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祖禹（1631—1692年），字瑞五，號景范，江蘇無錫人，后徙常熟，世稱宛溪先生。其所著《讀史方輿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問世后，受到廣泛重視，時人將之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合稱三大奇書。
三十余年著一書
顧祖禹家學淵源深厚，父親顧柔謙精通歷史地理，是當時有名的方輿（地理）學家。從小跟父親耳濡目染，顧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學術訓練。顧柔謙有強烈的愛國情懷，認為地理知識的匱乏與錯訛是明朝當時軍事失敗的重要原因，所以立志寫一本實用的軍事地理著作，但因國家滅亡悲憤過度，以致身患重病，臨終囑咐顧祖禹完成遺愿。
順治十六年（1659年），顧祖禹開始撰寫《讀史方輿紀要》。當時他的家境非常貧寒，為了寫作，顧祖禹不得不緊衣縮食，積攢錢財來買書。買不到的書，他便四處去借，借后抄寫，抄完奉還。他訂有嚴格的寫作計劃，每天必寫數個條目，數十年如一日，“窮年累月，矻矻不休”。
為寫好《紀要》，顧祖禹廣泛收集材料，力求竭澤而漁，不遺漏每一個可以獲得的材料。他治學嚴謹，對收集到的材料，都進行嚴格辨析與考證，確定無誤后才采用。
除利用文獻資料，顧祖禹還堅持實地考察，將紙上材料與親身觀察相結合。他廣泛游歷東南諸省，沿途考察城郭、山岳、河流、道路、關口，與商人、工匠、農民等深入交談，訪尋當地風土人情。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顧祖禹終于完成《紀要》撰寫，此時他已年近五十，距離開始寫作已過去二十年。此后歲月中，他一直從事《紀要》修訂工作，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用三十余年的光陰寫出了一部地理學巨著。
萬里河山藏卷中
《紀要》重點闡述歷代行政區(qū)劃沿革、山川險要、攻防利害，兼論歷代戰(zhàn)事的得失成敗，是一部歷史地理和軍事地理融為一體的專著。全書將史事與地理相互印證，“以古今之方輿，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于方輿。”通過分析地理形勢，進而更深入理解歷史重大事件；通過考證歷史重大事件，以便全面認知地理形勢，因此顧祖禹將書命名為《讀史方輿紀要》。
《紀要》全書一百三十卷，合計二百八十余萬字。按照內容可分為四個主要部分。
一是歷代州域形勢，共九卷。從上古唐虞夏商周開始，一直敘述到明朝。每一個朝代都分析重大軍事活動的攻守形勢，論述區(qū)劃設置沿革，讓讀者對形勢的輕重、區(qū)劃的變動了然于心。如晉代一卷，先敘述魏滅蜀、晉滅吳、永嘉之亂、十六國爭斗等戰(zhàn)爭的軍事地理形勢，后論述晉代行政區(qū)劃。
二是分省介紹，共一百一十四卷。按照明代行政區(qū)劃，分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依次論述。每一省又按府、州、縣順序分別列舉，敘述地理方位、戰(zhàn)略地位、建制沿革、名山大川、歷史重大戰(zhàn)役等。如北直隸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區(qū)），顧祖禹先指出它具有重要戰(zhàn)略地位，是京師的咽喉所在，“枕負居庸，處喉吭之間，司門戶之寄，京師大命嘗系于此”。接著詳細論述昌平的軍都城、萬年城、鞏華城、居庸關、白楊口、蘇家口等戰(zhàn)略要地，以及天壽山、軍都山、白浮山、銀山、榆河、官河、高梁河等山川險要。
三是山脈河流，共六卷。這一部分主要從宏觀上論述中國境內太行山、大別山、岷山等主要山脈，以及黃河、長江、淮河、漢水等主要河流。通過山川河流的縱橫交錯，展示中國地理的經絡。
四是星宿分野，共一卷，記敘歷代關于天上星區(qū)與地理區(qū)域對應之說，闡釋天文與地理的相互關系。
最后附有圖表，計有全國、各省、邊疆要塞、黃河、海運、漕運等地圖二十余幅。
匠心獨具的地理學著作
鮮明的軍事色彩是《紀要》的重要特點。全書著眼于國防需要，詳細論述地理形勢、山川險易、軍事要塞，對名勝古跡、旅游景點則簡略敘述。每一省卷首撰有總敘，概論地理形勢，同時引用大量戰(zhàn)爭史實，以展現成敗之關鍵。每府、州、縣同樣是這種體例，但論述內容更為詳細。
以南直隸（區(qū)劃范圍約為今江蘇、安徽）為例，顧祖禹指出：“明初規(guī)畫畿輔，跨江踰淮，幅員最廣，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凑卟辉诨茨现夂?？”并引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保江南必須?；茨?，江南淮南唇齒相依，沒淮南則江南也難保。后世史實也證明了這一點。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興起，定都天京（今南京），占據江南，但未全力爭奪淮南，導致后期戰(zhàn)略上始終處于被動防守局面。清軍后在南京北建江北大營，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營，對太平天國國都成夾擊之勢。而江北大營的選址地揚州、江南大營的選址地紫金山，顧祖禹在《紀要》中早已指出具有重要戰(zhàn)略地位?！都o要》引宋代學者王應麟之語：“揚州俯江湄，瞰京口，南躡鉅海之滸，北壓長淮之流。”點出揚州對于江南的重要性。又引南朝劉宋時書籍《丹陽記》指出：“京師（今南京）南并連嶺，而蔣山（紫金山別名）岧峣嶷峻，實作揚州（南京當時屬揚州）之鎮(zhèn)。”點明紫金山作為南京城外戰(zhàn)略高地的重要地位。
區(qū)劃沿革的詳細考證是《紀要》另一個鮮明特點。中國歷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區(qū)劃變革，而《紀要》則對四千余年區(qū)劃變遷進行了詳細論述，尤其對縣域的分合、地名的變更、江河湖泊的變遷等進行了重點考證。以山東省無棣縣為例，《中國歷史地名辭典》只說：“隋開皇六年（586年）分陽信、饒安二縣地置，治所在今河北鹽山縣舊慶云東南。”沒有指出無棣縣名的淵源?！都o要》則說：“無棣溝，在縣南。相傳春秋時即有此溝，分大河支流東注于海。隋開皇中因以名縣，大業(yè)末溝漸填廢。”兩書相比，《紀要》點出了無棣縣名源于縣域內的河流無棣溝，這條河屬于黃河支流，隋朝時逐步填埋廢棄。這不僅對研究地名的演變，而且對研究黃河支流的變遷，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辯證思維是《紀要》的又一閃光點。顧祖禹雖然重視地理，但并不是地理決定論者。他指出地理戰(zhàn)略優(yōu)勢的發(fā)揮，也需要人的努力，不能單憑地利，所以他強調“封域不可恃為強，城郭不可恃為固，山溪不可恃為險”。同時，自然地理的高下險易雖然是固定的，但是戰(zhàn)爭一旦發(fā)動，敵我形勢卻是不確定的，“州域之建置有定，而形勢之變動無方”。人們需要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才能發(fā)揮地理的優(yōu)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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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載于《學習時報》2022年11月1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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