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整理中醫傳染病學文獻的思考
彭堅
眾所周知,在世界醫學發展的歷史上,各種傳染病曾經是對人類健康危害最大、造成死亡人數最多的嚴重疾患。自從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免疫制劑廣泛使用以來,特別是自本世紀40年代一系列抗生素發明和用于臨床之后,各種烈性傳染病和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人類的平均壽命大為提高,在人類疾病譜和死亡譜上占據首位長達幾千年的傳染病,第一次讓位于心血管病、癌癥等疾病。因此,許多當代醫史學者,都把青霉素的發明,看作是現代醫學史的開始。
然而,僅僅經歷了半個世紀,大規模傳染病又卷土重來。一些老牌傳染病,例如瘧疾,肺結核,已經死灰復燃;一些與衛生防疫條件低下緊密相關的傳染病,如霍亂、白喉、鼠疫、流腦等,在第三世界許多國家時有發生;一些高度傳染的疾病,如乙肝、丙肝、丁肝等,已使全球數億人受到感染;一些史無前例的新的傳染病,如艾滋病、艾博拉出血熱等,正在向人類的尊嚴挑戰。尋找新的藥物、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有效地對付傳染病的嚴重威脅,是全世界醫藥界的當務之急,毫無疑問,這也是中醫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中醫能夠分擔起這樣一項時代重任嗎?中醫藥治療傳染病的歷史和現實狀況究竟如何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人類健康和命運的人都想知道的答案,這是每一個中醫工作者都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歷史與現狀
一部中國醫學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中國古代醫家與各種傳染病作斗爭的歷史,中醫在治療傳染病特別是急性傳染病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成熟的理論體系,留下了大量著作,在世界醫學史上,是任何其他民族無法相比的。據許多醫史學家考證,張仲景時代的傷寒病,主要是發生在東漢末年的幾次大規模流行病。在深入總結的基礎上,張仲景創立了六經辨證治療外感病包括多種急性傳染病的理論體系。我國在16世紀以前即發明了人痘接種預防天花,成為人類被動免疫的先驅。我國明代陳司成在《霉瘡密錄》中用于治療梅毒的主方“生生乳”,是世界上最早運用砷劑治療梅毒的復合處方。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當白喉、猩紅熱、鼠疫、霍亂等傳染病相繼由國外傳入中國時,一大批優秀的醫學家迎接新的傳染病的挑戰,相繼找到了比較成功的治療方法,并撰寫了大批專科專病著作。這種對各種急性傳染病的研究熱潮,一直延續到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據筆者統計,從明末中醫第一部系統的急性傳染病專著《溫疫論》數起,到本世紀30年代青霉素發明之前,中醫現存的各種傳染病著作有500種以上[i],而在同一時期,整個西方醫學史上有記載的傳染病著作相對要少得多,有效的治療藥物也只有奎寧等少數。
半個世紀以來,用中醫藥治療傳染病的實踐機會已大大減少。但是,50年代中期,北京的一些醫院采用蒲輔周先生的經驗,以白虎湯為主,辯證論治,中西結合,治愈了北京地區大批“乙腦”病人,顯示了中醫治療傳染病的特色和療效。70年代初,中國中醫研究院從東晉時期的急癥診療名著《肘后方》中找到提取青蒿素的關鍵線索,研制出治療瘧疾病的新的中藥制劑,獲得國家重大科技成果獎,從而證明了中醫古代文獻的價值。80年代以來,中國援外醫療隊多次報道:運用溫病衛氣營血理論和中醫其他方法辨治艾滋病,獲得了較好的療效,延長了病人的生命。同時,中西結合治療流行性出血熱等病,多年來也取得了較大成績。這些事例都從不同側面顯露出中醫和中西結合治療傳染病的潛在力量。
顯然,這些成果相對于一門學科而言,相對于中醫在歷史上取得的輝煌成就而言,未免太小太少了一點。不必諱言,自從抗生素發明并運用于臨床之后,中醫失去了治療傳染病的大部分領域,相當大一部分中醫不具備獨立擔負啟用中醫藥治療傳染病的學識和能力,中醫在近幾個世紀中積累的500余種傳染病著作,除《溫病條辨》等十幾種外,大部分業已絕版,無人整理,無人研究。這種歷史文獻形成的斷層與空白,妨礙了人才培養,影響了學術的傳承。
傳染病在世紀之末發起的猖獗進攻,是人們在發明抗生素時始料未及的,這引起了全球性的反思。作為當代中醫,過分相信和依賴抗生素的治療作用,沒有全面繼承和發揚本學科的歷史經驗,因而在傳染病治療領域甚少作為,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二:思路與方法
傳染病的肆虐,給20世紀現代醫學的輝煌抹上了一絲陰影,也給中醫提供了一個找回自己的機會,我們應當把握好這個機遇,有所準備。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大力進行科技創新。實用現代先進科技手段來發掘中醫藥,盡快更多地研制出像青蒿素這樣的高價位的品牌,迅速打入世界醫藥市場,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主要方向,也是當前衛生健康事業的迫切需要和人們的良好愿望。問題在于:如果對于古代醫家長期積累的豐富的治療經驗缺乏全面系統的了解,甚至對其文獻資料都沒有進行過一次認真的學術清理,而當代中醫治療傳染病的整體水平又相對較低,實踐機會相對不足,站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來尋找新藥物,哪怕是利用現代高科技手段,是否真正能做到有的放矢,準確無誤呢?是否會導致某些錯誤的結論和人力財力的浪費呢?因此,就中醫本身而言,我們做好的準備,首先是應對歷來中醫傳染病學文獻進行一次全系統的學術整理。
在現代自然科學體系中,中醫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科,它的兩千余年的學術成就和寶貴經驗主要是通過文獻保存下來的,文獻是中醫生命的一部分,是基礎中的基礎,是中醫產生科研成果和臨床成果的搖籃之一。我們不能只滿足于出一兩個青蒿素這樣的成果,一兩個蒲輔周這樣的名醫,中醫要在與傳染病的這場大戰中為人類的健康做出較大貢獻,就必須首先從古代文獻的整理著手,把基礎扎扎實實打好,這是關系到能否出大批成果和出大批人才的戰略方向問題,對此,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中醫傳染病學文獻的著述,就其形式而言,一種是專著,如《溫疫論》;另一種是綜合性著作中的某些篇章,如《千金要方》的第9卷。就其性質而言,一種是通治類著作,如《溫病條辨》;另一種是專病專著,如《霉瘡密錄》。就其內容而言,一種是以病名為綱,在病名之下廣泛收集和總結當代或前代名醫經驗,民間單方驗方,即所謂“辯病論治”,如歷代方書中的有關傳染病篇章;另一種是辯證為主,在方藥的運用中,貫穿了成熟的理論思維,即所謂“辯證論治”。中醫傳染病學的歷史成就,始終是以辨病與辯證相互結合,經驗積累和思維方法相互促進而獲得的。
根據中醫傳染病學文獻的上述特點,可以考慮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整理研究:
1.歷代方書是發掘中醫臨床資料、尋找治療傳染病新方新藥的寶庫。清代溫病學家治療傳染病的許多名方,如犀角地黃湯、三黃石膏湯、蔥豉湯、涼膈散等,都是從宋以前的方書中發掘的。中醫的方書多達800種以上,多數涉及到傳染病的治法和方藥,需要細心地篩選出其中學術價值較高的部分。可以采用《醫籍提要》的形式,將這類方書和大部分傳染病學專著予以介紹。特別要注重介紹書中有特色的治療方藥,為當前尋找傳染病治療新藥提供一份完整的資料和線索。
2.辯證論治始終是中醫臨床靈魂和核心。傷寒六經辯證與溫病衛氣營血辯證固然是治療急性傳染病的兩大體系,然而,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這兩大體系都有其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此外,至少還存在著表里實熱與六經氣化另外兩種辨治體系[ii]。如果僅僅把《傷寒論》與《溫病條辨》當作辨治急性傳染病的唯一源泉,目無旁顧,往往會縮小我們的視野,失去許多有效的治療手段。在辯證論治原則下選擇有特色的專方專藥,更是治療傳染病取得較佳療效的重要手段。清代許多專病專著,如《白喉闡微》、《十藥神書》等,都體現了這一點。同時,辯證論治的思維方法又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即使是從未遇到過的疾病,往往也有證可辨,有法可治。例如,19世紀末傳入中國的腺鼠疫,是古代醫學文獻沒有明確記載的新傳染病,當時很多醫家采用前清王清任治療痢疾的“解毒活血湯”加減,取得了顯著效果[iii]。又如,近十幾年來,我國醫務工作者采用針灸、中藥,運用衛氣營血等理論辨治艾滋病,取得了一定療效。這些事例體現了辯證論治這一傳統思維方法和“解毒活血湯”這一類效方在對付人類目前所遇到的新的傳染病時,可能具有的潛在價值。為了使研究中醫藥的人員對中醫辯證論治體系有更深刻的了解,為了進一步提高中醫傳染病臨床醫生的辯證論治的能力,有必要將歷代最重要的傳染病學著作(包括通治類著作和專病專著)匯集起來,按照中醫對傳染病的分類,分為傷寒、溫疫、溫病、麻疹、白喉、喉痧、瘧疾、霍亂、痢疾、疫痙、鼠疫、梅毒、肺癆、麻風等,以《名著品匯》的形式,各擇其一二種,予以介紹。此外,整理方式也不能仍停留在過去采用的點校注譯的層次,應當著重于提高,即對原著的體例結構、學術水平、歷史地位、科學方法、方藥特色、成就與不足等,做出深入的剖析和品評。通過這種古籍整理方式,使讀者更清晰地把握住原著的脈絡和精華,除了從中獲取大量有效的方藥之外,在臨床思維水平方面,有一個新的飛躍。
三:結語
中醫是屬于中國的,中醫也應當是屬于世界的,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一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當世紀之交人類遇到新老傳染病的嚴重威脅時,把我們民族兩千余年來與傳染病作斗爭的歷史經驗和方法完整地介紹出來,提供給全世界的中西醫同行們參考,應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當然,這些歷史經驗有的可能已經過時,有的包含著某些封建糟粕和落后的東西。這就需要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對待,用科學方法和臨床實踐來檢驗。然而,其中蘊藏著大量對付當前傳染病的各種藥物、方法和線索,是毋庸置疑的。雖然現代醫學已進入了分子生物學的時代,21世紀生物制劑很可能淘汰化學藥物,大規模的傳染病可望很快得以控制,但是,人類與疾病的斗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永遠不會終結,無論科學技術如何進步,人類都不能驕傲,不能過于樂觀,不能在疾病面前放松警惕。同樣,不論現代醫學如何發達,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民族所積淀的醫學經驗和成就,永遠是彌足珍貴的,永遠是值得借鑒的。
[i] 薛清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6年,371~406,596~603。
[ii] 彭堅,對外感病辨治體系的歷史考察,中華醫史雜志,1999,(2):70。
[iii] 李禾,羅芝園,《鼠疫匯編》在嶺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價值,中華醫史雜志,199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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