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現實主義之《道德經》智慧
夜 鶯
儒家倡導的“內圣外王”是政治事務的兩面性，從現實角度分析，所謂的“圣”歸結于“道”的范疇；但中華悠久燦爛的歷史并沒有賦予“道”家思想基本的社會地位以及在思想領域內應有的高度。《淮南子》精確地斷定——修身、內圣為本，外王、治國平天下為末，二者不可斷為兩截。但是割裂的最清楚、最蒼白無力的便是當下。
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歷程來看，充斥視野的無外乎剝削、奴役、殺戮、欺詐，故以《道德經》為基礎的道家文化，批判現實主義的思想無疑是偉大的。她仿佛一種真理，始終籠罩在統治階級的頭頂，始終溫潤遮被統治階級的心田。與她的批判性相對應的，則是道家哲學的指引功能、導航功能，有破就有立，《道德經》從來不做單方面的選擇，她是豁達的，她是寬闊的，她是無私的。她總是在往返運動，循環發展，無始無終，綿延永續；大道的廣袤、博大、深邃，都蘊含在字里行間，她好像永遠在高處俯瞰著這個世界的匆匆過客，不經意間的所思所想，都曾被她觸碰過，都曾經洋溢著她的氣息、她的感召；她就像一面鏡子，任由不同的角色從面前匆匆掠過，雖然都將留下各有特點的形象和印記，但她從來沒有辯駁過，一任時光歲月流逝不已。當你從這些斑駁的縫隙中找到了光亮，一束束耀眼的光亮，你就會在“道”的擁抱中逐漸成長、明辨是非。這就是《道德經》贈予人們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智慧。
讓我們一起感受《道德經》批判現實主義的現實性。
《道德經》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講的是道的形態、運作、功用以及道的誕生的恍惚杳渺的問題，其大無外，無所不覆，無所不載，無所不生，無所不含，用一個及其寬泛、抽象、虛化、簡潔的方式來描述道。行文至第二十二章（曲則全）后，用道的六中形態和功用，模擬并提出了相對應的方法論，而這六種方法論語世俗生活中的功利思想、實用主義、價值取向、行動自覺等等是截然相反的。道所闡明的堅守，而世俗卻主張極限，主張外延，主張散軼。這種反差充分驗證了“道”自身所具有的“證偽”功能，本性自足；一擊之下，便戳穿了某些投機分子的偽裝和奸詐。天不爭故能成其大，地不爭故能成其厚，天覆地載，“厚德載物”這個詞語，包含有生長（天覆）養育（地載）的意思，也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并與天地同步而法道、法自然的一個前后貫穿的系統。在第二十二章中，以不爭為統率，一一列舉了“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指出了素養、名譽、功利、影響等四種潛在的力量因素。凡人所求必得，所求必應，如果遵循“道”的指引和實踐，一定能夠達成所愿，蘇轍總結為：“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這就是一個真理，一定能夠心想事成的。第二十三章（希言自然）與前面的第二十一章是相互對立的，是肯定與否定的對立，是正義與邪惡的對立，是善與惡的對立。《道德經》第二十一章講道統，是總括的，是主干，是主流；第二十三章講分化，是差異性的，是分支，是支流。前面是形而上的，后面是形而下的。這里面似乎沒有是與非的觀念，沒有肯定或否定的主觀意向，是客觀事物發展變化與反復運動的軌跡與必然，但最終應該由“道”來決定其歸宿，也就是回歸于“道”，歸結與自然法則。《道德經》第二十四章（跂者不立）則類似于第二十二章的反面教材、負面警示，用當代思維形容，就是愛出風頭，標新立異，打破規矩，自欺欺人，自稱體系，陷入邪徑，無法自拔，坐以待斃。這是一種超現實的危險的游戲或行為，王弼注本為：“物尚進則失安”，一個“尚”字不但界定了一種病態的窮極思想，更說明這種“進”是偏執的，是畸形的，是病體的，在種種條件的驅使下，不能自主止步，不能自主決斷，不能改惡遷善，那么在這條道路的盡頭，一定埋伏著危險，一定隱藏著陷阱，一定會是出人意料的結局。對于這種激進、冒進的亂為妄為舉措，直接予以否定。
為什么呢？
因為做出這樣的抉擇一定有所系掛，有所阻礙，有所偏差。陸希聲的解釋很精妙“跂於利者不可以立於常道，跨於欲者不可以行於常名。”如果利欲熏心，如果突破“常道、常名”的制約，如果式微了“道德”的節制，師心自用，妄自尊大，一定會做出叛經離道、違背常規常式常名的舉措來，或者心系名利，或者心系權勢，或者心系欲望，或者心系虛妄，等同與放縱自我，無法無天，無父無母，普天之下，唯我獨尊，無所不為，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魑魅魍魎橫行無羈，妖魔鬼怪耀武揚威。
《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有“四不”（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是一種法則，也是一種自覺；第二十四章有“四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這是一種變態，也是一種自主。但它們的行為完全相對相抗，它們的后果完全截然不同。自見者的主觀臆斷性很強，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狂妄；自是者的主觀判斷嚴重偏差，有夜郎自大、舍我其誰的愚蠢；自伐者一定輕賤事物、輕賤他人，輕賤歷史人倫，而夸夸其談、自吹自擂、自我標榜，仿佛一個矮矬子站在歷史巨人面前，仿佛逞一時之快、泄一時之欲、邀一時之名，面對歷史長河置若罔聞、我行我素，依然自得其樂、自飾其非、洋洋自得，不知羞恥，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相對于古圣先賢，相對于仁人志士，相對于人民群眾，誰能直言它究竟猖狂自大、自以為是，到底算個什么東西呢？自矜者是一種自我定位的紊亂，是屬于神經系統的錯亂，陸希聲解釋：“不自矜其能則理得其當，故道可長。”但與此相反的是，如果自矜其能，則自失其理、自違其道，則天地不佑、萬民不服，“自矜其能，則道不長。”這樣鮮活的歷史的稱圣稱王的例子枚不勝舉，過去有，當下有，未來有，才符合“道”的邏輯的真實的映照。對于通曉“大道”的人，就明白這是一種大眾臉充胖子的自虐行為，這是一種顛倒是非、精神分裂、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的病態的自戕行為，這是一種罔顧事實、坐井觀天、螳臂當車、陰險詭黠的非“道”的邪惡的丑陋的行為。它以丑為美，混淆是非，掩耳盜鈴，沽名釣譽，自我膨脹，怎能稱之為無我、有道呢？
《道德經》這四章內容是連貫性的、不可割裂的，作者處理的很精妙，有統有分，有應有對，有始有終，有世界觀，有方法論，有主有次，有褒有貶，有揚有棄。遵道而行“則天下全而歸之矣”背道而行“凡物猶或惡之，有道者焉可以處也？”這里的處，可以借鑒“道不同不相為謀”來理解，就是不贊同不認同，不肯定不支持，不擁護不配合。《淮南子》有云：“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大抵表達的也是相同的意思吧！正如《孟子·公孫丑下》所描述的“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道德經》第七十四章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統治者剝奪了一切利好，據為己有的時候，它們與那些為非作歹、作惡多端的土匪、流氓、強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連盜跖都一再申明：“盜亦有道”則它們如何能自詡為圣，自夸有道，自稱無我，自賣自夸，簡直是一派胡言，不成體統，口是心非、笑里藏刀。漢桓帝、梁冀，李隆基、李林甫，弘歷、和珅都是這樣的精英的代表。
由此回想《道德經》第十五章（古之善為士者）結尾有一句話：“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有的版本作“蔽而新成”）”王弼將“蔽”解釋為覆蓋，因此就要考慮到“夫唯不盈”的陳設鋪墊作用，“不盈”即謙虛釋懷，不自大自滿，不自高自是，這樣才能得到庇佑，“道”體將覆蓋其身。“保此道者，不欲盈。”不欲以智治國，不欲有為治國，不欲爭名奪利，不欲標新立異，不欲黨同伐異，而是以“無為”作統率，臨之而動，迫而后應，自我革命，何必以求新求變而舍棄“道”的路徑呢？舍本逐末從來都是自尋死路、自掘墳墓的代名詞。批判現實主義，《道德經》所倡導宣揚的真、善、美，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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