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況
法國是歐洲乃至世界各國中使用中醫最早的國家之一，具有臨床意義的針灸始于上世紀30年代，發展至今，有案可稽的注冊針灸醫生1200名，非醫生從業人員估計是其三到四倍（法國人口5千萬強）。近15年來，中醫中藥、推拿、氣功亦漸為居民熟知。中醫發展的具體標志有：各類中醫學校、氣功/太極班的數量增加，招收人數上升；中醫在媒體上的曝光度增加，且幾乎都是正面報道；每年的另類醫療大型展銷會（如“軟醫學沙龍”）上，中醫展臺、講座比例逐年上升。此“中醫熱”現象，與歐洲其他各國相似。其特點為：
1．中醫從業人員大多數是本地人，服務對象也是如此。這與英國唐人街的中國移民診所相異，也與瑞、德等國自中國內地招聘針灸、推拿師不同。
2．法國醫師公會于1956年即接納針灸，并在1989年為其在醫學院開設專科文憑，也正因此禁止非西醫師使用針灸。但法國政府對非醫師針灸從業人員極少處罰或處罰甚輕，使得“非法行醫”反成了針灸業的主流。這與意大利針灸業的西醫針灸師一統天下及德國針灸業由西醫控制下的針灸輔助醫療人員組成均不同。
3．與對針灸非法行醫極為寬容相反，法國對銷售中藥之控制較周邊國家嚴格，致使業者往荷蘭、安道爾、比利時等地郵購。
與中國內地相比法國中醫業亦有其特點：
1．幾乎所有中醫從業者均為個體行醫，除6所醫學院設針灸專業課外，大多數中醫教育均由私校完成。
2．中醫診所集中在城市、富裕地區，正是西醫“過剩”之處。如果說，長期以來中醫在中國內地作為西醫的“地域性”補充，即主要為邊遠農村缺醫少藥的地區服務的話，中醫在法國則更是西醫的“功能性”補充，即針對西醫不能或不擅長治療的疾病，如心身疾病等。
3．由于診費、藥價居高不下且大部分無法由社保報銷，中醫在法國幾乎成了一種“奢侈品”，不再是中國內地習慣上的“簡廉”醫療。
綜上所述，中醫已在法國持續發展了近80年，文化傳播形態基本屬于“拿來”而非輸入，且主要由私人診所、私人學校服務公眾，后者的喜惡決定前者的行醫、教學方式。可以認為中醫今日在法國的形態，能夠反映法國本地文化對此外來事物之作用方式。鑒于法國為西方文化重鎮及西醫的發源地之一，中醫在彼處之形態及其背后的文化規則，對于中國內地處于“現代化” 、“全球化”中的中醫發展可作一參照。筆者在法從事中醫的人類學研究，愿將自己所見所思求教于各位。
電針儀及所揭示的文化規則
筆者在法最覺詫異者，不過于針灸從業者及顧客對電針技術的態度。
電針儀的廣泛使用應起于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內地，據說得靈感于一次針刺麻醉手術中電動捻針機的漏電事故。時至今日，針麻已式微而電針技術及其衍生物（激光、紅外線、微波、穴位注射、電離子導入等）則在內地各醫院中普遍使用，顯示當地針灸與現代高新技術之“親和力”極高。
而在電針技術歷史上的發源地法國，據筆者1996年對300名針灸醫生問卷調查，經常使用電針儀者不到5％，其它高新技術產品使用得更少，這與筆者的實地觀察一致。筆者就此在論文中作過詳細分析，排除生理、療效、經濟、行政等因素，認為法國針灸界對現代技術的這種“疏遠”，基本屬于文化現象，且不能完全用“回歸自然”、“崇尚傳統”等西方時尚來解釋，而有其更深層、穩固的文化基礎。
要了解電針術的文化意義，我們可以從觀察內地的各類電針儀開始。它們的外觀、材料、原理、操作及聲光顯示都與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現代家電產品一致，亦與西醫習慣使用的各類診斷治療儀相似。其產品的更新也是力圖更符合自動化、直觀化、精確化等現代工業理念。與此相比，傳統針灸采用各種人工手法，憑借施術者與受術者的個人感覺來“得氣”，并加以“補”、“瀉”，這些原本在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然產生、發展的理念、方法，與現今生活特別是現代醫療格格不入，變得很“怪異”，對法國居民來說更是如此。電針儀的應用則將現代元素導入傳統針灸術，而使其“怪異度”減小。
從上面提到的電針儀在中國與法國的應用程度看來，中國居民中試圖減小針灸怪異度的行為得到當地文化規則的“獎勵”，也就是說在居民們看來，傳統針灸術向日常生活及現代醫學的靠近提高了它的威望，筆者稱之為“相似得獎”。而在法國居民中同樣的嘗試則遭到“懲罰”（相似受罰）。如果這是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規則，那么中醫在法國的整個形態都應被其修正，而且其作用應是雙向的，即“相似受罰－相異得獎”。結果中醫的形態會盡量偏離公眾在日常生活（包括西醫的診療過程）中所熟悉的理念、器物，這種偏離在與中國中醫形態的對照時，應更為明顯：因為從對電針技術態度來看，在中國內地，文化規則對居民行為的作用正相反。
筆者于是觀察了法國中醫的臨床、教學及在媒體中的形象，并與中國內地的中醫，作了相對應的比較。現擇數例，以饗同好。
田野調查及分析
消毒術在臨床針灸的應用
這是“相似受罰”文化規則的絕佳案例。消毒術是西醫引為自豪的外科手術之基石之一，其原理、方法、器具均出自現代科學理念及技術，是西醫的主要標識。針灸術由于涉及器具創傷性進入人體，故與外科手術有些相似，事實上法國醫療保險部門直接把針灸術列入“小手術”類。作為西醫發源地之一及外科手術發達的法國，當地針灸從業者嚴格遵守消毒規章應在情理之中，但筆者觀察到的正相反：1. 從業者無特別施術裝備（外套、口罩、帽子、手套等）；2. 大多數從業者對自己雙手及病人針刺部位的消毒草率或缺乏。
而中國內地針灸師則很樂意通過消毒器具、技術來與西醫外科醫生的形象接近。筆者在內地一家中醫院針灸科作調查時，就曾因未戴帽子受到院長批評，當時正值“三甲”醫院的評比，中醫院標準與西醫院相同。內地出版物上中醫師/針灸師的形象更是“全副武裝”，甚至在研究人體經絡模型時也戴著口罩、帽子，使人忍俊不禁。筆者也見到某針灸科用血管鉗取針，“無菌”意識似乎很強，盡管到頭來針具還是被主任醫師觸摸過十幾位病人的雙手所“污染”。
不管這些行為的臨床意義如何，它們傳遞的文化信息是明確的，即：消毒術理念、方法、器具拉近了針灸術與西醫外科的距離，其與針灸術的結合在中國內地受到了鼓勵；而同樣的結合在法國不受歡迎：由于文化規則的“相似受罰”作用，在從業者和他們的病人看來，與西醫相似的器具、舉動會降低而不是提高針灸術的威望。因此從業者有意或無意地“忘掉”了自己熟悉的消毒術。
一次性針具的使用
其實，在沒有與西醫形象相似危險時，法國針灸從業者們會記得消毒理念。比如為杜絕病人之間交叉感染的一次性針具，其在法國的使用就比在中國內地普遍得多。但就在這看似消毒/無菌意識極強的一次性針具的使用中，法國從業者的一個小發明透露出其仍然受“相似受罰/相異得獎”的文化規則左右。
為了減少一次性針具的消耗，許多法國從業者把每位病人使用過的針保存在一個玻璃瓶或信封內，供他下次再用。這看來機巧的發明，其實犯了消毒理念的大忌：對一位外科醫生來說，手術器械別說使用過，就是打開消毒包，即被“污染”。這與手術的規模無關，比如給糖尿病患者反復使用同一針頭注射胰島素，不管在法國還是在中國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同樣在法國，卻能容忍針灸界給病人在一個療程（通常可達10周）中使用同一套不經每次消毒的針具。“儲針小發明”的流行，說明在法國，針灸從業者及病人眼中的針灸針完全不同于他們熟悉的事物如注射針頭，不必受他們熟悉的理念如消毒術制約。于是這種“匪夷所思”的小發明，卻因其怪異反倒能受文化規則的鼓勵（相異得獎）。
新穴位的發現與命名
這里講的是經外奇穴。中國內地自成為現代社會后，針灸從業者發現了不少經外奇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其數量甚至一度超過了經穴。這些新穴的命名與傳統穴名不同，除帶政治色彩外，其中不少借用解剖、西醫術語，如“闌尾”、“安眠”等。法國針灸界也有自己發現的新穴位，但卻從來沒有將其與自己所熟悉的現代知識或西醫相聯系，也不按自己所熟悉的西方科學慣例，即以發現人的姓氏命名醫學發現（如麥氏點），而仍舊依附于原傳統穴位，如命門（甲）、百會1、百會2等等（當然中文穴名對非中文地區居民是件很頭痛的事，當地習慣用臟腑經絡名稱按順序排號來稱某穴）。
如果說在新穴位發現上法國針灸界不似中國內地勇猛的話，他們偶爾也會有些驚人之舉。比如某牙醫針灸師所發現的按牙齒排列的一整套新經絡。對如此革命性的發明，該牙醫卻未以自己的姓氏或口腔科專業術語命名，也不仿效耳針、足底按摩等神經反射思路，而是將它們按中國傳統的臟腑、陰陽、表里排列。
看來，不能簡單地認為法國針灸界/中醫界保守或傳統，他們創新的意識和能力或許與中國內地中醫界不相上下。但對新發現的命名上，由于文化規則的支配，他們會有意或無意地趨向于與自己本土文化理念、事物區別巨大的中國傳統方法，避免使用自己生活中熟悉的或西醫習慣的方法和術語，這樣才能維持新發現的權威性和可信度。而中國內地文化規則的作用正好相反：必須遠離已經在現代人眼中顯得怪異的傳統命名法，采用大家熟悉的現代科學知識或西醫術語，新發現才容易被接受。中法對新穴位的不同命名看起來是對傳統與現代喜好的差別，其實反映的是該命名與當地社會其它部分比較時其“怪異度”增加或是減少，以及受當地文化規則的鼓勵或是懲罰。
“幸福寶寶穴”
筆者在法國不時看到有孕婦到診所定期針療，所針刺穴位只是雙小腿處“筑賓”一穴，細問方知此法在法國頗為流行。各從業者方法略有不同（有在孕程的3、6、9月施術，有的3、4、6月），但效果一致且奇特：除保胎、順產外，還可使嬰孩陰陽平衡，身心健康，一生快樂。故被稱為“幸福寶寶穴”，術者及顧客都深信此乃中國傳統針術所傳。筆者經查證實，此純屬法國針灸界自己的一項發明；這里且不討論其實際臨床效果，只看它是增加還是減小了針灸的怪異度。
針灸影響胎兒是中國傳統醫學中存在的，特別是治療胎位不正及滯產，還有不少孕婦“慎用”或“禁用”的穴位，針灸也常常被應用于產后恢復－盡管這些都不是針刺“筑賓”穴的作用，而是另一些能調整孕婦氣血或子宮狀態的穴位。增加或減小子宮的收縮，可實際觀察，不能算怪異；調節人體氣血在現代人看來當然很玄，但作為針灸的基本理論，也并未增加其原有的怪異度。“幸福寶寶穴”的特異之處是刺母體穴位來調節胎兒之氣血，而且于孕程之某些時刻；一旦達到目的，其對嬰孩體質、情感的作用可維持一生。這些卻是連中國古人也未想過的，使得傳統針灸術顯得更加神奇，與法國社會日常生活距離增大，于是這項發明受到前面提到的文化規則鼓勵而得以流行。而同樣類型的行為，在今日的中國內地恐怕是要被冠以“迷信”之名的罷。
“無病付酬制”
筆者在法國聽到最多的對中醫的贊美之一就是：中醫好，中醫醫生的職責是保證村民不生病；要是一年之中村里有人生病了，那他年底就拿不到報酬了。結論：中醫與只顧治療的西醫不同，是預防性醫學。同樣的故事在當地電視節目中、在報刊雜志上屢屢出現，廣為流傳。
筆者查證，此為法國居民對中醫的又一項發明。誠然，“治未病”的理想一直是中醫的追求，但即使在傳統敘事中，治未病的上工也根本當不上醫生，只是名不出戶的凡人；而“只會”治大病、重病的下工，才會成為像扁鵲那樣的名醫。至于醫術與酬金掛鉤，在古訓中也只限于“治不好病，分文不取”；境界最高者如董奉，也還是以治愈為標準種樹，而且小病治好種兩株，大病治好種三株。可見，醫生主要管治病，病越重收酬越高，不管在古今中外都是常理。
而法國盛傳的“無病付酬”的中醫傳奇，卻與此理相悖。也正因如此，使得中醫顯得更加怪異而可信。這又是一個例證，顯示出法國居民有關中醫的思想、行為，會受“相異得獎”的文化規則修正。
反觀中國內地，有關中醫的這類新的怪異的故事就難以產生、流行。即便是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醫的一些傳奇，如扁鵲夢異人而能透視人體五臟等故事，也會被“集體遺忘”。這表明在中國，將中醫遠離生活常識的行為會受到文化規則的懲罰－“相異受罰”，與在法國的文化規則的作用正相反。
結論
在法國，像這樣當地居民與中醫有關的行為受到“相似受罰/相異得獎”文化規則左右的例證還有很多，如對脈診的學習與應用，中醫書籍的裝潢及插圖，中醫學校的命名…這些細微的人類學證據清楚表明上述文化規則作用在法國地區中醫的各方面都有表現，是一個普遍且基本的文化規則。當然，該文化規則的作用有所側重，比如對“顯性行為”象上述針具選擇、新穴命名等，“相似受罰/相異得獎”作用很強；而對“隱性行為”象就診方式，作用就弱。中醫在法國的形態也受政治、經濟、風俗等其它因素影響。不過，同中國內地的中醫變遷相比，法國地區中醫的獨特之處正是由當地這種文化規則對居民有關行為的修正所致。而該規則來源于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國印象”。
筆者認為不應該把這些我們中國人眼中的“奇風異俗”僅僅看作是法國居民對中醫無知或狂熱的表現。中醫在法國的形態，其實是法國文化的一個產品，不必苛求其與我們所習慣的中醫一致。更進一步，我們應該能從兩者的對比中，看到自己心目中中醫形態后面的文化規則，從而在作評判、決定時知己知彼，不掉入先入為主的誤區。
以上對法國中醫形態的研究至少能給我們這樣幾點啟示：
1．今日各地區中醫之形態，無時無刻不受到當地的文化規則影響，即后者對當地居民與中醫有關的思想、行為的“獎/罰”作用。應該說，中國內地盡量將在今日顯得怪異的中醫向日常生活及現代科學技術靠攏的文化規則，與整個傳統社會變革后的總文化規則一致，中醫的變化也同人們日常生活的變化一致，在文化傳播學上應屬于“正常”現象。然而，通過對法國中醫的觀察研究，我們知道這種“正常”的現代中醫并不是中醫發展的唯一形態，也不會自然就比其它形態更“高級”、更“正確”。
2．在中醫國際交往中，應寬容得體：各社會文化規則不同，中醫形態則各異。中醫在他國的形態并不完全代表中國文化，而更是當地居民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習慣對中國文化及中醫的解讀。對此不必驚詫反感，也不必曲就逢迎。
3．了解自己社會中支配中醫的文化規則，可避免僅以文化口味來評判中醫。中醫在原傳統社會中產生、發展，除帶當時當地文化色彩外，它首先是一種醫學，即對疾病與其治療手段的規律的探索；不管何時何地，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療效上。評判中醫今日之形態乃至規劃其將來之發展，應看這樣的形態能否繼續或更有效地利用原有臨床成果，能否繼續或更有效地獲得臨床新發現；而不應拘泥于“傳統－現代”之爭，或“正統－異端”之爭。
今日談論中醫的現代化，應該能夠跳出工業理念、科學主義等框框，讓其在最有活力的臨床實踐中，自然形成與當時當地社會相適合的形態。從這個觀點看，多樣化應成為中醫現代化的一個標志。
[信息來源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中醫藥課題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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