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醫如何可以生存并發展
新世紀是中醫復興的轉折點,能否認清歷史,抓住發展的關鍵問題,對于中醫重樹信仰,把握機會有著很重要的意義。下面就談談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一,伴隨著文化滲透而強大的西醫學
勿庸置疑,西醫學是當今世界的主流醫學,自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以其軍事力量為開路先鋒,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宗教、政治、文藝地傳入,到經濟地強行侵入,再到現在以教育、餐飲娛樂、跨國公司等表現為價值觀、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地輸入,使國人歷經了恐懼、自卑、反感、羨慕,及至習以為常的感情歷程。由于歷史原因,中國文化在當時錯失了與西方文化公平交流的機會,反讓民族虛無主義和西方標準論在中國大地上滋生,并逐漸培養出了對西方文化及其產品的自覺認同。從此,我們對西方文化地推介遠遠大于對本國文化地關注,且并不深究其生成土壤與適用性,對于西方的科學,政治更有一種近乎迷信的崇拜,學術界由此背離了國情與文化傳統,全面向西方的經濟、文化和科技擁抱。西醫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中國并得到快速發展的。從而,在政治上,西醫是現代醫學,是國家醫療事業的主要支柱和對外交流的基本平臺;相反中醫則缺少具體的法律保護,在醫療事務中處于陪襯。在經濟上,西醫有豐厚的利潤空間及國家財政支持,保證其運行與拓展;而中醫卻不得不以西藥和理化檢查作為維持生存的手段。在心理上,患者就醫的沖動多是西醫院,其在消費投入上也不易產生隔拒心理;而中醫則被人認為是輔助及保健治療,不具有醫療選擇的心理優勢-即患者不愿在中醫治療上有首選、長期和穩定的經濟投入。在學術上,西醫掌握了評判的標準,是醫療活動的基本準則和宣傳對象,還在大眾中保有術語地位、心理認同;而中醫語境和敘述方式卻在逐漸消亡,甚至在中醫界,也以使用西醫方法為保險之舉。加之西醫學利用同質學科的技術成果及產業鏈的科研、經濟力量,在技術上不斷出新;在診療上也精于標準,便于操作和推廣;而其藥物成本低,銷量大,乃至以人們對其醫療觀的接受,其醫療儀器和觀念本身都可以成為賣點。眾多的醫院,大量的從業人員,豐厚的收入保持了其在社會中的形象,并且從業人員更自覺而頑強地維護其地位與利益,排斥異己,這越發加固了西醫的勢力。總之,西醫的強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并非學術本身所造就,從根本上看,更應該是一種由百余年的西化滲透形成的“廣告效應”(暗示),進而完成了其心理優勢(習慣)。這些都是中醫難以相比的。
二,在醫療實際的變化下必將弱化的西醫學
總的來說,我國衛生資源城鄉差異、地區差異明顯,分配失衡,在國家現有經濟能力下難以在醫療保健中落實西醫的一套耗資頗巨的方法,而使多數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保障,形成醫療現實與人們對醫療需求的矛盾。以經濟發達的美國為例,2000年其衛生總支出達1.3萬億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衛生總支出的43%),但仍有15%的人得不到起碼的醫療服務。如果我國同樣以西醫為主要醫療手段,那我們要達到美國的水平,我們一年將支付6萬億美元(是我國2002年GDP的4倍),也同樣還有15%的人得不到起碼的醫療服務。①還不用說在突發重大醫療事件中的經濟負擔(如非典中中西醫療費的比較)。就個人來說,個人收入間存在較大差異,且有相當數量的弱勢群體、流動人口,加上患者對藥品副作用的逐漸重視及一至兩代人體質的西方化-肥胖、慢性病和癌癥年輕化等的增多,免疫紊亂,包括許多病治療的終生化,使得患者對醫療心存恐懼或擔憂,從而將在對西醫的心理依賴上打開缺口。
就西醫的學理來說,在人類與自然空間更為密切地接觸和在自然環境日益被擾亂的情形下,各物種及自然環境本身,都在明處或暗處產生著適應性或對抗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人類來說是那么的繁雜而變化多端,對于致力于找致病源的醫學來說,疾病將更加基于環境與人體的互變,使這種尋找更加困難。在原有的理論工具地指導下,對疾病的解釋將產生更多的假說,在學術對疾病的根本性認識和治療上將更加的迷茫。故而,只能在指標的變更和治療技術的改良上下功夫,如同打蒼蠅,僅致力于改良蒼蠅拍,哪怕是用“精確制導”來打,也不如打掃衛生、清除垃圾來得方便徹底,反倒因技術含量增高而加重經濟成本。當然,西醫仍會不斷發展,在各方面還能有更深入的認識,但由于其長時間居于統治地位,導致了其思維的慣性和傲慢,根本上難于自我反思其學理內涵的局限性,難于吸收新的思想方法,醫療觀不能有更新變化,在致病的多面性,疾病內因的主導性,治療的非對抗、非替代、非確定性方面不能有規律的、可操作的有效的成果。不能隨客觀而機動,陷入“精確的主觀”的泥沼。治療中難以從內環境地調控上達到不適宜疾病產生或發展的目的,從而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治療,而只不過是對癥狀和指標一過性地抑制和機能的替代。西醫在人類對健康的需求上還能支撐多久?
所以,國家的政策必然會發生傾斜。雖然公共醫療事務中仍少不了西醫,但國家將重新考慮其戰略地位,逐步向中醫開放醫療空間。其療效的局限也使它在輿論中的形象受到影響。從而將為中醫創造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三,中醫學生存和發展的內在優勢
近代中醫史就是一部求生存,求發展的歷史。中醫在幾十年的歧視壓迫下未曾消亡,本身可見其生命力的頑強。況且處在此地位的中醫,一直保持著反思與進取的精神,較之西醫學更具有創造的動力。
中醫學理和中國傳統文化一樣,追求的是人本身的精神和體能的完善與拓展,強調“以人為本”的診斷治療論。并不著意對紛繁多變的外因的捕捉,而只以人的相對固定的反應做中介去把握內外環境的聯系,更在此基礎上抓住了人和疾病生存的時空狀態,并為控制這種狀態提供了較完善的方法,使適宜或不適宜生存,達到內外環境的有序與協調,也就不但保證了健康,不妨礙人體機能地發揮、進化,也引導了疾病,使其侵襲和進展的機會減倒最少。當然,中醫還沒有徹底成熟,在理論上存在著自古即留下來的混亂、誤解,并因各朝代選用的理論工具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矛盾的理論或治法,這也為當代的中醫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與任務。而另一方面是眾所周知的,中醫在診療上具有投資小,流動性強,受儀器和環境限制小,費用低廉等優點,注定了可以在廣闊的醫療市場上進退自如,產生出符合現代社會醫療實際的主動醫療模式,既可滿足不同層次人的醫療需求,又可大大減少國家的福利負擔。而只要中醫的心理優勢能確立,那她體現出的醫療保健觀更會形成一種生活情趣,在養治合一的指導下,從氣候,氣象、地理等多方面防患于未然,把健康體現在生活中,為醫學發展到預防醫學打下堅實基礎。
四,中醫存在的危機和對策
中醫有憲法之護,自以為有點地位,殊不知西醫對中醫的歧視是整體性且一貫的,雖然在言論上須應付政策,實則視中醫為博物館中的陳跡,日常醫療活動中更普遍有抑中之舉。因為中西之爭明面上是學術之爭,但在學術的面紗下,實際是生存與利益之爭,地位與市場之爭,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之爭,根本不存在一廂情愿的友誼(不平等永遠不可能產生友誼)。②而中醫人員,在生存受到威脅時大可運用西醫藥,故而還有“選擇”的余地,并沒有到山窮水盡(不似老一輩中醫會為生存而群起相爭);政策、宣傳又不力,所以中醫內部向心力不夠,人心渙散。在集體組織上、整體心理上、群眾聯系上缺乏凝聚力,心理上先矮人一頭,繼而學術上自卑,從而經濟上也疲軟無力,在政治和群眾中影響日小,反過來又加重心理及學術上的劣勢。所以:
第一,從外部來說,國家法律對中醫的保護缺乏具體規定及可操作性,責任主體不明確;對中醫醫療過程,醫療方法和藥物制備等的規定更根本限制了醫療自主性,而對越來越不理性的醫患糾紛,何人敢去運用與發展中醫學?而且,在較大的醫療事務中,中醫也很難直接參予,不到萬不得已,不容染指。事后中醫之功效還未必會得到一致承認和正面宣傳,甚至醫德醫風都少有提及。而內部呢,從業中醫并沒有因為堅守中醫而得到什么精神或物質上的好處,似乎搞中醫就注定要被業內人士看不起或受窮,壓力很大。但另一方面,中醫也沒因投靠西醫而帶來壞處,還可免遭物議,增加收入,搞成做中醫不如做西醫好,這怎么可能讓更多的人自覺擁護并貫徹中醫呢?所以,能否有法律的支持,經濟的保障,能否切實為中醫的生存謀想,將成為中醫自立與團結的基礎,也是擺在各決策者面前的首要問題。
第二,有了前面所提的保障,才能來談思想的提高和信仰的保護。實際來看,一般的中醫醫生對中醫歷史較為模糊,有的甚至貶低,往往只看重技術而忽視理論修養,不注意培養醫學觀,缺乏民族的文化修養及責任感,也就喪失了中西醫比較的基本能力,自然不易認識和理解中醫的精深和可貴,很易受西醫的影響而產生自卑,自棄的念頭,更加不會以為保護自己的醫學信仰有什么必要。要解決這個問題,一靠教育(強制學習)。這是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能力和學習水平的治本之舉。二靠宣傳(潛移默化)。對業內人士的宣傳和對患者的宣傳同樣重要,而且有時對正常人的宣傳比對患者的宣傳更有效。總之,宣傳的目的是用一切生活化、商業化手段去聯系中醫界內外的人士,以求得心理上的印跡,使人人知其長,用其長,獲益其長,才能自主地維護中醫的形象,地位與信仰。③
第三,當然,要施行這些措施,必須得借助政策與組織的力量。首先,在一些制度上就應明確職業中醫必須承擔哪些和中醫有關的職責和要求;在考核和評價人才上要如何突出中醫的內涵,杜絕學歷、職稱與執業能力的倒置。又如:在國家保障對中醫院補貼的基礎上,規定中醫藥使用率必須達100%,治愈率必須達85%以上(逐年調整);甚至可以考慮對一些副作用明顯,效果不確定,作用較為一過性,較昂貴的西藥和對中醫診療關系不大的檢查都明確限制中醫使用,從而做到減少盲目依賴西醫的可能性,減少選擇性,刺激中醫從自身去尋找辦法,提高解決醫療問題的能力。其次,要加強對干部的要求,不能迷信西醫。如對中醫沒有相應的素養和感情,又怎能采納和實施對中醫有益的學術與建議?再次,根據各地區中醫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從幾個較強地區入手,帶動周邊地區,并為其培養人才以利學術進步,還有必要在中醫院或中西醫結合醫院配置或明令其聘請至少1-2個有影響力的名中醫,使現實中也有權威可立,有事實可觀,有老師可教,還可避免專家扎堆,浪費資源。并加大督導力度,讓領導和名醫多下基層,以規范工作,提高水平。
第四,有了這些措施,中醫學術成果才真正可能被重視,研究,推廣。從而,科研的主動性將得到提高,創新性得到加強,在中醫學術體系重現豐滿之時,一種海納百川的氣象自然生成,對于西醫學和其它前沿科學的拿來才更有目的性,更有價值;其研究結果才更有現實性、實用性;學術才會腳踏實地,按自身規律去發展。
總之,中醫的未來是挑戰規則、重塑規則的未來,這不是破壞醫學事業的團結,而是從保護民族文化,保障全民健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保護幾十萬中醫生存和醫學交融發展的大局出發的必然選擇,是對醫學界舊意識形態和舊體制的改良。雖然這必將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但隨著民族的復興和對科學的追求,中醫必然成為發展突破口,引領中華挺立時代潮頭。 (20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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