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迄今公布的三星堆文物上的文字，大都是以數字組合和圖畫形式出現，這些就是前輩古文字學家唐蘭和郭沫若所說的“數字組合文字”、“圖形文字”。在這些文字得到考察之前就先入為主地認定“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 是造成三星堆謎團層出不窮的內因。無視或矮化三星堆文明遺存中的文字，是上西方中心論雙重標準的當，使三星堆之謎成為永遠無解的歷史大懸案。為不再上這個當，本文將證實：
三星堆文明遺存中，文物與文字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實物證據依文字證據鏈才能整合成如山鐵證直接證實：三星堆文明的創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黃子孫中的一支冠軍團隊，在世界各國青銅文明競爭中蟬聯千多年世界冠軍！厲害了，我們的蜀方國！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論及“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談，皆可休矣！
第四節：蜀方國獨占世界青銅文明制高點的起飛動態及其原因
二、蜀方國長期獨占世界青銅文明制高點的原因
從公元1520年起，蜀方國的青銅器產業就一路領先古代世界發展，而將包括商、周王朝青銅業在內的各地區銅器生產中心遠遠拋在后面。同其他銅器生產中心相比，蜀方國長期
獨占世界青銅文明制高點的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蜀方國具有四川盆地四周“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獨特地理優勢，長期避免了入侵戰亂而處于和平安定的環境中，使其青銅器制造業在公元前2100-前400年間得到了連續而穩定的發展（俞偉超 1997），其連續穩定發展的時間最長，達1700年之久。這比公元前2300-前1800年間存在的石卯方國的青銅制造業（孫周勇等 2015），至少要長1200年；比公元前2200-前1630年間存在的齊家文化銅器生產（謝端琚 2000），要長1130年；比四壩文化所代表的河西走廊地區的銅器產業的千余年發展（連振祥2018），也要多700年；比夏代的銅器制造業斷續而不穩定的發展的471年，要長1229年；比商代青銅器制造業連續而不穩定發展的554年，要長1146年；比周代青銅器制造業連續而不穩定發展的799年，還是要多921年。
世界其他任何地區，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可與之相比的青銅文明古國。如被西方學者列為“最杰出的青銅文明國家”的，有公元前1894-前732年件存在的巴比倫，其私人青銅器作坊在動亂中的發展期只有大約700年；古希臘盡管號稱青銅時代在公元前3300—前1200年間，但其真實存在的私有青銅制造業只在克里特島上有公元前2000—前1450年間的550年發展；古埃及的青銅時代號稱早在公元前3900年就開始了，但其真實存在的中期也只被斷代在公元前2050—前1070年間，其私人青銅器作坊在戰亂中至多發展了980年（Bader 2015, Archive 2019）。
可見，蜀方國青銅器制造業，是世界上唯一連續獨自穩定發展了1700年的官辦青銅器制造體系。這是它長期持續領先世界發展而獨占世界青銅文明制高點的獨特優勢和外在保障之所在。
（二）蜀方國的青銅工匠隊伍是自公元前4500年來一直從事銅金屬冶煉和銅器制作、自公元前3200年以來一直致力于青銅合金冶煉和鑄造技術發展的羌族后裔，通過其族內嚴密的師徒傳承鏈，隨時隨地繼承、發展和積累著青銅器制造技術的點滴發明與革新、工匠技能之增益與經驗知識之創新和集體協作之集思廣益，這樣連續不斷地積累、精益求精了1700多年，把手工青銅器制造的藝術和技術發展到極致，就是歷史的必然了！而其他地區的青銅器工匠中，即使也存在羌族工匠的師徒傳承鏈，但因不斷受到戰爭和動亂的干擾，也不是被打斷就是被毀滅，從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把青銅器制作手工技術和藝術發展到極致。
（三）作為青銅器制造技術和藝術發展的主要精神動力，蜀方國上下對其最高神——羌族始祖神為核心之祖先神的宗教信仰和狂熱崇拜，在其1700多年的存在中一直堅定不移。由此，蜀方國王朝的統治者與工匠隊伍信仰和崇拜的祖先神是一致的，統治者與工匠們的宗教狂熱相互激勵，使工匠們將其技術和工藝發揮到極致，將其創作的每一尊青銅雕像對每位祖先及其仰觀俯察的天象、物候、地標和使用的器具的三維三維仿真，不僅惟妙惟肖，而且加以恰到好處的夸張，直到顯示出令其子孫們敬畏的威嚴肅穆，而生怕冒犯其神靈，以致其作品件件都是羌族工匠在集體協作中將其宗教狂熱發揮到極致的產物。這正是三星堆文化所出青銅雕像顯得如此奇特、神秘，而與中原和其他地區同期雕像大異的內在原因。包括中原在內的其他地區的王國則不同，其王朝的統治者與羌族工匠信仰和崇拜的祖宗神不同。《禮記•大傳》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主導王朝的部族不同，其祭祀的祖先神不同。《禮記•祭法》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既然歷代王朝的統治者祭祀的祖先神是各自的始祖及其嫡系先公先王；而作為其制造青銅器的核心技術骨干，那些掌握青銅器制造核心技術的羌族工匠，只崇拜自己羌族的祖先神，那麼二者之間的宗教信仰必然相互沖突。在商代奴隸制作坊中，商人奴隸主與羌族工匠奴隸之間在宗教狂熱上的沖突更加激烈。因此，在蜀方國以外其他各王國主持青銅器生產的羌族工匠，都不可能像蜀方國羌族工匠那樣在青銅雕像的制作中，將自己的宗教狂熱發揮到極致，以致包括中原在內的其他地區當然也就看不到像蜀方國工匠“鑄造的這些東西”。
（四）蜀方國同夏商周王朝歷代都“山高皇帝遠”的各大后方——大西北、大中南和大西南互通有無，保持密切交流，這在三星堆遺址出土大量這些地區的產物所證明，也為這些地區同期文化遺存出土類似三星堆同類的青銅器所證明。正是在同這些地區的文化交流中，蜀國羌族工匠能吸收這些地區同行的最新技術成就，而將其綜合到自己的技術創新中，將蜀方國青銅器制造技術發展連續穩定地保持在世界領先地位。由此看來，三星堆文明的真相還原得越徹底，其占據世界青銅文明頂峰的歷程就越彰顯得無比悠久而輝煌，其遙遙領先于世界的發展程度就越是綽綽有余地在一切方面證實，蜀方國大規模、高質量制造青銅器能力是絕對地舉世無雙，以致無論是地球還是其他星球的任何地區，都絕無可能存在同蜀方國羌族青銅工匠協作群體的專業資歷之悠久持續、技術藝術積累之博大精深和集體協作之巧奪天工相媲美的工匠集體。在此鐵證如山的史實面前，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論之妖言邪說的猙獰面目畢露，而其中始終貫穿師徒傳承鏈和祖先崇拜信條的文字證據鏈之無以倫比，也使一切矮化其文明之說法的無知妄語本質暴露無遺。
原來，作為青銅冶鑄術發明者的羌族先民，自其始祖于公元前5000年參與炎帝族團半坡部族火試煉出白銅、又于公元前4500年參與炎帝族團姜寨部族火試煉出黃銅并鍛造成黃銅片的實踐以降，就養成了廣泛采集各種礦石放入不斷改進的陶窯做火試煉銅的習俗，一直本著其族內工匠師徒傳承體系來不斷積累和發展銅器制造經驗知識，直至于公元前3200年在林家地區做無數次采礦火試中，冶煉出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并將其合范鑄造成世界最早的青銅刀。從此，羌族歷代工匠遵循祖傳銅器制造傳統，不斷利用所到各地區的礦石條件，探索革新各種銅合金冶煉和制造技術，一直把銅器制造作為自己四處求生、安身立命的優勢產業，于公元前2300年在關中地區同擅長觀云測雨治水的鯀部族及其子部族——夏禹部族結成聯盟，擴張到陜北石峁地區筑城對抗入主中原的堯、舜王朝而招致失敗之際，于公元前2200年前后轉而向西遷移到甘青地區以至歐亞大草原，向中原挺進到二里頭及其四周，向北遠征到蒙古以至東北各地，每到一地定居就開辦銅器生產中心，一直堅持其青銅制造技術自身獨立發展的源流而持續領先于世界。在他們中的一支遷移到蜀地后，這里相對封閉的環境，讓他們迎來了發展其獨具優勢的青銅制造業的最佳條件。這支羌人的歷代工匠的集體協作充分利用了這里的條件，將其祖傳的青銅制造業發展到手工作坊的極限，一直占據世界青銅文明的制高點，以其造出的青銅器在技術上和藝術上的極高造詣所達到的獨一無二境界，既強調了他們的技藝只能是羌族世世代代數千年銅器制造經驗知識和技能之連續積累的結晶，也展示了其一脈相傳的羌族文化風格及其與其他地區和種族的本質區別，從而雄辯地證明了和有力地捍衛了其祖先作為世界青銅術發明者的歷史地位。因此，以文字及其他內證性證據鏈與實物證據鏈相結合，并同古籍相關記載相對證，還原三星堆文明族屬所主導的真相，就能力排眾議，在徹底顛覆“外星文明”、“西來文明”和貶低矮化中華文明的種種說法中，奪回羌族先民曾在世界青銅文明史上占據的制高點，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回到自古以來應有的位置上去，提供鐵證如山得毋庸置疑的歷史依據和博大精深得無以倫比的歷史經驗。（本章完，此章摘錄于《中國科技與文明起源和進化先秦史》第二卷第六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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