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醫之爭由來已久，也不見得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徹底解決。回顧遭遇西醫百余年來的步步進逼，甚至幾多瀕臨“生死存亡”的過程中，中醫不僅沒有被抹殺、被廢棄，還在21世紀科學、文明的今天，廣泛傳播到了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醫學的終極目標是治病救人、維護健康，如果不是人類還面臨著很多影響生命與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糾纏了百余年的傳統與現代沖突的中西醫學，也可能“相為謀”，殊途同歸。
一說“上火”，但凡是有些生活閱歷的國人，似乎都知道喝點綠豆湯、菊花茶能“清熱敗火”;突發昏厥，掐一下位于鼻唇溝的“人中穴”，恰如中世紀的歐羅巴人嗅一下“阿摩尼亞”，有時還真是個緊要的促醒法寶;至于“冬吃蘿卜夏吃姜，不找醫生開處方”、“大怒傷肝”等廣泛流傳的諺語，幾乎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遍布的小貼士。
然而，一旦將這些日用而不知的“常識”同中醫掛上鉤，就不是所有人都認可或樂于接受的了。近些年來，對中醫“科學性”的質疑未嘗停歇，不僅僅成為醫界、學界的熱門話題，有時候連整個社會都會參與大討論——全體民眾迅速而又自覺地分成“中醫粉”和“西醫粉”，不管是從理論還是療效切入，大有人人都是專家的架勢，口水仗一場接一場，誰也不服誰。
之所以沒有同數學、物理、化學一樣，醫學還能分出“中”和“西”，還能產生如此大的分歧，是因為人類至今無法用一套醫學體系、理論窮盡所有的探索。事實上，現在一般不稱西醫，而稱現代醫學或生物醫學;所謂中西醫之比較，實際上是用中醫來比較16世紀至20世紀50年代之間的西醫主流概念。中西醫之爭由來已久，也不見得會在短時間內得到徹底解決，但醫學里的“中”和“西”，并非如“是”與“非”、“科學”與“非科學”那般完全對立。回顧遭遇西醫百余年來的步步進逼，甚至幾多瀕臨“生死存亡”的過程中，中醫不僅沒有被抹殺、被廢棄，還在21世紀科學、文明的今天，廣泛傳播到了16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在全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醫學的終極目標是治病救人、維護健康，如果不是人類還面臨著很多影響生命與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糾纏了百余年的傳統與現代沖突的中西醫學，也可能“相為謀”，殊途同歸。
中西醫相遇、碰撞和抗爭
在任何社會，一種醫療方法體系的強弱不僅是系于它本身的客觀療效;同樣重要的，是社會政治群體的理念，是否容納這種醫療方法體系背后的世界觀。
——Paul. Unschuld:Medicine in China-a History of Ideas
國人對西醫沒有明顯偏好，視病而擇
明朝16世紀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來華，他將西方宗教帶入中國的同時，西方醫學也跟著被介紹進來。利瑪竇撰寫的《西國記法》中，載有解剖學和生物醫學知識，尤其是描述了人體大腦的位置和記憶功能。
西醫知識傳入始于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瑞士傳教士鄧玉函(Jean Terrenz)。1619年鄧玉函抵達澳門，他曾在當地做過尸體解剖，“迨將胸部剖視，則肺干如海綿，其上藍點甚多”，此為西方醫生在華施行剖驗尸體的最早記錄(范行準《明季西洋傳入之醫學》卷7)。1622年—1623年，鄧玉函在杭州口譯《人身說》一書。1634年山東進士畢拱辰從湯若望手中獲得《人身說》遺稿，易名《泰西人身說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高晞介紹，若按現代系統解剖學原則作分類分析，《泰西人身說概》涉及了運動、神經、循環和感覺系統。
鄧玉函參與翻譯的另一部解剖學著作是《人身圖說》，含21幅配有文字說明的人體解剖圖。《泰西人身說概》《人身圖說》兩書都介紹了當時西方的疾病知識，比如腦溢血、胃下垂、梅毒等。
這些醫學知識最初只影響了小部分人，未受到廣泛關注，更不要說動搖有著幾千年歷史積淀的中醫的統治地位。西醫真正引起人們興趣的，還要從“金雞納(cinchona)”說起。
金雞納
1693年，康熙患上瘧疾，御醫開的中藥都不見療效。當時法國傳教士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等獻上“靈藥”，康熙服用兩天就痊愈了。于是，這個被奉為“西洋圣藥”的金雞納霜，一度被標榜成西醫戰勝中醫的標志性藥物。事實上，它用產自秘魯熱帶雨林中的金雞納樹皮制成，是當地人用來治病的一種土著藥物。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得了瘧疾被治愈，金雞納也就成了他們隨身攜帶之物。直到1820年，法國化學家佩爾蒂埃(Pelletier)與卡文圖(Caventou)從金雞納樹皮中提煉出“奎寧”，才發展成為抗瘧的特效藥。可見，當年治好康熙瘧疾的金雞納霜，只是與中草藥無異的土著本草而已(區結成《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思》)，并不能算是西藥，更不能代表西醫。
早期中西醫的接觸比較有限。民間對西醫或存疑慮、猜忌，但并不視其為侵略或威脅，甚至有人用中醫理論來解釋西方醫學技術和方法，以提高民眾的接受度。廣東南海人邱熺對牛痘接種術在華推廣的貢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明朝起，中國就發明了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術，發展到清朝，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但仍然存在不小的風險。180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將西方牛痘術引入中國，他還培訓了幾個中國人，教他們種痘。邱熺就是其中一個，他親身接種后成功出痘，為家人和朋友接種也非常順利。隨后，邱熺開始鉆研中國傳統醫學，并于1817年出版《引痘略》，嘗試用中醫理論來解釋牛痘術。
邱熺在《引痘略》中寫道：“正痘有發熱即現點者，最險之癥，腎經之毒也。由腎而肝，而心，而肺，而脾，傳經既多，其癥亦遞減，故痘之發毒，腎最重，脾最輕。”他認為天花病毒在脾臟中毒性最小，牛與人的脾臟同屬土，所以用牛痘最容易將脾臟中的毒“引”出來(董少新《論邱熺與牛痘在華之傳播》)。在接種方法上，傳統的人痘術是讓健康人穿上患者衣服，或者在鼻孔中塞入痘瘡漿液;牛痘術則在手臂接種，充分結合了中醫的經絡穴位理論。“今種痘法，擇于兩臂中消爍、清冷淵二穴，上下交連之處種之。似于塞鼻法有異，殊不知人身兩臂，乃手少陽三焦經也。三焦者，人身最關要之府，如天地之三元，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通內外、左右、上下之氣。”(邱熺《引痘略》)此外，邱熺還開出很多藥方，應對種痘后出現的不良反應。他在《引痘略》中雖然附會了不少中國傳統觀念，使人相信種牛痘的理論起源于中國，但客觀上為牛痘在華傳播掃清了理論和心理障礙。以至于皮爾遜寫的小冊子《新訂種痘奇法詳悉》傳到牛痘發明者英國醫生琴納手中時，琴納大為驚訝：“中國人似乎比我家鄉的英國人更信賴種痘。”(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
《引痘略》抄本
鴉片戰爭以前，中西醫整體上并沒有什么對立或對抗。雖然中國人的身體被西方的玲瓏小刀打開，切割中國人身體的還不是正兒八經的“醫生”，而是以行醫為名的“傳教士”(楊念群《再造病人》)，但國人對西醫并沒有明顯偏好，只是視病而擇，尤其是遇到眼科疾病時。1835年，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在廣州建立博濟眼科醫局，短時間內就取得了不小的知名度。
中國醫家秉持“以中化西”進行匯通
1840年以后的半個多世紀，是西方醫學在中國扎根的關鍵。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讓洋務派們看到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優越。因妻子患病被傳教士治好，洋務派領袖人物李鴻章大力倡導西醫，還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官辦西醫學院——北洋醫學堂，服務于當時的北洋艦隊。盡管西醫在軍隊里優勢凸顯，但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自強”思想的影響下，李鴻章只是希望借助西醫彌補中醫的不足。1890年他為《萬國藥方》作序時，提出“倘學者合中西之說而會其通，以造于至精極微之境，與醫學豈曰小補”，可視為“中西醫匯通”思想的源頭。
隨后，中國醫家也開始嘗試集兩者所長，溝通中西醫學。
第一個提出“中西匯通”的是晚清進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醫大家，后又研究西醫，于1892年寫成著名的《中西匯通醫經精義》。唐宗海認為“中西醫原理一致”，希望“不存疆域異同之見，但求折衷歸于一是”、“去彼之短，用彼之長，以我之長，益彼之短”。那究竟何為“我長”，何為“彼短”?他有句被反復引用了100多年的名言——中醫長于氣化，西醫長于解剖。
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朱沛文，自幼隨父學醫，廣讀當時翻譯的西醫書籍，還到西醫院觀察尸體解剖。他指出“中華儒者，精于窮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長于格物而短于窮理”，因此中西醫應“通其可通，而并存其異”。經過多年臨床驗證，朱沛文于1892年撰《華洋臟象約纂》，發現了不少古人在論述臟腑上的疏漏，并逐一指正。
雖然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余新忠看來，這批醫家基本秉持“以中化西”態度進行匯通，但中醫主動尋求變化的努力還是很明顯的。高晞稱其為中醫的“自改革”：“從學術角度來看，‘中西匯通’是跟傳統中醫發展一脈相承的。中醫從來不是保守、停滯不前的，相反它非常開放，不斷接受新事物，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同時，從醫家角度來說，但凡追求真理、對生命感興趣的，都不會無視西醫所擁有的好方法和技術，這是醫者的本能。”高晞還舉例說，清末天津的一些中醫，就很樂意用西醫的包扎術和止血、消毒方法，改進外科技術。
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鄭洪設想，假如“中西匯通”醫家能平靜地將學術比較進行下去，可能會有更多收獲。然而，局面在甲午戰爭前后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甲午一敗，舉國震驚，清政府和維新派人士不得不重新審視日本。他們看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維新的成功，而明治維新各種措施中就包括“廢除漢醫”一項。
知識分子最先提出“醫學救國論”。梁啟超痛陳“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強身必先強醫”之理，認為“保種之道有二，一曰學以保其心靈，二曰醫以保其軀殼”，希望采用西醫強健國人體魄以達到保種保國的目的。他還在《時務報》上撰文，宣揚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醫學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極軌，惟有醫學，無有它學……醫者，純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醫學始。英人之初變政也，首講求攝生之道、治病之法……學堂通課，皆兼衛生，舉國婦人，悉行體操;故其民也，筋干強健，志氣猶烈，赴國事若私難，蹈鋒鏑若甘餌，國之勃然，蓋有由也。”
梁啟超向來否定中醫陰陽五行理論，斥之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他積極推崇西醫，即便后來被協和醫院錯割了腎，也要為西醫作辯護：“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于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無關》)
《靈素商兌》拉開中西醫學術交鋒
晚清以降，廢除中醫言論時有出現。在“愚昧落后”、“舊醫舊藥”、“不科學”的批評和指摘中，中醫一次次面臨生存挑戰，奮起進行反“廢中醫”的抗爭。
最先提出“廢除中醫”的是清末著名國學大師俞樾，他治經之余涉足中醫藥，也能處方治病。大約從1860年開始，妻兒相繼病逝，俞樾遂有切膚之痛。1879年，他開始撰寫《俞樓雜纂》，其中專列《廢醫論》，分“本義”、“原醫”、“醫巫”、“脈虛”、“藥虛”、“證古”、“去疾”七篇共7000多字，詳細論述廢除中醫的理由。俞樾從古籍考據出發，認為《黃帝內經》并不是醫學著作，而是與“容成陰道、風后孤虛、長柳占夢之方、隨曲射匿之法同類”的占卜星象之書。他還從“古之醫巫一也，今之醫巫亦一也，吾未見醫之勝于巫也”，得出“巫可廢而醫亦可廢”的結論。在俞樾看來，患病皆因邪念，所以治療疾病的唯一途徑就是“長其善心，消其惡心”。后人批判《廢醫論》時，多指其“僅僅從考據角度，從古書到古書，由文獻到文獻，對古今醫藥的實踐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盛藍《俞樾與醫藥》)。
晚年的俞樾體弱多病，“不能堅持廢醫論，反自營求卻疾方”，其短文《醫藥說》一改《廢醫論》中“藥虛”的觀點，提出“醫可廢，藥不可盡廢”，成為近代“廢除中醫”、“廢醫存藥”之思想濫觴。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門生，但并不主張“廢除中醫”，只是承認中醫有缺陷，認為中西醫應摒棄成見，取長補短。而章的學生余云岫，則是一個中國近代中醫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他同汪大燮、汪精衛、汪企張、褚民誼等都是留日學生。這些深受明治維新“廢除漢醫”影響的海歸們，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期間，皆為政府高官或西醫界頭面人物，成為民國時期“廢除中醫”的重要推手(郝先中《日本廢除漢醫與中國近代醫學》)。
1916年，余云岫從大阪府立大阪醫科大學預科學成回國，次年出版《靈素商兌》一書，將中醫經典《黃帝內經》批得“體無完膚”：“醫錮于歧黃，鑿空逃虛，不征事實，其中毒久矣。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并稱其為“數千年內殺人的秘本和利器”。當然，余云岫也深知操作層面上“廢除中醫”并不容易，牽涉到中醫的飯碗問題，他后來提出“廢醫存藥”，基本延續俞樾的觀點。
一部《靈素商兌》撼動了整個中醫界，中西醫學術交鋒由此拉開。1920年，余云岫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用“謊話”、“不合事實”、“沒有憑據”來抨擊陰陽五行和經脈說。時任《東方雜志》主編的杜亞泉當即發表文章《中國醫學的研究方法》，予以回應。
與此同時，《小說月報》主編惲鐵樵扛起了批駁《靈素商兌》的大旗。他于1922年寫成《群經見智錄》，提出“四時五臟六氣”觀點，從方法論的角度闡示中醫理論，捍衛了其學術完整性。惲鐵樵承認中醫有不好的地方，但堅持“西方醫學不是學術唯一之途徑，東方醫學自有立腳點”。
一場擴散到學界外的中醫生存保衛戰
不管是“余杜之爭”還是“余惲之爭”，都僅限于學理層面，圍繞中醫基本理論展開，沒有擴散到學界之外。但到了1925年，情況變得復雜起來。當年，由于西醫界的堅決抵制，教育部拒絕了中醫進入大學教育體系的要求，中醫界多年努力化為泡影，雙方關系迅速惡化。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學課程分文、理、法、商、工、農、醫7類，以中西醫“致難兼采”為由，將中醫置于醫類之外，是為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統漏列中醫案”。時任教育總長汪大燮公開提出廢除中醫中藥，他明確表示：“余決議今后廢去中醫，不用中藥。”隨后，全國19個省市中醫界代表組成“醫藥救亡請愿團”，向政府請愿。盡管當局表示廢除中醫中藥政策不會實施，但仍然拒絕將中醫納入醫學教育體系，理由是中醫“非最新學說”、“非具完全科學知識”。中醫界的第一次抗爭以失敗告終，開始了將中醫納入醫學體系的不懈努力。
高晞認為一旦由國家出面，就變成了釜底抽薪，“這是要把中醫封殺掉”。她指出，此時，中醫上街游行請愿跟學理之爭沒什么關系了，已經演變成一場中醫的生存保衛戰;另外，“西醫還給中醫下定義、戴帽子，將其等同于迷信、巫術、不科學，將中西醫之爭看成是新舊之爭、先進和落后之爭。中醫難以忍受這樣的指責，于是雙方都無法冷靜、理性、合理地對話了”。
1928年，中醫陸淵雷在《醫界春秋》上發表《西醫界之奴隸派》，辛辣地抨擊西醫：“現在有少數的西醫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醫一口氣吞得的樣子。他們的學說是從日本來的，日本的學說又是從西洋學來的。論起輩分來，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親，這些少數的西醫不過孫子罷了。”他還用“奴隸派的西醫”來譏諷余云岫等人。
西醫也不甘示弱，立即“回罵”過去。汪企張發表《想和舊醫賭一賭》一文：“請舊醫界將這溫熱溫毒放在我們身上，煽動肝風，叫他內外交攻起來，發出頭痛、項痛、拘攣、神昏等各種癥狀，證明本癥(流行性疼癥)是溫熱溫毒病原。一面由我們新醫界將我們培養的流行性腦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們的體內，看他是不是發出同樣的癥狀，這才叫真憑實據。”
就在雙方打筆仗的同時，“廢除中醫”在西醫界的推動下已經開始付諸實踐。
1929年2月23日—26日，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西醫出身的衛生部次長劉瑞恒主持會議，出席的14人均為西醫界代表，且多數支持廢除中醫，中醫無一人參加。
會議通過了4項提案，包括《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統一醫士登錄辦法》《制定中醫登記年限》《擬請規定限制中醫生及中藥材之辦法案》。其中，余云岫的《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被公認為“廢除中醫”的綱領性文字(左玉河《學理討論，還是生存抗爭》)，他提出4條理由廢除中醫，并稱“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
“廢除中醫案”的提出直接引發了反廢除中醫運動的出現。1929年3月17日，由上海中醫界發起的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在上海總商會大禮堂舉行，全國各省市中醫界代表和上海同仁共千余人參加。據當時的《申報》記載，各藥店門上皆貼有“擁護中醫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對衛生部取締中醫的決議案”等標語;會場內懸掛巨聯一副，“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代表們高呼“提倡中國醫藥，就是保全中國文化經濟”、“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
大會持續3天，其間，杭州中醫協會提議，“我中醫藥界受人摧殘，至于如此，實堪痛心。應以今日為紀念日，亦即‘三一七’為我們今后永久之紀念日。”根據大會決議，成立“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并推舉謝利恒、蔣文芳、陳存仁、隋翰英、張梅庵組成赴南京請愿團，張贊臣、岑志良為隨行秘書。
中醫界進行的聲勢浩大之抗爭，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迫于輿論壓力和維持社會安定之考慮，國民政府最終表示“廢除中醫案”暫不執行。
然而，國民政府歧視中醫的態度一直沒有改變，中醫界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抗爭：1929年12月，中醫界在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臨時代表大會，組織請愿團，反對教育部強令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衛生部不允許中醫醫療機構稱“醫院”等;1930年—1931年，通過各種渠道，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國醫館，并爭取行政管理權;1932年—1936年，爭取《國醫條例》(后改稱《中醫條例》)立法，并爭取行政院公布條例;1938年—1939年，促使教育部通過《中醫專科學校暫行科目表》;1947年，中醫團體奔赴南京絕食請愿，爭取中西醫平等待遇……鄭洪總結說：“不斷抗爭幾乎成為這段時間中醫的特有形象。”
當然，中醫并不只是靠抗爭來獲得支持，在西醫發展極不充分的情況下，尤其是抗日戰爭西藥來源斷絕時期，中醫藥發揮了積極作用。
余新忠認為，晚清以來中醫一直與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膠著在一起，“廢除與反廢除的中西醫之爭，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之爭，而是文化之爭，觀念之爭，政治權力之爭”。他指出，批判和廢除中醫成為民國時期眾多知識精英的普遍訴求，這里面有中醫自身的問題，但很大程度上是與當時之人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態度分不開的。“回頭來看，那些主張肯定有不夠理性以及代中國傳統文化受過的成分。”
胡適曾說，“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而“非科學”正是中醫備受歧視、屢遭打擊的根本。這一點，深陷囹圄的中醫界自身也非常清楚。科學不要中醫，但中醫不能不要科學。所以，1930年代“中醫科學化”運動興起，基本方針就是“以我國固有之醫藥學說，擇其確有精義者，用科學方式解釋之”。
解放后，發展中醫有了憲法的保障
1950年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當時，因為聽說余云岫準備將1929年《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作修改后提上來，中醫界人士表示不滿要退出會議(李經緯《毛澤東為中醫題詞的誕生》)。毛澤東在跟軍地衛生干部談話后，為大會作了“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的題詞，為中西醫問題定調。會議確定了我國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然而，衛生系統一些領導并沒有能夠真正重視中醫，中央介入調查后，毛澤東批評了衛生部“歧視中醫錯誤”，重新確立了發展中醫藥的政策。
隨后，中醫開始設立科研機構，中醫從業人員加入人大、政協，開辦中醫高等教育，推動中西醫的結合……根據毛主席指示，全國各地還開展“西學中”運動，讓一部分西醫學習中醫，發掘研究中醫中藥。第一屆全國西醫學習中醫研究班結業時，毛澤東在總結報告第一頁作批示，其中就包括“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該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一句。
毛澤東向來重視中醫。“不重視也不行。當時國家一窮二白，衛生資源極其有限，還要保障人民健康，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亟待建立一個初級醫療衛生保障體系。”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朱邦賢介紹，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人的健康指標屬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國家之一。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從舊中國的不到40歲提高至67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國家建立的合作醫療制度和大力推廣‘一根針、一把草’的赤腳醫生運動，使得歷來缺醫少藥的農村和農民群眾獲得了初級衛生保障。世界衛生組織(WHO)曾對新中國的這一做法給予了高度評價，并將之視作‘適合于第三世界’醫療衛生改革的成功經驗而加以推廣。”
在鄭洪看來，雖然中西醫結合不能代替中醫的發展，但確對中醫的發展有不小影響。中西醫結合架起一個溝通的橋梁，在很多疾病的治療上取得了成績。事實上，中國醫學界已經呈現出中醫、西醫、中西醫結合三者并存的獨特景象。
1982年新修訂的憲法規定“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標志著中醫地位有了國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而本世紀初以來，中醫依然遭受了一些學界和民間人士的強烈批判。2006年，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發表了一篇《告別中醫中藥》的文章，并“征集促使中醫中藥退出國家醫療體制簽名”，后被國家衛生部公開批評，稱“這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生活中中醫藥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無知和抹煞”。2007年方舟子《批評中醫》一書出版，對中醫理論、療效等一一進行批判。盡管這些都沒有在整體上形成很大的聲勢，但“反對中醫”的聲音始終不散，“中醫危機”也從來沒有真正退出過人們的視線。
余新忠表示：“在現有體制下，中醫有政策和市場的保證，地位相對穩定，至少比較近的一時段內如此，說不上有什么特別危機。”但他認為從內在角度來看，中醫確實存在危機——相對于現代醫學的快速發展，中醫可以發揮自己優勢的空間正在日漸萎縮，中醫的核心理論和技術的進展也好像乏善可陳。“更重要的是，中醫自身的定位和特色，讓其在保持特色還是全面融入現代科學之間畏首畏尾、左右支絀，難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現代中醫的成立在于折衷和調和，在于主打‘傳統’與‘文化’牌，其內在的危機似乎也正源于此。”
而在鄭洪看來，當中醫對理論和療效的解說不能為社會讀懂、為科學認可時，借助于傳統與文化來贏得民眾和政府的支持未嘗不是一條道路。“中醫首先需要有社會上的發展空間，才能有技術上的發展空間。而技術上的空間，一定是與西醫相調適而變化的。舊有的一些空間失去了，新的空間不斷在創造，并非中醫藥獨立存在能與西醫抗衡才算發展。”
人生的“病”和生病的“人”
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盡管我們都只樂于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沒有誰樂于生病，但也沒有誰能拒絕生病。生命本來的姿態就是不回避“疾病”和“死亡”，“生老病死”構成了生命的完滿。當然，在追求生命質量的過程中，人們總是不自覺地傾心于在高精尖武裝下的現代西方醫學，指望它快速、有效地將“疾病”剝離，最好是永遠不要再來。相對而言，中醫就成為“傳統”的代名詞，成了似乎不那么快速或有效的代表。
西方醫學逐漸摒棄哲學思辨
現代西方醫學并非憑空產生，是在以古希臘醫學為主干的西方傳統醫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中西醫道雖然各有本源，但并不完全相悖。
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被尊為“西方醫學之父”，他在長期探究人的機體特征和疾病成因過程中，提出了體液(humour)學說，即人體內有血液、黏液、黃膽汁、黑膽汁;四種體液比例不同，構成不同的氣質類型：多血質、黏液質、膽汁質和抑郁質;人之所以會生病，是由于四種體液的不平衡造成的。他又把四種體液與“水、火、空氣、土”四種元素相結合，講究身體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關系，注重空氣、陽光等“自然療法”。這些說法與中醫陰陽失調、整體觀、同自然相適應等理論有相似性。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梁永宣還特別提到：“有學者整理解讀希氏文集時指出，希波克拉底認為醫生的職責是恢復、提高病人抵抗疾病的能力，醫生并不直接對抗疾病，這也和中醫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
作為繼希波克拉底之后的醫界權威，古羅馬醫生蓋倫首創了解剖學。而1543年安德烈·維薩里《人體結構》一書的出版，則進一步拉近了西方醫學同科學之間的距離。自此，西方醫學開始摒棄古典的哲學思辨，由傳統的體液學的整體觀轉向關注局部的人體器官和疾病位置的研究，這樣無疑要依賴實驗中的肉眼觀察，發展到后來，就必須充分利用科學技術。文藝復興以后，自然科學中的重大發現、發明，很多都應用到了醫學上。相反，中醫學依然秉持的是從東漢以來由張仲景奠定的“辨證論治”——臨床觀察、司外揣內地分析病人狀況的邏輯推理和哲學思辨。
朱邦賢曾用一句話道出中西醫學間的差別——西醫是看人生的“病”，中醫是看生病的“人”。他將此解釋為：西醫既然是看人生的病，就要知道生的是什么病，病原體是細菌還是病毒感染，并由此決定用抗生素還是抗病毒藥物治療;如果病人生的是同一種病，其治療原則和方法基本一致。中醫看到的是生病的人，不管張三還是李四，即使得的同一種疾病，也未必可以采用相同或類似的治療方法。主要根據患者的個體狀態及其反應，譬如患者的形神特征與稟賦體質，結合其在何種環境或情況下生的病，以及現在有著怎樣的反應、處于病的什么階段等等，然后再考慮該怎么處理。中醫把這種方式稱之為“三因制宜”(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即根據疾病與氣候、地理、病人三者間的關系，制定相適宜的治療方法。
西醫學是在生物醫學模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中醫學是以中華傳統文化“天—地—人”三才思想為根基構建而成的整體醫學模式。“醫學模式的不同，決定了這兩種醫學在對待人體、生命、健康、疾病、診斷、治療和預防等方面的醫學認知與醫學行為上所存在著的顯著差異。”朱邦賢說。
“中醫治本，西醫治標”等論斷，大抵就是對中醫“辨證論治”，西醫“辨病論治”的另一種解讀。只不過這在醫學界人士看來，并不完全正確。余新忠強調，要注意“標”、“本”在不同語境和坐標中的不同理解。鄭洪則認為，如果“本”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標”指表面現象的話，沒有哪種醫學會不致力于解決根本原因：“不過在總體上，中醫始終認為人為本，疾為標，西醫有時執著于病的概念，認為病原體是本，疾病是標。”
朱邦賢強調，中醫視人為“本”，所謂治“本”，就是要緊扣陰陽失調、邪正相爭這兩對發病的基本矛盾——陰陽失調同生命質量、生命活力有關;邪正相爭講的是人與自然界適應與否的關系。為了“辨病”，西方醫學借助于顯微鏡、電腦、核磁共振，可以從細胞到分子，一直到基因，不斷地進行解構，在人體細胞進而基因等層次上認識的日益精準，卻又使其對人體內在的有機聯系及系統整體上的生命機制有所忽視。
然而，人體是一個與自然、社會環境緊密關聯的生命活體，在實驗條件下觀察到的細胞、分子、基因片段，某種程度上講可以說是已經脫離了生命母體的“物質”，這種科學的觀察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認識上的局限乃至偏差。以現代人“聞瘤色變”的疾病問題而言，現代醫學主要的醫療方法還是以“殺滅”或誘使癌細胞“凋亡”為目的。而現代中醫在某些腫瘤治療領域倡導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帶瘤生存”——學會與其和平相處，要以柔克剛，通過以“扶助正氣”為主的方法，調整其免疫保護機制“強大”到足以抑制腫瘤擴散，促使癌細胞能進入到“靜止”或“休眠”狀態。“腫瘤和正常組織細胞本是同根生，只不過它就像一個學壞了的孩子，一個小霸天，把本該自行凋亡的細胞無限地增殖了下去，把人體供給的養分給半路攔截，為其所用。”朱邦賢舉例說：“有位肺癌術后女性患者，3年后再次復發，本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想法來看中醫。我當時就跟她說，服用的中藥，主要是扶助正氣、調理形神，而不是所謂的‘抗癌療法’。如果在2個月內能解決咯血問題，三四個月內咳痰等癥狀消失，你要堅信自己一定能戰勝癌魔。當然，如果去拍個CT，肯定還能看到腫瘤陰影。結果，這個患者帶瘤生存了15年。”
雖然余新忠表示，現代醫學對治療的具體化和細致化，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醫學混沌論的反撥，是醫學進步的體現。但他也承認，在現代科學體系和醫療機制中，存在著將病人客體化、身體物化和診療割裂整體等問題。“這應該是現代西方醫學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弊端，早已引起西方學界的批判、省思和彌補，但至今也沒找到很好的解決之道。”他提出，如果中醫僅僅滿足于傳統整體觀的話，對其發展沒有實質意義;相反，中醫若能很好地克服西醫面臨的那些問題，不失為一種十分重要的創造性轉化。
留給中醫處理的多是疑難雜癥
人們通常認為中醫擅長于慢性病的調理，時有“急病遇到慢郎中”之說。朱邦賢有感于此，試問古往今來的中國人，患了急性病就束手無策，唯有死路一條了么?更不要說歷史上的名醫大家，很多都是以“一帖藥”而擅名，治的也都是急性疫病。
在急病問題上，中醫確實有著豐富的成功經驗。中世紀以來的西方諸國，聞流感而色變，中國人則幸賴傷寒、溫病諸般理法方藥，談笑間“灰飛煙滅”。中醫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療上，尤其是對2003年肆虐的SARS屢建奇功，并受到了WHO的肯定和贊揚。2004年9月，朱邦賢應邀前往德國預防醫學研究所做“中醫學與預防醫學”的報告，介紹中醫應對傳染性溫疫病及SARS的策略與方法。在西方同行眼里，中醫藥防治急性疫病的方法和經驗也是值得稱道的。
盡管如此，鄭洪則坦承，中醫治急病非常依賴于醫生的水平高低：“相反，西醫隨著技術進步，對急,癥救治更為規范和穩定，現代處于主導地位。不過很多被西醫判死刑而中醫成功救治的案例，無疑表明結合中西的長處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此外，“中醫外科不好”似乎也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朱邦賢感嘆：“中醫非不能也，只是現代醫學的快速進步大大壓縮了它曾經的舞臺。”畢竟，沒有麻醉、輸液、消毒技術的支持，外科手術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醫轉而發展從內治外之道，避免手術風險，的確解決了不少問題，當然也失去了積累更多外科經驗的機會，變得不重視解剖。所以，中醫外科的臟器急診手術已經極度萎縮，現在主要在皮膚感染、外科感染及急腹癥等的保守治療方面還能獨擅勝場。
“事實上，相對于西醫，說中醫不擅長外科，這樣的認識和評價并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更不是中醫自己，最早是由傳教士造成的。”高晞從中西交流史的角度進一步揭示成因：“傳教士來華后需要向自己國家和傳教團證明，為什么要用醫學傳教的方式才能打開中國的大門。他們的解釋是：當時中國的老百姓，這些黑暗世界中的異教徒，享受不到現代醫學的好處。在傳教士眼里，‘中醫體系中沒有解剖學和生理學、衛生學和公共衛生，沒有外科技術，沒有科學的疾病知識，婦產科是野蠻的接生術、嬰兒死亡高、草藥豐富卻沒有藥物學管理標準，缺乏慈善精神等諸如此類的現代醫學科學的基本內容’。”據高晞介紹，傳教士以此論調在國內的傳教團中宣傳，希望得到教會和教民的資助，呼吁派醫生來中國推進“醫學傳教”，建教會醫院。“他們將此類言論制成小冊子，廣泛散發、造成影響。所謂中醫在這9個方面或缺，不能與現代醫學科學相提并論的觀點，根深蒂固，影響了很多人。”
余新忠更是提醒了我們一個普遍現象，那就是現在遺留給中醫處理的空間，主要是西醫無從措手或難以獲得肯定療效的疑難雜癥，因此“中醫療效的不確定也就變得十分自然了”。他坦言，中醫應發掘自身可能的優勢，在一些疾病的治療上取得超越西醫的確定而且可以理論化的療效，贏得社會信任。鄭洪則認為，中醫在很多疾病上一直有超越西醫的確定而且可以理論化的療效，“但只能是中醫角度的理論化。而現代社會已日益遠離傳統思維，不理解中醫思想，所要求的是‘科學’眼光里的‘確定’和‘理論化’。”
純粹的中醫或只存在于理想和江湖中
早在西方現代醫學出現之前，世界上幾大文明都有自己的傳統醫學，比如古希臘醫學、古羅馬醫學、古印度醫學、波斯醫學等等。在中國境內，還有蒙醫、藏醫、朝鮮醫、壯醫等民族醫學。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各種傳統醫學的一些治療方法依然有所存在，但在現代醫學的主宰下，其傳統醫學并不能構成一種與現代醫學并行的獨立醫學。在眾多的傳統醫學中，中醫無論是在對疾病及其分類體系的認識上，還是在其醫學理論和防病治病技術方法上的系統性、完整性、延續性、科學價值等方面，顯然都是無與倫比和獨具特色的。近年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也承認中醫是“獨立的完整醫學系統”，并納入到“補充和替代醫療”的范疇。
中醫的命運，自從與近現代醫學發生碰撞以來，就逐漸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尷尬處境：不對話，中醫日漸面臨被“邊緣化”的窘境;一對話，中醫同樣面臨著“失語”的命運(鄧文初《失語的中醫》)。多年以來，當代中醫為了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大多站立在對方的“科學范式”上舉證，實際上正在被現代醫學所同化或融合，成了賦予了現代意義的傳統醫學。高晞和余新忠都表示，所謂“純正”的中醫已經不存在了。“今日所謂中國傳統醫學，乃是近代以來在西方醫學沖擊下逐步建構起來的現代中醫，作為生存于現代學術和教育體制下的中醫，其特點不僅在于對中國傳統醫學的繼承，更在于其利用醫學并非僅僅是一門科學以及身體的極大復雜性等特點，通過游走于傳統與現代、文化與科學之間建構起來的。”余新忠直言，純粹的中醫大概只存在于理想或江湖中了。
曾有老中醫哀嘆，如今的中醫醫院，不使用現代的醫學檢測手段，不出示實驗室檢測報告，病人或醫生就覺得沒有“真憑實據”(費振鐘《讀通中醫》)。“純粹”意義上的中醫生存環境也已經完全改觀或沒有了。除了病人的訴求，包括當代的醫療法規、社會認知等等在內，都要求中醫必須掌握一定的現代醫學知識，中醫教育也不可能舍棄學習西醫的知識和技能。朱邦賢發現：“原來中醫高等教育有中西醫教學‘六四開’或‘七三開’的比例規定，目前隨著完全學分制的推廣和新增通識教育一塊內容，中醫教學內容的占比多有縮小或被擠占。”
通過緩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趨完善
9月份開學后，高晞迎來新一屆研究生，其中有個巴西男孩，一心要來中國學中醫，還被父親斷了經濟資助。高晞在很多場合講到這個男孩，“他學中醫的初衷，非常觸動我。在給我的郵件中他寫到：‘我要告訴我們國家的人，這個世界上，對于疾病不只有一種觀點，還有其他的觀點和方法。我想介紹一個新的世界，一個一直改變的世界，人類看法是豐富多彩的，沒有一個說是最正確的，這應該在西方是很難理解的，因為我們從古代就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別人是錯的，西醫也總是說其他醫療方式是錯的。’”高晞笑著說，男孩最早聯系她的時候，中文比較差，現在已經非常好了：“不停地跟我說來不及看書，《黃帝內經》《本草綱目》什么的，心急得很。我就跟他講要慢慢來，一本一本啃。”
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已經產生了深刻變化，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出現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已為全球醫學界共識，現在又加入了生態的概念。世界醫學的目的也已經從疾病醫學轉變為健康醫學。中西醫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融合，但矛盾和沖突并沒有因此而化解，中醫依然遭受著“不科學”的責難。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張大慶指出，如果追問一下醫學是什么，或許能更好地理解“中醫”及其面臨的問題。他在《首先應該弄清楚醫學定義》一文中，引用了美國著名醫學教科書《西氏內科學》中對醫學的定義——醫學是一門需要博學的人道職業，并指出，醫學是一門科學，又不僅僅是一門科學，同時還是一門技藝;醫生既需要具備以生物醫學為核心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具備社會人文學科方面的知識。
生命體是一個復雜系統，有很多邏輯關系，但并不是線性的，也無法機械地進行排列組合;那些非邏輯部分，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如果醫學都有非科學的東西在里面，那就更不能將西醫等同于“科學”，中醫劃歸于“不科學”。中醫獨特的理論和診療技術方法，都是從長期以來對人類生命活動過程的考察和感悟中發現，從千百年來堅持不懈的臨床實踐中總結出來并代代傳承下來的。西醫在中國的衛生事業發揮主導作用不過近數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數千年，中醫一直承擔著維系國人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職責，只是后來在“西學東漸”的年代中漸漸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信。
中醫有沒有問題?沒有人會否認，中醫同其他任何一門學問、任何一個學科相同，自身也存在著很多問題。朱邦賢認為，中醫傳承了很多傳統的東西，但對所謂傳統也要作具體的分析：“傳統而不成體系者，屬于‘經驗’的范疇;傳統而自成體系的，那就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驗。對于醫學而言，一個自成體系的傳統醫學，一定是因為對人類健康和疾病現象有了規律性的認識，并能隨著實踐的深化，上升到理論層面，形成統一的疾病分類體系;由是，其理論創新和臨床診療技術進步的成果，也能充分體現在其疾病分類體系的不斷完善和規范過程中。”
中醫就是這樣一個既傳統而又能通過盡管是緩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趨完善的醫學體系。朱邦賢強調，這個醫學體系的生命力，在于能不能事實上有助于解決人類的健康和疾病問題，還要看人們愿不愿意接受它的理念，尤其是發生疾病與健康問題時，人們愿不愿意去尋求它的幫助。梁永宣也直言，符合人體應用、人們喜歡，就是一種存在，就是符合現代需求的東西，“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一定用現代科學去評判它”。
西方世界早在20多年前就開始反思。“對他們來說，不是因為有中醫，才去反思西醫，而是對疾病治療不下去了，需要換一個角度去思考人為什么會生病、病是怎么來的。”高晞介紹，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醫學院都開設了中醫相關課程，介紹“另外一種”醫學知識、醫療方式。“只要對治病有益，就應該運用多重思維和方式。沒有人說中醫一定對，西醫一定對，或者說有一個絕對唯一、正確的手段。”
拿什么來拯救和發展中醫
Primum non nocere,deinde curare.(首要之務是不可傷害，然后才是治療。)
——希波克拉底
要談中醫，中國才是老大
越是傳統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醫不僅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及文明發揮過巨大作用，而且也為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不小貢獻。
1980年，WHO經聘請專家作初步研究后，正式向全球推薦43種適用于針灸治療的適應癥，包括急性鼻炎、支氣管哮喘、白內障、急慢性胃炎、三叉神經痛、美尼爾氏綜合癥等。目前全世界約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針灸，雖然后來也出現韓國針灸、日本針灸、泰國針灸等，但基本上明確針灸是中國的，或者源于中國。
西方國家將不管是中醫的針灸還是印度、阿拉伯等醫學手段，都納入替代醫療的范疇，針灸在很多國家和地區被列入醫療保險支付。日本依據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的古方，開發出210種“漢方”中成藥，并允許其中的148種進入醫保體系。除此之外，中藥或中成藥因很難通過西方國家的藥檢部門審查，在很多國家以食品形式存在，不能宣傳其功效。余新忠認為，西方流行的中醫治療，基本都是非常實用性的技藝，“能切西方人所用或所好”。
現在世界各國執行的是WHO“疾病和有關健康問題的國際統計分類(ICD)”第10次修訂版的標準(ICD-10)。從2007年開始，WHO考慮將傳統醫學納入ICD家族。2009年WHO執委會第214次會議上形成并提交第六十二屆世界衛生大會審議通過的WHO62.13號決議中，敦促各會員國制定國家政策、法規和標準，以促進傳統醫學的適當、安全和有效使用，并酌情考慮將傳統醫學納入國家衛生系統。
在此背景下，2009年3月，朱邦賢和湖北中醫學院兩位專家作為中方代表參加了WHO關于傳統醫學納入ICD-11版的專家磋商工作會議。“西醫在找不到病原體或者發病原因不明確時，往往冠之‘XX綜合征’，列入‘非特異/非特指’類疾病。隨著病因的明確，這類病名就從‘非特異/非特指’中除名，這正是醫學的進步和發展。”朱邦賢表示，傳統醫學加入ICD家族，恰恰說明現代醫學在對健康與疾病的認識還不夠全面，而中醫學對健康與疾病的認知可以起到補充作用。
這次WHOICD TM(Traditional Medicine)專家磋商工作會議邀請了中日韓及瑞典、德國等國專家，由WHO傳統醫學協調處、專用名詞術語分類處官員支持。“此前，WHO西太區辦事處也搞了一個所謂‘東亞傳統醫學國際疾病分類’(EATM)的草案，韓國可能覺得直接拿過來用就好了，所以沒來參會。”朱邦賢透露，當時我國派3位專家去參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打破日韓兩國把持傳統醫學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的話語權、主導權的局面。“會上，日方代表先介紹西太區的標準草案，說是中日韓三家為主做的。我們承認這項工作的意義，但嚴正聲明，西太區搞的草案只能是一個參考文本，既沒有正式實施，更沒有經過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實踐和監測，不可能直接納入WHOICD家族。日方代表當時正在用PPT介紹西太區的標準草案，停留在‘霍亂’術語界面，我隨機指出其中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錯誤。他把霍亂的下級病名列入了‘干霍亂’，落掉了‘濕霍亂’，而‘濕霍亂’上吐下瀉等癥狀正是該病的典型臨床表現。而且在中醫藥臨床術語的國家標準里，對這個烈性傳染病專門設有‘時疫霍亂’病名，以便與類似夏秋季食物中毒、急性胃腸炎等的‘類霍亂’病名加以區分，這些都是必須有臨床證據支持和明確交代的，不可混為一談。”
具備什么樣資質的傳統醫學才能首先納入ICD家族呢?中國專家提出的準入條件是：任何一種傳統醫學納入國際標準，首先必須以有國家標準的實施為前提，而且該傳統醫學必須具備跨兩大洲及其以上國家和地區的廣泛應用為基礎。日本沒有制定和頒布其傳統醫學的國家標準，韓國當時剛剛頒布一個韓醫的國家標準，還沒有實施和監管的經驗;而中國分別在1995年和1997年頒布了2個國家標準，設有全國中醫醫院醫療質量檢測中心等專門機構采樣監測，連續監測了10多年，積累了200多萬例中西醫雙重診斷的病歷首頁記錄，可藉以提供中西醫疾病名診斷及其相關性的數據，等等。
“如果連這點數據都拿不出來，拿一個所謂的‘東亞傳統醫學國際標準’文本來把持WHO傳統醫學國際標準制定的話語權、主導權，豈非咄咄怪事?”朱邦賢笑著說，“要建立傳統醫學的國際標準，把中醫的發源地和中國撇在一邊，做出來的東西能像樣么?”
幾年前，“韓醫申遺”狠狠挑了國人的神經。首先需要糾正的是，并非“韓醫申遺”，而是《東醫寶鑒》申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記憶遺產名錄。這本被韓國人奉為“韓醫學圣典”的著作，是1596年由時任朝鮮李王朝太醫許浚歷經14年編輯完成的一本醫書，全部用漢字寫成。該書纂輯了來自中國《素問》《靈樞》《傷寒論》《萬病回春》《醫學綱目》等80余種中醫典籍，是中醫古文獻的“纂輯本”，并非韓醫學的“祖庭”。而且，在1986年之前，韓國(或朝鮮)從未有過“韓醫”的稱謂，一直沿用的是“漢醫”、“中醫”;他們拿得出手的傳統醫學文獻，也幾乎都是用漢字撰寫而成，甚至于醫館的幌子也是用中文書寫的。
朱邦賢認為，即便韓醫申遺，恰恰證明韓醫處于失保護的瀕危狀態，“而中醫在中國，不僅有國家大法——憲法的支撐，有專門的政府職能部門管理，還有遍布全國的中醫醫療、教學和科研機構，更有數以萬計的歷代中醫藥文獻的典藏和傳承，他們比得了嗎?韓國人打時間差，只不過是熟悉國際組織規則而已”。梁永宣則指出，我們也必須看到韓國申請后對經典古籍的重視和保護，韓國政府甚至支持專門設立了“《東醫寶鑒》村”。
中醫發展是所有中國人的事情
從1998年開始，朱邦賢連續擔任了三屆上海市政協委員、政協常委，多次提案為中醫藥立法呼吁，尤其是中藥立法。他認為，中醫的立法，是對一個有效傳承數千年的醫學體系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維系，是對其在國家醫藥衛生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職能與管理、服務體系構建與管理、醫師執業資質與管理、教學與科學研究管理，以及相關保障措施與法律責任等的法制性規定;中藥立法則涉及對中藥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等方方面面的規定。“這些下位法的制定與實施，涉及國家和地方醫藥衛生資源的配置，涉及全體國民的福祉，而不僅僅是對中醫醫生和患者權益的保護，同時還涉及國家物權及經濟利益相關方的法律責任。”朱邦賢大聲疾呼，中醫的發展和保護，不僅是中醫界或整個中國醫學界的大事，也是全體中國公民利益攸關的大事情。
去年7月24日，國務院法制辦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征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標志著經歷30多年曲折和坎坷的中醫藥立法工作進入一個實質性階段。
盡管有國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保障，但業內人士似乎普遍對中醫及其前景缺乏真正的、發自內心的自信，對現代中醫人才的培養方式、中醫核心理論的發展、中醫如何應對科學化的吁求等議題，往往都心存焦慮。
余新忠指出很多問題不僅由來已久，而且一直也難以給出真正有說服力的解說。他認為中醫要想有進展空間，關鍵看能否發展獨特的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理論和技術。“如果不能，雖然不至于消亡，但地位肯定越來越邊緣，最終或許只能作為一種替代醫學而存在。”余新忠還特別強調，中醫固守傳統是死路，但也有必要更加珍視傳統，“不僅要重新研讀經典，也應該去梳理和重新認識傳統中醫現代化的過程，即梳理中醫在近代發展和知識建構過程中的成敗得失，打破當代業已固定化的中醫知識體系對今人認知的鉗制”。梁永宣也坦言，目前的管理制度、科研評價體系等，都不能更積極鼓勵人們去鉆研古代醫學經典，造成對中醫基礎理論和概念的研究越來越弱。“發展中醫必須回到原典研究，同時再結合現代西方醫學的特點，將兩者優勢充分發揮出來。”
放寬歷史和現實視野，現代西方醫學未必見得是醫學唯一正確形式和進展方向。但是，不管哪種醫學體系，都不可能涵蓋并解釋整個世界，中醫、西醫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社會成熟的標志是人們對各種事物的認知和寬容程度的深化，把健康托付給哪個醫學體系的選擇多了，碰撞在所難免。中西醫學不應互相排斥、水火不容，畢竟放棄哪一個，都是放棄一種對生命與健康的探索途徑，放棄一種治病救人的可能。
(特別感謝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張大慶、中國中醫科學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朱建平兩位老師對本文采寫的支持和幫助)
本報記者 于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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