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西醫藥不但占據了中國醫療市場的主體地位，而且管理著中醫藥，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著、阻礙著中醫藥的發展。這就是我國醫療體制與醫療市場的基本狀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國內中醫藥在西醫和西醫思維的所謂“科學”管理之下，一直處于苦苦掙扎之中。
我國中醫界當然需要繼續學習借鑒西方的醫學理論和醫療方法，但絕不可以全盤西化，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醫學勢在必行。有數據顯示，美國2018年的醫療費用是3.6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24.84萬億，占美國GDP的近18％，保障3.27億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78.7歲。我國2018年的醫療費用是5.8萬億人民幣，占GDP百分比為6.4%，保障13.95億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7歲，這說明我國即使還沒有發揮好中醫藥作用，但是中西醫有限結合的醫藥衛生體系，仍然用較低的成本取得了不亞于西方醫藥的收效。中醫藥對于這個結果具有顯而易見的貢獻。但西醫在我國臨床治療中依然占主導地位，中醫藥無論是執業醫生數量、醫療機構數量，還是中成藥獲批數量，都無法與西醫相提并論。而且，迄今為止，我國醫藥監管部門仍套用西醫藥標準評價中醫藥、進行中藥鑒定和藥品注冊。
關于藥品審批。據國家食藥監總局公布的《2017年度藥品審評報告》顯示，總局批準上市的藥品共394個，其中390個，中藥只有4個。2012-2018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準的三類以上（包括三類）西藥新藥數量依次為87、116、100、77、76、100、112個，而2012-2018年批準的專利中藥數量依次為16、14、9、6、0、1、3個。與西藥相比，我國中藥新藥審批艱難而緩慢，中藥新藥獲得審批的可能性極低，中藥新藥注冊數和審批數均屢創新低。這是很不正常的情況，是西醫和西醫思維壟斷我國醫療體制的結果。
這種局面必須加以改變。而改變這一局面的主要舉措，就是全面而切實地落實中央發布的關于發展中醫藥的一系列文件。2018年4月16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第一批100個古典名方，如果藥企按照這些明方生產中藥復方制劑，在申請藥品批準文號時，可以僅提供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免報藥效研究及臨床試驗資料。這是為中藥松綁的一個舉措。但這項措施僅限于古典名方，對創新中成藥還沒有具體的支持政策。2021年1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快中醫藥特色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優化具有人用經驗的中藥新藥審評審批，對符合條件的中藥創新藥、中藥改良型新藥、古代經典明方、同名同方藥等，研究依法依規實施豁免非臨床安全性研究及部分臨床試驗的管理機制”。這表明，在中藥的審評審批程序上，國家政策正在簡化，關鍵在于后續的落實，以便真正打開中成藥上市的綠色通道。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藥的審批依然較難，一是審批程序依然較慢；二是藥品種類限制太嚴。比如，食字號中藥僅限于100味左右，一些食字號中藥能夠在美國生產，卻無法在國內生產。再如，中醫謝文緯度先生與美國NSP自然陽光公司合作生產的VS-C抗病毒中成藥，按食物補充劑在美國FDA備案后，生產30余年至今，已成為美國最暢銷的抗疫草藥產品。謝先生回國后，多次試圖引進該產品在國內生產，但始終未能成功。我國作為中醫的祖國，實行了全世界對中藥最嚴厲最苛刻的限制政策。由于這個原因，全球中成藥市場的95%被日、韓、德、美所占領，其中日韓占80%以上。日韓之所以能夠做到這個程度，主因在于它們對中成藥的審批政策很開明，對中國的經典名方大開綠燈，無須做臨床試驗，藥廠可直接生產。日本早在1976年就無條件生產了200多個漢方，并進入醫保。韓國對待漢方藥的政策與日本相似。解決這個問題，我國可以學習日韓，藥監部門只負責安全標準的監管，而無須為每一種中成藥的療效負責。在審批便利化方面，需制定具體的落實措施。筆者建議，將中成藥的審批權限單列出來，或放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關于中藥的使用。在用藥方面，中藥也受制于不合理的西醫思維。比如，在大多數省市，晚期癌癥患者如接受中醫藥治療，不能享受95%的報銷比例，且門診全年的額度限于2萬元，這一不合理政策應予糾正。中藥具有廣譜抗癌的特點，如平消片是已故老中醫賈堃先生無償捐獻給國家的中成藥配方，對于上百種癌前病變都有效，但西醫管理者按照自己的思維對中藥進行分類，只允許平消片用于肝癌的治療，超出規定則醫保拒付，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實踐證明，必須用中醫思維才能管好中藥，用好中藥。
當然，中醫藥發展不順的情況，也不可以全部責怪出身西醫的官員。在兩個迥然不同醫療體系之中，讓一個管理另一個，讓西醫管理中醫，以局部思維管理整體思維，那么西醫必然會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來自西方醫學的思維和觀念來實施管理。這樣一來，一系列的問題就必然發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除了現有醫療領導機構的負責人應當樹立中醫思維之外，根本的辦法就是改革醫療領導機構。
為此，筆者建議：
第一步，提升各級中醫藥管理局的地位與權限，使之與衛健委平行，賦予其獨立的藥品審批權和醫療行政權，直接推動中醫藥事業發展；
第二步，再將兩者合并，恢復衛健委，大幅度增加中醫出身的官員比例，并由他們擔任主要領導職責。
這是排除中醫藥發展障礙、改變“中醫在野，西醫當權”和“以術馭道”的不正常局面的關鍵舉措。
中央對于推動中醫藥發展，已經出臺了多個文件，但至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是未及落實、無暇落實，還是故意拖延不落實，筆者不得而知。全國各地的中醫紛紛給筆者來信或來電，反映他們遭遇的種種困境。希望這種局面能夠盡快改觀，全面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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