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理論(或文明)系統是不能隨意結合的，那樣的“非法婚配”會產生思想怪胎——中西醫結合的歷史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出了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1912年，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北洋政府在新頒布的學制及各類學校條例中，把中醫藥排斥在醫學教育系統之外，只提倡醫學專門學校，即西醫。1913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汪大燮(xiè)公開表示：“余決意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
然后是1929年，國民政府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通過了余云岫(xiù)等提出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藥衛生之障礙案”。將中醫稱為“殺人禍首”的余云岫提出“廢止中醫案”的四點理由是：(1)中醫理論皆屬荒唐怪誕;(2)中醫脈法出于緯候之學，自欺欺人;(3)中醫無能預防疫疬;(4)中醫病原學說阻遏科學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衛生部曾發文規定：凡是中醫大夫不準進入醫院，這種做法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他還因此撤了一位衛生部副部長的職。毛澤東指出中國醫藥學是個偉大的寶庫，要西醫學習中醫。
這就有了后來的中西醫結合，不過這種結合卻因為西學勢力強大，現實中導致“以西化中”的惡果。
西醫的一些標準，如GAP(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藥品生產管理規范)、GSP(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還有GLP(藥品非臨床研究質量管理規范)、GCP(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是西醫標準，對中醫來說有時毫無意義。比如，按西醫標準，中藥“清艾條”包裝盒上必須標上三年有效期;問題是在中醫針灸中，清艾條歷來是越陳越好。原國家藥監局助理巡視員駱詩文指出：“我們現在把美國FDA(食品藥品管理局)的管理方法當作圣經，在中國推行，按照西藥的標準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藥，是不符合中藥發展要求的。”
中西醫結合的嚴重后果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國際藥材市場上遭受巨大損失外，還有今天中醫本身已經陷入絕境，有人公開主張廢除中醫。
筆者對中醫的認識是深刻的。十幾年前，將我們7個子女養大成人，操勞了一生的父親得了肝炎，當時以為是感冒，也就沒太在意，后來父親病情急劇惡化，去醫院診治時已經無力上樓。醫院說治好病要花幾萬塊錢，當時我的姐姐說她知道河北灤縣一位農民有祖傳的秘方，我們應先去那兒看看，因為在那兒治療要便宜得多。
當大家準備出院時，醫院幾乎所有的醫生都認為這是迷信，好心勸我們不要去。最后我們去了，我發現這位農民不懂醫學，他也承認自己只會治肝炎一種病，方子是他的岳父傳給他的。“醫生”給開了一大堆草藥(大約花了兩百元)，當我們按照那位農民的方法給父親用藥后，奇跡出現了，虛弱得不能走路的父親竟很快痊愈了，幾十年來，一直很健康。為了使家人都放心，后來我們又去那家醫院給父親檢查身體，化驗結果出來時，包括醫生在內的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父親的肝功能已經恢復正常!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向筆者打聽灤縣那位“醫生”的電話、地址。據我所知，他們的肝炎都通過服用中藥治好了，這些人中有大學生，也有企業老總……
中醫的系統思維方式，黑箱研究方法(通過觀測外部輸入黑箱的信息和黑箱輸出的信息的變化關系，來探索黑箱的內部構造和機理的科學方法)，以及數千年臨床經驗的積累，使之成為中華原文明的“活化石”，有其先進性一面，比如在治療非典和艾滋病這樣的疾病中。2003年初非典期間，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共收治非典患者45例，無一例死亡，醫護人員也無一人受到感染。患者平均退熱時間只有3天，平均住院天數9天，另外，這些病人治愈后都沒有出現西醫治療常見的股骨頭壞死后遺癥。關于近年來中醫治療艾滋病的情況，我們從科技部的一份報告中能讀到下面的文字：“從我們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接受中醫藥治療的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一些患者很快恢復正常生活狀態，甚至開始從事繁重的田間勞動。大部分接受調查的患者，已很難從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癥狀”。(選自科技部《關于河南省利用中醫藥治療艾滋病情況的調研報告》)
真正的科學精神是“可參驗”。既然中醫曾經為中華民族(將來也會為全世界)的福祉做出了如此偉大的貢獻，有無數可參驗的實例，為什么得不到世界普遍的承認呢?這顯然是今天西化的思維定勢和用西方標準進行“中西醫結合”造成的。
(節選自翟玉忠《道法中國：二十一世紀中華文明的復興》，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出版。)
(作者簡介：翟玉忠，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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