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瘟疫大考中反思中醫現代史：
飲中醫之水，思中醫之源——易經*
鄧宏海
去年11月以來一直席卷全球的新冠瘟疫，不僅是近百年大變局中最全球化、最猛烈、最兇險、最慘重、影響最深遠的危機，而且是地球進化史上對人類威脅最大的危機， 就像當年恐龍遭絕滅前夕的那次地球危機那樣，這次地球危機一下子把人類逼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從?朝何種方向進化?將決定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全人類要避免恐龍那樣的厄運，就只有實事求是地認識到這次地球危機的實質、原因和趨勢及其應對良策。既然這次危機在人類進化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要認真認識這次危機，就只有從人類進化史、人類認識進化史、人類文明起源和進化史的大視野來探索和把握它。為此,本文就來用這方面的知識談談百多年來一直困擾中國人的一個問題：中醫是否科學？
一．中醫在今年抗疫大考中的超科學效果
中醫是否科學這個大難題，終于迎來了讓世人得到答案的好機會。這次全球大流行的冠狀瘟疫，是對世界各國現存文明及其醫療保健學術的空前大考。以易經為總根的中華文明和中醫，繼歷經磨難戰勝無數次瘟疫之后，這次又以其獨特優勢開始贏得了考驗，中國大陸抗擊疫情于全球最先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中，立下頭功的中醫以高達90%以上的總有效率(余紅艷2020)和“三藥三方”的清肺排毒湯以高達97%的有效率率先成為當之無愧的特效藥(仝小林 2020)，登上了世界之冠的寶座;而美國最先進的西醫以迄今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記錄，在生物制藥、疫苗研發、老藥新用等等都遲遲無法救場的情況下敗下陣來。中西醫藥的臨床對比試驗表明：中藥湯劑組死亡率3.1%(15/484)，非中藥湯劑組死亡率31%(56/178)，兩者相差高達10倍(仝小林2020)。若是對比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醫院的研究數據，那兩者相差更大，達到13.3倍（Mehra, et al.2020)。中醫竟然有如此遠超當今最發達的美國醫學科技的療效，不僅令世界各國人士對中醫刮目相看而寄之以重望，也使很多華人、包括一些原來認為“中醫不科學”的華人恍然發現：大災大難大疫關鍵時，還是祖宗留下來的易經及以其為基礎的中醫起到保駕護航的作用。
讓這些相信“中醫不科學”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明明中醫無法用科學解釋，可它的療效竟然同西醫一起得到了事實的驗證!明明中醫不合科學規范，可它的療效竟然遠超科學!一直以來，他們獨尊科學，把科學看成是唯一正確而有效的知識、是認識真理的唯一方式;他們總以為西方尤其是美國擁有全球最發達的醫療科技，人均醫療資源也排在世界前列，肯定不會有多少病人，哪怕有，也能很快治好。哪曉得近半年世界形勢的進展竟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他們怎么也想不通,他們無限崇拜科學的信仰，竟然在這次全人類同新冠病毒的生死搏斗中失去了靈驗!就像當年美國的軍政領袖們不得不在失敗的事實面前, 承認抗美援朝戰爭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那樣，目前連美國紐約時報資深報人在內的迷信美國科學的人們，在美國正在輸掉“抗病毒競賽”的事實面前(Erlanger, 2020)，也不得不承認中醫抗疫的勝利打破了“科學是唯一正確而有效知識”的神話。
更令這些相信“中醫不科學”的人想不通的是，自從西方科學進入中國以來，“中醫不科學”便成為科學主義在中國掀起一波波熱潮的標志性口號，一直順風順水了百
多年;以“中醫不科學”罪名屢屢發起的廢除中醫的運動，反復大造“中醫不科學”的輿論，歷代社會精英制定和采用科學化中醫的政策和行政，早把中醫折騰到了被“取消”的窘境，經百多年來的歧視和摧殘，中醫本已元氣大傷、支離破粹，怎么它這次還能以殘缺不全之身，戰勝世界尖端科技設備全副武裝的美國生物醫學?也像抗美援朝戰爭以缺吃少穿、裝備劣勢的一支窮人的隊伍，同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及其領導的17國組成的聯合國軍作戰,并能最終戰而勝之，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以弱勝強、揚眉吐氣的對外反侵略戰爭一樣，這次殘弱的中醫戰勝優勢裝備的美國西醫，再次驗證了毛主席說的：“他們憑著鋼鐵多，憑裝備優勢，貌似強大，內里空虛。鋼鐵多，氣不足。我們憑指戰員的智慧和勇敢，憑正義，憑一股氣，一鼓作氣打敗他們。”
二．中醫在科學主義摧殘下的衰落史
是的，百多年來中醫的悲慘遭遇全屬冤枉，在這次重大災疫中似乎得到了洗刷;但能否在現實中得到矯枉，還有待于華人在對現代中醫史的反思中吸取應有的教訓。這百多年的中醫衰落史可分為四大階段(修金來 劉巍 2008，霍鍵 2008)：
1.自19世紀末西醫大規模傳入中國起，只認科學為正確知識的科學主義便隨之傳入中國。在胡適及其門徒“全盤西化”的輿論中，一些國人便由“獨尊儒術”那個極端，跳到了“獨尊科學”的這個極端，其中的余云岫等人便在1929年以“中醫不科學”為罪名提出了“廢除中醫案”，開啟了置中醫于“取消” 窘境的運動，直到1949年。
2. 1950年, 新中國開國百業待興，可余云岫執意把他廢除中醫的運動進行到底，竟煽動當時的衛生部長掀起了一場西醫改造中醫的風潮，延續到了1952年。
3.1953年，毛主席撤消了扮演余云岫角色的賀誠和另一位副部長王斌的職務，使中醫迎來了一段較好的發展時期。毛主席不愧是是精通易經、學貫中西直至將馬列主義中國化并將其發展到新高峰的偉大賢哲，從哲學的高度評價中醫對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貢獻和地位，作出了一系列英明指示：“中國對世界有三大貢獻，第一是中醫。” “中國人的健康靠中醫不是靠西醫!” “中國醫藥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 他不斷糾正西醫改造中醫藥的錯誤做法,提出了一系列促進中醫藥發展的措施，指明了中醫藥發展的道路。但是，當時的衛生部對他的指示陽奉陰違，頑固執行西醫改造中醫的政策來與之對抗，迫使毛主席將其批為“城市老爺衛生部”，而不得不另在農村開展以預防為主、赤腳醫生為骨干、采集和利用本地醫藥資源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為中醫藥以至全人類公共衛生事業的大發展開辟了新路。當時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后說：“你們中國農村人口這么多，居然能夠做到看病吃藥不花錢，真是人間奇跡啊!”并認定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1980-1981年報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靳之林 2016)。
4.這樣的中醫藥大發展局面，在毛主席去世后未能延續下來，正如吳國盛(2013)所說：“1978年以來，由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由于國家實行‘科教興國’的戰略，自然科學以及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之上的現代技術又成了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工程師治國、科學家決策、量化管理、政績數據化，是當代中國科學主義新的表現形式。”以這些新形式興起的科學主義熱潮，在不斷抹黑中醫的輿論中，將中醫重新打入“取消”的絕境。這期間的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司長呂炳奎（1981)曾在請求挽救中醫的呼吁書中寫道：“建國初期中醫有50多萬人，高級西醫僅3萬多人。根據1978年統計，中醫減少了一半，而高級西醫現有35萬多人，比建國初期增加了近10倍。現有的這些中醫機構，設備極簡陋，條件很差，……中醫將越來越少，水平越來越低，前途暗淡，使人寒心。造成這樣的狀況，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學術上的偏見.認為中醫不科學，不屑下本錢。如不改變這種現狀，要發展中醫是不可能的。”
反思到此，人們不禁會問：為何數千年來一直靠中醫保駕護航而成全球人口最多之民族所在的中國，科學主義竟能如此快捷地把中國一代代精英馴服得如此絕情于中醫?在西方國家，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1857)首創的科學主義，二百年來越來越經受不起社會實踐的檢驗而步入沒落之途直至成為貶義詞，且與之相反地日漸興起了中醫熱的同時，為何科學主義在科學一直不如歐美發達的中國反而能如此占上風，竟一直壓倒作為中國傳統文明精華的中醫?有些學者(霍鍵2008)認為： “如果僅把中醫的衰敗歸結為近現代以來科學主義的盛行，那也未免過于狹隘。事實上，與觀念史的力量相比，其背后的政治力量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由于中醫無法……滿足執政者追求現代化整合社會的需要”。既然在中國土生土長了數千年的中醫不被看好，那在西方土生土長數百年直到如今仍不能現代化整合西方社會的西醫卻能滿足其需要?看來這種解釋不能自圓其說。吳國盛(2013)則認為：“自19世紀末葉以來，中國根本沒有像西方那樣有一個強勁的人文傳統與作為新貴的科學主義相抗衡，相反，與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相伴隨的一直是人文傳統的瓦解和崩潰。……中國一支獨大的科學主義，把人文力量擠到邊緣，以致于在今天想重建民族精神而不知從何著手”(修金來等 2008)。這倒是從這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內部，找對了科學主義如此在中國一支獨大的內在原因。
本來，與西方各民族有其圣經、可蘭經等為自己的原生信仰一樣，中華民族早就有自己的原生信仰——易經，夏代建國以來歷代王朝的中國，之所以都能維護獨立并成為領先世界的強國，就在于古代中國人有易經信仰為精神支柱而能以我為主融合了外來文化。但是，自從宋代開始走亡國厄運以來，應運而起的新儒學借“易本卜筮之書”貶易而代之“獨尊儒術”，在科舉考試以其為教材的體制下，越來越多的讀書人以之為信仰，加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屢戰屢敗而任人宰割的屈辱，使中國主流學界的精英們喪失了文化自信，紛紛反戈一擊將傳統文獻記載的自己民族歷史統統推翻，轉而拜倒在征服者的腳下，無條件地接受西方文化的一切，掀起一波波狂熱的吹捧浪潮來迎接任何一個西方學說，涌現一批批狂熱的偏執信徒來追隨任何一個西方明星，爭先恐后地按征服者的需要改寫歷史以丑化自己民族，亦步亦趨地遵從征服者的旨意來鼓吹全盤西化以鞏固征服者的統治。在此半殖民化文化背景下，科學主義便在“全盤西化”的輿論中乘虛而入，大行其道，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由原來“獨尊儒術”跳到了“獨尊科學”，致使科學主義在短短的幾年之間便占居上風，成為排擠包括中醫在內的一切傳統文化精華的主要殺手之一。
正是在20世紀上半葉的半殖民化文化中，西方學界傳來的主義之爭同業已進行的“新學”與“舊學” ﹑“西學”與“中學”之爭交織在一起﹐在中國學術界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其中﹐不論其思想交鋒之激烈﹑還是觀念對立之尖銳是如何前所未有，各派對新儒學強調的“易本卜筮之書”說卻是一致繼承、共同發揮,競相以疑古思潮把妖魔化易經的批判加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從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總根的《周易》成為主流學界人人避之不及的大忌，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喪失了對易經的信仰，外國人開始稱中國人為“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如此一來，科學主義在中國不戰而勝，所向無敵，盛行到了極致。正在科學主義滅絕中國傳統文化生態的危險關頭，幸好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瘟疫對各國文化習俗和衛生學術的大考，使國人重新認清了中醫固有的超科學效能和華人傳統文化習性的優勢，特別是使世人重新認識到毛主席關于中醫和中華傳統文化之論斷的深邃哲學智慧。因此，這次新冠疫情的嚴酷現實所提醒的現代中醫史的教訓是：不要自以為比毛主席還高明，毛主席的教導理解的要照辦、不理解的也在照辦中去理解，學習他一切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出發，以“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化自信，來繼承和發展全人類的文化遺產的精華，就能確保中醫復興乃至民族復興大業持續發展下去!
三．易經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不容置之不理
水有源，樹有根。中華傳統文化的根源在易經，中醫哲學智慧的根源也在易經。恩格斯告誡：“對民族的精神發展有過巨大作用的……偉大創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辦法加以消除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219)。《周易》自古以來作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而受到世代中國人信仰的歷史事實，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其作為包括老子、孔子、墨子等諸子百家學說和中醫在內的中國傳統科技和文化的總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已深入世代華人靈魂的歷史事實，是不能熟視無睹的;其與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淵源關系而使之能為中國人民如此迅速地接受和實踐的歷史事實，也是不能視而不見的;中國近70年發展與其他國家相比之所以出現強烈反差，就在于中國的領導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與以易經為總根的中華文化相結合的道路，用先進文化激發了傳統文化的可持續性和創造力這個總原因的歷史事實，更是不能回避的。當代科學的最新發展趨同于易經的大趨勢、特別是在這次抗疫世界大戰中易經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連中醫是否科學這個問題也只有靠易經才能弄清。
各國應戰冠狀瘟疫的現狀正在越來越明顯地表明，有易學心理、思維和行為傳統的華人，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海外，其中大多數都較能適應打贏一場防控疫情的阻擊戰、整體戰，使得其發病率、確診率和死亡率較低，而治愈率較高。這是因為他們天然就有“人命關天”的理念，就有視國家、社會、社區、家庭乃至人體為整體的觀念，從而能主動響應和配合需要社會組織化、有序化的防疫舉措，而不至于像那些崇尚個人自由的人們對要求戴口罩都難以形成共識、對限制社交活動都難以接受。
特別是這次防疫救治中，在西醫沒有針對性的特效藥，疫苗尚未開發出來的情況下，以易經為理論基礎的中醫傳統醫藥學，對預防和戰勝瘟疫戰略和戰術的制定和實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這里姑且不說易經及其中醫對這次瘟疫大流行早有預測，而可采取《周易》的“無妄之疾，勿藥有喜”或中醫的“治未病”戰略;就說各國的疫情之初，全國上下是等待“群體免疫”和疫苗或特效藥，還是按中醫的“預防為主”的戰略，立即實施隔離防治，是決定抗疫勝敗的關鍵。眼前的事實已證明，前一種戰略至今都是失敗的， 后一戰略在中國的實施至今已成功控制了疫情。正是在此戰略的實施中，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醫藥方在中國抗疫全過程各環節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如果沒有中醫藥，中國不會這么快地將輕癥患者治愈。如果沒有中醫藥，中國也不會這么快地將重癥和危癥患者拉回到普通病房。如果沒有中醫藥，中國的死亡率更不會這么低。這次新冠疫情中，沒有西醫特效藥，也沒有疫苗;但中醫的三藥三方，就是最好的特效藥方。為什么中醫藥能取得這么好的效果?究其根本，還是貫穿易經有機整體規律的中醫思維在發揮作用。易經的有機整體思維是中醫立身之本。這次冠狀瘟疫的預防、診斷、治療各個環節的掌控中，中醫所本的易經整體思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冠狀瘟疫引發的危機正在加劇，如何徹底戰勝冠狀瘟疫?這是全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作為最早走出疫情危急狀態的大國，中國對接下來將會面對的極其復雜的局面，提出的總戰略是：以“底線思維”作指導，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樣的“底線思維”，是中國領導人引用《周易》的“于安思危，于始思終，于邇思備，于近思遠”這一系列閃耀辯證法智慧光芒的警句，而提出的治國理政重要方略。其實，這也應是每個華人繼續抗疫的指導思想。這次空前嚴重的疫情，使國內的華人認識到，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堅定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提高社會的真實團結和凝聚力，使之經得起前所未有的高壓而不被瓦解;海外華人，也需要在堅定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加強團結與所在社會的合作，共同努力爭取摘掉“中國人不團結”的帽子! 為此，我們需要致力于恢復并復興華夏民族原生的易經信仰，以用易經哲學弄清中醫是否科學的難題為起點正本清源, 繼續學用和發揮易學文化和中醫藥學的優勢。同胞們，加油!全人類，加油!
*本文在修改和校正中得到了周巖女士的幫助，特此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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