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的傳統與出路

中醫藥的傳統與出路 

作者：陸廣莘等

《讀書》2005年第九期 
 
 

    汪暉：非常歡迎各位專家來《讀書》參加“中醫藥的傳統與出路”的討論。《讀書》過去發表過一些中醫藥方面的文章，討論過農村醫療保健的問題，也刊登過從歷史學和人類學角度研究中醫的文章。今天有這么多中醫領域的專家來參加討論，是一個非常好的討論機會。
    陸廣莘：今天的題目出得非常好，因為存在著對中醫藥傳統重新認識的問題。中醫藥的傳統是什么?老實說，百年來它是被閹割和扭曲了的。舉個例子。梁啟超提的問題是，中醫盡管能夠治好病，卻沒有人能
夠說明中醫之所以能夠治好病的道理。陳獨秀的回答是，因為中國的醫學不知道科學，所以回答不了這個道理。一直有人說，中醫一不了解人體的構造，二不從事藥性的分析，細菌和病毒的傳染更沒有聽說過。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能不能說這三個問題解決了，就能夠說明中醫愈病之理?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接下來是胡適的問題，他說，西醫能說清楚病人得了什么病，雖然治不好，但西醫是科學的，
中醫雖然能治好病，就是因為說不清楚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中醫不科學。這就開創了指責中醫不科學、中醫是偽科學的歷史。也正因此，中醫界一直在努力證明自己是科學的，解放后中醫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用現
代科學方法來說明中醫的道理。然而多年來，成效甚微。我認為，中醫的傳統還要重新認識。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出路。
    中醫藥的傳統是什么，我想大概有這么幾條。首先，中醫的傳統不是疾病醫學。第二，中醫不是物質科學。第三，不是認識論上的知識論。中醫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和胡適的不一樣，中醫關心的是從哪里尋找健康
的鑰匙。同樣的“治病必求于本”這幾個字，在余云岫眼里看，著眼點在于對象性思維的“病”，問的是“病從何來’：而中醫提這個問題時重點在意向性思維的“治”上，問的是“治向何去”。“君子務本，立而道生”，東西方對“本”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西方是指物質現象背后的本質原因，對本質的認識，是知識論，是科學。是什么科學觀呢?是物質世界范圍內的認識論知識論的科學觀。文藝復興五百年來，它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五千年前的中醫不是這樣提問題的。它首先提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什么是“藥”，什么是“毒”，強調識別“利害藥毒”的能力和取舍標準。第二，兩千五百年前就提出醫師的責任是“聚毒藥以供醫事”，是把“毒’轉化為“藥”，把“害”轉化為“利”，幫助人們養生、保健、治病。第三，醫學與醫生有三等，上醫醫未病之病，對象是生命、是養生，中醫醫欲病之病，對象是“健”，任務是保健，下醫醫已病之病，對象是病。我們的誤區就在這個地方。一百年來，我們中醫就努力地去走這最后的一條路。教科書上講要“辨證求本”，求什么本呢?求疾病的本質。SARS治好了，但中醫治SARS不是抗病毒，也就是治病毒性疾病不抗病毒，但能治好。治糖尿病不降血糖，治高血壓不降血壓，這樣的治療有效，難道這本身不就是個重大的科學問題嗎?
    現代醫學的科學化過程中要求的是對靶點的直接對抗，都是對生命現象的抑制和阻斷，廣義地說，都是“抗生’的，而我們在理論上又要求“衛生”和“養生”，這是矛盾的。中醫的優勢和學術本質，第一是“人”，第二是“生”。“生”是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觀，認為人們應該“贊天地之化育”，追求的目標是“天人合德”，也就是“你活我也活”，人要活，細菌病毒也要讓它活，這就是生態，就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與萬物浮沉于生長之門”。氣度要有這么大。只有有了這么大的氣度，才能把周圍環境中的因素轉化為有利于“生”的因素。所以，中醫學的傳統起碼要回到《漢書·藝文志》，即“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所以中醫藥是為人類的生命的健康、發展、進化服務的方法、技術，工具。你非要扭轉它，就變成兩碼事了。我的老師一九五九年臨終前就說過：“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展開來說，就是欲求融合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必先求中醫學自我的卓然自立。   
    朱清時：我是從事源于西方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在談到中醫的時候，可能和傳統說法的角度不大一樣。我想說兩層意思。第一，中醫有很精粹的科學內涵，這一點不要說在半個世紀以前，即使在二十多年前，全
世界的科學界還不能理解，因為條件還未成熟。從七十年代末普里高津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之后，國際學術界才開始重視復雜性體系。人體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如果沿用傳統的線性的辦法，的確不太容易理解中
醫。但另一個方面，目前的中醫還處在古樸的狀態，沒有經過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那種科學革命，因此，中醫還必須盡快和現代科學的方法結合起來，才能夠進一步發展。
    先談中醫有精粹的科學內涵。最近這幾年，有很多關于中醫的討論，但都忘記了李約瑟。其實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上已經用西方科學的觀點對中醫的陰陽五行學說做了闡述，我接受他的觀點。中醫有經
絡學說和臟腑學說，它們的核心是陰陽五行學說。半個多世紀以來中醫漸漸西化，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家都不能理解陰陽五行學說，于是認為它是垃圾、糟粕，應該拋棄。拋棄了中醫的這個內核來學中醫，學到
的已不是中醫，而是中醫中一些可以為西醫所用的藥物和療法。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第十三章C部分講了中國的陰陽家、五行學說的起源和發展，他說：“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種物質的概念，而是五種基本過程的概念。中國人的思想在這里獨特地避開了本體面。”所以五行其實是五種基本的過程、是關系、是五種形態。他又說，“五行理論乃是對具體事物的基本性質做出初步分類的一種努力，所謂性質，就是說只有在它們起變化時才能顯示出來，因此；人們常常指出，element這個詞從來不能充分表達‘行’這個意思。”但是，李約瑟也并沒有完全肯定五行學說，他最后還說，“五行或陰陽體系看起來并不是完全不科學的，……(但）唯一毛病是它流傳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五行學說是十分先進的東西，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還勉強可說是先進的東西，到了十八世紀就變得荒唐了。這個問題可以再一次回到這樣一個事實，歐洲經過一場文藝復興、一場宗教革命，同時伴隨了巨大的經濟變化，而中國卻沒有。”這些話很深刻。下面我簡單談談中醫精粹的科學內涵。
    從普里高津的復雜性理論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是最適合用來分析復雜性體系的了。普里高津在他的書中寫道：
    這個異乎尋常的發展(指現代科學的一些新進展)帶來了西方科學的基本概念和中國古典的自然觀的更緊密的結合。正如李約瑟在本世紀內論述中國科學和文明的基本著作中經常強調的，經典的西方科學和中國的自然觀長期以來是格格不入的。西方科學向來強調實體(如原子、分子、基本粒子、生物分子等)，而中國的自然觀則以“關系”為基礎，因而是以關于物理世界的更為“有組織的”觀點為基礎。
    這個差別在今天，即使和幾年前的想法相比，其重要性也顯得小得多。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向一個新的綜合，一個新的歸納，它將把強調實驗及定量表述的西方傳統和以“自發的自組織世界”這一觀點為中心的中國傳統結合起來。(伊·普里高津：《從存在到演化》，3頁)
    我很贊同普里高津的這個觀點，中醫的基本特點正是重視人體各種器官和功能之間的關系，而不重視這些器官和功能的實體是什么，西醫正相反。這點對理解中醫非常重要。但只說中醫是總體觀、西醫是還原論是不準確的，中醫以總體觀為中心，也有五臟六腑等類似還原論的東西；西醫以還原論為主，也力求能從總體上把握人體。從關系人手研究人體這個復雜體系正是中醫的精粹科學內涵。
    最后再談談中醫不足的地方。《參考消息》二OO五年五月十七日第七版報道，英國科學家研究證明針灸確實有效，它可以觸發實際控制疼痛的腦部運動。七十年代及以后，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針灸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也有許多學術著作，但國際學術界都不承認。為什么這次英國科學家的實驗結果一出來就得到了廣泛的承認?我想這則報道應該對我們有所觸動。
    他們是怎樣做的呢?實驗測試針灸對骨關節炎的病人是否有實際效果。病人分成三組，第一組病人用粗針，并被告知針頭不會扎到皮膚里面去，第二組也使用不扎入皮膚的粗針頭，但讓病人完全相信已經扎進去了：第三組是正常的針灸。然后用磁共振看腦部的反應，發現第三組病人腦部有明顯變化。這個結果是可以被科學界接受的，因為它排除了心理和其他干擾因素。這樣做實驗是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那場科學革命中產生的尋找真理的嚴格方法，是現代科學的基本方法。最后一句話：中醫要發展，只有一條路，即一定要保持它真正的實質性的精粹的東西，要用現代科學的方法論進行研究。
    曹東義：我近幾年研究了中醫界怎樣參與治療SARS的問題。這主要不是一個技術問題，這個參與的過程能夠折射中醫的歷史地位。我提出三個問題：一是歷史的經驗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石家莊在五十年代治療乙腦，八十年代初治療流行性出血熱，按照著名中醫鄧鐵濤先生的話說，是“療效世界第一”。中醫治療病毒性疾病的療效確實非常好，但是既沒有被西醫認可，也沒有被世人了解，更沒有鼓舞中醫界的信心，相反中醫的地位幾十年來直線下滑。如果沒有鄧老先生和在座的陸先生等人向中央高層呼吁，中醫與SARS幾乎就失之交臂，連參與的資格都險些沒有。當時的口號是“用科學戰勝非典”、“按《傳染病防治法》戰勝非典”。而中醫是不是科學，一直是一個大問號。治療SARS時，一開始不讓中醫上，后來中醫上去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和香港、臺灣地區及新加坡的對比表明，中醫藥介入越早、越充分，療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錢也少，死亡率也低，后遺癥也要少得多。廣州治療SARS，用中醫藥的，花錢最多的是五千元，西醫動輒幾萬、十幾萬，最高的一百八十萬。因此即使僅從醫療經濟學上來說，中醫藥的地位都不應忽視。但中醫為什么滑坡了，不怨西醫歧視，也不怨現代科學要求苛刻，而怨中醫自己失去了傳統。沒有了傳統，就只能跟在人家后面跑。第二個問題：用什么來指導我們的思想。預防SARS時，大家都喝過湯藥，西醫就說這是“添亂、添堵，添麻煩、添混亂”。開這個方子的根據是什么呢?有人就說了，這個方子有“抗病毒”的作用、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這種說法用的是西醫的理論，那西醫就要問，你抗的是什么病毒?如何抗
病毒?你要說清楚，否則就不要開口，西醫對自己是這樣要求的，對中醫也是這樣要求的，所以談不上歧視中醫。“提高免疫力”面臨同樣的追問。所以失去了傳統的中醫，就只能跟著老鼠(實驗)跑了。西醫一種抗病毒的藥也沒有，但是卻把SARS“治愈”了。怎么“治愈’的?靠的是人體自身的抵抗力。過去我們一直強調一種惟一的物質，認為只要有一種東西能夠把病毒殺滅·了，就能治好病，其他都是次要問題。這次治SARS，應該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一種抗SARS病毒的藥都沒有，是怎么治好病的?過去都說中醫夸大自己的療效，利用人的自然恢復能力，這次西醫也可以自問一下激素能殺滅病毒嗎?吸氧能夠治療SARS嗎?第三個問題是靠什么提高我們的療效。中醫不應該是從實驗室里面篩選藥物，而是應該靠幾千年來積累的歷代名家的豐富經驗，還要把所有符合體系的新成果都納入進來。不能各守一派，傷寒、溫病互相論爭，這只能讓瘟神偷著樂。而應當把外感熱病統一起來，傷寒與溫病學家一起圍坐在桌子旁邊，共同研究，拿出最好的治療方案。
    再一個方面，中醫和西醫對人的主觀意識的重視程度不同。陸老說過，生物進化了三十五億年，細胞的結構沒有進化多少，細胞間的聯系和調控進化了很多，進化的主要是細胞之間的聯系。并且人類產生了思想，有了意識，這是生物進行的最高成就。西醫認為意識是不可靠的東西，癥狀是假象，本質藏在后面。所以要解剖，要實證。這樣就丟了很多東西。比如亞健康，病人自己很難受，但到醫院的各種儀器上一查，沒
有找到進攻的目標，那就認為沒有病。世界衛生組織認為75％的人處于亞健康狀態，這么大的一個數目，西醫卻沒有辦法。這樣的醫學，一定要等到有東西可以對抗、可以改造、可以切除、可以移植、可以置換的時候，才能救助。這樣的醫學目標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嗎?我們應該承認，還原論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西醫是一種科學，但中醫走的是另一條路，提供一種另外的思路。
    中醫不是追求特異對抗病菌、病毒的強行介入方法，而是緊緊依靠人體具有的強大的自我抗病能力、自我修復潛力、自我調節功能。人體在受到疾病的損害而自行修復的時候，需要各色各樣的、大量的相關物
質做材料，中醫藥的扶正祛邪藥物所含的豐富的化學物質，無疑不是單一化學制劑所可比擬的。中藥多層次、多靶點的調節作用，也必定是提供符合人體自我修復時所需要物質的過程。這種多種化學物質“無私奉
獻”、潤物無聲的調節作用，正是其善于在微觀領域發揮作用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對于中醫藥的正確認識，現在還沒有形成。
    陸廣莘：兩個問題。一九九三年，十四個國家(其中十一個發達國家，三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智利和印尼)發起了一個題為“醫學的目的再審察”的研究計劃，研究醫學到底是干什么的。研究提出，包括最
發達國家在內，當代世界性的醫療危機來源于近代醫療模式的、主要針對疾病的技術對醫學的長期統治，也就是說，“術”統治了“學”，是工具理性主義。醫生脫位、主體缺失、角色錯位。因此，一九九六年世界
衛生組織在《迎接二十一世紀挑戰》的報告中宣布，二十一世紀的醫學不應該繼續以疾病為主要的研究內容了。我建議，我們中醫再討論問題的時候，不要再在“病”上面做文章了，應該以人類的健康為主要的研究領域。第二個問題，毛澤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診斷上，我們也要搞清楚診斷的首要問題。中醫的傳統妙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不看敵人看朋友。它的診察，是在尋找
健康的鑰匙。它的思想是：養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在于發現動力。所以中醫學的診斷，是目標動力學的診斷。目標是什么?穩態和適應：對內實現穩態，對外實現適應。一個生物體只有實現了這樣的目標，才
能存在和發展。動力呢?對于主體性的開放，對于自組織演化的調節。我們不要老是談“科學”。一百年來，我們不斷地談“科學”、“偽科學”等等，這是假問題，是“關公戰秦瓊”。科學就是科學，醫學就是醫學，各有各的任務，各有各的領域，我們非常尊重科學家，他們也想幫助中醫回答問題，但是，化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甚至生命科學家，當不了醫生。這不是貶低。醫生有醫生的領域。人的自我痊愈能力、自我實現健康的能力才是根本。一切醫藥手段都是為這個根本服務的。
    柳紅：我真愿意聽中醫師理直氣壯地講中醫的威力，因為我正在尋求治療。我的兒子患惡性腫瘤，經過手術化療后，西醫的干預基本結束丁。遺留下來的問題是：骨髓病態造血，血小板降到幾千。我一直在尋求中醫幫助。我想從我求醫的角度談幾點想法和感受。首先，我相信中醫的整體—平衡，辨證施治，通過調動人體的能動性來治病這一套理論，并且覺得它很高明。但是這樣好的中醫理論，需要中醫師來掌握和貫徹，掌握和貫徹的正誤優劣，分別出良醫和庸醫。我深感好的中醫師難以辨認難以尋找。這是由中醫的特點決定的。中醫是非常私人化的經驗醫學，在外人看來不可捉摸。它傳統的行醫方式是相對固定的一對一關系，人
性化的，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亡。這就使得選擇醫生更加難并且有風險。從經濟學上講叫信息不對稱。患者對中醫和中醫師不了解，尋找和選擇的代價很大，選擇了一位，就意味著可能錯過了更合適的另一位，因為不便改換，所謂的機會成本很高，收益不確定。這些特點與現代人所受的教育和接受事物的方式不同。而西醫西藥對于療效的判定通過大樣本的試驗呈現，其療效和副作用相對明確和表述充分，有助于我們選擇
決策。中醫的“神秘不可說”，使得它在現代格外不利，顯得云山霧罩，導致魚龍混雜。當西藥更有效時，中藥的舞臺就一點點萎縮了。因為西醫易被接受，來得方便的特點，與現代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適應。
    中醫走現代化的路已經很久了，并在這個過程中遺失掉了自己的傳統和精華：比如改傳統的師承關系為中醫學院，教了知識，傳達不了意會：比如改小的私人中醫診所為按西醫分科的大型中醫院，一對一的了
解、負責、對身體總體和變化的把握就減少了，有些就變成了開中藥的西醫；再比如，對于中藥成分進行分析、提取，一旦以現代科學的方式將它們研究“透”了，它也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醫了。
    西醫從細微處人手，科別細，鉆得深，通過會診綜合。中醫從身體的整體—平衡出發，但是局限于一個人的經驗和判斷，且有門戶之見。在現代社會中，這種封閉恐怕是沒有出路的。中醫可不可以也開放起來，
合作起來，比如，通過會診集中多種意見，避免因個人辨證不準而失誤。對一個病人，不同的中醫師給他辨證，各自談自己的感覺和藥方設想，最后確定一個治療方案。
    中醫的存在可以有多種方式：除了中醫院之外，還應有獨立的中醫診所。要給人們多提供治病的選擇，也就是多元的醫療服務。從我長期求醫的經驗感到，中醫的衰落不宜簡單歸于意識形態問題，歸根結底還
是取決于它的療效。中醫和西醫都需要發展，由它們共同承擔人的健康和疾病問題。
    唐云我是搞中醫臨床的。有人說中醫診斷癌癥把脈把不出來，PET可以做出來。中醫確實把不出來，但中醫對疾病的側重點不在于腫瘤這個有形的物態，而在于這個腫瘤對人體的整體平衡造成了什么影響。因
此，中醫治療腫瘤并不是單純靠哪一味藥去殺滅腫瘤細胞。可以說，根本沒有哪一味中藥可以殺滅腫瘤。西醫從解剖、從分子學等角度研究到現在，也沒有找到一種可以確實殺滅腫瘤的藥，中醫也同樣不能。那中
醫怎樣來治療腫瘤呢?中醫講究的是“以人為本”，針對的是人的平衡狀態。人身上即使有腫瘤，但如果不影響平衡狀態，不破壞各個臟腑、器官的正常功能，對人來說是不會有影響的。就像有些樹活到一定年齡，會生樹瘤，但并不會導致樹的死亡，人體也是這樣。中醫對任何疾病所考慮的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體內在平衡的狀態。而中醫對疾病的治療
也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恢復人體固有的動態平衡。腫瘤的產生是人體動態平衡被破壞的后果，而腫瘤對生命的危害，也正是因為進一步損害了人體動態平衡。從這個角度來講，只要我們有辦法恢復人體自身的動
態平衡，那我們就找到了一條從根源上去治療腫瘤的路徑。所以中醫和西醫相比，最不同的就是在方法論上面和對疾病的認識上面。西醫強調的是通過各種儀器去檢查、發現體內有異于正常的現象，比如一些數據的偏差、一些異常形態的出現，他認為這是不正常的，一定要把它們去掉，而不考慮它們是否對人體造成了影響。中醫不是在現代醫學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現代科學也創造不出中醫來。創造中醫的出發點，我認為是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感受，通過這些來認識人體的健康狀態或者疾病狀態。這是兩者最大的差別。醫學最早的出發點是因為人感到不舒服，才需要看醫生，尋找改變不舒服狀態的方法，現代醫學只要發現數據不正常，不管你感覺如何，就認為你有疾病，需要通過藥物來改變數據。而中醫強調的則是人體自身的感知能力，這種能力是大腦對人體的動態平衡系統的一種信息反饋，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比通過儀器檢測到的信息更有用。還是以腫瘤為例。前不久一位病人，肺癌腦轉移，出現顱內高壓癥，惡心、嘔吐，西醫建議通過腦部手術解決這個問題，后來采用中醫辨證的思路，沒有用任何“殺腫瘤”的藥，用了中醫一個很簡單的方子“澤瀉白術湯”，方子的道理主要就是健脾化痰。因為患者除了惡心嘔吐以外，表現出來的癥狀還有舌苔厚膩、脈象弦滑。第一天的方子用下去，惡心嘔吐和頭暈頭痛的癥狀全部消失，繼續用了三天，各種癥狀基本平緩，病人自己感覺沒有什么不舒服。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中醫的理論，包括中醫對腫瘤的認識和治療方法，還是有實際效果的，這也可以證明中醫理論在實踐中是行之有效的。
    但是，中醫這種把人體內在動態平衡作為出發點的治療思路，無法符合西醫學的模式，也就是說，中醫對腫瘤的治療永遠是根據患者的內在動態平衡狀態來進行組方用藥的，因此無法用一個固定的方劑來治療腫瘤，也同樣無法像西醫對腫瘤這個“病’進行大樣本的統計觀察。這也是很多人質疑中醫的地方，認為中醫的可重復性差。但我們不妨深入思考一下，可重復性差的實質在哪里?還不就是因為不同的患者，雖然表現出來的“病”是相似的，但實際上他們內在的動態平衡情況是千差萬別的，不同個體的患者之間，本來就沒有可重復性!我們目前發展中醫的思路，都把西醫模式，西醫的思維方式，作為中醫發展的框架，而這種框架無疑是不符合中醫自身特點的，甚至可以說按照這種框架建立起來的所謂的中醫現代化，實際上已經不能再被稱為中醫，因為我們從中看到的只是在西醫理論指導下的中藥運用而已。
    賴立里：我想接著腫瘤這個話題談幾句。前面幾位老師都談到治療腫瘤可能是中醫能夠發揮優勢的地方。為什么呢?我想這里還存在著話語權的問題。因為治療腫瘤是西醫的話語比較弱的領域，這時中西醫之
間才有一個相對平衡的關系，大家才能想到中醫。說到“療效”，更有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以怎樣的標準來判斷，或者說，誰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眾所周知，知識與權力之間密不可分。一種知識是否有效、是否被承認，與背后的權力斗爭有很大關系。更進一步，權力生產知識。就“中醫”這一特定知識來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醫與西醫之間的權力斗爭產生了被稱為“中醫”的這樣一個知識：一方面這個知識的產生所具有的歷史偶然性決定了它與在此之前如明代的醫學知識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這個知識的邊界不固定，只有在圍繞著科學化的充斥著權力的社會
斗爭中具體化。“中”、“西”、“傳統”、“現代”，這些在中國并非新鮮的話題，直至今天仍未過時。而中醫不僅伴隨這些話語，還是這些話語得以實踐的場地。
    中醫一旦被置人體制／職業機制中，中醫業者所使用的關于科學的語言，就與社會機構及其一整套科學話語功能密切相關。近來，科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在中醫體制中扮演著愈發重要的角色，今天的中醫業者
不得不在這樣的一個話語場中表述他們與現代化、科學化話語之間的關系。從政府政策到社會信仰，人們很少質疑全球化的技術科學的強權。對于中醫和西醫來說，西醫顯然更加適合標準化的充斥了科學話語的現代
社會體系。討論中醫藥的發展，’純知識領域之外的社會問題也是要考慮的。而這些問題關乎權力，話語、知識、實踐，直至生命，也是生命政治的問題。
    張其成：中醫現在面臨的問題，正是中國傳統文化面臨的問題。目前，西方文化、現代科學不僅成為評價中醫的尺度、審判中醫的法庭，而且成為改造中醫的工具。相當多的中醫研究者、中醫領導者都有一個愿
望，那就是通過現代科學研究，最終把中醫改造成為真正的科學——即符合現在西方科學規范的醫學科學。可是這種愿望的結果，在我看來不但救不了中醫，反而害了中醫、毀了中醫!怎樣把中醫改造成現代科學?在這些學者和管理者看來其實很簡單，就是把中醫這個包含有多種成分的混合體進行“剝離”，將其中的不符合科學的成分拋棄掉，將其中符合科學的成分留下來。這種簡單化、單純化的想法和做法看起來挺有道理，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中醫這個復雜的混合體，各種成分是融合在一起的，動一發就觸及全身。如果要區分的話，我認為可以將它勉強分為“神”、’象”、“形”三個層面。“神’的層面包括了中醫最古老
的傳統，比如“心神”、“神明”，這個層面不是辨證論治，而是辨神論治。扁鵲“望而知之”就是辨神論治。這一部分越來越退化了。“象”的層面：中醫就是講“象”的，比如“藏象”，“脈象’、“氣象’‘證象’等等。“形’就是形體，就是《黃帝內經》中所講的“解剖”。這三個層面中，中醫最重視“神”，最輕視“形’。這和西醫恰恰相反。在“形”的層面上，中醫無疑是處于劣勢，這個層面是可以用科學，包括剛才朱院士所講的復雜性科學來解釋，當今分子生物學的“基因’學說無疑是“形”層面研究的高峰；在“象”的層面，包括陰陽五行，包括中醫的“氣”，究竟能不能用科學來解釋?我看很困難。因為“象”是介于有形和無形中間的，并且更偏向于無形。中醫的“象”用形態學方法做實驗是做不出來的。那
么復雜性科學能不能解決這一部分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借鑒，因為中醫學的基本思維方法和復雜性科學的基本原則是相近的，復雜性科學比“簡單性”科學，非線性科學比線性科學無疑更符合中醫的實質。但現在
“復雜性科學”還在起步階段，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因此很多結論的提
出可能還為時尚早。而“神”的層面，可能就存在于人的潛意識當中。一個權威性的報告稱，人的潛意識還有95％沒有開發出來。對潛意識的開發、對“神’的運用，不是線性科學和形式邏輯推理所能實現的。這恰
恰是中醫的精華，是中醫的傳統，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一直在退化。這個傳統的核心，我們要不要抓住它，發揚它?現在關于中醫應該怎樣發展的觀點真是太多了，讓人眼花繚亂。我把他們分成兩派，一派“現代派”，主要的思路是打破傳統，建立新的東西，即用現代科學來解釋中醫、改造中醫，改造的結果將陷入悖論，因為中醫不是“現代科學”。另一派是“傳統派”，就是保持傳統，可以吸收新東西，但絕不拋棄舊的核心的東西。我認為現在我們應該好好把“神”和“象”這兩個層面的東西研究研究，因為這些東西才是核心的東西，但這又不是用現代科學的辦法所能研究出來的，因而應該采用科學和人文相結合的綜合性的方法，包括復雜性科學的方法、歷史學考古學的方法、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哲學思辨的方法，甚至宗教神學的方法等等。假如這個思路成立，那么現代的中醫教育、科研、醫療方面最關鍵的體制問題就很大了。什么時候能按中醫自身的規律辦教育、搞科研、定法律，中醫就有救了。我最近聽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中醫是糊里糊涂地把人治好，西醫是清清楚楚地把人治死。”這可能比較絕對。但其中所說的“糊里糊涂”的部分能不能用科學來解釋?我認為目前還不能。前面提到的李約瑟的問題，我看這個問題是一個假問題，沒有什么意義，這個問題就好像是在問，中國人為什么不能生出黑孩子?
    羅衛芳：前面大家談了很多中醫的傳統，從出路方面來說，我認為一方面是在中醫自己，另一方面是在社會。近代以來，西方科學大舉進軍中國之后，西學幾乎統治了中國，傳統的學科幾乎全軍覆沒，惟有中醫學碩果僅存。中醫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有內在的原因。但是，自“五四’以后，中醫學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真正平等的對待，正如中國科技史學家席文所說，新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不知道還有自己的科學傳統。我對中西醫結合的實踐歷程做過梳理，感覺到，我國幾十年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中西醫結合得到的，卻只是一些淺層次的技術層面的結果，投入產出比非常令人失望，這一現象值得我們深思。中醫
的出路我覺得最終還是應該在于中國文化的出路，什么時候接受西方科學教育的人能夠平和寬容地接納不同于西方傳統的中國文化了，中醫自然就壯大起來了。我個人有一個體會，“科學”并不等于真理，“非科學”也不等于謬誤。難道不同于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近現代科學，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嗎?只要承認中醫是醫學，中醫就有用武之地。所以，中醫的存在和發展需要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
    鄧正來：我兩年前患喉癌，在醫院治療時感到西醫醫生把病人客體化了，而不是把病人當成一個活生生的平等的生命體——盡管他們是出于善意。后來我有緣分和中醫認識。中醫在“治療”的時候，經常問我“你信不信中醫”。這個問題使我不斷地想這樣一個問題，即作為——個“病”人，我在“治療’的過程中真的有這么重要嗎?后來我發現，“病”人在中醫治療的過程中真的很重要。就此，我認為中醫是把人當人來“治療”。就我治病的過程而言，我想，這里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人的方式。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自己覺得，中醫的問題在根本上是一個有關“地方性知識”的問題。這種“地方性知識”給中國人關于生命或“健康”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意義”世界，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功能”效用。生活在這樣的“意義”世界中，我們會覺得自己是個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甚至是中醫能夠有效的“前提”，因為是我們的信，才使得中醫有了實踐和有效的可能性。但是在西醫的狀態中，我往往會感到自己似乎已經是一個什么都不重要的“人”了，因為在這里，病人是沒有任何作用的，信與不信都無關宏旨。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中醫“治療”完全是個殊化的，每次都要看指甲號脈，配專門的藥。這里也表現出了中醫把人是當作個體的、獨特的人來對待的，而西醫一般則是把人作為“類’來對待的。但是我們需要思考和追問的是為什么老百姓不舒服的時候總是首先跑到西醫那里去?我認為，這里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亦即“科學主義”國家建制化所導致的結果。這個問題說到底，是一個有關知識自主性的問題，是一個在基本上與我反復強調的我們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過程中所遭遇的“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問題相同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呂松濤：我是綠谷集團的，我們是做中醫藥的。我們在做企業的時候有一個體會，雖然中醫的理論問題是很抽象的，但對中藥企業的發展來說，又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中醫藥產業發展很快，但卻沒有像其他行業那樣，出現過百億元規模的旗艦式企業，總的狀況是整體產業規模不大，超過十億產值的企業寥若晨星，只有產品明星沒有企業明星，其次是慢、散、亂，小、層次低；三是中醫藥產業
沒有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可以說絕大部分中醫藥企業沒有走出生死線。始終在一種懷疑、爭論、邊緣化的環境中生存。
    我認為中醫藥目前的發展存在邏輯上的缺陷，一個是對中醫藥現代化理解上存在誤區，一個是沒有找到中醫藥產業化發展的邏輯。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中醫藥很難有大的發展。
    對中醫藥現代化的理解應從理論現代化和技術現代化兩個方面去思考，理論現代化指文化傳播上的對接，中藥的發展必須依靠中醫的發展來推動，依靠中醫藥文化的廣泛傳播和認可：技術現代化指藥物研發體
系的現代化，即在理論現代化的前提下，建立中醫藥自己的價值標準來指導藥物的研發。
    在中醫藥現代化過程中，我們一定要堅持中醫藥本身的規律，完全、最大限度地發揮中醫藥自身的特點。美國科學史家庫恩認為：“不同的學派之間的差別，不在于方法的這個或那個的失效——這些學派全都是‘科學的’——差別在于我們將稱之為看待世界和其中實踐科學的不可通約的方式。”中、西醫分屬于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約性。中醫之所以在現中醫藥現代化的道路上前進的步伐不大，往往是因為始終用西醫的范式研究中醫，而這種研究的結果就是對中醫的肢解。而中醫相對來說，經驗形態太濃，之所以沒有能夠從傳統中走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理論范式。
    在企業的發展中，我們對此有些體會。一是中醫藥研究不能離開本身的特性，必須堅持中醫藥之道。我們的雙靈固本散和美國的FDA及研究機構談了五年，最后發現問題不在于他們怎么看，而在于我們自己怎
么定。一開始，我們說自己的中藥有直接殺死腫瘤的作用，或者能夠抑制腫瘤，但效果總是不理想。應該說我們開始的時候對中醫的了解是很膚淺的，總是用西醫的標準來衡量，做了大量的實驗，丟掉廠將近三百
萬美元，結果是沒有出路。從二OO三年開始，我們根據大量臨床結果把這個藥的療效定在解決放化療的副作用上。往往是越堅持自己的特色，越容易被接受。去年年底我們拿到了美國FDA的IND號。所以當我們
不去和西醫西藥的標準硬碰的時候，市場的天地還是蠻寬的。中醫不是沒有出路，出路在西醫有局限性的地方。
    第二個體會是，不能只談陰陽五行，中醫也要開放和與時俱進。為了改變西醫對中醫的誤解，我們采取了一些分解驗證的辦法，既然他們提出免疫力的問題，我們就做一些實驗來驗證。雖然中藥的作用不是簡單地用提高免疫力一句話來衡量的，但我們也可以單獨拿出這個指標，給他們做一遍。這樣至少在免疫力的問題上，他們開始接受了。我們還按照他們的要求另外做了一些指標。我相信他們未必能在整體上理解中醫或者中藥是什么，但在做的過程中，已經開始有所溝通了。
    另外，我認為，在中醫發展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范式雖然是關鍵，但在中藥企業的發展中，通過產業化發展企業實力也是很重要的。現在國際市場上營業額在一億美元以下的單品藥已經不多了、年營業額低于
五十億美元的企業也很少了。可以看到，在西醫西藥的發展中，有如此多的有實力的企業來支持和投入，而中醫中藥的發展，在這方面是很弱的。振興中醫藥必須走產業化的道路。惟有產業化才有足夠的資金再投入，才能最大限度地突出中醫藥的療效優勢，使中醫藥現代化事業走向良性循環，產業強大，才會形成中醫藥自己的標準規范，畫出自己的方圓，轉變人們對中醫藥的偏見，得到更多的社會信任和支持。
    中醫藥產業化存在目前困境的主要癥結是沒有按中醫藥自身規律與特點找到中醫藥產業化之道。
    西醫西藥的發展邏輯與中醫中藥的發展邏輯是不一樣的。中醫藥產業本質上是一個服務產業，只有走醫藥一體化的道路才能暗合中醫藥之道，重塑中醫藥產業的DNA。   
    目前，大部分中醫藥企業沒有找到發展之道，是以萬變應萬變，而非以不變應萬變，所以做得很累。要想把中醫藥產業做大做強，必須找到不變之道，以不變應萬變。   
    有人說中醫代表了未來醫學的發展方向，但方向未必就是回歸，中間可能有個螺距，這個螺距就是中西醫在發展中互相借鑒、融合，宗中納西，就是中醫藥的與時俱進。
    賈謙：我從一九九二年開始涉足中醫藥發展戰略研究，到現在十幾年了，發現要解決中國十三億人口、特別是九億農民的健康問題，必須發展中醫。因為我們還學不起西方的醫療保健體系。美國一年的衛生醫
療費用是一點三萬億美元，我們國內生產總值才一點三五萬億美元，全部用來吃藥，吃藥的數量也只是美國的五分之一，因為我們的人口是美國五倍。同時，美國有那么多先進的技術和醫療設備，那么多的高級大夫，人類疾病中仍然有70％解決不了。而其余能夠治療的30％的疾病當中，誤診率在50％以上。所以，我們應考慮需不需要去學這樣的體系!中國歷史上沒有西醫的時候，中醫解決了中國人看病的問題，特別是在
病毒性傳染病方面，從張仲景到后來的葉天士、吳鞠通，都解決得很好。解放后，乙腦、流行性出血熱、麻疹都由中醫解決了，療效要比西醫好得多。以中醫為主解決了一九八八年上海乙肝復合甲肝問題，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將之與美國以西醫為主治療同類疾病的療效進行了統計對比，結果為：1：234，即中國僅死一個人，美國要死二百三十四個人，中醫的療效顯然要比西醫高得多。
    反過來看看中醫處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國四億人口，有八十萬通過師徒傳承的中醫；后來，由于余云岫等反對中醫，要“廢醫存藥”，所以國民黨政府就消滅中醫，到一九四九年，我國只有五十萬中
醫了；現在我們是二十七萬中醫，比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差不多又減少了一半，、而我們現在的人口是十三億，是一九一一年的三倍還多，如果根據一九一一年的比例，我們現在至少應該有二百五十萬中醫，但實際只有二十七萬，再看看這二十七萬的質量，我們調查了一些中醫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開湯藥處方，即能夠辨證論治。如果按這個比例算下來，我國能夠按照中醫思路看病的中醫大夫今天只有兩三萬人。再過十年，這些人退休了，可以說中國就沒有中醫了。今天我們不少病人說找不到好中醫，事實上就是這個問題。誰是那三萬以內的中醫，誰又是那三萬以外的中醫?后一部分人只能開化驗單，開一些西藥和中藥，與西醫幾無二致。據統計，目前我們的中成藥60％以上是西醫開的，中醫開出的不到40％。大量的西醫不學中醫知識就隨便開中成藥，能成嗎?龍膽瀉肝丸事件就是這樣弄出來的。如果沒有了中醫，中藥就是垃圾，沒有用處。目前我們中醫的狀況是非常危急的。
    前年，我們課題組提出了振興中醫五大工程，要解決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就是政策法規保障工程，即改革、完善中醫藥政策法規，使之能夠促進而不是阻礙中醫藥的繼承和發展。現在中醫藥很多問題是政策
法規造成的。國民黨的時候明擺著是要消滅中醫。解放后，毛主席為中醫說了很多話，中醫才保留下來，而且是說要西醫學習中醫，現在卻是要求中醫學習西醫。我們現在有二十八所中醫院校，但“生產’不出足夠數量的合格的中醫，什么原因?法律問題。現在“人大’已經提出要給中醫藥立法，但立法的立足點在什么地方?是管理還是發展、保護?我認為，五十多年來，“管理’已經快把中醫管沒有了，所以不應再立足管理了，應該給一點寬松環境，應該用法律保證中醫藥的繼承發展。也不應該立足在保護上，如果把中醫當長城一樣保護起來，中醫就徹底完了。長城是歷史遺跡，現在失去實用功能了，但中醫五千年來一直在用，
今天仍在發揮作用，將來也應該成為主要的醫療保健體系。所以，立足點要放在全面繼承和自主創新上。
    我們總說中醫沒有創新發展，實際上SARS期間是中醫最好的發展機會，我們放過了。一開始沒有把SARS列入傳染病，廣州中醫還可以辨證論治，解決SARS問題，一宣布SARS是一類傳染病，北京中醫就失去了介入機會。西醫在無法診斷SARS時，要求大量用激素和抗生素，如果大量抗生素還不能退燒，那就是SARS。我們到廣州去調研，發現中醫能夠解決問題。鄧老告訴我們，他徒弟的夫人是護士長，在一線感染了SARS，他讓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藥，活了，又投入了戰斗：另外一位護士長沒有用中藥，成了烈士。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治療六十例SARS患者，無一例死亡，無一例轉院，無一例醫護人員感染，迄今沒有后遺癥。二OO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在北京藏醫院召開“中醫藥成功治療SARS學術交流會”，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講，中醫治不了SARS，沒有一例病人是中醫治好的。后來他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七月，他所在醫院的五位中醫大夫寫了《中醫治療SARS七十一例回顧》的論文公開發表，他是第八個署名的作者。中醫介入前收了三十六個患者，死了十個，介入后治療的七十一例患者，死了一個。到底是西藥有效還是中醫有效?但是，雖然中醫界的各位著名專家一再呼吁，整體上卻沒有真正讓中醫介入SARS治療。使中醫失去了一次提出創新理論的機會，因為中醫歷來是在與疾病斗爭中發展的。
    陸廣莘教授曾說過，中醫是理論醫學。也就是說，按照中醫理論，應該能夠應對各種疾病，包括西醫認為新出現的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我就帶著這樣的想法邀請民間中醫王文奎下到艾滋病村查看艾滋病患者癥狀。我們課題組先后治療九十例患者，效果不錯。在一年半中，我們十多次到艾滋病村調研，發現共有八路民間中醫，在國家尚未顧及到艾滋病時，就前往艾滋病村免費為患者送醫送藥，效果都很好。民間中醫
因為沒有受到西化的影響，所以敢于辨證論治，所以就有效。可是我們的“國家隊”從到坦桑尼亞治療艾滋病開始，到現在十八年了，沒有拿出一個很完整的辦法。這些同志非常辛苦，也確實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辦
法，用的一些藥也有效，但關鍵就是因學校教育造成的思路錯誤，總是跟在西醫后面追趕，按人家的思路用藥。在去坦桑尼亞之前就爭論，到底是辨證論治還是辨病論治，最后結論是“辨病加辨證，以辨病為主”，
也就是說要按西醫思路去殺滅病毒。中醫不講殺滅病毒，首先講究保全自己。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家里來了賊，西醫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彈機槍一起上，要消滅這個賊，賊雖然死了，兄弟姐妹也誤傷了不
少；中醫是把廚房門鎖起來，保險柜鎖起來，讓賊偷不了，打開門窗，拿個笤帚把賊掃出去。所以，中醫治療艾滋病人首先解決兩個口的問題，即解決吃不進又拉稀的“出超”問題。能吃進去，又不過分排出去，身體就能好起來。雖然總體來看中藥殺病毒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體內還有病毒，但他們能像健康人一樣活著，能吃能睡能勞動，能上養老，下養小。這就是中醫學的目的。
    陸廣莘：十八年前我去國外治療艾滋病，談判的時候，對方首席談判代表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帶了一大批免疫學家、細菌學家、生化學家，一開始談判就給我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你們見過艾滋病嗎?第二，
你們帶了那么多的中藥，都做過抗HIV實驗嗎?我說，我來的時候，中國沒有艾滋病，只有一例，是美國人，他到中國來旅游，得了肺炎，死于協和，后來診斷是艾滋病。所以我們沒有見過。但是，是你們要我們來治的。中醫能不能治沒有見過的病?能治。因為中醫是理論醫學。比如，放射病，我們不大見得到，但當年白俄羅斯核電站出事的時候，中醫去治了八千多人：微波病，教科書上沒有，但中醫也能夠治。所以關
鍵其實不在于治什么病，因為中醫本身不是治“病”的。第二，難道我要引進本來沒有的HIV病毒做實驗?另外中醫并不是一定要通過中藥直接抗病毒，可以通過動員身體里面抗病毒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情。
    今天很多同志提到了腫瘤的問題。我不是腫瘤專家，但我行醫五十多年，腫瘤病人見于不少，也治好了不少，很多人的腫瘤都消失了。有人就問我，你用的中藥里面有沒有抗癌藥物?我說沒有。應該說，對腫瘤來說，西醫不是一點辦法沒有。而中醫也不能包打天下。中藥的數量
是有限的，但為什么能夠一直有效?就是因為中醫不是一條道跑到黑，證變，藥也變，而西醫往往是一直用到無效為止。生物體的最基本的能耐之一就是適應，適應了，藥就失效，生物體還會變異，這就糟糕了。我
們有一個例子，治療兒童中毒性痢疾，用完全劑量的抗菌素，死亡率70％一80~／o,用六分之一劑量的抗菌素，生存率70％--80％。理由是什么呢?因為全劑量的抗菌素把細菌都殺了，死亡的細菌尸體產生的大量毒素，使身體死亡。那么問題就是，你沒有用抗菌素把細菌都殺死，是誰殺了它?機體嘛。解放大西南的時候，部隊得了瘧疾，沒有足夠的奎寧。怎么辦?扎針。扎針能殺滅瘧原蟲嗎?不能。為什么有效?調動六分之五嘛。所以中醫藥的傳統是調動“六分之五”。一位病人治了兩年的白血病，聯合化療的效果是，幼稚細胞只能降到40％，吃了中藥，同樣的化療，幼稚細胞可以降到4％以下。所以中醫還有增效的作用。我們中醫并不想包打天下，但是在中國，本著“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的原則，把養生保健真正做下去，就可以擺脫疾病醫學框架的束縛。醫學應該駕馭技術，而不是技術統治醫學，而我們現在的醫生實際上退位了。中醫有三大優勢：發揮醫生的主觀能動性，發揮病人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周圍環境的能動性。這是應該發展的。希望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科學家、我們的領導能夠理解這“六分之五’。
    新望：五四以來，我們強調得比較多的是“革命”，中醫的遭遇很有典型性。但就是五四時期，也有人說，在中國主張百分之百西化的人，最多西化百分之五十：主張西化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最終只西化了百分之十。革命結束這么多年以后，話語體系有些改變。我們現在在進行“現代化”，進行“改革”的時候，有些事情就可以冷靜考慮一下。“改革”是重新構造，也有回復到原來構造的意思。再大的改革，能在原來的基礎上變個三分之一就不得了了，所以本土的優勢和資源還是要吸取一些。我看到一個說法，日本的明治維新并不是全盤西化，而是很好地保留和發展了傳統資源。這是我們談論改革的時候所應該看到的很重要的問題。有兩個改革的例子。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稍微簡單地向原來的狀態回復了一下，把土地使用權還給了農戶，就大大解放了生產力；另一個例子是匯浙農村，那一帶為什么沒“三農”問題?很大的原因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可以稱為新的江南士紳階層，這對解決三農問題是很重要的。中國傳統社會中還是有一些很好的資源，改革中要注意發掘利用，甚至不妨回復到它原來的狀態。
    我從經濟方面對中醫的發展提兩點想法。一是現在出現了很多新的產業，那么，中醫在這樣一個新的產業結構變化面前如何應對?是否能在新產業中占據應有的位置?能否開辟中國人自己的產業升級的路子。或許目前對“中國要做世界工廠”觀點的指責過于早了點，但我們總還是要考慮搞點自己的產業，別老是跟在別人產業升級的屁股后面。我覺得中醫具有高等級產業的一些潛質，因為現在的人越來越關心生命和生活的質量了：二是現在社會分化非常厲害，差距拉大。這個時候，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就是個大問題。但人們對現存的醫療體制怨聲載道。有沒有出路?傳統的中醫藥能不能在低成本醫療方面想一些辦法?
    賈謙：怎么解決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是關系九億人的大問題。中藥是由中醫開出來治病的，但中醫治療的辦法還有很多。首先是食療、養生，這是解決“未病”問題的，另外還有砭、針、灸、導引……我們已經知道，河南中醫學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辦法可以解決艾滋病患者的很多問題。而灸的方法，誰都可以學會使用。還有按摩等手段，對很多病都有效。這都是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的治療辦法，完全可以推廣到農村去。我們今年六七月要組織中醫講師團，把中醫的非藥物療法推廣到農村去。我們愿意和各方面合作做這件事。我們國家要建設以中醫為主、中西醫并重的醫療保健體系；我們也希望這個體系將來成為全世界的范式。
    汪暉：感謝大家的發言。今天討論的是中醫的問題，但和我們這些年來其他領域討論的問題幾乎是一樣的。中國面對的首先是文化自主性的問題，沒有這個前提，什么都沒有。即使經濟發展了，如果意義系統
沒有了，人能干什么?中醫的命運和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是息息相關的。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感到這些年中醫面臨兩條壓力：—是西醫的壓力，即科學主義的壓力。這個壓力，在知識上完全合法化、體制化，它
貫穿在我們的學院，醫院、衛生部、國家系統等整個權力體制里面。科學主義的問題是整個現代化的核心的問題。在這些年知識界的討論當中，大家思考現代化、批評現代性，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認同。雖然現在這個聲音還比較弱，但逐漸會大起來。第二個壓力是市場和利益驅動。有用的藥，如果不能賺取利潤，甚至是只要不能賺取大規模的利潤，藥廠就不生產，這樣的例子已經非常多了。剛才陸老說了很多話，對我們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讀書》能在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們感到很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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