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上，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及中國都曾有過自己的醫學，并稱為四大傳統醫學。中醫是其中理論最完整、實踐內容最豐富、最有效的醫學，中醫在中國古典哲學的孕育下，形成了自己的陰陽五行學說，并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方法論，以證候為研究對象，形成了以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為核心，包括診法、治則、方劑、藥物理論在內的獨特、完整的理論體系。
古埃及人崇拜太陽神、大地神、土地神，古印度人講地、水、火、風，古希臘人提出水、火、土、氣為萬物生成之根本，這些提法與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遠遠不能相比。在希臘四元素說基礎上衍生的“四體液”說，即血、痰、黑膽汁、黃膽汁，與中醫的藏象經絡、病因病機理論相比，也只不過一種處于萌芽階段的簡單假說而已。由于印度、埃及、希臘三種傳統醫學沒有成熟的，對臨床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理論，因此其防病治病始終停留在經驗性、隨機性的治療水平上。文藝復興以后，隨著現代醫學（即西醫）的迅速發展，上述三種傳統醫學相繼走向消亡。
a.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近代，中西醫之爭延續了近百年，但西醫卻始終未能代替中醫。中醫以辨證施治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療效，單就中醫獨家發現而西醫至今莫名其妙的經絡而言，對認識人體以至一切生命現象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而針灸更是對很多西醫難治或不治之癥產生了神奇效果，由此，進一步表明了中醫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廣遠的發展前景。到了21世紀，在倡導自然療法的今天，中醫的生命力更是有大增之勢，古老的中醫學不僅沒有向現代醫學低頭沉淪，而且更是提出了挑戰，甚至動搖著某些所謂正統的科學觀念。
面對莽莽宇宙，中國人著眼于時間的流動和延續，把對時間的體察看得重于對空間的度量。中國人尊重和熱愛生命，推己及物，視大地萬物為有生命的存在，視自然界為生命之不斷演育。中國人立足于整體，整體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整體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時間。而時間一維且不可分割，故重視生命和著眼時間又加強了中國人的整體觀念。
中國人很早即認識到生命內部各臟器、及生命整體與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著相須相依、和諧完美的聯系，而對這些聯系的破壞，將意味著生命的完結和時間的中斷，因此，中國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處世原則，主張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摒除主客對立，反對因人欲的膨脹而損害宇宙生命包括人類社會和自身的和諧。對待人和萬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張“盡性”，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賦本性能夠自由、充分、全面的展現，人和萬物在同一時間之舟中共存共榮，這是中國人至高的生命倫理觀。
整體觀和廣義生命觀促使中國人著重事物的功能和關注功能支配形體，是生命之本。沒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體也隨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體。而功能又通過一定的關系得以顯示，并受關系的制約。由關系組成的結構和結構關系的協調，是維系整體的前提。中國人認為，對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續最重要的關系是陰陽，陰陽關系最主要的體現是四時，在四時，五材和五方的基礎上又創立了五行系統，五行的反饋自調機制被視作維持一般整體平衡的功能結構模型。
功能有其承擔者，結構關系的實現也有其介質，但它們往往是看不見摸不到，它們是無形之虛。然而它們是真實的根本存在，且是決定宇宙生命的關鍵所在。中國人將它們一律稱作“氣”，認為事物的整體功能反應和各種整體關系正是通過“氣韻”，“氣象”而顯現出來。事物之間各種整體關系的法則稱作“數”，對“象”和“數”的研究就成為中國人認識天地萬物的切入點和關注點。
中國人有向內的思維趨向。長期以來，通過體驗、直覺和自我調控，對心性即精神作了大量研究。心學成為中國重要的傳統學術。它不僅包括道德修養、行氣健身，而且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
這樣的思維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觀念，決定了中國人創建醫學和認識其他事物時，偏重綜合而不是分析，直覺而不是歸納，取象類比而不是抽象推演，整體觀察而不是分類實驗。注重研究的是世界和萬物的生成、演化和持續，而不是其物質構成和空間中的展開。因此，中醫學最大的特點是，它所研究的對象始終是有思想感情的活人。它強調精神對生命的特殊意義和關鍵作用，因為精神是人體最高層次的功能。它所要把握的不是機體的器官實體，而是人體作為活的整體的功能結構關系。這整體功能結構關系又表現為與日月天時相應和的，機體發育和生命維持的節律。
從本質上說，中醫學不是治病而是助人，是“贊天地之化育”。（《中庸》）它不是直接針對病之所在，而是“窮理盡性”（《易傳》），即幫助人恢復和提高人自身具有的調節能力，調動和激發人的生命潛能，從而實現祛病健身。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療學上的體現。
西方文化剛好與中國形成左右對稱的優美格局。他們在傳統上視空間重于時間，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時間性虛，空間性實；時間的本質趨向綜合與整體，空間的本質趨向分解與并立；時間只能共享，空間則可以由強者去切割和占有。與此相關，西方人喜愛分析，側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實體和物質構成。在群體中強調個體的獨立價值，在整體中注重局部的基礎作用。因而喜愛孤立研究和實驗研究。面對回世界，習慣將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同時以人作為萬物的尺度，主張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維趨向，關注事物在空間中的繼續運動和物理變化，因而幾何學，形式邏輯和抽象思維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對整個西方科學與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
以上這些特點決定了西醫學必定以解剖學為基礎，著重研究人體的形體器官和化學構成，而缺乏對人的整體考察，在病因學和治療學上，則著力尋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體受損的精確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藥物或其他治療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復被損的人體部件。
綜觀和比較中西方的思維特征，中國屬于陰性文化，西方屬于陽性文化。在傳統上中國人選擇了以時間為主的生命時空坐標，西方人選擇了以空間為主的物理時空坐標。這兩種時空觀貫穿了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各個方面。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還可以說，中國文化是時間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間文化。同時，正是這兩種分具陰陽偏向的文化造就了兩種認識論，兩種不同的科學思想體系，而中西醫正是這兩種認識論，兩種科學思想體系的集中體現。
由此可以斷言，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不僅文化是多元的，科學也是而且應當是多元的，對人類曾經并將繼續產生重大影響的科學，至少有兩個源，兩個流，而不是一個源，一個流。即發源于古希臘的西方科學，和發源于黃河長江的中國科學。盡管中國式的科學技術體系與西方相比尚有時代的和規模的巨大差距，但從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發展的巨大潛能，而且代表著當今科學拓展的方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類文化與科學的發展規律亦如是。
政治經濟學，一直以來都是一門外來的學問，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凱恩斯、杰文斯……等一個個都演繹著不同的內容，或談財富，或談剩余價值，或談國家干預，或干脆把“政治”干掉，變成了純粹的經濟學，林林總總，藥方一張接著一張，可是，經濟危機還是在繼續，兩極分化還是在加劇，生靈還是在涂炭……，而今，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在古老的陰陽辯證法故鄉，中醫，正運用她獨特的整體性，綜合性思維方法，為政治經濟學研究指明最終的方向：世界經濟如何健康與和諧？
中國人常說：人是要靠兩條腿走路的，做人與做事同樣地重要，哪一個都不能偏廢！多么淺顯的一個生活哲理，卻道出了樸素的陰陽學說，同樣，人類的經濟活動史，也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這兩條腿就是：生產力與生活力！兩種截然不同的勞動能力。
通常，我們熟悉的一種能力是生產力，生產力是一種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教科書上耳熟能詳。在了解之余，我們是否真正自問過：人類除了生產力之外，是不是還有其它的能力？
通過人類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人類在生存于自然環境的同時，還生存于一個社會環境。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會的人，既發生著人對自然的作用，從事著物質資料的生產！又發生著人類自身之間的相互作用，從事著人類自身的生產（情愛和養育等）！由此，我們就可以把人類的能力劃分為兩大類：其一為人對自然相作用的能力，就是生產力，其二為人對人相作用的能力，就是生活力，上升為理論的高度，我們不妨把它們定義為：
生產力是人作用物（既包括動物、植物、人工合成物等有形物，又包括數字、程序等無形物）的能力，表現為各種種植、制造、運輸、編程、投資理財等能力。它既包含人對物的征服、改造能力，又包含人對物的維護、協調能力（如環保、防黑客能力）。
昔日，臉朝黃土，背朝天，與天地斗，其樂無窮；而今，臉朝屏幕，背朝椅，與股票、程序斗，更是其樂無窮。“斗”，可以斗出我們的精彩，數秒內，我們能迅速登上88層的中華第一高樓，數秒內，我們能迅速撥通千萬公里外的聲音……同樣，“斗”，也可以斗出我們的無奈，數秒內，我們的資金可以灰飛煙滅，數秒內，我們的電腦可以病毒癱瘓……“斗”，這種人作用于物的斗志、勇氣及素質，國家在仰仗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擁有更多的“專”才，能迅速提升國力；企業在需要它，“質量是企業的生命”，擁有這類“精”英，能迅速提高競爭力；個人在依靠它，擁有一技之長，英雄不怕無用武之地。由此“斗”出來的這種生產力，已滲透到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生活力是人作用人（體力，腦力，情欲等勞動力）的能力，表現為各種管理、服務、教育、心理輔導等的能力。它既包括人類彼此間的征服能力（如軍事能力）、同時又包括性能力（生育繁殖）和相互協調能力（如維護和平的能力）。
革命年代，文斗，武斗，與人斗，曾是多么的瘋狂，而今，建設合作時代，“雙贏”，“三贏”，與人斗，更是無比的智慧和能力。治病救人，這是在修補病人的勞動力；諄諄教導，這是在增強學生的勞動力；科學管理，這是在使勞動力更合理有效地使用……林林總總的能力無不昭示生活力的偉大。“斗”所彈奏出的不僅僅是暴力的音符，更是和諧的音符，國家在需要它，“團結就是力量”，“紅”才可以烘托出強大的生命力；企業在需要它，“以人為本”，“忠”誠的職業經理是座無盡的寶藏；個人在需要它（EQ情商的興起是生活力存在最好的證明！），好的人際關系是成功的一半。高科技永遠不能拉短人們彼此的心靈距離，世態炎涼還在繼續，由此“斗”出來的生活力任重道遠。
生產力和生活力是中醫政治經濟學立論的基礎，是整個中醫政治經濟學的起點。生產力和生活力，兩者盡管存在本質上的不同，但是它們卻都在運動的過程中抽象地反映著人的素質，都在客觀世界中展現著人類非凡的勞動能力。由于它們的參照，使我們可以正確地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可以全面揭示財富（物質商品、勞務商品）的實質……，而這，正是區別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它西方庸俗經濟學的根本不同點。
以往，對于經濟理論的認識，我們的眼光只關注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而從未留意著人與人之間的能力，或已留意到（指90年代在西方出現EQ情商這一概念），但從未上升到足夠的理論高度，由此，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認為，基于西方觀念的政治經濟學（或后來的經濟學）是一種缺腿的、偏面的機械理論。
我們關注生產力、生活力，并不是說我們不承認，或放棄人與人之間存在“關系”的說法，恰恰相反，基于生產力和生活力的思想，我們更是豐富完善了“關系論”的說法，不僅存在著生產關系（生產資料的所有制），而且還存在著生活關系（勞動力的所有制）。
b. 陰陽關系與皮毛關系
“皮”與“毛”，到底是什么關系？
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它們的實質，“皮”是附在身體表面和肌肉外部的組織，人和高等動物的皮膚有表皮，真皮和皮下組織三層組成，有保護身體，調節體溫，排泄廢物等作用；“毛”是指在皮膚上所生的絲狀物，對皮膚有防挫傷等功能，由此，“皮”決定“毛”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也反作用于“皮”，“皮”是第一性的，“毛”是第二性的，有什么樣的皮，就有什么樣的毛，在頭頂的叫頭發，在陰部的叫陰毛，在腋下的腋毛，還有其他在皮膚表面的叫寒毛……各式各樣，那么，“皮”與“毛”，究竟是不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呢？
“皮”與“毛”，根本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事物，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系也湊不上，“皮”與“毛”，兩者組成不同，功能也不同，不同的內核如何確立它們的對立面？如何體現出矛盾的斗爭性？“皮”的存在，不會以“毛”的存在為前提，它們的同一性又體現在哪里？不存在斗爭性、同一性，對立統一從何談起？盡管皮毛是緊挨著，相互關聯著，但它們充其量也只能是“地基”與“閣樓（與地基相對應）”的關系，一方的存在并不一定以另一方的存在為基礎，君不見，各地的半耷子樓盤工程，“地基”很現實地存在，可“閣樓”就是在空中飄啊飄？君不見，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剃了毛的皮膚在大街上還很是一道風景？由此，“皮”與“毛”就是皮毛關系，它是一對類似對立統一的偽辯證關系！
再來看看我們的學術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歷來的闡述是“清晰明了”，可是，用它們去解釋許多完全相反的經濟現象，（如，我們曾在不同歷史時期用這種分析方法既解釋人民公社的存在，又解釋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同樣，在私營經濟的改造限制和鼓勵發展上我們也使用過同一種方法，這就不能使人們感到這種分析的軟弱性——寧澤群，北京聯大旅游學院），就顯得是那樣的笨拙，不能解釋現實的理論是沒有生命力的，那么，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究竟是辯證關系還是皮毛關系，或者還是其他的什么關系？
讓我們也先來看看它們的內容，生產力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由兩個基本因素（或3個基本因素）構成：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或分解為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所形成的各種經濟關系，它包括生產過程中的直接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四大方面，或引用斯大林對生產關系的3分法，是所有制、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關系及分配。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事物，前者是人對物的能力，后者是人與人的關系，能力就是能力，關系就是關系，如果把能力看成是內容范疇，把關系看成是形式范疇，相對應的辯證關系倒也能成立，可問題就是它們的客體方偏偏不能對應，人對物的能力呼應著人與人的關系，兩者的內核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有什么資格把它們互為對立統一？人對物能力所呼應的人對物關系（物的所有權或使用權）；人與人關系所呼應的人對人（勞動力的所有權或使用權）能力，又擱到哪里去了？如果照以上的定義，實在要表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那么用皮毛關系來闡述，看來是最適合的了！
正是由于生產關系相對于生產力，不是辯證的統一，所以造成了思維上的混亂，把人的勞動能力狹隘化，勞動能力僅等同于生產力，不承認人與人相互能力的客觀存在。人與人（勞動力）的相互能力偷換成了人與人的關系，由此，生產關系在理論與現實中始終得不到最充分地表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個補丁始終伴隨其左右，因而，在整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中，勞務商品沒有絲毫的立身之地，剩余價值也是十分地籠統，全世界都在分割工人的剩余價值！真不知道馬克思怎樣看待他家保姆的工作，是看不上她的家務能力呢，還是人與人的關系影響了他對此類能力的邏輯判斷？
中國的文化異常博大，其中的陰陽學說，更是有很深的造詣，它的陰陽辯證：自然界一切事物均可被分為陰陽兩大類，是萬事萬物的根本，陰陽無限可分，存在著相互對立、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統一……，她的整體觀念，所訓練的綜合思維，顯現了看問題的全面性，同樣面對紛雜的經濟現象，西方的邏輯思維會內存不足，而東方的綜合思維卻金光大道。
陰陽的概念，最早來自于太陽光的照射，山的南面，河的北岸，陽光能照到，就叫“陽”；陽光不能照到的山北面，河南岸，就叫“陰”，陰陽從某個意義上講就是兩種對立統一的屬性，動靜、剛柔、進退、往來、寒暑、吉兇、得失、小大、遠近、險易、貴賤、正負……一陰一陽刻畫得總是簡單明了。
今天，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已探挖到了“生產力”這一概念，這是人類勞動力在自然環境中一種投射，一種人對物的素質反映！同樣，我們也發現到了，勞動力也投射到了社會環境，而且也反映出了另一種的人對人（勞動力）素質——生活力（EQ）。
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共同組成著人類的生存環境；生產力、生活力共同組成著人類的勞動能力，政治經濟學正在演繹著一段新的故事：有投射必然有反射，有作用必然有反作用，有內容必然有形式……這就是我們偉大的陰陽學說，生產力、生活力這是人類歷史異常精彩的內容，他們亮麗的形式，那就是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共同組成著人類的勞動關系。
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基于自然（生產資料）所構成的相互關系，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中的反映，它表現為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生活關系人們在非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基于勞動力所構成的相互關系，是勞動力的所有權、使用權在生產（服務）、交換、分配、消費四大環節中的反映，它表現為勞動力的所有制。
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它們的出發點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生產資料（基于物），而后者是勞動力（基于人）。
生產力是生產方式的物質內容，生產關系則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兩者是一一對應的，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著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同樣，生活力與生活關系也是如此，生活力是生活方式的物質內容，生活關系則是生活方式的社會形式。兩者一一對應，有什么樣的生活力，也就有著什么樣的生活關系。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共同構筑著人類完整的勞動方式。
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生產資料歸共同體所有；生活力也薄弱，于是，勞動力也單一地歸共同體所有。奴隸制度下，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都歸奴隸主所有。封建制度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歸地主，而部分的使用權則租賃給農奴；因為農奴對地主還有著一定的依附關系，所以，在勞動力方面，農奴還只能是部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勞動力。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生產資料所有權歸股東（或私營業主）所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則歸職業經理，生活力在這一時期也空前發展，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的使用權歸資本家，勞動力的所有權歸工人，在流通領域，勞動力是商品；在生產領域，勞動力則是與使用權相聯系的歸資本家所有的雇傭勞動或可變資本，在分配領域，勞動力則表現為工資形式……
太極（勞動力或勞動方式）生兩儀（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兩儀生四象（生產力、生活力、生產關系和生活關系），四象生八卦……，高性能的計算機“0”與“1”的脈沖，就取自古老的陰陽學說，由中國文化所主導的中醫政治經濟學，必然會寫出新的篇章。
c. 有限地球與無限責任 (研究對象)
中華文明是目前地球上碩果僅存的古文明，歷時上下五千年，漲跌幅最是慘烈，從冷兵器時代的傲視群雄，到熱兵器時代的民不聊生，反差是如此地強烈，中國，一直恪守于農業社會，為什么？是被迫還是懶惰？是高尚還是無能？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想知道的。
農業文明時代，我們的茶葉、絲綢、大米、陶瓷……富饒一方而風靡全球，特別是一千年前的唐宋，更是執世界潮流之牛股！以致無數東洋的、南洋的、乃至西洋的散戶，競相沓來哄抬中華文化，或取經或貿易！在乾隆末年，我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以致英國遲遲不能扭轉對華貿易的逆差！即使在鴉片戰爭前夕，面對工業革命后的西方，我們的制造業產值，還是占到了世界的33%！難怪法國的啟蒙學者伏爾泰，稱贊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我們一直秉承先輩“由小康到大同”的理念，強調安居樂業，強調與自然的和諧，與人的和睦，所以，盡管有鄭和七次下西洋的驕績，卻也始終不趁機建立起世界的霸權。無怪乎，四百年前，意大利的利馬竇定居中國，很費解：一個強大的王國，可以輕而易舉地征服鄰國的陸軍和海軍，卻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
工業文明時代，巨額貿易逆差所引發最直接的后果，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以“自由貿易”為名的鴉片毒品貿易：印度種植，中國銷售，你搞禁毒，我揮大棒！于是乎，我們的豆腐渣軍事下崗了，我們被強暴了！還賠款了！至今，所掠奪的贓物還在各地拍賣行拍賣，真不知道公理何在？
大禹治水是救人，諾亞方舟也是救人，人是唯一終極的目的。照理，文明不該有沖突，東、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就是有更充分的寬容，有更廣泛的健康與和諧。然而，事實是可悲的，利益所架起的西方文明，熙熙攘攘，咄咄逼人，科技包裝下的軍事打擊更是耀武揚威，上帝死了，狂轟爛炸取代大刀長矛，是文明還是野蠻？占世界總人口4%的美國人，居然排放了占世界總量25%的廢氣（二氧化碳），還拒簽京都協議，是文明還是霸道？當利益成為唯一的主宰，我們得到什么？地球已被迫發出最后的吼聲，人類每一次的進步為什么總要建立在地球（體質）退步之上？人類何處是歸宿？兩次“偉大”的世界大戰，為什么要格外地垂青西方文明？挖墳，難道也要現代化么？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語），倡導責任感的東方文明難道真的要為西方文明陪葬不成？
信息文明時代，一切都在加速，唯利是圖下的軍事殖民正演變為資本（金融）、貿易、文化等的殖民，經濟一體化在開始，信仰一體化亦將同步，維護地球利益及保障人類與地球更和諧的明天，在考驗著每一個地球主義者的決心，環保學者在努力，社會學者在努力……人類的無知與自私是地球最大的殺手，腳踏利益西瓜皮的西方文明，能指望他們什么？只要有合適的價錢，地球遲早會被他們交易掉，如果火星上房地產商需要的話！
中國文化歷來是一個真正的自然主義者，倡導自然秩序與天人合一，她的思想成熟地太早了！人本位，求善，強調人倫責任，以人為本，和為貴，主張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知足常樂。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農業社會可能是人類對地球“剝削”最小（指人類消耗地球資源的速度與這些資源的再生速度相符）一種社會狀態，或許勻速的小農經濟是與地球共存亡的最好速度，不在乎大機器的轟轟窿窿，只在乎子子孫孫的安康延續，東方的閑情逸致式，與西方的高速擴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人為了地球的長治久安，這個責任實在是太沉重了！“理性經濟人”、“看不見的手”這些概念不能在這塊土地上扎根，對西方“狼”本性的“無知”，最終是耽誤了經濟，使民族受到了凌辱……
中醫，面對的是地球上最為復雜的人體，分析病情的難度絲毫不比經濟現象來得簡單，但她能找出其中的頭緒，辨證論治，其最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對每一時期的哲學思潮進行充分地吸收，再加上它臨床實踐的不斷論證，因而她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對中國古典哲學的理解掌握，更是非凡的透徹，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醫就是中國文化的總代表。
醫學與政治經濟學歷來存在著某些聯系，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是一個軍醫，法國重農學派的鼻祖F·魁奈是個宮廷御醫……不難看出，醫學與政治經濟學在淵源上存在著聯系：或思維方式，或智商程度，更或許是一種責任，為人體看病治病或為社會看病治病，體現的都是人類一種可貴的責任性，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為羅斯福新政奠定了理論基礎，從而走出了蕭條；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卻是把俄羅斯推向了萬劫不復的境地……
中醫與西醫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體系，但是，他們作為醫學，“救死扶傷”的精神卻永遠是相通的，中醫，有其強大的文化底蘊，她獨特的整體性（陰陽五行）思維，觸類旁通，用她去指導研究經濟問題，將使我們對政治與經濟的認識更加地深刻。
“政治經濟學”演變為“經濟學”，是不是一種質的飛躍？
用中醫的思路回答，答案是否定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力與生產力）永不分離，兩者一個也不能少！所謂“純經濟學”，以經濟人最終如何獲得最大效用或最大滿足為研究對象，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為價值取向，采用脫離現實封閉式的分析模式，只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說法，戰爭核爆、瘋牛瘟雞、流氓資本、販毒愛滋病，恐怖事件……把戰爭當作生意做，哪一個是以最低資源讓人類獲得了最大財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算地球長存的政治大帳，只算人類奢侈的經濟小帳，這就是西方經濟學的本質，能指望這樣經濟學去為人類“救世扶貧”？各類現代主流的經濟學：宏觀的、微觀的、國際貿易的、計量的、公共經濟學、財政的、銀行的等等一大鍋，堆砌一個個數據金字塔，可是，80年代第三世界爆發的財政危機，90年代初冷戰結束和全球化的浪潮，90年代末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后果……哪一個是政治與經濟相分離的產物？ “狼”是永遠不會立地成佛的，一張張治標不治本的藥方，到底能挽救了什么？國際政治經濟化、國際經濟政治化現在已是大勢所趨，把經濟學僅僅看作是計算快樂與痛苦的工具，閹割“政治”，拋棄歷史、道德的因素，把“政治經濟學”改造為“純經濟學”，一頭沙漠中迷路的駱駝，能指望走出一個怎樣的明天？
中醫，天降大任與斯，“替天行道”“道法自然”是中國文化最古老的訴求，同樣，人類與地球和諧互動的規律，也是中醫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研究任務，創建健康和諧的經濟，既不能停滯不前，又不能超速翻車，就是她的根本目的，地球可持續性地發展仰仗著中醫整體性的思維，盲人摸象的西方經濟學最終只能證明是一條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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