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醫療水平低下，人民健康狀況堪憂的國情，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探索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強調“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
毛澤東認為，發展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管理好全國人民的生老病死問題，是重大的政治任務，衛生工作“最大的缺點是政治少了。正因為政治少了，所以技術也管不好。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衛生部長的職位，“就是做領導工作、政治工作”。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通過發文件、寫社論、教方法等方式，切實加強黨對中醫工作的領導，及時糾正歧視中醫的社會現象和試圖“消滅”中醫的錯誤做法，部署和推動弘揚中醫的戰略決策，將中西醫結合上升到探索新中國醫學新道路的高度。
隨著黨的中醫政策的深入貫徹，中醫發展環境得到極大改善，基礎研究逐步夯實，臨床治療顯著擴大，社會形象大幅提升，以多種形式大踏步走向世界各國，贏得世界各國民眾的信賴。進入２１世紀以來，在抗擊“非典”、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中藥所發揮的顯著療效，證明了黨關于發展中醫事業決策的正確性，顯示了毛澤東關于中西醫結合思想的真理性。
一、消除歧視中醫的重重障礙，奠定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思想政策基礎
中醫與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傳統。近代以來，隨著西醫的傳入，中國社會一些民眾對中醫的信任開始動搖，中醫的發展不斷受到阻礙和限制。面對中醫的存廢之爭，毛澤東始終提倡中西醫團結合作，堅持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推進中國的醫學事業。然而，由于新中國建立前的一個時期中醫受到多方面歧視和壓制，致使新中國成立初期中醫事業的發展面臨重重阻力。針對醫療行政管理機構推進中醫發展的慢作為，毛澤東嚴厲地批評說，發展中醫“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毛澤東從社會層面消除對中醫的歧視、從行業層面消除對中醫的排斥、從管理層面消除對中醫的限制，進而樹立信賴中醫的社會心理、尊重中醫的職業道德和支持中醫的政策體系，在思想觀念、政策措施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構建起了推進新中國中醫事業健康發展的有利社會條件。
（一）消解社會歧視心理，樹立中醫是民族文化精華的新觀念
鴉片戰爭前后，作為近代西方先進科技組成部分的西醫，伴隨著貿易活動和傳教活動逐漸傳入中國，形成了傳統中醫與近代西醫并存的局面，但中醫的科學性遭到部分有影響的社會人士的不斷質疑，尤其是深受西方科學民主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對中醫普遍持否定態度。正如毛澤東所說：“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這部分人因其自身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對中醫的生存環境造成極大的危害，在新中國成立后較長時期內都沒有得到徹底消除，輕視中醫、否定中醫的現象仍然普遍存在。對此毛澤東給予了極其嚴厲的批評：“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看不起中國的東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遺產，這是極端卑鄙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心理在作怪。”毛澤東將否定中醫的社會心理歸結為“奴化思想”“資產階級的心理”，深刻地揭露了那個時期中國社會思潮的本質特征和惡劣作用。毛澤東站在文化文明發展的高度指出：對待中醫的態度問題，是如何對待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
近代以來中醫與西醫并行的局面，導致西醫醫生與中醫醫生相互對立。毛澤東認為，中醫醫生與西醫醫生“互相看不起”，是“宗派主義”的表現，強調要打破醫學界的“宗派主義”對立，倡導“中西醫要團結”。
早在２０世紀４０年代，毛澤東就提倡中醫醫生與西醫醫生的團結協作，并用當時流行的“統一戰線”這一政治術語，深刻地闡述了中醫醫生和西醫醫生的團結合作問題。無論中醫還是西醫，目的都是治病救人。能否治好病，既有兩種醫學的擅長技能問題，也有兩種醫生個人的水平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隨后，延安醫學界開展了中西醫互相學習的活動，幾乎所有的醫院都開設了中醫門診，中醫科也成為醫院的重要科室，排斥中醫的現象部分得到遏制。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解決大城市西醫醫生與中醫醫生相互對立的狀況，是消除行業排斥的重要任務。毛澤東認為，兩種醫生的團結問題沒有搞好，主要“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醫生心里總不服氣，看不起中醫。為扭轉中西醫醫生不團結的被動局面，推動新中國醫學事業的健康發展，毛澤東把中西醫結合確定為新中國衛生工作方針的“三大”方針之一。他為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針對中西醫結合方針貫徹落實不到位的問題，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上旬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相關匯報時，毛澤東強調：“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對中醫的團結要加強，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１日，毛澤東立足于“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的政策性問題，對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草案，作了多處重要修改。經毛澤東批準，發表于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５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指出：“西醫和中醫，只有緊密地團結起來，很好地合作，才能共同戰勝疾病這個敵人。”
（三）廢止限制政策規定，建立促進中醫事業發展的管理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除社會歧視心理、行業鄙視傳統外，妨礙中醫事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是具體管理制度及其政策規定與中西醫團結方針的精神不相符合，限制了中醫事業的發展。
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衛生部頒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實施細則、《關于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通知》《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等政策執行的結果，使得大多數的中醫醫生不能繼續合法行醫，中醫藥治療費用不能在公費醫療中報銷，堵塞了招收學徒培養傳承人的途徑。毛澤東對衛生部門的工作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責成其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務院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的報告》，闡明了黨的中醫政策，提出了改進中醫工作的要求。隨后，衛生部發出了《關于取消禁止中醫使用白紙處方規定的通知》，糾正了對中醫醫生行醫的過度限制；衛生部發布的《關于廢止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承認《中醫師暫行條例》與黨的中醫政策精神相違背，給中醫工作造成了嚴重損失。此后，各級衛生行政機關都積極吸收著名中醫參加衛生領導工作并設置了相應的中醫管理機構，全國各地普遍建立中醫醫院。
經過十年的思想爭論和政策糾偏，毛澤東更加堅定了中國醫學發展的中西醫結合道路。《認真貫徹黨的中醫政策》的社論全面闡述了黨的中醫政策，明確強調：“越來越多的事例，證實了中醫中藥在人民衛生事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繼續糾正輕視和排斥中醫中藥的錯誤觀點，仍是衛生部門當前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這為“中西醫結合”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
二、探索中醫科學化現代化規律，奠定黨領導中醫事業的科學理論基礎
毛澤東對新中國醫學事業發展規律的探索，進一步揭示了新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必須走中醫與西醫相結合的道路。毛澤東站在兩種醫學傳統各自特點、現代醫學發展趨勢、中國社會基本國情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西醫結合的文化融合、科學機理和社會條件，全面闡釋了中西醫結合的可行性，賦予黨領導中醫事業發展深厚的現代科學支撐。
（一）中醫和西醫各自擁有的優勢是中西醫結合的文化基礎
中醫、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傳統，有不同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特點，突出地體現了世界文明的東方流派和西方流派的獨特風格。毛澤東認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中醫學與西醫學的差別，鮮明地表現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尤其是東方科學與西方科學的差別。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對中醫和西醫的優劣有著深刻的認識：“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中醫與西醫各有其悠久的歷史，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獨立發展的產物，其中蘊含著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質，擁有各自的傳統優勢，是相互融合的科學文化基礎。
１．西醫的基礎是眼見為實的解剖實驗。西方醫學是在以還原論研究人體的生理現象與病理現象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是以解剖生理學、組織胚胎學和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作為基礎的醫學體系。還原論主張把高級運動形式還原為低級運動形式，用低級運動形式的規律代替高級運動形式的規律。還原論派生出來的方法論，就是對研究對象不斷地進行分析，恢復其最原始的狀態，最終落腳到基本粒子的運動。因此，西方醫學的根本方法是通過人體解剖實驗，將生命現象還原到分子狀態。
中醫的整體觀認為，還原論只能用于簡單事物，對于復雜事物的不斷分割，將切斷信息的聯系，導致事物的失真，事物的復雜性越高，失真的程度就越嚴重，得出的結論離真相就越遠。西醫重視人體局部解剖分解，卻忽視人體各器官的相互聯系，忽視人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在治療上往往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動輒使用手術切除的機械方法或滅殺人體組織的化學方法，其結果往往事與愿違。
毛澤東認為：“言實驗者專求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所謂“氣離”“失本”，就是偏離人體自身的整體性、人與自然的整體性這一影響人體健康的本質因素，孤立地研究個體的健康問題。因此，建立在西方科學之上的西方醫學的主要局限是忽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忽視了人體自身整體與局部的關系。
２．中醫的基礎是難以捉摸的氣脈觀察。中醫學是在以整體觀思想來研究人體的生理現象與疾病斗爭的過程中所發展起來的醫學體系。與西醫學遵循的原子論世界觀不同，中醫的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觀，認為健康與疾病不僅與人體各部分密切相關，而且與個體的精神心理因素密切相關，更為重要的是與周圍環境密切相關，即與所謂“天”密切相關。
毛澤東認為：“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這個整體觀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一個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疾病的外因是人與自然矛盾激化的表現。在評價清代名醫葉天士用梧桐落葉做藥引時，毛澤東指出：其實，正是從葉天士取秋天的梧桐葉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醫懂得人的疾病受自然環境影響，葉天士把人體的病變和氣候、環境聯系起來是很高明的，這種認識即使在科學發達的今天，也是很先進的。就整體與局部的關系而言，疾病的內因是氣脈不平衡引起的整體管理失控。
毛澤東用“中言氣脈”四個字凝練概括出中醫的特點。“氣”是中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的重要概念。“脈”是人體內具有運行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感應傳導、調節平衡等作用的一個網絡狀巨系統，一個有機整體。氣脈超出了對病人的生理狀況的關注，而注意到病人的心理狀態和思維方式，并將它們也看作整個人體健康的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把正心看得比外在的藥物和針灸治療更加重要和根本。
３．正確認識中醫和西醫的優勢互補。西醫是近代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時代的先進性。毛澤東說：“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西醫說大腦、小腦、細胞、細菌是科學的。什么是科學？有系統的、正確的知識，這才是科學。”從效果上來看，“剖肚子，割闌尾，吃阿司匹靈”的“西醫的確可以替人治好病”。盡管“西醫也有不合理的部分”要批判，但是，必須正確認識西醫的科學性和先進性。中醫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生產生活實踐中與疾病作斗爭的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為中華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毛澤東自豪地說：“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誠然，作為在農業和手工業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中醫，囿于時代發展的局限，以當代的科技發展程度審視必然是“精華與糟粕”摻雜，因此，必須剔除“中醫的金、木、水、火、土”等某些“不合理的”元素，同時要吸取中醫的“精華”，使中醫科學化和現代化。總體上來看，中醫有自己的一整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確實能夠治療不少疾病，其科學性經受住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長期實踐反復檢驗。毛澤東認同這樣的判斷：“中醫有很大的數量，他們掌握著我國幾千年來積累下來的醫藥科學知識和治病經驗，能治好很多疾病，包括一些用西醫方法療效較差的疾病。”
（二）中醫科學化就是要以現代科學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規律
作為東西方文明代表的中醫與西醫，有著自己獨特的科學傳統和科學闡釋體系，中醫的基礎理論至今無法用西方科學術語解釋清楚，相互闡釋的科學探索道路還十分漫長。毛澤東認為，從中醫和西醫治病救人的共同目標來說，目前還不能用現代科學來解釋中醫的原因，主要是中醫還“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善于從辯證唯物主義的高度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功范例推及中國醫學發展道路。
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４日，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毛澤東從理論上闡明了“中西醫結合”的道理，重申了“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發展中國醫學的新途徑。毛澤東認為，學習外國文化，目的是改進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文化。“就醫學來說，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具體來講，就是要把中醫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要用細菌學、生物化學、解剖學、病理學來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走中醫科學化的道路。讓掌握了西方先進科學知識的西醫醫生學習中醫，目的是用外國先進科學原理研究中國傳統醫學，這是中醫科學化的現實路徑。“如果先學了西醫，先學了解剖學、藥物學等等，再來研究中醫、中藥，是可以快一點把中國的東西搞好的。”所謂中醫科學化，就是應用現代科學方法、技術和成果，以中醫學所揭示的生命的整體性、過程性為研究對象，使中醫學對生命、疾病的認識以及診療水平達到現代科學水平的實踐過程。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青蒿素的發現挽救了數百萬瘧疾患者的生命，成為中醫藥科學化的典范，被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給世界各國應用。參與青蒿素研制的５００多名科學家，嚴格按照西方新藥研制的科學程序和方法，３年間篩選了４萬多種抗瘧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藥，經過近２００次科學實驗最終獲得成功，這是在毛澤東中醫科學化思想指導下中國醫學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式成果。同時，毛澤東認為，中醫傳統浩瀚無窮，中西醫結合的科學探索漫長艱辛，“不要對于中醫治療辦法中暫時還不能作出科學解釋的部分輕易加以否定”。
（三）西醫中國化就是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新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是中醫與西醫相互結合、相互促進的雙向過程，一方面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西醫能夠推動中醫現代化，實現中醫科學化；另一方面，歷史悠久的中醫傳統能夠成為現代醫學發展的沃土，實現西醫的中國化。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毛澤東閱讀完時任衛生部婦幼衛生司副司長針灸專家朱璉的著作《新針灸學》后，公開表達贊同作者關于現代醫學理論與中國傳統針灸關系的觀點。不久以后，在同朱璉交談時，毛澤東說：“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毛澤東用巴甫洛夫的神經學對中國傳統針灸的生動解釋，深刻地詮釋了中醫科學化和西醫中國化的新中國醫學發展道路。要實現中醫的科學化，首先必須要使西醫中國化，也就是說，西醫要尊重中醫，相信中醫，研究中醫。西醫中國化，強調西醫在中國的發展要正視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醫傳統。“要重視中國的東西，否則很多研究就沒有對象了”，西醫“要中國化，要學到一套以后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
對于毛澤東提出的“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中西醫結合”思想，醫療界有贊成者，有懷疑者，也有反對者，更多的是對其提法的字面含義的不同理解。對此，周恩來曾經專題闡述了對“中西醫結合”的某些提法的理解問題。
周恩來指出：“我們應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不應從名詞方面解決問題。‘中醫科學化’和‘西醫中國化’的提法適當不適當，看它對中國實際的影響如何來決定。……提出‘中醫科學化’和‘西醫中國化’的口號，目的在于喚起大家的注意，在于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僅從字面上講，是會找出毛病的。……所謂‘西醫中國化’，就是要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外來的東西，必須要適合中國的土壤，才能發展。”只有將西方醫學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即實行西醫中國化，西方醫學在中國才有研究對象，才有持續發展的中國土壤。
三、探索新中國醫學發展現實路徑，奠定黨領導中國醫學事業的實踐基礎
中西醫結合，不僅要解決思想觀念、科學原理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要解決具體路徑問題。毛澤東強調，要通過科學研究、人才培養、成果推廣等工作，找到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現實路徑。
（一）把加強中醫研究作為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前提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整理中醫典籍，研究中醫理論，總結臨床經驗，是中醫科學化的前提，是中西醫結合的基礎。毛澤東認為，促進中西醫結合，必須建立專門的中醫研究機構，通過挖掘、整理和發掘中醫傳統經驗，把要研究的對象搞清楚。
毛澤東指出：“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針對衛生部對建立中醫研究機構、整理中醫中藥典籍重視不夠的狀況，毛澤東批評說，整理豐富的中國醫學經驗這項工作之所以難做，“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整理中醫寶庫長期“沒有具體行動”，“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成立了由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研究院”，毛澤東親自接見了第一任院長魯之俊。中醫研究院成立后，組織專家整理中醫典籍、編寫中醫教材，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同時，衛生部還組織高等中醫學院編寫中醫教材，向全國就中醫古籍整理進行課題招標，支持出版古代醫學著作。毛澤東關于加強中醫整理研究指示的落實，為中西醫結合提供了知識儲備和人才儲備。按照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傳統醫學規律、發展中國新醫學的思路，毛澤東強調，整理中醫中藥典籍，不僅要有著名的中醫醫生參加，而且要有西醫醫生參加。要發揮西醫的主導作用，西醫醫生如果能夠主動研究中醫，“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貫徹落實毛澤東關于西醫參加中醫典籍整理和用現代科學方法發掘中醫寶庫的思想，１９５６年制定的“１２年科技發展規劃”將“總結和發揚中醫的理論和經驗”作為國家層面的科研任務，提出了以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理論、以化學分析方法研究中藥、以現代科學原理研究針灸療法的作用原理等不同形式的中醫中藥科學化現代化路徑。
（二）把培養具有兩套本領的醫生作為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關鍵
實現中西醫結合，關鍵是醫生要同時具備西醫知識與中醫知識，即要“具有兩套本領”。毛澤東強調：“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西醫學習中醫，關鍵是西醫醫生和西醫學生要轉變思想作風，尊重中醫。只有尊重中醫，“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
１９５５年底，中醫研究院舉辦了中國首期西醫醫生學習中醫的“中醫研究班”，７０多名學員包括西醫主治醫生、高級住院醫生以及部分高等醫學院校畢業生，計劃脫產學習兩年中醫。中醫研究班首開西醫學習中醫的先河，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稱贊。１９５８年１０月，毛澤東在審閱衛生部黨組《關于組織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總結報告》后，親自給楊尚昆寫信，對進一步發展中西醫結合事業提出了具體意見。從１９５８年開始，由各省市自治區負責舉辦為期兩年７０－８０人規模的西醫離職學習班。毛澤東希望通過２至３年的時間，培養２０００名左右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能夠出幾名高明的理論家更好。在毛澤東的大力推動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共培訓４０００余名“西學中”醫生，在職學習中醫的西醫醫生更是數以萬計，涌現出了一批享譽中外的中西醫結合專家。
５０年后，毛澤東“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的預言得到了證實。２０１５年諾貝爾生理學獎和醫學獎的獲得者中國女科學家屠呦呦就曾在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之間參加為期兩年半的中醫培訓班，是毛澤東提倡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的學員。
（三）把臨床教學推廣結合作為中醫科學化西醫中國化的環節
中西醫結合的環節比較多，不僅要重視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而且還要重視臨床、教學、推廣等環節的結合，也就是毛澤東概括的“中醫要進大醫院，中醫要進醫科大學，中醫還要出國”。在臨床治療中搞好結合，在醫學教育中實施結合，在宣傳推廣中擴大結合。
1.推進中西醫的臨床治療結合。中醫是臨床實踐醫學，評判中醫理論是否科學，最終應當看臨床療效。毛澤東認為，對中醫的“湯頭”即中醫藥方，“不能單從化學上研究，要與臨床上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提高中醫”。
毛澤東領導創建的井岡山紅軍醫院是中西醫“治療中結合”的開拓者，所設中醫科聘請了多名當時有經驗的中醫師，并根據毛澤東的要求，醫院組織戰士采集中草藥制成丸劑、水劑和敷料甚至改成西藥劑型，使傳統中藥劑型在根據地獲得了新生。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匯報紅軍醫院用中西兩法治療的良好效果，“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維持和加強“中西兩法治療”的臨床實踐。毛澤東倡導的“中西醫兩法治療”初步實踐，為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臨床應用的最初基礎。
新中國成立初期，落實毛澤東關于中醫要進大醫院的要求，一個醫院要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通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各醫院有計劃地請中醫到醫院看病和會診，吸收中醫醫生參加醫院工作；允許住院病人使用中藥；中草藥同化學藥劑的結合。為落實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澤東關于“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在全國采取了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培訓赤腳醫生，僅僅幾年時間赤腳醫生就超過一百萬人，幾乎超過城市醫生的數量。雖然赤腳醫生主要使用的醫療手段是中醫，但他們同時也會使用一些簡單的西藥。由于他們主要活躍在廣大的農村，可以說他們是中西醫臨床結合最廣泛的踐行者。
2.推進醫學教育層面的中西醫結合。主要措施是將中醫教育納入國家學歷教育體系。
１９５６年，國家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籌備建立了４所中醫學院，計劃每所學院招收六年制中醫學生２４００人。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全國各中醫學院累計培養了５６００余名中醫人才。同時，承認“師承教育”的合法性。中醫藥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極強的學科，師承是中醫傳承和發展的重要方式。１９５６年４月衛生部頒發了《關于開展中醫帶徒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政府支持和鼓勵中醫師承教育。１９５８年２月衛生部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通過師帶徒或配備助手跟老中醫學習的辦法，抓緊繼承老中醫學術經驗。１９５９年開始，強調公辦高等師承教育，中醫學院采取“帶徒弟”的方式開展教學活動。截至１９６５年，全國各地通過“師承教育”方式共培養中醫學徒５．９萬余名。
3.向西方國家推廣中西醫結合。中醫走出國門，激發國外西醫醫生研究中醫的興趣，向西方發達國家推廣中西醫結合，突破方向是針灸。毛澤東說：“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用它。”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推動針灸走出國門有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支持翻譯出版針灸學術著作。朱璉探尋針灸治病強身的科學原理，率先提出神經學說理論，并于１９５１年首次出版《新針灸學》。毛澤東對此給予了很高評價，并支持有關部門將朱璉的《新針灸學》翻譯成朝鮮文、俄文、越南文等文字在相應的國家出版發行。二是向西方發達國家宣傳針刺麻醉技術。針刺麻醉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西醫結合的典范，神經科學專家、心理學家等多名西醫專家參與針刺麻醉機理研究，處于世界先進水平，毛澤東明確表示應該鼓勵。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總統訪華期間，由３０多名美國官員和媒體記者組成的代表團在上海訪問期間現場觀摩了針刺麻醉下肺切除手術。中國向尼克松贈送的禮品中，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國針刺麻醉》。尼克松訪問回國后，針刺麻醉引發了美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引發了西方醫學界對針灸的濃厚興趣。１９９７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確認了針灸的鎮痛作用，標志著針灸得到美國官方認可。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醫機構，中醫中藥正快步走進世界各國，證實了毛澤東中醫能夠為世界人民作貢獻的預言。中國抗擊百年來全球最嚴重的傳染病新冠疫情的斗爭證明，中西醫結合是中國應對疫情的有效之舉。“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黨中央統攬全局、果斷決策，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事。……堅持中西醫結合，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最大程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再次學習毛澤東關于中西醫結合的思想觀點、工作思路、政策措施，有利于促進中醫與西醫的相互借鑒、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造福中華民族、造福全人類。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