景區中，名剎古寺的管理機構并不是宗教部門，而是旅游局，宗教部門只能對廟宇內的宗教活動進行名義上的監管。
云南省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馬開能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歷史原因，不少寺廟的歸屬較為復雜，分屬于園林、文管、旅游等多個部門管理，有的甚至形成三四個單位共管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一旦景區寺廟與游客發生矛盾，就很難區分執法主體。
以昆明巖泉寺為例，它既歸宗教局管，又在旅游部門的管轄之內，但主權歸金星村委會所有。在實際執法中，兩個政府職能部門在界定上又存在困難。
宜良縣民族宗教局副局長馬興元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宗教部門只能負責檢查寺廟是否違反了宗教政策，巖泉寺中僅有一名55歲的和尚是登記注冊的合法僧人，其他都是承包者聘請的，“我們權力有限，只負責管理登記注冊的宗教教職人員。”
但在云南省旅游局執法總隊總隊長楊澄看來，因景區寺廟涉及到宗教部門，一旦宗教教職人員有違規行為，旅游部門也沒有辦法。然而，游客的投訴電話大都打到旅游局，后者只能再去協調其他部門共同解決糾紛。楊澄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就云南省景區而言，針對巖泉寺的投訴比較嚴重，特別是燒高香和解簽等方面的高收費。
事實上，在2009年6月，國家旅游局聯合五部委就公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全國宗教旅游場所燃香活動的意見》，明令禁止宗教旅游場所強拉或誘導游客花高價燒高香;2010年3月，國家旅游局、國家工商總局等六部門又聯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要求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要游覽內容的旅游景區，加強燃香活動專項治理和聯合檢查，嚴厲打擊強拉游客燒香許愿、騙取錢財等行為。
但在楊澄看來，旅游部門監管權力也很有限，必須多部門聯動，即便如此，也有許多整改的景點死灰復燃，“這涉及當地政府利益問題也考驗政府的決心”。
昆明市旅游局監察支隊支隊長付一民曾與宗教局領導找到巖泉寺的主管單位金星村委會。雖然對方態度鮮明的支持整改，但因涉及村中百姓的切身利益，規范整治遭遇到各種困難。2011年10月，宜良縣民族宗教局專門到巖泉寺開整改座談會，要求那位承包巖泉寺的湖南老板到宗教局說明情況，“直到現在他都沒有來。”馬興元說。
門票收入的分配
政出多門的另一個原因是門票收入的分配。每個部門都想從寺廟管理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往往互不讓步。
在云南省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馬開能看來，寺院應該是交由宗教界管理，但園林和旅游部門又代政府收取門票，而目前的境遇是，云南的各個旅游局、園林局都有自己直屬的寺廟，而作為寺廟管理部門的宗教局卻沒有。不過，他也承認，近些年旅游部門將部分收益交給宗教界，管理上的一些矛盾開始緩解。
在肖耀輝看來，近年來旅游活動帶動門票價格上漲，影響信教群眾燒香拜佛，而宗教界人士與寺廟管理部門在功德收入、宗教法事活動收入和其他宗教事務管理上也出現分歧，使寺廟承包問題日益嚴重。
馬開能一直反對“宗教搭臺，經濟唱戲”的做法。他說，宗教部門原來并不承認那些有明顯旅游性質的寺院，也不予登記。但是，這些宗教場所雖不被宗教界承認，香火卻越來越旺，反而使宗教部門很尷尬。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違法成本過低，對于寺廟承包者而言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宜良縣旅游和文化廣播電視體育局局長張紹云說，曾對村委會和承包方提出很多要求，但違規行為仍屢禁不止，按規定只能罰幾千元，多次警告和督促，對方均置若罔聞。
云南省社科院在早在2005年便出版了《2004-2005云南宗教情勢報告》，其中提到：當前宗教活動和宗教場所的世俗化、商業化趨向來勢較為兇猛，給人們的價值取向乃至宗教信仰和宗教事業造成明顯的危害。這份報告建議，雖然政府或相關部門插手制止并無充分的政策依據，但至少可以進行很多方面的監督或干預，比如物價部門可以干預燒香的售價;稅務部門可以令其照章納稅;與旅游部門合作經營，需要工商行政部門批準;經濟收支是否透明公正，審計部門可以進行必要的審計監督，等等。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員葉濤認為，在當今社會轉型期的大背景下，尋求文物保護、宗教儀式與旅游活動有機整合的現代管理模式，是擺在泰山以及其他類似景點管理部門面前的棘手課題，要做好這個課題，必須由政府領導部門牽頭，文物、宗教、旅游管理部門以及學術研究機構共同協作，在進行深入的調研、廣泛吸取國內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力爭摸索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管理模式。
馬開能則說，他并不是完全否認承包模式，寺廟需要走社會化道路。“景區的寺院容易生存，但對于大多寺廟而言連養活自己都很困難。這就需要依靠社會力量，但究竟這條路怎么走，還要嘗試著摸索。”馬開能說。
何處安頓信仰？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曾批評大陸景點觀光費用非常高，他舉了一個例子：所有寺廟都收費，而臺灣沒有一個寺廟要收費。對此，普陀山管委會副主任周開龍回應說，普陀山并沒有收40元的門票，自80年代對外開放后，每個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繕。
但是，這個解釋恐怕難以令人信服。宗教與所有其他社會組織不同，他們無一例外都希望爭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樣希望廣結善緣，普度眾生。所以，自古以來，寺院的興建和修繕，從來不靠收取門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來不缺這類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譽，如果需要修繕，那根本不愁資金。所以，普陀山各個寺院收5元香花券，雖然相對于那些動輒收取幾十元門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過，如果，看看誰在替普陀山解釋門票之事，大約就可以明白，普陀山為什么要收取門票。普陀山擁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門解釋的缺是普陀山管委會副主任，根據官方網站，這位副主任的工作則是“協助書記、主任負責旅游產業規劃、旅游行業管理、旅游營銷、節慶活動、文化等工作”。從該管員會官方網站相關報道可以看出，普陀山這個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個可以帶來巨大產業價值的旅游資源，而收取門票，恐怕就是實現這一產業價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業化、被產業化，是幾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廟堂觀的命運。九十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官員圍繞著經濟增長率展開了激烈的政績競爭，而發展旅游業被認為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捷徑。地方政府紛紛發掘和經營本地的文化資源，幾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場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變成了可用以發展旅游業的經濟性資源。
舉例來說，同為佛教寺廟的少林寺，其運營架構似乎與普陀山類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圍繞著少林寺，劃出了一個覆蓋面相當廣泛的“嵩山少林景區”，少林寺也被納入到景區管委會的管理之下。這個景區與少林寺，這個景區的政府及地方政府與少林寺院方之間，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關系。政府與寺院、佛事與商業之間的關系，顯得錯綜復雜。少林寺在與政府的政治關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層經濟關系。這種關系的總體結果是推動少林寺商業化，坊間甚至曾有過少林寺將要上市的傳說。
也正是基于純粹的經濟目的，地方政府對于修繕、重建寺廟、故居，有極高熱情。比如，媒體曾報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學大師朱熹誕辰880周年紀念日。這引得兩省四地———福建的尤溪縣、建陽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爭相以“朱熹故里”為名，傾注地區和省域之力，匯聚總量超過40億元的資本項目，準備大興土木，以作圣人“壽禮”。
然而，這絕非圣賢之幸，因為，在所有這些項目中，孔、朱這樣的圣賢，或者西門慶這樣的流氓，都被當成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績效的手段。這些帶著文化面目的建設項目，都是所謂的“文化搭臺、旅游唱戲”，或“招商引資唱戲”。圣賢不過是為政府旅游產業搭了一個臺子而已，主角卻根本不是圣賢。
同樣，在政府的產業化經營規劃中，寺廟、堂觀、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錢。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這樣的產業化安排，中國幾乎沒有不收取門票的景點。政府的產業化策略讓所有的景點，不論是自然的還是人文的，都喪失了公共性，都變成了封建化的領地，國民普遍的觀賞權被無情地剝奪。而地方政府在收錢的時候，一點也不難為情，因為，它像一個投資者那樣思考問題：既然我投資了這么多錢，我當然就得收回投資，并且賺取一定利潤，否則，我豈不是做了賠本買賣?
當然，在政府產業化戰略的擠壓下，各種文化遺產、自然遺產變質、敗壞了。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廟之類的宗教場所，變成了商業化場所。這對宗教、文化的侵蝕，是隱蔽但也是深刻的。當這類宗教、文化場所被劃入景區管理委員會，兩者之間就建立了一種經濟上的控制與被控制關系。而逐漸地，這類場所的性質似乎也會發生某種看不見的變化。
那么，蔣孝嚴的批評能否引來地方政府的良性反應?看起來比較難。至少普通山管委會并沒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不作根本調整，則那些為文化、自然遺產投資了一大筆錢、指望這些遺產帶來GDP和財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棄圈地收取門票的計劃。近兩年來，各級政府又都在強調擴大內需，則可以預料，收取門票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只會更多，而不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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