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上醫治未病 專訪院士仝小林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表示，第一時間讓病人吃上中藥是未來應對新發突發重大傳染病可以借鑒的模式。李修洋 供圖

　　兩千多年前，《黃帝內經》提出：“上醫治未病，中醫治欲病，下醫治已病。”在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記者采訪時，剛剛從武漢救治一線回京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說，中醫“治未病”思想貫穿了這次新冠肺炎預防、救治和康復全過程。

　　自1978年入讀長春中醫學院(現長春中醫藥大學)開始，仝小林已經和中醫打了42年交道。作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武漢抗疫經歷使仝小林對醫生、中醫藥、中醫大夫這些名詞有了更深刻的體悟，“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瘥后防復

　　問：您多次提到，希望更多人了解中醫“治未病”的思想。中醫“治未病”在此次疫情中是怎樣體現的?

　　仝小林：中醫“治未病”體現在三方面，貫穿了這次新冠肺炎預防、救治和康復全過程。第一是“未病先防”。這是針對大量居家隔離的疑似患者和有發熱、乏力等癥狀的人群，為他們提供通治方治療，起到了消除癥狀、防止發病的作用。

　　第二是“已病防變”。讓輕型病人第一時間服用中藥，防止轉為重癥，而患者到了重癥時，用中藥配合西醫救治，從而減少死亡。我們在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開展研究，發現使用中藥湯劑組的重癥和危重癥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以上，證明中醫具有“已病防變”的效果。

　　第三是“瘥后防復”。中醫藥在促進康復方面具有優勢。特別是非藥物療法，比如用艾灸加火罐治療，還有五禽戲、八段錦等，可有效防止舊病復發或衍生出其他病。我們承擔的科技部恢復期課題剛剛開展，很多數據還有待最后統計，但初步效果已經顯現出來。

　　問：“治未病”思想怎樣應用到具體的診療方案中?

　　仝小林：首先是根據疾病的性質特點，我和一線專家共同制定、修訂全國中醫診療方案，為前線提供指導意見，為國家研判提供建議。現在診療方案已經從第三版更新到了第七版，在廣泛汲取全國各地經驗的基礎上，創新歸納出包括“三藥三方”等一系列針對性強，臨床應用有效的治療方法，大大提高了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療效。二是推動社區中醫藥防控，擬定中藥通治方，創建了“通治方+社區+互聯網”的“武昌模式”，在源頭處阻斷疫情蔓延。三是推動定點醫院開展中西醫結合治療，武漢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對1476例住院病人治療結果統計分析表明，中藥湯劑組的病亡風險下降87.7%。四是提前布局恢復期干預，指導湖北省中醫院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康復門診并牽頭成立了全國康復期門診協作網絡。

　　關鍵在于搞清楚病的性質。《黃帝內經》里說，“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大年三十我到武漢，下著小雨，非常濕冷。晚飯后，我在院子里走了1個多小時。武漢市民家里沒有暖氣，所以當晚我也把所有的空調都關上、打開了窗戶，體會這個病的發病環境到底是怎樣的、中醫應該如何去治療。

　　第二天一早，在武漢金銀潭醫院看完大量病人的脈象和舌象后，我已有了基本判斷：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濕之疫毒發病的“寒濕疫”。

　　問：中醫強調辨證施治，如何根據實際情況靈活應用?

　　仝小林：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策略。病人多而中醫少，一個個把脈開方不現實。《黃帝內經》里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當一種瘟疫大范圍流行時有其規律特點，抓住主要規律，通治方用藥，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們在主方基礎上，針對發熱、咳喘、納差、氣短乏力等癥狀擬定了4個加減方，盡可能個體化用藥。“大水漫灌”加上“精準滴灌”，同病同治加上辨證施治，通治方是辨證論治的靈活體現。

　　在做出新冠肺炎是感受嗜寒濕之疫毒發病的基本判斷后，我結合病人多有咳嗽發熱、食欲不振、乏力、腹瀉等癥狀表現，最終確定這個病的主要病位是肺和脾，確立了宣肺化濕、解毒通絡的治療原則，擬定了由檳榔、煨草果等20余味中藥組成的通治方——寒濕疫方(武漢抗疫1號方)，大范圍用在社區、隔離點和方艙醫院。

　　中醫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應急能力有很大提升

　　問：您參加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性出血熱和2003年非典的防治，能講一下中醫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嗎?

　　仝小林：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蘇北地區暴發流行性出血熱疫情。我1985年到1988年讀博士的三年，基本是在抗擊出血熱中度過的。當時流行性出血熱患病人數多，最開始死亡率也高，超過10%。我跟隨導師周仲瑛先生，將出血熱按“溫病”辨治，治療了大量高熱、急性腎功能衰竭等重癥患者，后來病死率降到百分之一點多，積累了不少診療重癥和危重癥的經驗。

　　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我在中日友好醫院。中日友好醫院是國務院指定的臨時非典專病醫院，我擔任醫院中醫、中西醫結合治療組長，診治了248位非典病人，醫院最后一名非典病人也是我送他出院的。除了用中西醫結合治療200多例患者外，我們還用純中醫治療了11例。我們從中醫的瘟疫理論出發，創制了“SARS-肺毒疫四期八方”的辨治方案，同時不使用糖皮質激素、抗病毒藥物、免疫調節劑及抗生素。事實證明，中醫療效非常理想，發熱、咳喘等癥狀顯著改善，病程縮短，成功救治了11位患者。我們撰寫了病例報告，被收錄進世衛組織《中西醫結合治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臨床試驗》報告。

　　問：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醫藥為什么能比以往發揮更大作用?

　　仝小林：對我個人而言，有了之前兩次抗疫經歷，這次心里更有底兒。這次疫情中我不僅是沖鋒戰士，還是中醫專家組組長，需要從宏觀層面思考問題，整體把握診療方向，這一點和前兩次不太一樣。

　　與前兩次相比，中醫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應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中醫藥介入治療更早，而且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區，首次中西醫全程聯合巡診和查房，首次深度介入重癥、危重癥患者救治。這首先得益于我們國家中西醫并重、中西醫結合的方針政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一時間中醫藥介入，第一時間讓病人吃上中藥——這是未來應對新發突發重大傳染病可以借鑒的模式。

　　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問：您的母親也是一位醫生，您選擇從醫是因為母親的緣故嗎?

　　仝小林：我的母親曾是戰地醫生，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救治傷患。下了戰場，在東北冬天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里，每當聽到出診呼叫，母親也都會第一時間背上藥箱頂著嚴寒出診。她雖然是西醫出身，但為了能更好地治病救人，她自學針灸，在自己的身體上一遍遍體驗針感。母親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中影響了我，所以我學醫的志向很早就立下了。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在一篇作文里寫下“當一名白求恩式的大夫”。

　　1978年，我到長春中醫學院上學，當時全家都很開心，學醫不僅是我的理想，也是父母對我的期望。

　　問：您的中醫導師周仲瑛先生和李濟仁先生等，對您有過怎樣的影響?

　　仝小林：幾位先生的醫德醫術和治學精神對我影響很深，他們是我的領路人。還記得剛進大學不久，我去圖書館借書碰到一位老先生，他在我面前一口氣、一字不差地背完了二十八部脈，之后又把十四經脈和奇經八脈從頭背到尾，我當時都愣住了。這位老先生就是我日后的啟蒙老師——陳玉峰先生。陳老的中醫理論功底扎實，講解深入淺出，我的中醫基礎也是從那時開始打牢的。

　　之后，我在皖南醫學院跟李濟仁先生學習《黃帝內經》。李老是首屆國醫大師，他教導我基礎理論要與臨床緊密結合，也讓我意識到劑量是影響中醫療效的關鍵。周仲瑛先生是治療急危重癥的專家，我是他的第一個博士生。他在病機理論上啟發了我，為我研究“態靶因果”處方策略提供了方向。

　　問：1991年到1994年間，您在日本熊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日方曾想高薪留聘您，但您還是決定回國。當時是怎么考慮的?

　　仝小林：回國理由很簡單，我是國家培養的中醫，單位需要、國家需要，當然要回來。

　　回國后我接任了中日友好醫院中風雜病科主任的職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要成立中醫糖尿病科，這算是全國“首創”。當時中西醫結合界公認中醫只能輔助降糖，我堅信中醫治療糖尿病應該有自己的門道。我們針對糖尿病早中期中醫理論和實踐空白，提出以“開郁清熱法”為核心的系列療法和方藥，并最終拿到中藥復方獨立降糖的高級別循證證據，打破了“中藥不能獨立降糖”的質疑。

　　問：您曾說過“只要為醫一天，就要為患者精打細算”，如何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仝小林：醫生就是治病救人。以苛求的態度完成每一次診療，在不斷精進的過程中成長為思維敏捷、知識淵博、有擔當、有作為的醫生，這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凡是醫護人員都會有這種擔當感和使命感。病人需要你，無論環境多么危險，肯定是沖在前面，這是醫生的責任所在。

　　我為“中醫大夫”這個身份感到自豪，同時這也意味著沉甸甸的責任。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給你了，你就得付出100%的認真和醫術，同時還要想盡辦法為患者精打細算。中醫藥的特色優勢是“簡便廉驗”，能不開大處方就不開，花最少的錢治好病，何樂而不為呢?做醫生，必須以醫魂、醫德、醫道、醫術護佑蒼生。

　　要破中讀書、破中求解、破中自立

　　問：您和中醫藥已經打了42年交道。在學習和研究中醫藥方面，您有什么特別的心得?

　　仝小林：學中醫就是下苦功夫，別人花一小時，我花一個半小時甚至兩小時。記得讀研的時候，我經常半夜還在外面學習。皖南山區夏天蚊蟲多，我就穿著一雙雨靴防叮咬。

　　我認為中醫研究關鍵是處理好“守正”和“創新”的關系，“守正”要正觀念、正思維、正文化，而“創新”要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創見，有所質疑，甚至涉足前人沒有研究的領域。科學突破的每一步都是“無人之境”，真正的創新不是跟著別人的標準做，而是探索和制定標準。

　　不同觀點的碰撞才更有利于中醫發展，我也是這樣鼓勵學生的。盡信書不如無書，要破中讀書、破中求解、破中自立，要把對中醫的學習思考融化在生命里，時刻新陳代謝，吐故納新。

　　問：為什么要建議推動新冠肺炎恢復期康復門診和社區康復驛站?健康社區為什么重要?

　　仝小林：我們統計了600多例病人的情況，發現恢復期的病人主要存在著14個主要癥狀，比如說咳嗽、胸悶氣短、乏力、失眠，等等，這些癥狀會大大影響康復病人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所以從2月中旬，我就開始布局和推動建立社區康復驛站和醫院康復門診。這就像是一個緩沖帶，可以幫助減小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回歸正常生活的阻力。

　　健康社區是健康中國的重要部分。以社區中醫藥防控為特色的“武昌模式”是在疫情特殊情形下產生的，但它對未來整個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問：您對中西醫結合和中醫未來的發展有什么思考和建議?

　　仝小林：二十一世紀現代醫學面臨老年病、慢性病、代謝性疾病、心源性疾病、藥源性疾病和突發瘟疫六大挑戰。如果說攻克感染、創傷、急救的時代需求為現代醫學發展創造發展契機的話，二十一世紀的六大醫學挑戰則是時代給予中醫的契機。互借、互補、互生是未來中西醫走向融合的基本過程，而自信、自立、自強則是中醫人必須具有的內質。迎難而上，順勢而上，古老的中華傳統醫學必將在新時代大顯身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少偉 柴雅欣)

人民日報客戶端：中醫藥優勢在社區、隔離點疫情防控中得以彰顯——防疫關口前移 有效精準施治

　　4月11日，77歲的杜大爺出院整2個月。他親自下廚做了武漢風味十足的四道菜：粉絲雞湯、魚頭千頁豆腐、清炒小白菜、五花肉炒辣椒。誰能想象，這位家住武漢市武昌區水果湖街社區的居民，曾是一位生活不能自理，呼吸靠喘、吃飯靠喂、上洗手間靠攙的重癥患者。杜大爺治愈出院，得益于中醫藥抗疫的“武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武昌區率先在社區發放中藥，探索并形成了以“中藥通治方+社區+互聯網”為重點的“武昌模式”，即中醫藥從預防、治療到康復全鏈條干預，筑起阻斷疫情蔓延的“防火墻”。數據顯示：1月28日，武昌區隔離點疑似病例確診比例高達90%以上。2月2日實行隔離點中醫藥干預，2月6日確診率下降到30%左右，3月5日下降到3%左右。

　　通治方——

　　“大水漫灌”加“精準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證施治

　　1月24日晚6時，仝小林從北京到達武漢，一下火車就感覺到明顯的濕冷;入住賓館后，他沒開空調，而是打開窗戶，出門在小雨中走了一個多小時……出于職業習慣，他要體驗當地的氣溫環境;同時他特意查看了武漢的天氣，1月份過去的20多天里，有16天下雨。

　　仝小林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擔任新冠肺炎國家中醫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

　　1月25日，到達武漢的第二天，仝小林和團隊一同去金銀潭醫院查看住院病人。第三天，仝小林去武漢第一醫院發熱門診，病人排著長隊。有人從早上5時一直等到中午還沒看上病。病人看到仝小林，就拿著片子讓他看，拽著他的衣袖不讓走……

　　這一幕幕場景讓仝小林非常心疼：但面對大量患者，靠醫生一個個診脈開方，是不現實的。特殊時期，怎樣才能讓每一個患者都吃上中藥，阻斷疾病向重癥發展呢?仝小林陷入了沉思……

　　中醫治病，首先要抓住重點病機，否則藥不對癥，事倍功半。通過一線診療，仝小林發現患者多有咳嗽發熱、食欲不振、乏力、腹瀉、惡心嘔吐等癥狀，故而他對新冠肺炎有了兩個明確的病位定位：一個病位在肺;一個病位在脾。肺和脾都屬“陰藏”，內外雙重的寒濕狀態破壞了人體內環境的平衡。從中醫角度講，仝小林給新冠肺炎命名為“寒濕疫”。

　　重點病機一旦確定，仝小林與當地專家團隊聯合研究了一個通治方——寒濕疫方(武漢抗疫1號方)。通治方由檳榔、煨草果、厚樸、蒼術、生麻黃、杏仁、羌活等20余味中藥組成，大的原則就是宣肺化濕，解毒通絡。

　　考慮到疾病的演變和病程變化，仝小林在通治方的基礎上做了一個“九加減”，就是根據9種不同的癥狀，對通治方進行加減。社區大范圍發藥，“九加減”增加了制成顆粒劑的難度。仝小林經過深思熟慮后又改成了“四加減”，即根據主癥的不同，擬定出分別針對發熱、咳喘、納差、氣短乏力等癥狀的4個加減方，與主方合并使用。以發熱病人為例，如果患者吃了3天通治方后，發熱癥狀改善不夠明顯，醫生可在通治方上加用甲方，整體加重麻黃和石膏用量，還增加柴胡和蘆根，以達到退熱效果。

　　通治方在抗疫中的應用，并沒有違背辨證施治、一人一方的傳統，而正是辨證施治靈活性的具體體現。關鍵是能否根據患者的具體癥狀，抓住抓準重點病機和傳變規律，形成有效的通治方。有效的通治方是“武昌模式”的重點。

　　“這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最貼近于辨證施治、一人一方的做法，盡可能做到精準用藥。”仝小林說。“大水漫灌”加“精準滴灌”，同病同治加辨證施治，應對新發傳染病，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得以彰顯。

　　社區發藥——

　　發揮橋頭堡作用，及時救治病人

　　武昌區擁有125萬常住人口、144個社區，疫情一度非常嚴峻，對社區醫療資源提出巨大考驗。

　　武昌區水果湖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之平介紹：中心服務人口8.6萬人，只有4名中醫師，人均服務居民2萬人以上。其他社區中心配備的中醫師一般在9人以下。

　　“病床、醫生、防護物資等曾經一度稀缺。”武昌區副區長向悅說，“當時大家認為，也許一時變不出病床、變不出醫護、變不出防護物資來，但是可以讓患者吃上中藥。”

　　“輕癥和疑似病人能不能在社區治療，從而減輕醫院的壓力?社區如果能把那些輕癥甚至疑似患者控制住，醫院和發熱門診的壓力會大大緩解。切斷疫情源頭，社區是第一關。”仝小林說。

　　1月29日，仝小林向武昌區政府和湖北省中醫院提出共同開展社區中藥防控的提議時，三方一拍即合，馬上行動，從源頭做起，從小火苗撲起，控制疫情蔓延。

　　2月2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前線總指揮部和湖北省衛健委、武漢市衛健委決定：盡快在社區發藥，讓每一個社區的居家病人吃上中藥。

　　向悅馬上協調九州通藥業，按武漢抗疫1號方連夜熬制了2.7萬袋湯藥，配送到武昌區所有隔離點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率先在社區大范圍免費發藥;同時武昌區緊急向江蘇連云港市求援，連云港康緣藥業3天內生產了武漢抗疫1號方及4個加減方約4.2萬人份14天用量的中藥顆粒劑，全部贈送武昌區。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將大量通治方顆粒劑運往轄區隔離點，通過家庭醫生團隊為簽約居民、封控小區內的健康居民免費提供通治方。

　　社區發揮橋頭堡作用，形成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強大力量。仝小林說，“武昌模式”是在面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常態化醫療體系供應不足時的關鍵舉措;發揮社區作用，用中醫藥進行防控，使疫情防治關口前移，病人得到及時救治，從而降低轉重率、死亡率。

　　數字中醫藥——

　　探索中醫藥參與社區防護新思路，推動中醫藥防控傳染病現代化

　　仝小林對流行病的中醫診療有一定經驗：上世紀80年代讀博期間，他就跟隨國醫大師周仲瑛治療流行性出血熱;2003年在中日友好醫院參與SARS救治，擔任中醫、中西醫結合組組長。但這次社區大范圍發藥，一旦整個病性判斷錯了，病方用錯了，可是人命關天的事兒，仝小林一時心理壓力頗大!在決定大范圍發藥后，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患者服藥后反饋，二是中醫師用藥指導。

　　2月2日23時許，仝小林撥通了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中醫藥數據中心主任劉保延的電話。

　　“仝院士跟我講了他的想法，希望搭建咨詢平臺對接全國的中醫醫師，讓武昌區用藥的隔離人員，發熱、疑似和確診患者能夠通過網絡，實時反饋用藥信息，得到專業的用藥指導和建議。”劉保延當晚就開始行動，從APP開發，到醫生招募，再到隨訪流程設計，數據接入、數據分析，確保萬無一失。

　　2月3日，武漢抗疫1號方開始發放使用。用藥者通過掃描印在通治方包裝上的二維碼，填寫病情和用藥情況，生成病例日志。志愿者通過電話或微信詢問并記錄他們病情;依據志愿者反饋的情況，一線醫生對用藥者情況做出判斷并及時進行用藥調整。

　　“我們采取臨床科研一體化策略，在互聯網、移動終端等技術支撐下，將國際上通行的患者結局注冊登記與志愿者主動隨訪相結合，以患者救治為先，同時收集用藥者服藥后身體狀況變化，及時反饋給前線專家進行處理。嚴格審核每一位志愿者的執業資格，并制定了志愿者工作服務手冊，要求他們嚴格參照執行，以保障良好的服務。”劉保延透露，為了確保遠程用藥指導貼近一線救治實際，他們和前方專家保持密切聯系，在手冊中盡可能列舉了用藥者可能提到的問題，并附上經前線專家認可的解答，為志愿者提供參考。

　　“居家隔離用藥的病人由于無法及時聯系到一線醫生，容易焦慮恐慌。通過電話與APP遠程交流，他們不僅可以得到專業指導，還能在溝通中緩解焦慮、消除恐慌。”劉保延說，及時的信息反饋能起到很好的預警作用，一旦發現用藥者有病情加重傾向，志愿者會第一時間對接前線醫生介入治療。

　　截至3月5日，武漢抗疫1號方的應用已見成效，3698名發熱、疑似和確診患者服用后，其中90%以上的發熱、咳嗽、咳痰、乏力、氣短、情緒緊張、納差、腹瀉癥狀消失。發熱患者的平均退熱天數是1.74天。剛開始發藥時，社區當中觀望或拒絕領藥的人不在少數。但隨著藥效顯現，領藥的人越來越多。

　　截至3月25日，掃描二維碼進入APP注冊登記管理的隔離人員12051人，其中服用武漢抗疫1號方的4579人，完成病情日志27884份。其中由于服藥后不舒服停服藥的只占記錄的7.85%。參與隨訪的醫生志愿者達690人，累計協助患者4571人，與患者電話溝通3萬多次。

　　武昌區衛生健康局副局長王輝說，從開始發放藥品，經過14天，確診人數出現斷崖式下降，并維持在低位水平。對確診輕癥和疑似患者中藥干預治療作用明顯。重癥患者的死亡病例逐步下降，并保持低位水平。

　　一項回顧性分析顯示：武昌區確診輕型、普通型721例，其中武漢抗疫1號方組430例，對照組291例。從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來看，武漢抗疫1號方組為0例，對照組為19例(6.5%)。

　　“‘武昌模式’是武漢抗疫前線出現的一個奇跡，并在武漢市乃至湖北省范圍內得到認可和推廣。”向悅說。

　　劉保延認為，“武昌模式”是一種數字中醫藥模式，是通過大數據、互聯網讓中醫藥服務變成數字化醫學，是中醫藥防控傳染病現代化的一次探索。

　　“中醫藥第一時間的介入，對整個疫情的控制至關重要。”仝小林說，中醫藥抗疫的“武昌模式”，是面對新發、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醫藥參與社區防護的一種全新思路。(人民日報記者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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