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華文明就是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實體。距今8000多年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進入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距今約6000年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國，進入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階段。距今約5100年中華文明形成，進入“古國文明”階段。距今約4100年進入夏代和“王國文明”階段。中華文明具有“一元”宇宙觀和“多支一體”格局，是一種獨特的“天下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連同敬天法祖、誠信仁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至今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
中華文明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中華民族 天下文明 一元多支一體
正文
中華文明以其偉大、古老和延續至今而著名于世。她起源、形成于何時何地，有何特征特質和長存之道？是值得永遠追問的重大問題。
一、文明、文明社會、中華文明
“濬哲文明”（《尚書·舜典》），“其德剛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易·乾·文言》），周代文獻中的“文明”，指“人類以修養文德而彰明，而社會則得有制度的建設和禮儀的完善而彰明”。而現在中文使用的“文明”一詞，多指對西文詞匯“Civilization”等的意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或將其理解為一整套長久傳承下來的偉大文化傳統，或理解為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上一般將其解釋為與“野蠻”相對的高級社會階段或國家階段。也有綜合性的理解，認為文明是“在國家管理下創造出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總和。”
有必要對“文明”“文明社會”“國家”幾個概念加以區分。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是將“國家”基本對等于“文明社會”而非“文明”。中華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都是延續3000年以上的原生文明，而非三個狹義的“國家”或者“文明社會”。嚴文明指出：“中國古代文明的內容非常豐富，包括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諸多方面。”我們不妨將“文明”定義為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實體：人類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雖有長期的孕育和成長過程，但至國家階段才稱得上高度發達；高度發達的綜合實體，理當擁有足夠的文化傳承和社會長治的智慧經驗，更有可能長期延續。而中華文明，就是以華人為核心的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文明，或者中華民族所擁有的高度發達、長期延續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綜合實體，一定程度上對應于進入國家階段的“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中國”。
中華文明源自“三皇五帝”，基于中華大地，這是中國古代的基本認識。但近幾百年以來，情勢大變，先是西方學者杜撰出“中國文化西來說”，后有中國學者發起疑古運動，內外夾擊，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一度搖搖欲墜。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或者復原實證中國古史的重任，就這樣歷史性地主要落在了中國近現代考古學的身上。從文化源頭角度溯源中華文明的嘗試，自1921年中國近現代考古學誕生之日就已開始，20世紀80年代以后，已能明確認識到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文明，有著遙遠堅實的史前基礎。從國家起源角度探索中華文明，則始于對殷墟的發掘，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形成了起源于4000年前、5000年前、5500年前、5800年前、6000年前、8000年前等不同觀點。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有著至少八千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史”。
實際上，不少人混淆了文明化進程中“起源”和“形成”這樣兩個階段。從中華大地上最早出現早期國家實體開始，中華文明就正式形成，而之前還當有長期的起源過程。本文擬主要從考古學角度，簡略梳理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并論及中華文明的特征和模式問題。
二、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
中華大地上最早的人類已有大約200萬年的歷史，后來不斷演化并最終與西來的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現代人相融合，形成中華民族的先祖。距今2萬年左右末次盛冰期的極端干冷氣候，造成嚴重的食物匱乏，促進了食物攫取的多樣化趨勢，禾本科植物的種子被人們采集食用，最早的作物栽培在此背景下逐漸登場，炊煮谷物等的陶器最早在中國應時而生。距今1萬多年以后的新石器時代早期，稻作和粟作農業在南、北方分別起源，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南稻北粟”二元農業體系初步形成，距今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南、北方都已是典型的農業社會，農業在生業經濟中開始占據主體。中國有著廣大的適合農業發展的地理空間和自然環境，加上其特有的二元農業體系，能夠最大程度保障食物供給的穩定性，奠定了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堅實基礎。
距今8000多年前中國大部地區的考古學遺存，可根據陶器等物質文化的差異性分為四個文化系統，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的重要地位已經初次凸顯出來。其中黃河中游地區屬于“深腹罐—雙耳壺—缽文化系統”的裴李崗文化，位置居中、實力強勁，和周圍地區發生交流并對外施加影響，將四大文化系統初步聯結為一個雛形的“早期中國文化圈”，從而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
裴李崗時代在浙江義烏橋頭和蕭山跨湖橋、河南舞陽賈湖、陜西臨潼白家、甘肅秦安大地灣等遺址，發現帶有特殊符號的彩陶、龜甲、骨角木器，以及裝有石子的龜甲，意味著“八卦”類數卜數理以及原始字符的誕生。賈湖的骨質“規矩”，湖南洪江高廟遺址白陶上的八角星圓形復合紋，可能與觀象授時和“天圓地方”宇宙觀的形成有關。高廟遺址的“天梯”或“通天神廟”遺跡，白陶上的“天梯”、飛龍、飛鳳圖案，顯示當已出現祀天行為和敬天觀念。更為重要的是，在和高廟相距遙遠的西遼河流域，同時出現了大口獠牙的“見首不見尾”的龍形象，暗示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國大江南北已出現“一元”信仰或宇宙觀。
黃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白家文化、后李文化等已出現“族葬”墓地，這在同時期的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罕見。這些墓葬土葬深埋、裝殮齊整、隨葬物品，存在墓祭，體現出對死者特別的關愛和敬重，已出現顯著的祖先崇拜觀念。同一墓地或分區分群，或成排成列，有一定空間秩序，可能體現同一氏族（宗族）的人群在親疏關系、輩分大小等方面的秩序。同一墓地延續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之久，說明族人對遠祖的棲息地有著長久的記憶和堅守，可能也為后世子孫在這塊地方長期耕種生活提供了正當理由和“合法性”。賈湖墓葬已有明顯分化，大墓隨葬骨規矩、龜甲、骨笛（骨律管）等“圣物”，而且墓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推測當時已出現祭祀首領和普通人之間的分化，可能已經進入到父系氏族社會。
總之，8000年前在黃河中游和西遼河流域出現了秩序井然的社會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在中國大部地區產生了較為先進復雜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包括宇宙觀、宗教觀、倫理觀、歷史觀，以及天文、數學、符號、音樂知識等。這些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傳承至今，構成中華文明的核心內涵。因此，有理由將中華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將其作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
三、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階段
距今約7000年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大部地區整合為三大文化系統。此時出現的許多符號、圖案、雕塑，包括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黑彩帶缽上的刻畫字符、后崗類型的蚌塑龍虎，馬家浜文化骨角器上的數字卦象符號，河姆渡文化器物上的雙鳳托日、雙鳳托舉神面形象，表明已有的宇宙觀和知識系統得到繼承發展。從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等凝聚向心的環壕聚落來看，社會秩序更加嚴整。距今約6200年以后，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在晉、陜、豫交界區迅猛崛起并對外強力影響，導致中國大部地區文化交融聯系形成以中原為核心的三層次的文化共同體，“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
廟底溝類型的對外影響基于其社會變革所迸發的強大實力。距今約6000年以后，作為核心區的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聚落遺址數量激增三四倍，出現了明顯的聚落分化，涌現出數十甚至超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房屋建筑也有顯著分化，有一種“五邊形”的禮儀性建筑，在核心區的靈寶西坡等地面積達200~500平方米，已屬殿堂式建筑，在周圍地區則漸次縮小，體現出明顯的等級差異。距今約5300年以后，在西坡出現隨葬玉鉞的大墓，鉞當為軍權的象征。在汝州閻村出現“鸛魚鉞圖”，可能是一幅鸛（鳳）部族戰勝魚（龍）部族的紀念碑性圖畫，很可能對應廟底溝類型西向擴展而對陜甘地區半坡類型產生深刻影響的事件。同時在中原和黃土高原地區還分別出現100多萬平方米的鞏義雙槐樹和秦安大地灣中心聚落，兩者都有三門帶前廳的殿堂式建筑。
廟底溝時代其他地區也加快了社會變革的步伐。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出現100多萬平方米的凌家灘中心聚落，有大規模的祭祀遺存和高等級墓葬，最高級別的墓葬有隨葬品330件，僅玉器就達200件，富奢程度在同時期無與倫比。隨葬品中的“洛書玉版”，被認為蘊含天圓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宮的宇宙觀，和高廟八角星紋一脈相承，加上托舉八角星紋和龍的玉鷹（玉鳳）、玉龍、玉石璧，顯示凌家灘也應當存在祀天行為。同時或更早時期，在崧澤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早期都出現大墓，長江中游的油子嶺文化則出現多座古城。此外，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的精美玉石器，油子嶺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精美輪制黑陶，都需要專業工匠才能制作完成。
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出現了800多萬平方米的超大型祭祀中心——牛河梁遺址，有著規模宏大的“廟、壇、冢”，其中最大的一座圓形三層大壇（圜丘），外層（圈）直徑22米，內層（圈）直徑11米，和《周髀算經》里《七衡圖》所示的外、內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認為是“迄今所見史前時期最完整的蓋天宇宙論圖解”。牛河梁的大石冢一般都只隨葬數件到20余件祭祀色彩濃厚的玉器，璧、龍、鳳、勾云形器等都應該與祀天儀式有關，這些大墓可能是主持祭祀的大巫覡之墓。紅山文化精美玉器的制作也當存在專業化。
我們看到，廟底溝時代的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出現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宮殿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者制造需要較為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需要較高的技術水準，顯示已出現掌握一定公共權力的首領和貴族，社會開始了加速復雜化的進程，先前已有的天圓地方、敬天法祖等觀念得以延續發展，進入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個階段。
四、中華文明的形成
如何才算進入文明時代、文明社會或者國家階段，有著怎樣的標準或者標志？歷來爭論不已。學術界曾流行過將文字、青銅器、城市等作為文明社會起源的“三要素”或者幾要素的認識，但這些物質層面的特征因時因地而異，難以普遍適用。恩格斯則提出國家有兩個標志，一是“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二是凌駕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這樣的“軟性”標志可通過對各地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加以判斷，可能更具有普適性。以地區劃分國民，就是以地緣關系代替血緣關系；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也就是“王權”，建立在階級分化的基礎之上。以上述兩個標志來衡量，在距今5100年左右的銅石并用時代之初，長江下游和黃河中游地區至少已經達到了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準。
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遺址為中心。良渚遺址有近300萬平方米的內城、630萬平方米的外城，有水壩、長提、溝壕等大規模水利設施。內城中部有30萬平方米的人工堆筑的“臺城”，上有大型宮殿式建筑。城內有級別很高的反山墓地，發現了隨葬600多件玉器的豪華無比的大墓。在良渚古城周圍約50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分布著300多處祭壇、墓地、居址、作坊等，可以分成三四個明顯的級別。良渚諸多超大規模工程的建造、大量玉器等高規格物品的制造、大量糧食的生產儲備，都需調動廣大空間范圍內的大量人力物力，神徽、鳥紋、龍首形紋的普遍發現可能意味著整個太湖周圍良渚文化區已出現統一的權力和高度一致的原始宗教信仰體系，存在一種對整個社會的控制網絡。良渚古國無疑存在區域性的“王權”。
黃河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有不止一個中心，其中黃土高原地區以慶陽南佐遺址為中心。南佐遺址發現有多重環壕，外環壕面積約600萬平方米，遺址中部是由兩重內環壕和九座夯土臺圍成的面積30多萬平方米的核心區，再中間為大型建筑區或“宮城”，中央的夯土墻主殿建筑面積800多平方米、室內面積630平方米，其規模在同時期無出其右。長方形的夯土“九臺”每個底面都有上千平方米，外側還有寬大峻深且夯筑底壁的環壕。宮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關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水稻。南佐環壕、宮殿式建筑、“九臺”的建造工程浩大，白陶等高規格物品的生產存在專業化分工。調查顯示，在南佐遺址周圍還存在多個出土白陶等高規格物品的較大聚落，當時在黃土高原可能存在一個以南佐為核心的、擁有區域王權的“隴山古國”。此外，上述雙槐樹中心聚落依然發達，在鄭州地區可能存在一個“河洛古國”。
良渚遺址群所在區域之前僅有少量小型的崧澤文化遺址，南佐遺址區之前也僅發現個別小型的廟底溝期遺址，距今5100年左右兩地突然涌現出超大型聚落，顯然都不是在原有聚落（社會）的基礎上自然發展而來。這樣大規模的聚落營建，可能需要調動較大空間范圍的人力物力，已經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會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地緣關系，意味著早期國家的出現。不過這個時期的地緣關系組織或者早期國家，還主要限制在太湖周圍或者黃土高原這樣的局部地區，當時的國家形式因此可稱之為“古國”或“邦國”。當然，地緣關系的出現并非意味著血緣關系或族群的消失，實際上各族群只是經歷了一番“成建制”的整合，血緣和宗族關系一直是中國社會的基礎。
距今5000年左右，除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在達到發展頂峰之后突然衰落外，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游地區社會也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已經初步進入文明社會或者站在了文明社會的門檻。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墓葬規模更大、分化程度更甚。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涌現出大約20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積至少有120萬平方米，中心位置為宮殿式建筑區，其他還有專門的祭祀區、墓葬區、陶器作坊區等，石家河古城有可能是整個江漢古國的中心。
五、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
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有大約距今4700年和距今4100年兩個關鍵節點。
距今4700多年進入廟底溝二期或者廣義的龍山時代以后，黃土高原尤其是陜北地區遺址急劇增多，北方長城沿線突然涌現出許多軍事性質突出的石城，同時在黃土高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河北大部和河南中部等地的文化格局發生突變。這一系列現象應當是以黃土高原人群為勝利方的大規模戰爭事件的結果，很可能與文獻記載中軒轅黃帝擊殺蚩尤的涿鹿之戰有關。
距今約4500年，在晉南出現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襄汾陶寺古城，擁有宮城、宮殿建筑、高等級墓地、“天文臺”或祭天遺跡，以及倉儲區、手工業區等。大墓隨葬玉鉞、玉琮、玉璧、鼉鼓、石磬、彩繪蟠龍紋陶盤等成套禮樂器，存在一定的禮制，墓主人當兼有軍權和神權。與陶寺古城大體同時的陜北延安蘆山峁遺址，僅核心區面積就達200萬平方米，發現多處大型夯土臺基，上面有中軸對稱的多進四合院式宮殿建筑。距今約4300年，在陜北出現面積約400萬平方米的神木石峁石城，其核心的皇城臺雄偉高大，外有壯觀的石砌護坡，內有宮廟區及精美石雕，外城門有內外甕城、巨大墩臺。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幾十萬頭羊骨等，顯示出存在強大的社會組織能力和一定的社會分工。和石峁同屬老虎山文化的還有約138萬平方米的內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石城、約70萬平方米的山西興縣碧村石城等。黃河以南的王灣三期文化則有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中心聚落或者古城遺址，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精致黑陶等。
這一時期黃河中游地區屬于中原龍山文化范疇，有可能形成了一個以黃土高原為中心的大型社會或者早期國家。蘆山峁、石峁都是山城，前者祭祀性質突出，后者軍事色彩濃厚，而位于汾河谷地的陶寺古城最有可能是這個大型社會或者早期國家的都邑所在地，如果這樣，其區域王權的范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不少學者認為陶寺古城為唐堯之都，但也不排除顓頊以后諸帝早在此建都的可能性。陶寺也是突然涌現出的超大型聚落，在黃土高原當地文化基礎上融合了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東方文化因素，人群構成不會單純。假設中的黃河中游古國包括陶寺文化、老虎山文化、王灣三期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人群成分就會更加復雜，理應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地緣組織。
距今4500年以后良渚古國漸趨衰落，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上游地區社會進一步發展，應該存在其他一些古國。黃河下游地區先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現隨葬品更為豐富的大墓，距今4500年以后有了棺槨成套、隨葬品成套的臨朐西朱封大墓。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在屈家嶺文化基礎上繼續發展，諸多古城繼續沿用，出土了頗具特色的數以十萬計的紅陶杯、紅陶塑等祭祀物品。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也開始出現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古城。
距今約4100年的龍山晚期，中原龍山文化大規模南下豫南和江漢兩湖地區，很可能對應古史上的“禹伐三苗”事件，隨即夏王朝誕生。通過“禹伐三苗”至少已將長江中游納入夏朝版圖，稍早的時候中原龍山文化還曾南下江淮等地，因此，《尚書·禹貢》等記載的夏禹劃分的“九州”很可能有真實歷史背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夏朝初年夏王已經初步具有“王天下”的“大一統”政治王權。此時陶寺晚期出土朱書文字、青銅容器等，不排除夏初都城仍在此地或附近的可能性。文獻記載夏朝統治集團除夏后氏外還有許多其他族氏，是一個“建立在血緣組織基礎之上的政治組織”，夏朝“九州”疆域更是統一天下“萬國”的結果，中華文明從此進入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
約3800年以后進入以偃師二里頭為都城的晚期夏王朝階段。二里頭都邑面積300多萬平方米，中央有10多萬平方米的宮城，內有10余座大型宮殿，在二里頭文化甚至當時的整個中國都首屈一指，具有唯我獨尊的王者氣象。二里頭的日常陶器主要源于河南中東部，復合范鑄青銅禮器技術源自中原當地并可能接受了來自西北地區青銅技術的影響，玉禮器主要源自陶寺和石峁，爵、斝、鬶、玉璋等禮器則輻射流播到中國大部地區。之后的商、周是更加成熟發達的文明社會。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和中亞、歐亞草原等地之間從距今5000多年以后就開始了文化交流，中國的綿羊、黃牛、小麥、青銅器技術等新因素就是文化交流的產物，距今4000多年以后這些新因素匯聚于黃河中游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夏王朝的崛起和商周王朝的發展。
六、結語
概括而言，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等地距今8000多年已經出現較為復雜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知識系統，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原創思想爆發期，社會秩序井然，至少部分地區出現基于祭祀權力的社會分化并可能已經是父系氏族社會，進入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距今6000年以后出現聚落之間、墓葬之間的顯著分化，有了宮殿式建筑和高規格物品，顯示已存在掌握一定程度公共權力的首領和貴族，社會開始了加速復雜化的進程，進入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二個階段。距今5100年左右出現超級中心聚落、原初宮城和宮殿建筑，有了大型工程和豪華大墓，已出現區域王權和建立在血緣關系基礎上的地緣組織，中華文明正式形成，屬于“古國文明”階段。距今4100年左右初步形成“大一統”政治格局，進入擁有“天下”王權的夏代和比較成熟的“王國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和商周時期“王國文明”進一步發展。中華文明是土生土長的文明，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為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提供了新鮮血液。
中華文明早期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具有“一元”宇宙觀和“有中心多支一體”的格局。“元”是根本源頭之意，距今8000多年中國大部地區有著“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一元”宇宙觀，這是文化上的中國能夠融為“一體”、政治上的中國“分裂時向往統一、統一時維護統一”的根源所在。中國地理環境廣大多樣，因此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具有“多支”結構或多個樣貌，中華文明起源也有不同的區域子模式。中華文明誠然是各區域文明社會互相融合、各地文明要素互動匯聚的結果，但黃河中游地區文化和社會發展連續性最強，多數時候都具有中心位置，起到主導作用，黃河中游地區是中華文明之花的“花心”。這樣一個“一元”宇宙觀和“有中心多支一體”格局的早期中華文明，既不同于西亞、希臘式的“城邦文明”模式，也不同于社會文化高度同質的“埃及文明”模式，而是將具有共同基礎的多個支系的區域文明社會統一起來形成的特殊文明，可稱為“天下文明”模式。“天下文明”模式，以及敬天法祖、誠信仁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跌宕起伏而仍能連續發展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根基所在。
責任編輯：趙鵬
原文發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4期，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釋和參考文獻刪去。引用請務必以期刊發表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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