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為：民族精神的光榮--《神醫扁鵲》研討會上的發言

　　民族精神的光榮

　　——在鄭一民學術成就暨長篇歷史小說《神醫扁鵲》研討會上的發言http://www.hswh.org.cn/wzzx/djhk/wypl/2014-04-17/25690.html

　　(2014年4月15日)

　　劉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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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神醫扁鵲的故事幾乎人人都知道一些。但是，不管知道多少，扁鵲之于我們都是模糊的歷史影像。長篇歷史小說《神醫扁鵲》的價值就在于，它用藝術的方式，把我們帶進了扁鵲的生活，帶進了扁鵲的內心世界，讓我們在跟隨這個人物行進的過程中，在與這個人物發生強烈情感共振的過程中，獲得遠比典籍和傳說更為生動、更為豐富、更為深刻的精神內容。

　　這部小說的成功主要取決以下條件：一是扎實的創作準備。作者一民同志首先是一位文化學者，研究扁鵲長達30多年之久。在這方面，他占有的資料最多，不僅盡收史藉所載，而且幾乎掌握所有民間傳說;他在研究上所下的工夫最大，不僅理清了相關歷史、民俗的來龍去脈，還在病理、藥理上耗費了大量心血。可以說，這部小說是厚積薄發的產物，是他的研究成果的藝術表現形式。在社會領域，我們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在創作領域，我們同樣可以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創作權。當然，也有一些作家可以憑一知半解或道聽途說敷衍成篇，但這終歸屬于小道，畢竟難成大器。二是與扁鵲相通的精神品格。一民同志雖然地位不高，卻是一個有著大胸懷、大格調的人，一個有著忠肝義膽、古道熱腸的人。這是他能夠理解、把握扁鵲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主觀條件。倘若作者是一個只想通過醫療衛生私有化撈取好處的人，那么他與扁鵲之間就會像夏蟲與冰雪那樣隔膜。三是樸素的藝術風格。作者不玩花樣、不事戲說、不搞顛覆，一切依從生活的邏輯、歷史的邏輯、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這既為創作的對象所決定，又為傳達特定的意旨所必需。

　　正是在這些主客觀條件的支撐下，小說真實再現了春秋晚期的歷史氣息，令人信服地描寫了扁鵲由一個貧苦少年到一代神醫的成長歷程，從而為我們的民族還原出一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偉人形象。

　　關于偉人，長期以來，人們的認識大多局限于政治領域，這是不全面的。其實，無論是在哪一領域從事哪一種職業，只要你付出了超越常人水準的的努力，表現出了超越常人水準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力量，為社會的發展進步作出了超越常人水準的貢獻，就會成為被人們普遍尊崇和效仿的對象，就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偉人。毛澤東是偉人，王進喜也是偉人。記得當年到大慶鐵人紀念館參觀，看到王進喜的這樣一段話：“我是個普通工人，沒啥本事，只是為國家打了幾口井，一切成績和榮譽都是黨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記差距。”當時，我的內心受到強烈震撼。那種胸懷的博大，那種無我的超邁，完全是偉人情懷的自然流露!

　　扁鵲是一位醫生，他的高超醫術并非像司馬遷講的那樣來自“神授”，而是來自于對前人遺產和他人經驗的全面借鑒和在艱難實踐中的不斷創新。如開診脈“獨取寸口”的先河，對五靈脂獨特藥效的發現等等，都是鮮活的實例。為了做一個好醫生，他拒絕高官厚祿，甘于艱難困苦，不懼威逼加害，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現出了一種大丈夫的氣概。扁鵲是一介布衣，但是胸懷天下、志在普救天下蒼生。這種大境界由他身處底層、親歷民間疾苦所萌發，在接受民族精神熏陶和社會實踐中不斷強化，最終在伊祁瞻仰堯的圣跡時實現升華。小說寫道：經歷了太多困窘和挫折的扁鵲，一旦實現了這樣的升華，立即變得神清氣爽、容光煥發。在徒弟眼里， “師父今天好像換了一個人”。這種描寫雖然簡潔，卻深刻傳達了扁鵲在心靈獲得自由后的輕松感和幸福感。從本質意義上說，扁鵲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民族精神所培育又在實踐中將民族精神發揚光大的光輝典范。

　　什么是民族精神?在這個問題上，學界的意見并不完全一致。我的看法是，它不僅包括核心價值觀，還應當包括思維方式，因為思維方式與價值觀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是不可以對立起來、分割開來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對于中華民族精神最富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宋人張載提出的“民胞物與”。所謂“民胞”，就是說但凡人類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所謂“物與”，就是說世間萬物都是人類的朋友。這既是追求人人平等、天人和諧、天下大同的價值觀，又是辯證看待人與人、人與自然、世間萬物的方法論。在以扁鵲為代表的中醫實踐中，這種精神表現為懸壺濟世的價值取向和辯證施治的醫療方法。而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和思維方式也有一個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太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意思是說，不管是他人還是世間萬物，檢驗的標準只有一個，就看是否對我有利。這就必然導致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和割裂人與人、人與萬物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西方的醫療領域，這種精神表現為利潤最大化的價值取向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治方法。當然，對于中西方精神文化的差異，不可以采取絕對化的態度。西方也不是沒有辯證主體觀和辯證思維方式，比如古希臘的克拉赫利特、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黑格爾，對于辯證法都有相當精彩的描述，但是他們的思想在西方不占主流，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在中國，也有抽象主體觀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比如楊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但是這類思想在中國不占主流，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面對人類社會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生態危機和人自身的危機，西方的一些思想家頻頻發出借鑒“中國智慧”的呼吁。求實地說，這是一種切中時弊的主張。希望我們的學者和文藝家都能像一民同志那樣，為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特別是這種精神的新發展——中國化的社會主義和中國化的辯證法而作出扎扎實實的努力。這不僅是對民族復興的擔當，也是為全人類的命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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