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法如果失去了唯物論，就會走向道家的玄學。道家玄學魏晉之后演化成“禪學”，禪學是很典型地把辯證法庸俗化的哲學。唐武宗“毀法的風潮過去之后，別的宗派都衰微了，只有禪學反更發達，9世紀的后期成為禪學最發達的時代。”[1]毛澤東干脆說：“宋明理學是從唐代的禪宗來的，從主觀唯心論到客觀唯心論。”[2]
宋時“仁宗好禪學，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如歐陽修、司馬光、蘇洵、蘇轍、張商英等皆好禪，而周敦頤又不免為窮禪之客。禪教不立文字，主觀的觀性之如何，乃當時的風尚。”[3]北宋詩詞里包含著濃重的禪意。蘇軾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4]，很有禪意十足。他的《定風波》[5]“也無風雨也無晴”，更是禪意，這種思想在戰國也有，比如“白馬非馬”[6]，
禪學的優點是有利于解放思想，缺點是不利于行動。尤其面對強敵壓境時，它告訴你的不是如何行動，而是行不行動都可以。試想開戰前，讓戰士騎上“白馬非馬”，告訴他結果“橫看成嶺側成峰”，“也無風雨也無晴”；至于為什么要戰斗，戰士聽到的回答是“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樣就不能行動，就不能消滅敵人而只能被敵人所消滅。當年北宋“靖康之難”就是這種意識形態造成的結果。
因此在中國做事，要有擔當，你就得有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玩名學、玄學和禪學之類的學問，危害甚大。
韓非子是法家，講求經世致用，他說“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7]，唯物論就得告訴我們我們是誰，敵人在哪里以及如何消滅敵人，在勝利和失敗之間沒有調和的余地。毛澤東在1926年的時候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8]，就是批評陳獨秀在革命問題上玩“名學”，說什么“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但不承認行政及做官爭地盤攘奪私的權利這等勾當可以冒充政治。”[9 ]毛澤東針對陳獨秀的”那樣雅致“的思維邏輯，則直接挑明了政治的本質，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10 ]毛澤東話音剛落，第二年便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員人頭落地。
“四一二”后，共產黨中許多人才從“繪畫繡花”的斗爭方式中走出來，學會了階級斗爭。
[1]胡適：《中國思想史》下,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453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頁。
[3][ 賈豐臻：《舊書新覺 宋學》,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頁。]
[4]﹝北宋﹞蘇軾：《題西林壁》，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頁。，很有禪意。
[5]“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胡云翼選注：《宋詞選》,岳麓書社2022年版,第55頁。
[6]“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戰國]公孫龍；《白馬論》，譚正璧編著：《國學常識》,百花文藝出版社2022版,第127頁。
[7]《韓非子》，岳麓書社2015年版，第16頁。
[8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9]陳獨秀：《談政治》，陳獨秀著，喬繼堂選編：《陳獨秀散文》，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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