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一個和煦的下午，我和幾位村民在草地上喝著拉薩啤酒聊天，享受高寒那曲難得的和暖。冬蟲夏草的采收季節到此已基本結束，村子復歸平靜。但這種平靜下卻彌漫著火藥味：為了爭奪蟲草資源，這個村子與鄰村在劃分村界的問題上爭持不下，于是這兩個有著長期通婚關系的村子積極準備武裝械斗。達瓦，一位三十多歲的藏族漢子，呷了一口酒，問我：“你們廣東人為什么這么愛吃這個蟲子（bu）？這么貴？”作為有吃冬蟲夏草習慣的廣東人，我卻回答不出來，或者說，我之前壓根沒想過。其實藏人自己不怎么吃這個獨產于青藏高原的“神藥”。“估計你們‘低人’吃才有用，我們‘高人’吃沒用。” 達瓦最后用不大靈光的漢語笑著總結道。
冬蟲夏草，這個被喻為“青藏珍寶”但西藏人卻不怎么吃的“蟲子”，已經成為西藏農牧區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德國學者Winkler Daniel根據其2010年的田野研究指出，保守估計，蟲草收入已占西藏整個農牧地區現金收入的40%，在主產區這個比例更高達70%~90%。但蟲草所帶來的不只是可觀的經濟收益，伴隨而來的還有生態環境的破壞、貧富懸殊、城鄉分化、族群矛盾激化等社會問題。蟲草經濟看似特殊，但撇開其天價，它實則反映了西藏在現代轉型中所產生的各種深刻矛盾。而這些矛盾的背后，是中國市場化改革和全球化過程所面臨的危機。
因此，討論蟲草經濟的意義還在于它提供了檢視西藏問題的新視角。一直以來，有關西藏問題的爭議大部分集中于西藏在歷史上的政治定位。不少學者已經指出過這種討論的時空錯亂：王力雄強調以現代的政治和法律標準去衡量前現代的漢藏關系是不妥當的；汪暉也從現代民族國家的角度進行過批判性的分析。此種過度政治化和本質化的論述，將西藏問題特殊化（Tibetan exceptionalism），而忽視了所謂的民族問題下深層的全球性變遷。在現代化過程中，西藏不僅是被改造的對象，也是積極實現自身轉型的主體。
西藏長期被認為深藏于世界屋脊、與世隔絕，其實西藏與外界接觸的歷史至少長達1500年，與漢族地區和南亞地區更是長期保持密切的通商和交流。自90年代開始的越來越火的蟲草，其貿易史早于500年前就已用于交換漢族的茶、鹽和絲。但經過過去30年中國的對外開放以及市場經濟改革，西藏正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和強度，日益緊密地鑲嵌于全球化的版圖中。像達瓦這樣居住在海拔三千多米以上的邊遠山區的農牧民，或許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廣東人，但因為蟲草，他們被市場經濟的洪流卷進一條跨越民族邊界甚至國境的漫長商品鏈中。這條商品鏈從源頭“世界屋脊”流出，順著地勢自西向東奔流，在全球化的洋流下漂洋過海，一直流到日本、韓國甚至洛杉磯。而蟲草只不過是這一大潮流中的一支，各種藏藥、藏傳佛教用品、旅游業等商品將西藏整合到全球網絡中。這些進程重組著整個社會——不僅是西藏，還包括中國以及整個當代世界。
因此， 西藏問題應該理解為一個動態的全球化過程。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經常被狹義地理解為一套宏觀經濟原則，但它實則包括了各種復雜且辯證的文化和社會過程。這個過程并非絕對的施與受。全球化的宏觀話語對地方社會的形塑必需通過國家轉譯和地方實踐來完成雙重的在地化。這些過程對不同地方的施力并不均勻，不同地方的應激也會截然不同。但當我們籠統地談論“西藏”、“現代化”和“全球化”時，我們選取的通常是最表層的截面。這一過程所造成的愈往基層愈是明顯的差異，卻往往在宏大的政治論述中被抹平了。例如農牧民在西藏問題的論述中往往成為看不見的一群，而他們的發展問題又經常被化約為宏觀經濟數據。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在說西藏時，說的是誰的西藏？我們在談論發展時，又在談論怎樣的發展？
要明晰西藏問題的多層次過程，我們必需思考：是怎樣的全球化過程沖擊著西藏？它如何影響了西藏的民族－國家關系？在全球化和國家的雙重權威下，西藏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出自己的道路？
想象的政治：全球化中西藏的雙重邊緣化
想象，作為一種社會過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個核心特征。它掙脫過去的束縛，運作于當下日常生活的邏輯中。但這種想象并非個體漫無邊界的遐想，它時刻被政治力量形塑，逃脫不了權威話語設定的思考模式。這種相對微妙的規訓，越發成為現代權力運作的機制。
這個特征在西藏問題上尤為突出。西藏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各個政治主體對于西藏話語權的爭奪。各方圍繞歷史和文化這個核心，建立起零和關系的不同話語。這些話語已不僅是國際政治的口水仗，它已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深深地滲透到社會的日常生活想象中，從而決定了西藏的社會位置以及它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
對西藏形象的建構，一方面是80年代以來無所不在的“西藏好萊塢化”（Tibet’s Hollywoodization）。這種好萊塢化實則是西方文化霸權對西藏的定義和表征的壟斷，其內容根源于西方的東方主義知識傳統。出于對現代性的焦慮，西方長期存在著一種 “人造的懷舊”（ersatz nostalgia），想象那些在現代性中“遺失”了的過去——盡管這種“過去”可能從未存在過。遙遠而隱秘的西藏自然成為西方自我投射的絕佳對象。西方希望從這瀕臨“遺失”的他者文化中，找到關于自身主體性的知識。
但這種建構并不能籠統地歸咎為西方直接的、單向的東方化。它通過多方利益主體的持續實踐得以再生產，并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主體包括了達賴集團、流亡藏人、國際上支持藏獨的人士、新紀元運動（New Age Movement）的擁護者、企業家以及作為消費者存在的普羅大眾。達賴集團的自我東方化則是當今這股“西藏好萊塢化”潮流的直接來源。為了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他們將1950年以前的西藏塑造成超脫現實的凈土香格里拉，而藏人是虔誠的精神守護者。這種自我東方化的核心是將西藏化約為一種理想化的藏傳佛教。其本質化程度之高，令西藏的其他信仰和文化傳統被完全抹殺——如苯教以及佛教進入西藏之前的其他本土文化。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策略并非一種新創造，它深深植根于藏傳佛教的供－施（mchod-yon）傳統。藏傳佛教在歷史上一直利用這個策略來免受外來者的侵擾。在現代媒體的幫助下，越來越多的西方名人“供主”，如演員理查·基爾、音樂人Bono，讓西藏好萊塢化越演越烈。在這股浪潮的激勵下，老一批流亡藏人也漸漸將此政治宣傳內化到其身份認同中。
反諷的是，對于西藏這種超脫現實的神性想象，恰恰造成了西藏的商品化。大部分非政治主體通過大眾消費的形式，以消費者或商家的身份參與到西藏的建構中。一方面，脫離了語境和社會關系的“西藏文化”更易被物化、加工成各類標準化商品。對西藏的符號式消費實則伴隨著對西藏文化脈絡的消解。以藏藥為例，西藏本土藥材被單獨從藏醫學的認識論和宇宙觀中抽取出來，成為消費者可以自行選購的商品。像蟲草這樣一般在藏醫學中復方使用的藥材，往往被拆解為更能“對癥下藥”的單方，并被輕易地嫁接到其他醫療體系中。正是因為這種“親和力”，藏藥在美國與本土的新紀元浪潮一拍即合，收獲了一群熱情的擁護者。但藏藥很少用于取代西方生物醫藥，它更多地作為后者的補充，吻合了東方主義關于他者的邏輯。另一方面，這種現代性想象生產了消費西藏的欲望。現代性中對“遺失”之物的想象，使得個體產生強烈的缺失感，而消費成為填充這個想象的空缺最方便快捷的途徑。在新紀元運動的推波助瀾下，與西藏相關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大量涌現，出口唐卡、佛像等西藏藝術品成為利潤極高的生意。與這條商品鏈相對的，是大量溯流而上的外國旅客涌進西藏。
在這種全球商品關系中，真實的西藏被進一步壓扁為商品和符號“原材料”的產地，并且不得不迎合這種想象而踏上自我東方化的道路。云南藏區的中甸改名為香格里拉就是最好的例子。通過全球資訊流通，西方對于西藏的想象更被販售到中國市場，在新興的中產階級消費者中成為展示品位的時髦商品。顛覆性的意識形態就這樣通過大眾消費的再包裝，被重新整合到主流文化的框架中。通過市場這一強大機制，想象部分地建構了真實。
但這種國際想象并不能直接決定西藏的經濟形態，它需與本地的具體政策共同運作。中國的西藏政策源于以經濟發展為先導的現代性話語，并糅合了馬克思和斯大林對民族關系的論述。它實則是各種全球進程在中國的在地化表現：其中一極內含了中國對于現代化和西方的想象，而另一極則是對于其內部“他者”的構建。這一意識形態生產出一套有別于西方的西藏想象，并更直接地作用于西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市場效率為根本目標的發展模式給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種沖擊需要放到中國民族政策和歷史中理解。在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研究中，中國根據單線社會進化論對各民族的社會形態和發展水平作了階段劃分，西藏被放置于整個梯隊的最末端，被貼上農奴－封建社會的標簽，是重點幫扶對象。因此，西藏在發展道路上要趕上“大部隊”——尤其是漢族“老大哥”的壓力尤為沉重。隨后的市場改革更加深了這種焦慮。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階級斗爭和生產關系變革上；但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硬道理。自80年代起，國家為西藏制定了高標準的增長目標：1993年到1999年間西藏GDP平均達到每年9.3%的增幅，在2002年后增長更是超過10%，但這種經濟增長主要是靠逐漸增多的外來援助實現的。這種急躁而籠統的做法，反倒使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在市場效率優先的價值觀下顯得十分尷尬，并成為民族誤解的來源之一，比如有人就抱怨：與其把資金“浪費”在西藏，不如投資到更有回報的地方。
在市場轉型背景下，國家越來越強調少數民族地區要實現經濟自主，但西藏由于地理生態環境的限制，很難像其他地方那樣通過發展工業和農業來達到GDP的高增長。由于教育和語言等因素，西藏人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在不多的市場化可能性中，藏藥是較為政治正確 、市場化潛力又大的產業。較少的技術投入、豐富的原材料、市場化成本低，這些特點令包括藏藥在內的傳統醫藥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新焦點。從這個意義來說，西方對于西藏的想象與消費，恰與西藏現代化的目標不謀而合。因此藏醫藥現代化的過程中，被置于既要“科學化”又要自我東方化、神秘化的罅隙中。
首先，藏醫藥的整體現代化被壓縮為市場化這一單一目標，這不但是經濟創收的要求，更因為市場價值成了少數民族文化價值最有力的背書。被現代性意識形態定義為邊緣、“落后”的少數民族文化，感受到尋找其存在的合法性的迫切需要，以證明他們的文化與國家的發展及現代化進程并不相悖，甚或是“有用的”，因此是值得國家支持的。而市場價值無疑是認受性最高的度量衡。因此，所謂的藏醫學現代化更多是根據具有消費力的外來市場需求，將最具市場化潛力和市場價值的部分裁剪出來，并包裝成四海皆宜的商品。因此不難理解，像蟲草、松茸這些在藏醫藥中并不常用、且為復方中的一味藥材，因為國內外市場的需求而異軍突起。而另一方面，卻是一些藏醫藥中的常用藥材，由于市場價值不高而乏人采摘，導致藏醫院配藥困難。
為了得到國際市場的認可，藏醫學還需進行科學化。所謂的科學化，主要是采用主流的生物醫藥的語法和詞匯。在強勢的生物醫藥面前，傳統藏醫學中獨特的認知論和宇宙觀往往因為難于轉譯而被摒棄，轉而側重在單方藥物和藥材的有效成分研究。這種向生物醫藥靠攏的科學化，是大部分傳統醫藥所面臨的全球趨勢，而不是國家對西藏獨有的強加。隨著中國加入WTO，作為本土知識和文化傳統的少數民族醫藥所受的沖擊也更加強烈。挪用了這套國際話語，中國將其民族政治考量糅合到對藏醫藥“科學化”的要求中。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把藏醫藥中的宗教信仰部分嚴格剔除。這不但是為了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對世俗社會的要求，更是應對藏獨話語利用宗教的策略。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除了國家對于藏醫學內容的直接規管，還在于對市場的借力：一方面是前面論述的消費市場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私有化進程對市場主體的塑造。其中直接的政策因素是80年代末開始的醫療改革。在國家大量削減經費、并放寬醫療私有化的情況下，作為藏醫藥主要實踐者的藏醫院逐漸轉變為利潤導向的市場主體，也因此更主動地順應被權威定義的科學化的要求。
但藏藥產品近年來的熱銷，依賴的更多是對西藏的符號消費，而非其尚且存疑的藥效。不僅國際市場，近年國內也興起一股對少數民族的內部東方化潮流。藏醫院在國內沿海主要城市開設的診所為了吸引漢族消費者，醫生都全部傳統著裝——藏袍、靴子、氆氌帽。反觀藏區內的藏醫院，卻要求醫生必需穿白大褂，傳統著裝被視為封建、落后。國內消費者對于西藏的想象與西方的東方主義有相似之處，但并非對后者的簡單復制。以下這個蟲草廣告是對這種想象的絕佳歸納：“雪山蟲草、天然純凈、青藏高原、中華神草。”在把西藏塑造成內部的“他者”的同時，又將其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整體中。這種想象不但是對西藏文化的向往，也是對一國之境內的地理資源的熱望。尤其在高速發展卻也高速污染的中國城市，資源豐富又未被“染指”的西藏成為原材料的理想來源地。對比“落后”而可疑的處方藏藥，未被加工的天然藥材在國內消費者中更受歡迎。
必需看到的是，中國的這種少數民族想象同時為西藏面對全球化壓力提供了緩沖空間。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藏醫學——只要剔除宗教部分——和中醫一樣，都被中國建構為有別于西方科學的另一種“科學”，因而在強勢的西方醫學主流中獲得一定生存空間；另一方面，藏醫學中的知識體系作為少數民族文化，受到國家少數民族文化政策的保護和發展。這樣一種緩沖空間，使藏藥有可能在現代化和獲得合法性的同時，又不失去它應有的文化深度和民族自主性。藏人并非許多研究中所描述的完全被動的客體，當給予充分的空間和條件時，他們完全可以利用市場力量和政治優勢，走出一條適合自身狀況的現代化道路。
市場轉型中西藏農牧地區的發展困境
西方和發展主義對于西藏的兩套話語看似針鋒相對，實則是現代性論述的一體兩面，其邏輯都是以現代性為坐標來確定西藏的位置。而且兩者都不約而同地把西藏描繪成游離于現代邊緣的孤島。雖然中國在政治上譴責西方以及達賴集團對西藏的東方化想象，卻又無法抗拒此種想象塑造出的國際市場需求。而在政治化了的想象中，真實的西藏反而在兩極間無所適從，被雙重邊緣化。雖然達賴集團宣稱為藏人發聲，但中國境內的很多藏人都無法在他們代理的“原真性”中找到自己。這種“原真”想象將現代西藏排除在現代發展的可能性外。一位來自流亡藏區的學者在青海調查時，就發現了當地藏人對這種代理的不屑。有人甚至告訴他：“我不喜歡他們（流亡藏人）。他們認為我們不是真正的藏族。”這也成為了新一批的流亡藏人被老一批接受了東方化身份認同的流亡藏人歧視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中國對西藏的民族定位以及單一的發展策略并沒有給予西藏太多的自主性，令西藏的現代轉型更加艱難。來自西藏以外的多重想象經過市場、政治力量的轉化，生根成為西藏社會矛盾和騷亂的內部原因。
現代化和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每個地方都不可逆轉的潮流。但這些大的潮流并不必然導致西藏當下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說，西藏并非一些西方觀點所相信的根本上不適合現代化和市場化，也非中國主流論述所認為的藏族文化太落后阻礙了經濟的現代化。通過對蟲草產業鏈中的族群參與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藏人和漢族及其他族群一樣都有潛力成功的市場主體，但目前的發展策略并沒有為藏人提供參與市場競爭的均等機會。同時，受到國際輿論的壓力，人們又急于展示西藏發展的成果而大力推進GDP的增長。蟲草產業的細部結構實則折射了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間高增長的表面下不均質的發展圖景。
蟲草產業中快速流動的巨額資本并沒有沖垮民族邊界，反而順著族群紋理流動。在這條中間環節眾多的商品鏈中，民族分工非常明顯：不需要任何資本和技術的采摘環節，大部分由藏族農牧民完成；第一級的蟲草收購者多是藏人，但也有不少回族，要參與這個環節，既要具備蟲草的相關知識，更需要一萬元以上的起動資本；到第二級中間商就更多是回族了，藏族仍占有相當部分，但20萬元左右的起動資本要求讓很多希望參與的藏民望而卻步；到了拉薩、西寧、成都這種每次交易上下幾百萬的大批發市場，基本就是回族和漢族的地盤了。而利潤也是按照資本規模的比例分配。在2007年，沿海零售市場價比黃金的蟲草，藏民出手時可能也就一公斤不到兩三萬元。零售價格驚濤駭浪，產區卻不見波瀾的情況經常發生。
不同族群的經濟表現往往被視為族群性格的差異。例如蟲草產區的藏民在解釋蟲草中間商為何多是回民時說：“回族人膽子大，擔得起風險。”中國的主流話語也經常將藏族的貧困問題歸咎于藏民“懶散”的本性。這種文化解釋遮蔽了參與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這么多回族能成為成功的中間商，除了他們的經商傳統外，還因為這種傳統帶來的資金積累，以及回族在西藏和青海這兩大蟲草產區和交易市場建立起的人際網絡。因此部分具備足夠資本的藏人，通過多年的市場競爭，也逐漸崛起。我曾不止一次聽到沿海蟲草商抱怨：“藏人也變精明了。”
現代化所帶來的交通便利和資訊發達，以及市場化帶來的資金積累，為很多采摘蟲草的農牧民參與市場競爭帶來便利。90年代當蟲草剛開始流行時，產區的農牧民由于現金短缺以及無法獲知遠在沿海的零售價，而只能以極其低的價格迅速將蟲草出手。2000年以后，許多中間商抱怨產區的蟲草價格也是節節攀升，壓縮了中間的原先的巨額利潤——因為農牧民也有足夠的資金和資訊待價而沽了。盡管如此，市場機制難以抹平藏族起步時的劣勢，往往還拉大了原來的差距，并使大部分藏民的貧困問題結構化。近年來蟲草產區的農牧民對蟲草收入的嚴重依賴恰恰反映了這一結構性問題的加劇。
對比城市地區，占西藏自治區總人口81%的農牧人口在現代化中所面臨的危機更為尖銳。但正如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指出，在關于西藏治理的討論中，這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卻是研究得最少的。戈爾斯坦通過實地調查發現，自1981年取消公社制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后，農戶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在市場化加深的情況下，農業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生活用品和農業用品物價上漲的速度，越來越多農戶無法自給自足。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西藏許多農作物——例如青稞——的消費者只有藏人自己，因此漲價的空間相對較小。而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和區域商品流通的活躍，產自尼泊爾和自治區以外的青稞又擠占了不少市場份額。再加上人均土地減少，藏區農民向非農產業尋求出路。非農收入成為改善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徑。但他們發現工作機會非常少，即使獲得工作，由于語言和教育水平的劣勢，過半數人從事的都是低收入的體力活。
GDP中心的發展戰略使情況變得更為嚴峻。80年代我國政府就如何在西藏實施市場改革和農村人口流動進行商議，并討論了兩個可行的方案。其中一個以加速西藏整體發展步伐為核心，允許所有人平等地參與西藏的就業競爭。另外一個方案優先考慮藏民的利益，給予就業優惠政策，對比前一個方案，此方案無疑會減緩經濟增長的速度。再加上少數民族發展需要漢族幫助的意識形態，中國政府最后于80年代中期拍板第一個方案。因此，雖然國家對發展項目大量資助和投資，GDP也隨之快速增長，但大部分藏民卻難以受益。
缺少現金收入的機會引起了發展的惡性循環。尤其在公共服務，例如醫療，也進行市場化改革的情況下，農牧民面臨沉重的稅費壓力。當越來越多藏藥產品出現在市面以迎合外地消費者的同時，農牧區卻因為缺少現金收入而面臨普遍的藥物缺乏。經濟壓力還導致了農牧區學童輟學率偏高，又進一步削弱新一代藏人的市場競爭力。藏區農牧民在這個過程中被日益邊緣化。
在這一背景下，羅絨戰堆認為，“蟲草價格的節節攀升為緩解西藏農牧區的相對貧困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對西藏農牧區貧困人口的分布和貧困地域的格局產生了歷史性的影響。”的確，蟲草收入緩解了農牧區現金收入短缺的問題，很多采摘蟲草的藏民都表示醫療費用的問題得到解決。但正如世界上很多靠輸出原材料的地區一樣，西藏農牧區的結構性問題非但沒有因此得到改變，反而被進一步固化。蟲草帶來的只有經濟資本的提高，卻無法改善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劣勢，而且沒有提供經濟資本向其他資本轉化的路徑。
對比惡劣的就業市場和低工資，挖蟲草不需要技術、教育、起動資本，還能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現金，能挖蟲草的藏人都放棄了打工的念頭，而教育更像一個收不回成本的投資。2007年我所調查的一個那曲牧村中，藏民對讓孩子上學都沒有太大熱情——因為即使上了學，仍然找不到工作。但單一的收入結構以及對漢族消費者的嚴重依賴使農牧民在市場波動中變得更加脆弱。2008年蟲草的大幅跌價就對蟲草產區造成了不少沖擊。 一位研究西藏的學者曾經戲稱：“如果有一天你們廣東人忽然決定不吃蟲草了，這些藏民就完蛋了。”
另外，藏民傳統的財產觀念和生活習慣無法適應忽然到來的大量現金收入，儲蓄、投資、風險管理等現代理財概念對于大部分農牧民來說仍然很陌生。在2007年對那曲地區三個村莊的考察中，筆者發現大部分牧民還沒建立儲蓄觀念，50歲以上的人中不少仍然以牦牛作為財產計算單位。同時，消費主義已經通過媒體和移民滲透到這些邊遠地區。對于好生活的理解從原來的宗教意義轉變為對遙遠消費者的想象。“青椒肉絲佐丹奴”是那曲地區十分流行的關于好生活的順口溜——顯然好生活都不來自西藏本土。結果大部分的蟲草收入都用在消費、而非長遠投資上。而這些消費又往往流向由漢族或是回族所開的店鋪。有很多年輕藏人更是染上賭博的習慣，押注的數目經常十分驚人。
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經濟土壤中，民族問題非但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消解，反而被重新建構。在蟲草產區，產生了一種新的基于資源爭奪的族群邊界。在2006年藏區政府實行蟲草采挖許可證之前，外來采挖者與本地藏民發生每年都嚴重的沖突，流血械斗在各地都不少見。本地的藏民經常將這些外來者——無論什么民族——統稱為Gyami。而Gyami在藏語中原是漢人或中國人的意思。族群的內外之別在這里指向資源的分配權。人們根據資源來確定“自己人”的界線，漢藏矛盾并不是“天然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的，族群邊界是情境性的，在不同的經濟實踐中，族群的邊界不停推移、加深或淡出。這就不奇怪，2008年西藏“3·14”事件蔓延到蟲草產區便消停了，地方政府做好了嚴防死守的準備，設置了很多路障，卻完全沒有派上用場：四五月份正是蟲草采收季，絕大部分人都忙著上山挖蟲草去了。
我們必需看到，除了表面的GDP高增長外，西藏的經濟發展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仍然是地區不穩定和民族沖突的一個主要因素。雖然西藏農牧民在發展中被邊緣化的問題并不能歸結為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有意為之。但我們不得不細致檢討當下的發展理念是否在真正意義上推動了西藏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西藏的現代轉生
Yartsa Gun bu，夏草冬蟲，藏民認為它的神奇之處不在藥效，而在于它死生轉化、冬謝春生的生命力 。西藏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浪潮下，也正經歷一場艱難的現代轉生。冬蟲夏草那動植物共生共存的生命形態或許正為此提供了啟示：現代轉型并不意味著對過去的連根拔起，所謂的傳統文化從來也不是靜止不變的，西藏面臨的絕不是傳統與現代的兩難選擇。但如何在原有的社會脈絡中注入新的生命力，如何從傳統中汲取養分又不失其應有的文化深度，將是一個持續的挑戰。
與全球的現代化接軌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是西藏發展的題中之意。要讓新的生命體破土而出，被多重政治話語扁平化、符號化了的西藏絕對提供不了適宜的養分；但單靠國家政策性的經濟“施肥”，終歸也是不接地氣，無法滋養到這片深厚而廣博的土地。如何讓真實的西藏免于被這股全球性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族群資本交匯的復雜洪流推著走、甚至淹沒？民族政策又能否發揮其應有之意，提供適當的燈塔和避風港，為西藏引導一條正確的未來航道？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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