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幾家媒體報道了哈佛大學一篇有關“針灸”的研究論文登上頂級學術刊物Nature雜志的消息。
論文通訊作者馬秋富是哈佛大學神經生物學教授,1987年本科畢業于復旦大學,后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獲得博士學位,現供職于哈佛大學醫學院。目前,他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希望為針灸提供現代神經生物學理論依據。
馬秋富教授
馬秋富團隊的研究人員發現,在患有膿毒血癥的小鼠身上找到其后肢“足三里”穴位(ST36)并對其進行了電刺激,會激活一組表達Prokr2蛋白的感覺神經元,驅動迷走神經-腎上腺通路,使身體釋放抗炎物質,有效降低患有膿毒血癥小鼠的死亡率。這類Prokr神經元的神經纖維有特定的分布區域,刺激天樞穴(ST25)則沒有這樣的效果。
Nature的評論文章則指出,此番馬秋富團隊的研究,“首次提供了一種神經元分子標記,針對其設計特定的刺激方法,可以調節身體機能”。
這種對特定“穴位”進行微弱的電刺激的治療方法,類似于中醫里的針灸。事實上,毛澤東時代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已經五六十年代逐步研制出了電子針灸治療儀,并在臨床廣泛應用。
馬秋富團隊的研究成果無疑從神經解剖學的角度解釋了“穴位”的選擇性和特異性。當然,更值得中醫工作者欣慰的不僅僅是來自現代生物學的“認可”,這些發現實際上可以為優化生物電刺激的參數鋪平道路,以驅動不同的自主神經通路來治療特定疾病,對中醫針灸療法的進一步前進也提供了很大助力。
無獨有偶,202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10月4日揭曉,美國科學家大衛·朱利葉斯(David Julius)與阿德姆·帕塔普蒂安(Ardem Patapoutian)共同獲得,以表彰他們在發現溫度感受器-辣椒素受體通道TRPV1、觸覺感受器-機械敏感離子通道Piezo所作的貢獻。
這兩位西方科學家的研究,同樣與中醫有著不解之緣。
TRPV1通道是TRP(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通道超家族的一員。TRP通道研究的先行者是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朱曦教授,1984年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本科畢業,1991年于美國休斯頓大學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其后在美國貝勒醫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朱曦教授首次克隆了哺乳動物的TRP通道,并對多種TRP通道生理機能和調節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
朱曦教授
1997年,David Julius在朱曦教授研究的基礎上克隆了TRPV1。
2014年,北京中醫藥大學楊楨教授首先翻譯并使用了“熱敏通道”(thermosensitive TRP ion channels)一詞,將TRP通道理論與中醫藥理論相結合,與David Julius進行了交流并從其實驗室獲取了TRPV1、TRPA1的質粒,基于此進行了近10年的不懈研究。
楊楨教授與David Julius合影
2016年楊楨教授發表了論文《熱敏通道與辛味中藥的解表原理》,應用TRP通道理論對辛味藥解表原理進行闡釋,朱曦教授對該論文進行了全文修改。
熱敏通道TRPV1闡釋了中醫辛溫解表法的內涵,揭示了辛味藥藥效作用機制,從現代醫學和生物學的角度證明了中醫藥理論的正確性,更有效地指導了辛味中藥解表散寒的臨床應用。
中醫認為大量的食物有“寒熱”之分,這個“寒熱”是屬性,不是物理學上的溫度,這是以往的西醫不予認可的。
例如,物理學常識告訴我們,室溫下充分暴露的任何物體,溫度都是室溫。鐵摸起來是涼的,不過是因為它傳熱快而已,不是它本身是涼的。
又如此次諾獎獲得者的研究,在皮膚一區涂抹辣椒素,結果在這一區局部溫度升高,同時人會感覺辣痛。而溫度計直接在辣椒上測不出來,是通過人體反應后發熱的。
更加復雜的如,中醫認為生姜曬干了作用就不一樣了:生姜的作用是發汗解表,溫中止嘔,溫肺止咳;干姜的作用是溫中散寒,回陽救逆,溫肺化飲。
這種說法在以往那些固執己見的西醫看來是匪夷所思、沒有任何“科學”道理的,但中醫的確是在大量的實踐過程中發現了這一結論。楊幀教授從熱敏通道的方面來解釋,為中醫的“寒熱辯證”提供了現代生物學和醫學方面的佐證。
食物的寒熱屬性是通過人體的熱敏通道傳導的,寒熱感覺是通過熱敏通道實現的,這是人體最有名的兩個熱敏通道。寒通道激活引起寒痛,熱通道激活引起熱痛,與生理接近的通道激活,人就感覺非常舒服。
通過楊幀教授的研究,熱敏通道TRPV1闡釋了中醫辛溫解表法的內涵,揭示了辛味藥藥效作用機制,證明了中醫藥理論的正確性,更有效地指導了辛味中藥解表散寒的臨床應用。
這同樣是現代醫學對中醫的逆推證明,并幫助中醫繼續向前發展的典型事跡。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指出:中醫的診療手段是以往的某些現代西方醫學工作者不予認可的,但實踐上又是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就是“中醫是一門實踐的科學”。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發展到今天,然而人類對于微觀世界和宏觀世界的認識仍然還有很多盲區,即便是對人類自身身體的認知。抱著對人類“能力邊界”最起碼的謙虛,西醫工作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和資本盲目地否定中醫。
中醫的整體論思想不僅沒有過時,反而一直是領先的,這是毛主席號召“西醫學習中醫”的一個重要原因;無論西方輿論是否承認,從國際醫學發展趨勢看,西方醫學也在開始走整體醫學的路線。同樣地,現代中醫的傳承和發展,當然也不應該排斥對現代物理、化學、生物技術的運用,畢竟中醫的分科思想和實踐就是技術發展的產物,沒有什么東西是一成不變的。
事實證明,這樣的趨勢已經在一步步變成現實。
不僅僅是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1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了三位美國科學家Jeffrey C. Hall, Michael Rosbash和Michael W. Young,獲獎理由是“發現了調控晝夜節律的分子機制”。
三位美國科學家至今才發現生物晝夜節律機制,而兩千年的中醫已經發現了這樣的事實。如《黃帝內經•靈樞》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又如《素問·生氣通天論》說:“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又如《素問·藏氣法時論》說:“肝病者,平旦慧,下哺甚,夜半靜。”“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脾病者,日膚慧,日出甚,下哺靜。”“肺病者,下哺慧,日中甚,夜半靜。”“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哺靜”……
《黃帝內經》中有很多關于人體時間節律闡述,遠遠超出此次諾獎項目結論的認知。如果國內科學家選擇研究驗證,肯定可以做出更大成就!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了201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就是很好的證明。
屠呦呦獲獎的理由是“有關瘧疾新療法的發現”,這與毛澤東時代對中醫藥的高度重視是密不可分的。
2015年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時,與國內主流媒體在報道該事件時極力回避毛澤東時代和毛主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BBC這個資本主義的媒體卻忠實地還原了中國上馬抗瘧項目的歷史過程,出現了毛澤東主席在1967年指示研發抗瘧藥物的鏡頭。
而屠呦呦在瑞典卡羅琳醫學院領獎時,以《青蒿素——中醫藥給世界的一份禮物》為題發表了一篇質樸、感人的演講,忠實地講述了青蒿素的科研成果及過程,并介紹了中國的科研團隊整個集體在青蒿素研制中的貢獻,以及中國傳統的中醫藥寶藏。
屠呦呦還在全世界媒體面前引用了毛主席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10月14日,第九屆中華人口獎頒獎大會在北京召開,該獎項表彰和獎勵為我國人口和衛生健康事業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社會各界人士,其中常設獎項“榮譽獎”頒給了“中醫人”劉維忠。劉維忠在擔任甘肅省衛生廳廳長期間,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在財政并不寬裕的甘肅有效地解決了基層百姓看病難的問題。
這是國家對中醫工作者以及中醫藥事業的又一次肯定,但僅如此還遠遠不夠,網上那些謾罵、詆毀劉維忠的言論還少嗎?
在過去近兩年時間的抗疫戰斗中,中醫人以自己的實踐行動證明了中醫藥的巨大價值:對于病毒,中醫藥不僅能治,而且能防!2003年,國醫大師鄧鐵濤參與非典救治,同樣實現了“四個零”的輝煌戰績:即患者的零死亡、零轉院、零后遺癥以及醫護人員的零感染。2020年的武漢,中醫院士張伯禮“坐鎮”的江夏方艙醫院,患者通過服用中藥、打太極、按摩、針灸等中醫療法的救治,實現了“三個零”:即患者零轉重癥、零復陽,醫護人員零感染。成都、廣州、南京、鄭州等地突防后,局部均采用大鍋藥中藥漫灌的方式,有效地遏制了病毒的傳播。
不僅僅是武漢攻堅戰,在后來的歷次“突防”發生后,國醫大師鄧鐵濤的弟子“德叔”先后九次出征,中醫藥才堪稱真正的抗疫防疫的中流砥柱。
然而,明明是“護國護民神器”的中醫藥,卻僅僅扮演著救火隊員甚至是一塊“抹布”的角色,出了狀況,才想到它、才重視它;用完就甩在一邊,武漢之后,有關中醫抗疫成績的新聞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去廣泛地報道、宣傳;媒體大量聚焦的就是所謂的特效藥、疫苗。
這背后的原因不難分析。
一副清肺排毒湯治療下來的醫藥成本才一百多元;而西醫一個療程的人均成本卻為1.7萬,這還是后來中醫在武漢全面介入之后拉下來的,重癥的人均成本更是達到驚人的15萬;現在力推的疫苗僅兩針的人均成本就在200元以上,完成全面接種需要三千億,更別說后面無休止的“加強針”;至于現在媒體鼓吹的單克隆抗體中和抗體“特效藥”,是否真正“特效”且不說,僅抗體藥物單日采購成本就達8000元,一個療程下來總成本又是十幾甚至幾十萬。
盡管這些錢主要都是醫療基金支付的,但醫保基金那也是老百姓的社保繳存和新農合繳存湊出來的,根本而言還是老百姓的錢啊。醫藥資本倒是在這個過程中賺的盤滿缽滿了。
這恐怕才是媒體壓制對中醫藥的宣傳,資本實力雇傭水軍在各大社交媒體大肆抹黑、詆毀中醫藥的根本原因。
盡管諾貝爾獎在人文社科領域的文學獎、經濟學獎早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進行意識形態戰爭的工具,但諾貝爾獎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權威性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諾獎連續“致敬”中醫藥,針灸登上頂級刊物Nature雜志,這些現象無一不在證明毛主席的論斷——“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中醫的整體論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已經和正在成為現代醫學發展的方向和大勢所趨。
1955年4月15日,毛主席針對中醫講了這樣一段話:
“針灸是中醫里面的精華之精華,要好好地推廣、研究,它將來的前途很廣。有些同志堅持努力,是有成績的,也證實了中醫政策的提出是正確的。中國醫學的經驗是很豐富的,它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這項工作是難做的,首先是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
為了中國人民的健康,為了中醫藥事業的振興和發展,為了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彎道超車,就該拿出毛主席的氣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并為此不惜先后撤掉王斌、賀誠兩位阻撓中醫發展衛生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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