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醫的抗爭

http://blog.163.com/tianrl_2003/blog/static/30866088200710286121680/

　　2003年春季爆發的非典是對人類醫學的一場挑戰。當西方醫學面對來勢迅猛的非典幾近無策時，中醫卻現出其沉寂已久的力量。從歷史上看，瘟疫折磨人類有多長，中醫抗擊瘟疫的歷史就有多長。迄今為止，人類只消滅了"天花"一種傳染病，但這一歷程卻與中醫密切相關。事實上，中醫從不強調與病毒的對抗，而是謀求與它們的共存之道。
　　"非典"時期的北京城，出現驚恐的北京人吃同一方藥的景觀。顯然，在中國百姓心里，那些飽含四季之氣的樹葉和密林深處的植物根莖，此時此刻可能就是救命的濟世良方。
　　與此同時，一場中西醫之間的競賽也在悄然進行。廣東，中國"非典"最早的重災區。葉欣、鄧秋云二位護士長同被非典感染，但她們的命運卻截然不同。葉欣堅持采用抗生素治療，病情始終沒有好轉而殉職；而鄧秋云因全部采用中醫治療，并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激素，從而獲得康復。治療鄧秋云的指導醫生，鄧鐵濤教授堅信博大的中醫里一定有對付非典的武器。"我們的治療不在于與病毒對抗，而是注意驅邪和調護病人的正氣。" 他說，"中醫完全可以獨立地治療非典。" 這位87歲高齡的中醫元老認為西醫過多地使用激素和抗生素來對抗"非典"，不但不能治病，反而會給患者留下后遺癥。
　　至4月14日，鄧鐵濤所在的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無一例死亡，絕大多數已痊愈出院，沒有留下任何后遺癥，醫護人員無一人受到感染。"中醫治療非典型肺炎的效果非常神奇！"來廣東進行非典實地考察的馬奎爾博士說，他是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成員中的一位。成員中的另一位詹姆斯博士則希望能把中醫治療非典的經驗給予推廣："如果這種經驗能上升至常規治療層面，那對世界其他地方在防治非典型肺炎方面將會起到很好的幫助作用。"
　　中醫對"非典"的療效很快引起世界的關注。美國中醫藥專業協會會長彭定倫醫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一種解釋："由于非典的疾病來源、即病原體以及傳播方式我們都不很確定，而且目前西醫的治療都是針對一些癥狀的治療，治愈多半靠人體自身康復，在這樣的情況下，中醫在非典治療過程中可以占據主要地位，當然也需要西醫的支持療法。"然而多數西醫專家并不認同這些中醫草藥，就像他們歷來認為的那樣，中醫顯然沒有經過西醫那樣的嚴格科學檢驗。
　　在北京，我們不僅看到了要比廣東高得多的非典死亡率，我們也看到更多的西醫醫生沖在一線，而中醫的作用只體現在預防性的中藥湯劑上。直到五月上旬，政府才開始明確提出："中醫是抗擊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北京市政府隨即作出反應，5月10日，北京開放了5所醫院，鼓勵中醫介入一線治療。
　　政府的這種聲音表明，在西醫盛行的今天，政府希望能夠在抗擊"非典"這場瘟疫中給中醫一個更好的位置和機會。因為如果疫苗、抗生素的開發趕不上病毒突變的速度，難道我們不可以在前人曾經開辟、熟悉的一個領域里去尋求一種現成的方法？
　　幾千年來，中國人抵抗瘟疫的歷史，雖然悲壯，但卻極大地促成了中醫的進步；在這一歷程中，瘟疫就像鞭策中醫變革的一個幽靈
　　事實上，中國人對瘟疫并不陌生。從《史記》起到明朝末年，僅正史就記載了95次疾病大流行，魏晉和明末曾出現兩次人口曲線低谷，顯然與疫病有關。《清史稿》更多達100多次。但令撰寫《瘟疫與人》的麥克尼爾迷惑的是，清代高頻率的瘟疫流行，中國的人口卻出現激增，清朝中期突破一億，末期達到三億，而同時期的歐洲總人口才一億五千萬，而且是低度成長。這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中醫的貢獻功不可沒，尤其與人痘接種術的推廣有關。正是在人痘術的啟發下，西方醫學開始利用疫苗對抗瘟疫。但在此之前，瘟疫始終是東西方醫學史上最大的難題。這道歷史上不斷變幻的難題，不僅促進了西方現代醫學的發展，而且也成就了幾千年來歷經風雨飄搖的中醫。正是在無數次瘟疫流行的生死涅盤中，中醫不斷地走向輝煌。
　　東漢末年連年瘟疫，一場連綿不絕的的斑疹傷寒大流行，對當時的政局、文學、醫學及宗教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公元208年，雄心勃勃想統一中國的曹操，與孫、劉盟軍對抗于湖北赤壁，因斑疹傷寒流行，曹操被迫引軍北上，這次瘟疫出現的軍事轉機，是此后持續半個世紀三國鼎立局面的轉折點。9年后，斑疹傷寒再度在中原大流行，當時號稱"建安七子"的中原文學巨匠，有五人喪于這次瘟疫，輝煌的建安文學從此凋零。當此民病困苦之際，道教產生并宣稱可用符水咒法為人治病，一時間，從者甚眾。張仲景（150－219年）一方面因家族中60%的人死于此癥，一方面感慨于民眾"欽望巫祝"的無奈之舉，以瘟疫熱病"傷于寒"為理論根基，創作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傷寒雜病論》。一改古代以巫術形式逐疫、驅疫的陋習，將流行病的治療引上醫藥的正途。
　　道教醫學的法術雖然不入正統醫學主流，但"道醫"－－作為宋代以前中國醫壇上的主將，在流行病治療學上卻成就非凡。首先，他們獨特的靜心、守神養生學，為病者自體的元氣恢復創造了條件。其次，葛洪在世界醫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狂犬腦治狂犬病的免疫療法。道醫孫思邈也曾帶600余名麻風病人入山治療，治愈者十分之一。并發明了用白皮粥（糠秕）治愈腳氣病流行病的方法。而直到19世紀末才有荷蘭醫生艾克曼發現米糠可以治療此病，20世紀西方才從米糠中提純出維生素B1，成為腳氣病的對癥之藥，一直沿用至今。
　　中醫理論的另一次重要發展是由一場更為兇險的瘟疫引起。公元1232年春，蒙古軍隊撤離開封之圍，開封城內迅速流行一種怪病，3個月中死亡人數超過90萬。有幸逃過這次瘟疫的醫生李杲寫下了《脾胃論》，為當時中醫學"金元四大家"重要理論之一。李杲認為，面對瘟疫，良好的抵抗力是首要的，而這個抵抗能力有先天和后天之分，先天屬腎，后天為脾，但先天無法改變，只好求諸于后天的脾胃，因此善待消化系統即是抗病之道。這一看法，對今天治療腸病毒，及流行性感冒仍具指導意義。據李杲對病癥的描述，此病很可能是中世紀歐洲稱之"黑死病"的鼠疫。這次瘟疫可能隨后又被蒙古軍隊圍攻卡法（Caffa）城時傳播到了歐洲，并導致2000萬歐洲人口的死亡。
　　明清時期的另一次瘟疫高峰又促進了中醫的一次極大的發展。17世紀前半葉多種瘟疫席卷中國東部的幾乎所有城市鄉村，并在1640年達到空前絕后的程度，這些瘟疫包括從國外傳來的天花、鼠疫、霍亂、性病等，當時的情形是"一巷百余家，無一家幸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伴隨氣候惡化、嚴重饑荒和社會的劇烈動蕩，中原人口死亡率高達70%，其中1/3死于各種瘟疫。促使中醫學從這些大瘟疫中驚醒過來的代表人物是吳又可，他在1642年的力作《瘟疫論》是中國十七世紀的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他說："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稱之為戾氣。戾氣從口鼻而入，老少強弱觸之皆病。在同一種"戾氣"下，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從而悟出瘟疫的產生與特定物種的感受性有關，與氣候、地理環境有關。比如這次非典，并不是所有有接觸史的人都會得非典。據稱，中國第一例非典患者黃杏初雖然使八名醫護人員感染上非典，但守候在他身邊的親人無一例感染。
　　戾氣作為致病物質的說法已接近現代醫學的病毒說，因此常常有人替吳又可表示遺憾，認為如果他擁有了顯微鏡便會發現病毒的存在。但事實上，他的"戾氣說"具有與病毒說完全不同的內涵。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