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確實是舉世無雙的遺址，本可建設成展示和證實中華文明一路領先世界發展而占據世界文明制高點的頂級大博物館和大證據庫，結果卻被搞成大迷宮，完全是照搬西方常規考古學和文字學，先入為主地認定“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所造成。近三十多年來，圍繞三星堆遺存是否“外星文明”、“域外文明”的爭論愈演愈烈的局面警示：這樣“見物不見文”的考古 ，是上西方中心論的當，讓我們這樣自陷爭論不休的泥潭中越來越喪失對中華文明的自信。為不再上這個當，本文向世人揭示：
三星堆文明遺存中，文物與文字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實物證據依文字證據鏈才能整合成如山鐵證直接證實：三星堆文明的創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黃子孫中的一支冠軍團隊，在世界各國青銅文明競爭中蟬聯千多年世界冠軍！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論與“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談，皆可休矣！
一．三星堆文明的來源、起始和族屬
據嚴可均輯錄的楊雄《蜀王本紀》和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所載，蜀之方國王，第一位叫蠶叢，“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其目縱，始稱王”；“有蜀侯蠶叢……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盡管此二書分別出于西漢和東晉，且多少包含方術神仙文化內容，但其中所錄民間傳說的素材則有所本，而且可對證于迄今在岷江上游地區以營盤山為代表的一些遺址出土的實物證據，以致學界公認這些遺址與成都平原以三星堆為代表的一系列古蜀文明遺址都存在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陳劍 2005，戴竺芯2018，吳曉鈴 2019, 朱乃誠 2020）。其實，其中同實物證據同出的也有文字證據來證明，岷江上游地區以羌夏盟族為主體的齊家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直接來源（圖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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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盤山石棺墓地和遺址3000-2000BC （戴竺芯2018,F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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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遺址 2000-1000 BC（F344，三星堆博物館 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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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 營盤山與三星堆遺址出土陶器舉例
營盤山遺址和石棺葬墓出土器物上的文字已表明了它們的主人是羌夏盟族人。如石棺墓隨葬的典型齊家文化陶器——雙耳罐和翻領罐上標明的“Y”形族號（圖1.3.1.1-2），就直接證明了它們是古羌人制作和使用的日常用具，也是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常見日用器。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刻有夏族祖傳云雷紋的鳥頭把勺（圖1.3.1.3），在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遺存中作為當地居民的標準日用陶器（圖1.3.1.8），也表明三星堆文化居民是來自岷江上游這個羌夏盟族支系的后裔。三星堆遺址第二、三期出土的封口陶盉，作為普遍出現在包括二里頭文化在內的夏文化影響所及眾多地區之禹跡的一種典型標志，也是夏族人在蜀地活動留下的遺物。
據三星堆遺址發掘報告（F344），其第一期遺存出土“陶器種類極為單純……第二期同第一期相比，在文化面貌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第二期新出土的器形有……陶盉（圖1.3.1.6）、……鳥頭形把勺。……第三期器形更趨復雜，形式多樣。……本期陶盉略較前期盉身粗大，腰部明顯”（圖1.3.1.7）。這表明：三星堆遺址距今4500年后的第一期，是當地土著文化遺存；其后距今4100年左右，羌夏盟族的一支才開始移居到這里，其所習用的包括陶盉、鳥頭把勺在內的器具才隨之作新器型開始出現在成都平原上。該發掘報告還報導：“小平底罐……DaT2(2):15，肩部飾藍紋，并劃“×”形符號”，“陶盉I式，一件（DcT1(2):43，……寬帶形鋬上有人字形劃紋”，這“×”和人字形劃紋，實為古數字“×”和“ ”，正如本章上、下文中所釋讀的，是羌族分支——氐羌（后世稱“姜戎”）族的“×”形族號和夏禹族“ˇ”形族號的倒刻劃（就像甲骨文字有時被倒寫一樣）。這些物證和文字證據直接證明了：三星堆文明是由岷江上游地區生活的羌夏盟族的一個支系移居蜀地，與當地土著居民融合所創建。
這個遷來蜀地的羌夏盟族的一個支系，上述古籍已載明，其首領作為第一任“蜀侯”是蠶叢，其原居“石室”、“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都與營盤山遺址所發現的以石板作住屋、石棺安葬的習俗相合（F342），表明其所載的這些確為史實。三星堆遺址中的禹跡與諸古籍有關大禹出身的記載相合，也為此作了佐證?！妒癖炯o》載：“禹本汶山郡廣柔人，生于石紐”，《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載：“禹父鯀者，……家居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這里所載的鯀及其子禹者，都是指他們的部族，即羌夏盟族當時在岷江流域的活動中，都有鯀部族及其子部族——禹部族族眾的參與。由此留下了這些傳說。只有弄清了這些傳說中的史實素地，就可明白諸多古籍相關記載并不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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