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珍先生的《針灸腧穴臨床發揮》自1985年問世，到1995年《針灸臨床的辨證論治》， 2005年的今天，李世珍先生嫡子嫡傳李傳岐的《祖傳針灸常用處方》的出版，歷歷20載，洋洋3部書200萬言，我們看到了中國針灸學的一個學術體系的隆重誕生。
針灸學在現代科學的理論思維框架下，幾乎是最難結構成型的應用學科。科學的思維，立足于物質和實證，而針灸學的核心支點卻是科學思維之外的玄學概念——氣，針灸學的基礎結構亦是科學不能做出實證的經絡學。氣——經絡——穴位的這樣一個非物質非解剖的系統，是一個典型的東方“象’系統。中醫學應該是世界應用學科的最大的“象”系統，針灸學作為中醫巨系統中的一個最大的子系統，它既有東方玄學的突出特質，又具有相對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個性特點；它既與中醫學同源同流一脈相承，又建立了相對獨立而嚴整的認識論框架和操作施治方法。結合現代治療疾病和生命健康的需求，結合現代學科化、系統化、理論化的的學科建筑特點，在針灸學中建立一套科學的嚴謹的學術體系，對于中醫學的進步發展確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李氏父子出版的這三大卷書，我們權且稱之為“李氏針灸學"。“李氏針灸學”的最大的特點，就是理、法、方、穴的一體性、完整性和系統性。
中醫的理、法、方、藥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理和法是中醫立論的基礎，方和藥是中醫治療的實現。中國文化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最基礎的理論有強烈的象征性和模糊性。如陰陽，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內核，以陽性特質的象征意義和陰性特征的象征意義涵蓋了一切存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非指五種元素，而是五種元素的各自屬性，與世間萬事萬物的各自性質進行類屬性劃分，以模擬推演萬事萬物依照各自的性質和能動所產生的關系指數以及化生克制的過程。陰陽學說是東方認識論的核心，五行的關系建立了東方認識論的模型，而中醫又恰恰是建立在這樣的具有象征性模糊性的陰陽五行學說的基礎上的。同樣，中醫的理、法、方、藥是中醫的認識論的框架，這個“理”并非僅指醫理、病理，亦指天理、地理、世理以及時理(五運六氣)，是一個與人相關的各種理渾然一體的天人合一的大理；這個“法"不單是治則，它包涵著中醫學對疾病和治療的東方性界定衡量和通觀，也包涵著醫家的境界、學養、德性、知識和技術。而這個“方”，就不單是若干味藥按照其藥性、歸經、功用來組方配伍的“方”，而是落實在中醫的理論原則下的一個規矩、規范，體現在合適的量、恰當的度以及合理的組合上；那這個“藥”就不單是我們中藥堂鋪里以植物藥為主的中草藥。“藥”一方面是有藥用價值的植物、丹石、動物類的物質，一方面有治療價值的技術和方法都是藥。中醫現在的問題出在兩頭，一頭理，出了問題；一頭藥出了問題。中醫的理直接基于中國古典哲學的陰陽五行理論，然后才進一步派生出經絡、氣血、三焦以及中醫特色而非解剖實指的臟腑系統。由于當代的各行業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嚴重缺失，更因為陰陽五行學說一度被徹底地打倒為牛鬼蛇神，陰陽五行理論已經與中醫形成了潛在的但又是較為嚴重的脫節，中醫學的教育對之不甚了了，中醫界排斥非難陰陽五行理論似乎有成為風尚的趨勢。相當一部分中醫拋卻了經典，斷了與傳統經典中醫學的來脈，不得不在“法"和“方”上面盤桓，而“法“一旦與“理”脫節，原來可能被稱之為的大法，久而久之也將蛻變為小術末技。尤其在西醫科學理論的強勢脅迫下，中醫的“法”已經很不容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理”中立定坐實，于是也就不得不強用西醫的“理’來硬套中醫。長期以來，中醫的“藥’過于貼實在現在流通的中草藥上，而動物的苛刻保護和礦物的重金屬污染的限制，越來越使中醫等同于“草藥’醫了。而中醫的治病越來越依賴于草藥的現在，草藥的種植，加工和流通的不確定因素越來越大，隱患越來越多，質量越來越不能保證，中醫手中的“藥”的“利器"已經鈍而無奈的很了，這樣就迫使人多數中醫不得不兼用西藥。而20世紀以來一直成為強勢的西醫，它的“藥”系統，除了化學制劑外，各種手術類器械類應有盡有，而且飛速發展的醫學科學又不斷地擴充著西醫的用于治療的 “藥”系統。原本，中醫的理法方藥的“藥”也是一個多重組合的大系統，除了植物藥、丹石和動物藥，針灸、食療、導引，乃至道家、儒家和佛家的行之有效的養生法門，都是古代中醫的 “藥”系統的當然組成部分。而針灸又是除了草藥之外的中醫的“藥”系統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藥的角度看現在的中醫，能開普通中藥方子的中醫多，能開西藥的中醫多；而在煎湯之外，能用丸散膏丹的中醫已經不多，懂經絡善用針灸的中醫已經寥若晨星了。藥是中醫落實治療的關鍵環節，而“藥"的狹窄化和不可把握因素的增多，限制了中醫學的健康發展，而中醫的西化又在悄無聲息地瓦解著中醫的基礎。
正是在中醫的這種非正常的發展期，在針灸學的越來越被邊緣化的低谷中，李氏針灸學堅毅而持之以恒地進行著中醫學的思考和針灸學的理論創建。
李氏針灸學的第一卷《常用腧穴臨床發揮》以腧穴為基點，嘗試建立針灸學的框架。在繼承傳統針灸經典著作對腧穴功能及其應用的知識和經驗的同時，又根據自己針灸實踐，對腧穴的功能進行了深化研究。其中“腧八功能鑒別”，同一經絡功能相近相似的腧穴和不同經絡功能相近相似的腧穴的主要特點和異同之區別細心舉出，使腧穴的類辨析更加理性化。而在腧穴配伍部分，每一主穴與某穴配伍的功效證治一一詳陳，并依其腧穴組方所產生的功效譬類對應中藥傳統典方的功效，為形象地認識腧穴配伍的功用建立了一個重要而實效的參照系。可以說，李氏針灸學的重大貢獻，腧穴組方與中藥典方的譬類參照是一個重要支點。由此作為基礎向前發展，今天的《祖傳針灸常用處方》一書的誕生是屬必然。
建立有效的參照系，以旁通旁證來深化強化主體理論的合理性和穩定性，是東方文化各部分與現代科學思維結構融通的一個重要方法。《常用腧穴臨床發揮》一書，把腧穴放在經絡和臟腑的生理、病理以及經絡和臟腑之間的聯系、腧穴與經絡和臟腑的關系中來分析認識腧穴，而且特別強調腧穴和經絡臟腑以及腧穴和經絡與病因、病理、病征病癥的關系、以及經絡與臟腑的關系。《常用腧穴臨床發揮》不僅是建立在傳統針灸學典籍的基礎上，它的思考、它的理法方穴整體系統的奠定和推演，更是傳承發揚了《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的醫學思想，繼承了后世中醫學代表性學說的思想；它的腧穴的確立不僅立足于傳統經絡學，更是立足于整個經典中醫學的深邃宏大的思想體系之中。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是立足于上萬個活生生的病例所直接得出的第一手詳盡的病案為堅實的臨床實踐基礎的。這些病案來源廣泛，包括男女老幼、城鄉貧富、中國外國，各型各類、各科各證，應有盡有。這種建立在大量的實驗實證實效的學科創建，體現了科學理論建立于實證基礎上的典型特征。
以“足三里”一節為例，《常用腧穴臨床發揮》的足三里穴表達的主治病種病癥，是針灸典籍中最為豐富的。這不僅是繼承總結了前人對足三里功能的實踐知識，更多的是李氏祖孫在腧穴的臨床應用中，結合中醫學辨證論治的理論，結合他們自己獨到的對針灸處方學的思考，所得出的足三里與其它穴的配穴組方的結構變化、動態變化、作用點作用力和能量能場能效的變化中的實證體驗，這一點很類似于醫圣張仲景在《傷寒論》的主方桂枝湯的八種劑型的演變過程中，如何依證變、病變、方變、藥變的推演思考，使腧穴的“普遍性"、“特異性”和 “定位性”在腧穴的組方配伍中得到深入的體現；同時，腧穴的調理生理性的陰陽氣血平衡、有效地治療疾病以及為針灸腧穴所特有的防病健身、強體益壽的作用，都得到了最有效的表達。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李世珍先生的《常用腧穴臨床發揮》一書，是在繼承他的父輩以及卓有成效的針灸學和中醫學的實踐和思考的基礎上，基于傳統經絡學和中醫學堅實的理論基礎，推演并完成了針灸方穴配伍的試驗和思考，建立了針灸處方學的雛形。
李氏針灸學的第二卷《針灸臨床辨證論治》，是以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為框架，把經絡、腧穴、臟腑、疾病以及腧穴組方納入到辨證論治的法則中，進行針灸學的深入研究。辨證論治既是中醫學的核心理論，又是中醫學重要的方法論。針灸的療效，首先是建立在腧穴功能的認識和運用上，針灸學的基礎理論、治療原則和組方原則仍然基于中醫學的主體。李氏針灸學提出的“理法方穴’，其中的“理"和“法”是直接基于中醫學基礎理論的，而它的“方”，是通過運用中醫理論對病因、病理、病位、病機、病勢、病程，運用八綱辨證或營衛氣血辨證或臟象學辨證后，結合經絡和腧穴的功能主治所產生的為針灸學所特有“方’。李氏針灸學是中醫學辨證論治思想在針灸學中的體現。李氏針灸學提出的“理法方穴’與傳統中醫學的“理法方藥”是同源同體同功的。
在《針灸臨床辨證論治》一書中，體現了李世珍先生作為一代大醫，既秉承了堅實的家學淵源，更繼承了中醫學的思想精髓。辨證論治的理論在這里被次第分明地得到推演，如何把辨證論治有效地運用于中醫臨床，如何把辨證論治有效地運用于針灸學的應用，《針灸臨床辨證論治》是一部既深入淺出又開宗明義，同時又是立足于大量的醫學實踐的經典讀本。
《針灸臨床辨證論治》一書的主旨是把針灸學置入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總體框架中，置入辨證論治的大法準則的指導下，來進行針灸學的學科新創建的。針灸學自中國醫學創始起，就是中醫學的主體部分。經絡學是《黃帝內經》認識生命系統，建立疾病認知、治療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經絡系統和臟腑系統是中醫學基礎理論中兩大主系統。中醫理論的建立、辨證論治法則的奠立，都是基于這兩大系統的支撐的。當年，醫圣張仲景以傷寒為樣本，以三陰三陽的六經為平臺，以八綱為理路，以八法為治則，把中醫學辨證論治這個大法準則通過《傷寒雜病論》的成書而完整推出，經絡學起到了重要的理論平臺的作用。在《針灸臨床辨證論治》一書中，李氏把經絡和腧穴用辨證論治的方法進行腧穴應用、進行針灸處方學的思考和創建，繼承和弘揚了仲景先師辨證論治的偉大醫學思想。
病有病因、病位、病機，證有主證、征候群。無論是臟病腑病、各科各型，只要不是處在健康穩態，任何疾病都會有復雜的表現和復雜的傳變。辨證論治的過程涉及到理論基礎、醫家個人的境界、感悟力、學識水平、臨床經驗等等方面，一方面落實在“望聞問切”上，一方面落實在遣方配伍上。中藥的方劑學已經蔚為大觀，而作為中醫治療體系中重要施治方法的針灸學，卻一直未能建立如中藥方劑學的系統，李氏針灸學的辨證論治的探索思考，和李氏針灸處方學的架構，無疑是針灸學結構化、類型化、理性化、科學化的重要的理論創建。
《祖傳針灸常用處方》一書的成功出版，使李氏針灸學趨于完善和完整。具體到中醫的“方”，是用于完成治療的藥物的組合模型，包涵了理、法、藥諸多要素。“方”的詞義很廣，有邊義、正方義、術義、道義、常義、正義、方位義等等，我們可以把“方”理解為所立的規矩、含有充分的技術的、具有普適的常量的、與道相應的藥物組合范型。中醫通過對病、證、型的辨證建立了各種癥型，又通過把藥物的藥性、功能主治和歸經等要素組合起來與癥型結合，建立了方型。病的癥型化和藥的方型化，使治療有軌可徇有章可依，中醫辨證論治的特質和中國文化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特色也盡在其中所包涵。李氏針灸學，基于完備的中醫基礎理論，基于中醫已經確立的各種病型，完成了針灸處方學的建立，完善了中國針灸學的基礎理論結構。
《祖傳針灸常用處方》有著清晰的來脈，李傳岐先生的祖父李心田撰著的《針藥匯通》，是在內經、難經、傷寒論、諸家學說及針灸典籍深厚的功底和行醫實踐中，發現了腧穴配伍后的協同作用的重要意義，隨之推而總結出某穴分別用補法、用瀉法、用灸或它法分別相當于某幾味中藥的功效，形成了穴、藥的參佐對應；繼而，更深入地把某穴與某穴的配伍，在分別施之以補法、瀉法、或兼補兼瀉法，類似于某個中藥湯方的功效，形成了穴的配伍與中醫典方的參佐對應，逐漸確立了以針代藥、穴若藥效、組穴命方、辨證取穴、依證選方的針灸處方原則。為針灸處方學搭起了一個堅實的框架。到傳岐先生父親李世珍的《常用腧穴臨床發揮》，在《針藥匯通》的基礎上，充實擴大了針灸處方學的內容內涵。根據中藥湯方的方義、功效和治證，結合針灸的功用，進一步為針灸處方進行了命名。李氏針灸學自李心田始，經由李世珍的發展，最終在第三代李傳岐手中完成了全部的創建。李傳岐先生撰著的這一部《祖傳針灸常用處方》，深入淺出地揭示了針灸處方學形成的理論基礎、發展過程，詳述了針灸立方的方規法度以及針灸施治的各種操作手法，通過詳細剖析中藥方劑的構成、治療作用的機理與藥物的性能效用的特點，建立了與針灸處方相對應的、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綜合比較，以中藥方劑的深入分析旁證針灸處方的成立：在論及腧穴功能與配伍的協同作用時，以腧穴的不同功能為基礎，以不同的針灸手法為調節，以辨證論治的法則為準繩，深入論證了立方配伍的原則；在與中藥方劑的相參互映中，完成了為針灸處方的定性、定位及定型。
“協同作用”是針灸處方學的關鍵。西藥的機理重在干預，而中藥尤其是針灸的作用重在調和。一個好的中藥或針灸組方，可以激發促進生命的自律調整能力，并使這種能力一直沿著處方功能所示的調整方向持續地產生正作用。我們借《祖傳針灸常用處方》中一個代表性腧穴處方“滋陰清火方”，來體味一下“協同作用”妙用。該方是由手少陰心經的神門穴與足少陰腎經的復溜穴配伍，用于治療腎水不足、心火亢盛、陰虛火旺、心腎不交的病證。這個病證有著復雜的證候群，西醫所說的“神經衰弱”的許多癥狀都屬于這個征候群中的表現。這個病證的關鍵是“心腎不交"。我們從陰陽五行學說看，心屬火，火性炎上；腎屬水，水性注下。如果心的火性與腎的水性不交通，心位于身體上部，炎上的火性自然會上擾腦府，于是，像七竅不利、失眠多夢、頭昏腦漲、耳鳴咽干、記憶力及注意力減退等等證候群會隨之出現；而腎位于身體下部，注下的水性又同時帶來遺精早泄、腰酸腿困、肢冷浮腫等證候。“心腎不交”的證象，該方與《周易》的“未濟”卦和“否”卦亦有著微妙的照應。“未濟”卦是代表火的離在上位，代表水的坎在下位。火性本來炎上，再讓火處丁上位，水性本來趨下，再讓水處于下位，于是乎火愈上，水愈下，就不能互濟。“否"卦是代表天的乾在上，代表地的坤在下。天主清氣，清氣上升，再讓天處于上位；地主濁氣，濁氣下降，再讓地處于下位，于是清愈升，濁愈降，形不成溝通，就成了否塞不通之象。因此，易經在應用時，讓火處于下，水處于上，就是 “既濟’；讓天處于下，讓地處于上，就是“泰”卦。“既濟”是成功地交通在一起，“泰’即交通泰和之意。就僅僅把水與火、天與地調整了位置，分離、斷裂、逆反的態勢就得到了本質的扭轉。老子《道德經》里有一句話可以為這種調整作最好的說明，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包括社會和人的身體)”的陽躬身負起陰，陰昂首而抱陽，陰陽二氣振蕩相諧，這種形式帶來的結果就是“和”。 “和”被中國文化定義為中國最大的美、最根本的善、最高的境界。“和"同樣是中國醫學的最高追求。在辨證論治過程中首重陰陽，在施治的方與藥上重在調。調而和之的原則是《祖傳針灸常用處方》的一大宗旨。我們回過頭再來看 “滋陰清火方”，神門是心經的大穴，代表火；復溜是腎經的要穴，代表水，二穴的命名妙合于陰陽。神門是精神之門戶，神代表人的清正之氣，清則上升，是陽性態；復溜者，復為重復、為多數、為覆蓋，溜為水流、流動之意，是陰性態。復溜穴可以理解為主水的腎經中水最見流動性的關竅。針灸比用藥更容易實現“調"的作用，因為針灸的選穴配伍、補瀉手法的選用和調治的實現是統一在施治的動態全過程中。瀉法用于神門，是把火的態勢和能量往下調運；同時，補法用于復溜，把水的態勢和性能向上提升，火調于水之下，水調于火之上，滋養生命的氣化作用隨之產生，就成了“既濟"的卦象。反復的這樣調，就調動、引導了經氣在針灸方的方義和針灸師的心意主使下，逐漸地建立起一種“否”去“泰"來的有序化的生命新態勢，心腎不交所派生出來的證候群在“既濟"的實現過程中漸次消解。“和”通過對經氣的 “調"而得以實現。
由于神門與復溜二穴的組方具有與中國文化印證的典型性，我們在此舉出，旨在倡明《祖傳針灸常用處方》的組方要義是深深植根于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中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李氏針灸學的三部著作所構建的“理、法、方、穴’的針灸學體系，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氏針灸學的思考是中國式的思考，是純粹中醫學的思考。而《祖傳針灸常用處方》所立的針灸處方的方型、方略和方義，已經成為了中國針灸學基礎理論框架中的一個必然構件。有了這個新的構件，中國針灸學為人類生命健康服務的大用妙用能夠得以盡善盡美的實現。
20世紀的100年，中醫多災多難。1929年，國民政府通過廢止中醫案，企圖用立法來消滅中醫；50年代，中醫又遭極端非難：60、70年代，中醫的核心理論的陰陽五行學說被徹底打倒，這企圖截斷的是中醫的精神氣脈；繼而，中醫越來越嚴重的西醫化，中醫院嚴重的西醫化，成全國之勢；至今，以西醫的“分析科學思維”扭曲異化中醫的趨勢，給中醫造成的內傷的嚴重性不可估量。正像中國的建筑局面，當鋼筋水泥的西式建筑統治了大部分中國城市后，驀然回首，以蘇州園林為代表的中國園林和中圍古典式的建筑，以徹頭徹尾的中國特色和東方神韻感動了整個世界，也感動了與這些中國式的建筑同氣同脈的國人。醫學亦然。當動輒數千萬上億元的現代醫療設備對現代人許多疾病束手無策時，當中醫的效驗若神了幾千年的醫療技術不得不等待著讓小白鼠說話的啼笑皆非的時候，李世珍先生揣一包銀針，在非洲治療了包括西醫幾乎所有科別的各種病癥，針灸再次被譽為“神奇的東方醫術”。李氏祖孫三代，正是用中國人的手，中國人的心，用中國人的悟性、悟力和中國人的膽識，為弘揚中華民族偉大的文明，做著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三代人秉承著中醫經絡學的龍脈，在現代醫學領域中，建起了這樣一處風光旖旎的新景觀。當李氏針灸學的落腳點立定在李傳岐的《祖傳針灸常用處方》一書的時候，三部大著，淵默雷聲！醫圣張仲景的思想精神在這里得到了最好的傳承，歷代大醫濟世利民的功德得到了最好的光大發揚，南陽作為中醫圣地的巍巍靈光也正在基于李氏針灸學的成功創建而傳向世界。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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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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