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叛逆之于歷史，正如歷史之于必然。
在中國歷史中，屈原、嵇康、譚嗣同分別代表了三種典型社會背景下不同叛逆反抗性選擇。
中國歷史這種狂狷，剛烈叛逆的傳統脈絡，可沿湘江追溯南下，直達淤泥下的汨羅江，投江的屈原開啟了中國文人不同流合污的相對溫和的反抗傳統。屈原反抗行為所波及的后世蝴蝶效應，主要來自于其自身的濃烈的人文色彩和“知識分子”代表性。
屈原的貴族知識分子形象，與中國封建時期的“官本位”意識形態相合。他代表的是國破家亡典型環境中的孤忠選擇，在面對山河破碎、個人懷才不遇的歷史無奈時，為了喚醒沉醉中的國人，表現出了決絕的“擇死”選擇。屈原“懷沙”自沉后，在他所開啟的“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的傳統，以及詩歌中所表現出的叛逆思想、愛國忠君形象，與他最終的凄涼結局相互輝映，合而形成了一個叛逆、反抗、不同流合污的形象，形成了后世學人效應的溫和的反抗傳統。
歷史跳躍到黑暗中的西晉，嵇康代表著極權統治下，民間意識與角色的無力反抗。嵇康攜竹林七賢隱居山林，以打鐵為志，赤身裸體化為酒狂，堅拒出仕。臨刑前，面對三千太學生的集體請愿，嵇康神色如常，索琴獨奏《廣陵散》，一曲廣陵絕響后，而慨“《廣陵散》于今絕矣！”只能“擇死”。嵇康之精神于屈原大相不同，嵇康的血氣與命運的結局，正如悲劇比喜劇更為經典的效果一樣，開啟了一種悲愴的凄涼的文人反抗的前途，既清高、不同流合污，又自負特立獨行。嵇康的“青眼”與“鐵錘”向來為后世引以標榜嵇康的兩處特征。
自古以來，崇尚強悍堅韌的荊楚文化培育出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英勇豪邁之氣，培育出了無數充滿血性的湖湘男兒：敢于“問鼎中原”的楚莊王、以死作諫的屈原及譚嗣同、陳天華。
追溯湖湘人文傳統，除了屈原投江的汨羅江，三湘四水，河絡水網，叛逆之河，流脈相通，及至明末，湘江河畔，又有王船山一旗，助長了反抗和學術建設之風。此后湘人叛逆反抗的傳統一直延續到當代。出身貧寒的譚嗣同，深得王船山思想精髓。他的叛逆形象，建設在他本身的思想者和革命者的形象之上，在當代中國，有著頗能引起尊敬的“民間”身份。所以，譚嗣同的激進思想家形象頗能為后世知識分子所推崇和敬仰。他的《仁學》及以此為基礎的對于革命的奔走呼號，最終“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彰顯出譚嗣同有別于屈原和嵇康的強烈的反抗的革命者形象。1898年被砍頭于專制晚期的帝都法場，從而樹立起帝國毀滅的血旗。
鐘子期與伯牙以及嵇康以來所樹立的凌風傲骨、超凡脫俗形象，由古琴演繹出狂狷之風，專制下的士人風骨，越發硬朗起來，成為一種鞭策機制，蠶噬著悲慘現實下的犬儒們和茍且偷安者的良心。他們面臨著兩種抉擇，“擇生于擇死”。擇生者明哲保身，一向被視為一種傳統，且并不以此為恥，就像和平年代的文人一樣，為時代的惰性所消磨。孤忠者同樣活得并不瀟灑。專制體制下往往比民主社會中更難以做到對邪惡的怒發沖冠。
在他們一代代所開啟的傳統脈絡中，譚嗣同、陳天華既選擇了繼承，他們的境界又與屈原、嵇康不同，其根本區別在與譚嗣同、陳天華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自覺意識的革命者角色，更為突出的表現了民間身份自下而上的革命意識。譚嗣同“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君權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國政治史上定格之后，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之后果，所以認為“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屈原想以死喚醒沉醉中的同胞，楚國終為秦國所滅；譚嗣同想以死喚醒國人完成改革變法，但國人依舊渾渾噩噩，繼續充當魯迅筆下的看客；陳天華蹈海殉國想激勵起國人的血性，激勵國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大清王朝統治依舊。如此來看，屈原、譚嗣同、陳天華的死是不是有些不值。中國人重情重義，雖缺少血性，但有理性，能分辨忠奸善惡。雖然很少有人挺身而出，卻年復一年地紀念屈原，演化成一個傳統節日。屈原死后兩千多年，身死國滅的歷史悲劇循環上演。眾人不一定皆醉，但舉國皆吃，紀念屈原殉國的端午節演化成了吃喝玩樂，缺少了對國家民族赤膽忠心、以死作諫的勇氣。但愿像六國那樣身死國滅的歷史悲劇不再上演。
從屈原到嵇康，再到譚嗣同、陳天華，此種叛逆、反抗的意識在進化過程中，被不斷繼承、演變而更加強化和成熟，擁有叛逆意識的知識分子對非主流傳統的理想主義感情從來都是不排斥的，無論被既成世俗經驗如何消磨，如何不斷弱化，真有思想定力者一定不乏其人，即使注定不能成為大家，至少是反“傳統”的一粒塵埃，終將成為歷史追隨的一道景觀。走向另一個平行世界的習瑞，也許就是這樣一粒塵埃。
2023.09.09.17:17于十三樓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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