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資本權力過大損害社會平衡，是古今中外不同政治共同體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中華文明通過禮儀制度、等級消費等手段節制資本，西方一神教在道德上譴責富人和放債者，中世紀天主教會嚴禁高利貸，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上帝對不知悔改的債主進行懲罰的故事，比如有錢人突然精神失常或患病，死前被蛇或魔鬼的噩夢所折磨。【1】
無論是利用資本壟斷國家權力，還是利用國家權力獲取金錢，都將導致政府調節利益分配功能的弱化乃至消解，階層的固化與分裂，最后可能是社會的整體崩潰。當今的美國可說是前者的典型，前蘇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異化形態則是后者的典型。
在我們這樣具有發達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官員容易利用手中掌握的國家權力獲取經濟利益。一個經濟發達地區的村長，其貪污數額會達到上億元人民幣，改革開放的大量成果被腐敗官僚及其家族侵吞了！
資本與權力的結合將危及整個社會的安全。如果說節制資本是當今歐美西方國家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那么節制權力、防止因官僚腐敗陷入治亂循環陷阱，則是我們需要面對的緊迫問題。
1945年7月初，毛澤東主席與民主人士黃炎培的“窯洞對”，就這個問題給出了明確的回答：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官員才不會松懈，才會對人民負責，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2】
一、為人民服務即天下為公
“為人民服務”，在中國古代稱為“天下為公”，并與“天下為家”相對。天下為公最初指五帝時代以禪讓為典范的賢能政治，執政為民，執政者取得天下的目的超越自身及家族利益，是為了天下人的公共利益服務，實現均平的“大同”之世。
請注意，中國的大同觀念不等于西方文化中的天堂或烏托邦，它“立象盡意”，體現了現實的價值原則。比如天下為公的基本政治制度——“選賢與能”的賢能政治，在過去數千年里為國人所推重。大同之世要求人們超越私利，具有崇高的集體主義精神。人們不只是把自己的親人當作親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孩子當作孩子。使老人得到贍養，壯年有用武之地，幼兒得到撫養，鰥寡孤獨者及身體殘疾之人皆得到國家的福利供養。男子有正當職業，女人適時出嫁。愛護財貨卻不必據為己有，能竭盡其力卻不必為自己。因此陰謀詭計不會興起，偷竊作亂無人去做，外出甚至可以不關大門，這就是大同世界。“同”，就是和諧、均平的意思。《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一言以蔽之，大同世界是一個公道流行的世界，是中國古典政治學的重要價值原則。古典政治學黃老之術的核心經典《黃帝四經·道法》在談到治理百姓的法度時說：“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武經七書》之一的《尉繚子》進一步解釋說，國家得到治理，在于能使民眾不自私。如果民眾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樣，而不必私自耕種、私自紡織，大家都把別人的寒冷當作自己的寒冷，把別人的饑餓當作自己的饑餓。因此，有十個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負擔，只有一個孩子的人，也不減輕他的社會責任，這樣人們哪里還會喧喧嚷嚷嗜酒作樂，以致敗壞善俗呢？如果民眾不安分，私欲就會產生，爭權奪利的禍患隨之而起。善政，就是要堅守法制，教化民眾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私，就沒有人為非作歹了。《尉繚子·治本第十一》：“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有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
二、人民監督政府的制度設計
天下為公，去私立公，在中國古典政治學中不僅是一種價值觀念，更是一套復雜的制度設計。除了以秦漢功次制度為代表的選舉制度（賢能政治），還有人民監督政府的制度——通過同級之間、上下級之間互相監督，在制度上保證人們將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
《尉繚子·伍制令第十四》論軍隊的內部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適用于整個社會，從中我們能看到這種“去私立公”的制度是如何運作的。軍隊施行聯保制度，具體是五人編為一伍，伍內的人互相聯保，十人編為一什，什內的人互相聯保；五十人編為一屬，屬內的人互相聯保；百人編為一閭，閭內的人互相聯保。各個聯保單位內，如有觸犯禁令的，同一聯保單位內的人都有法律責任揭發他，這樣大家都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要受罰；軍官從什長以上到左、右將軍，上下都互相聯保，凡有觸犯禁令的，揭發者都免于治罪，知情而不揭發者與犯禁者同罪。作者認為，同伍同什的人、上下之間都承擔連帶責任，互相聯保，就沒有抓不到的奸人，沒有不被揭發的罪惡。這樣，即使父親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子，哥哥也不能出于私心包庇其弟，何況一般的人呢？“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奸，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
由上可知，基于連帶責任的人民監督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同級之間互相監督，二是上下級之間互相監督。同級監督又包括基層民眾之間互相監督，以及官員與官員之間互相監督，即《商君書·賞刑第十七》所說的“周官相監”。“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周官之人，知而訐（訐，jié，告發——筆者注）之上者，自免于罪。”
但在數千年實踐中，除了將民眾之間互相監督普遍用于基層組織建設，官員與官員之間的互相監督和上下級之間互相監督，秦漢以后在相當程度上被忽視了，這是歷代王朝陷入腐敗難以自拔的重要制度原因。
在基層治理中施行天下為公的連帶責任制度，歷史上最有名的當屬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變法中的基層組織建設，他下令把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同什伍的人互相監督檢舉，承擔連帶責任。不告發奸惡犯罪的處以腰斬的刑罰，告發奸惡的與斬敵首級的同樣受賞，隱藏奸惡的人與投降敵人受同樣的懲罰。《史記·商君列傳》：“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注：“牧司，謂相糾發也。”
這種天下為公的基層組織形式可以上溯至四五千年前的井田制。井田制要求同井的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這里的“相助”即“相牧司”，東漢經學家趙歧注：“助，察奸也。”
從追記西周制度的《周禮》到《管子》，再到民國時期的保甲制度，人民相互監督的基層組織形式始終存在，盡管漢以后多流于形式。西漢的《韓詩外傳》一方面高度贊揚井田制是仁政，另一方面將什伍連坐制說成是“使構造怨仇”的惡政。這當是作者不知中國制度演變的原因。《韓詩外傳·卷四·第十三章》說，現在讓老百姓五家為一伍，有罪互相監察，犯法互相揭發，使得他們之間互相結下怨仇，老百姓互相殘殺，傷害了和睦相處之心，殘害仁慈恩惠，損害君主的教化。能夠使人和睦的措施少，而敗壞民風的事情多，仁道就泯滅了。“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于仁道泯焉。”從基層開始，否定以公共利益為準繩，人民互相監督和監督上級的合理性，給化公為私者留下了太多的空間。
過去百年來，由于緊張的國內國際環境等多方面原因，直到今天，我們仍沒有將“讓人民來監督政府”轉化為廣大民眾的法定義務和國家的普遍制度。
跳出歷史周期率，就要讓人民監督政府制度化——獎勵舉報違法亂紀的民眾和官員，讓知情不報的利己者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只有這樣，才會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社會體制，才會形成清正、廉潔、公正的社會風尚！
因為人民監督政府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導致一些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去信訪或上網實名舉報，這樣不利于我國的法治社會建設和社會整體穩定。
超越西方資本壟斷下的三權分立制度，以及其他容易造成官官相護的各種部門監督形式，通過賦權廣大人民群眾依法直接監督政府，將當家作主的權力放到每一位公民手中，以此平衡手握公權的官僚階層，防止執政者權錢交易、蛻化為保守的特殊利益集團——這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注釋：
【1】大衛·格雷伯：《債：第一個5000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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