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友給我轉來了一篇署名余秋雨寫的《稷下學宮》的文章，問我怎么看。以前也讀過不少余先生的文章，也知道余先生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和名氣，但讀過此文后，我忽然感到余先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了。為了愛護余先生的一世英名，也為了理清中國文脈流經和現狀，為保護和建設好我們的文化盡應盡之力，故專作此文。
從寫作風格來看，此文確實出自余秋雨余先生的手筆。余先生繼續沿用了他夾敘夾議的寫作風格，寫到動情處，總是會把唇齒抿得只留一紙間隙，讓內心的激動從口腔中沖涌而出，形成尖銳而又婉轉的引人入勝的“嘯”，就像《遙遠的絕響》中的那個蘇門先生的"嘯"一樣，容天納地，漫山遍野，聽者無不為之駐足。
這是余先生的本事，從中可以看到余先生取材和遣詞造句的驚人功夫。余先生這方面的功夫，在我看來，當今中國文壇，無人能及。這種功夫當然是每一個從事文字工作的人應該具備的。孔子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個“文”字，說的就是這種功夫。只是它對于余先生來說，表現得太卓越了。這也是余先生的所有著書，都基本上是暢銷書的原因。
我跟一些圈子里的朋友們交流讀書心得的時候常把余先生的文章喻作上海的小籠包子，又好看又好吃。這可是需要做工和精料才能弄出來的。于是我常把余先生視為“文化大廚”而敬之。
然而，這次讀余先生的《稷下學宮》，細嚼之后，感到味道變了，變得讓人食之欲吐了。
也許是因為余先生這位文化大廚的名氣太大了的緣故。名氣一大便忘了廚藝的精髓在于食材的真，刀法的精到和火候的把握了，興致一來就任由自己的主觀發揮，不顧基本常識了。
我還順便在網上搜索了一下。原來《稷下學宮》還是只是余先生大作《中國文脈》中的第八章。余先生的《中國文脈》是一部對中國文化史系統的梳理的著作，《稷下學宮》是《中國文脈》中的重要章節和核心部分，支撐著整部《中國文脈》并呼應《中國文脈》的結論——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文脈，只有等待!”
毋庸諱言，余先生寫《稷下學宮》及其整部《中國文脈》，基本上屬于廚師背離烹飪要義的自我發揮，主觀武斷的成份實在太多。
稷下學宮，余先生把之看成了中國文脈起源、轉折和繁榮過程中的最重要的節點。這不無道理。也正是因為這個節點關乎民族的精神根脈和方向，地位也就十分重大和重要了。直面這個課題的時候，就必須心生敬畏，態度嚴肅，考證精準，尤其不能主觀片面，這樣會失去文化研究的意義，無法引導時代甚至帶來現實副作用。
習近平說:“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習近平談治國理論第二卷》第34頁)。任何時代的文化和文化現象，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一定有它充分的成因。
余先生卻把《稷下學宮》置于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王國來研究，這樣就不僅自我限制了文化視野，也會使研究結論因大失真和殘缺不齊變得荒謬。而余先生卻還在這種結論面前反復“驚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遺憾。
這種遺憾在余先生的《稷下學宮》里是明顯的。
一是余先生只是強調文化交流而無視文化的實踐。這樣，給人的感覺就是那些薈萃于稷下學宮的開山立派的文化巨人只不過是一群夸夸其談的文人墨客罷了。事實上，那些人的文化見解無一不是來自他們深刻的文化實踐和文化感悟。就孟子來說，其成長經歷就充滿傳奇般的文化體驗。“孟母三遷”至今還是膾炙人口的人間佳話。這樣，又使本不想在書齋“自筑小院，自掛牌號”，成為主觀主義者的余先生，不經意間卻自己把自己關進了想當然的“書齋”了。
二是余先生斷然割裂了文化環境與文化生長的關系。這種割裂，最為顯現的是“學術”與“政治”的割裂，突出的表現就是只見形式，不見內容。這既不符合事實，也隱匿了文化最重要的政治擔當。事實上，稷下學宮的那些人，均可以用“身入黌門，天子門生”這八個字來概括他們的身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他們都是由政府發工資，為政治服務的。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做學問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沒有稷下學宮，也沒有這些做學問的人了。這也許是余先生退去政壇幾十年，浸淫于自己的文學理想王國之故吧。這樣，自然無法對中國文脈求得正解了，倒是讓人對余先生的才華得不到正確的發揮而對余先生產生了特別的惋惜之感。
三是余先生錯誤地用自己的書生意氣來強行捏合東西方文脈的不同氣象。余先生不但沒有分清稷下學宮與雅典學園的文化區別，卻把二者一齊塞進“人類文明軸心”了事。二者都是人類文明的軸心，這在學術界是沒有爭議的，但對于研究文脈來說，這種不加區分的一而概之就不是研究文化的應有態度了。這樣辦理下來，既不利于東西方文化的相互鑒賞和取舍損益，特別是不利于當下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攻訐進行有效抵抗，弄不好還會喪失自己的文化。這是我們要特別提醒余先生的地方。
研究中國文脈的目的，不是要消滅她，而是要讓她抖落身上的塵埃，擺脫她對中華民族的不良影響，讓她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擔當和實現新的文化自信、自強這一新時代的文化抱負。這也是研究文化及其文化自身的要義所在。我想，對此余先生應該不會有什么異議。
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就有繼續探究的可能和必要了。
就文化的整體性而言，稷下學宮以經驗的承續見長，而雅典學園則是以邏輯推理為要。東西方文化各自的脫胎就在這里并形成二者的重要區別。
幾千年來，中國文脈基本上是按老祖宗的“頂層設計”一路至今，而西方文脈卻改變了方向。
西方文脈改變原來的方向是必然的。因為，世界上所有邏輯都是有缺陷的，用它來解讀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時候必然遇到邏輯自身無法解決的困難，這也是西方有中世紀千年黑暗史而中國沒有的原因。西方中世紀的重要特征就是神登上了至高無上的寶座，教皇的地位和權力一度比國王還高還大。甚至教皇不給國王加冕，國王就沒有合法性。出現這種情況是必然的，邏輯解讀不了世界的時候，就只能靠神了。神的地位在中國雖然也很高，但是虛而不實的，跟西方有本質的區別。
改變西方文脈走向的是但丁、伏爾泰、盧梭、笛卡兒、培根、牛頓等一批為數不少的集批判精神、科學巨匠與文化大師于一身的人。但丁的《神曲》，不但擔當起了挑戰神權的大任，也實現了對西方世界的文化啟蒙。受但丁的啟發，伏爾泰在西方世界里最先提出了自由、民主、博愛的人文思想。而盧梭則干脆把神權拋開，提出了“社會契約”這一全新的建立社會秩序的理念。笛卡兒、培根、牛頓等人，又適時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和成果提升到了文化認知的高度，由此掀起了西方世界滾滾向前，勢不可擋文藝復興浪潮，直接導致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
西方文藝復興不是復古，更不是醫生的斷肢接駁手續，而是啟蒙，也就是文脈的改向。西方文脈完成改向，是隨著拿破侖的鐵蹄踏遍整個歐洲實現的。然而，余先生在《稷下學宮》里硬說是西方文脈的斷裂，這就把局部與整體混為一談了，把西方一國的破亡看成為整個西方文化的斷裂。可事實卻不是這樣的。這跟中國歷史多次出現改朝換代，但中華文化一直源遠流長是一個道理。不知道余先生是為了佐證自己的“發現”和“驚喜”還是別的原因。但無論如何，都有失文化學者的嚴謹。
西方文脈無論是原先的重邏輯還是后來的重實用，與中國文脈相比，都天生就缺少慈祥和關懷的成份，都容易產生粗暴和掠奪的情緒。所以，史上最長的戰爭在西方，十字遠征軍打了整整二百年，這樣的事情就不足為怪了。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縱觀當今世界，西方國家不但好戰，還是現代戰爭的策源地。就此而言，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使當今世界不太平，這不是特朗普的個人原因，也不全是什么經濟、政治、軍事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是西方文脈的使然。其它原因，都只不過是西方文脈派生物而已。就此而言，研究東西方文脈，如果不給予其各自的定性區別，就會產生誤導，特別是誤導中國人自己，一廂情愿地盼望和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忽略自己也應該對未來世界格局的變幻有最壞的打算并為之做充分的準備。
在我看來，余先生這樣做是不應該的，至少也是很大的失誤。
然而，余先生的最大失誤和不應該還不在這里，而是余先生在整個《中國文脈》中的食古不化和對當代中國文脈前所未有的強大視而不見。余先生把中國文脈的延續看成是統治者的慈善和偶然現象的結果，卻把中國文脈自身蘊藏的巨大無比的改造和進化功能丟在一旁不管，這就有點本末倒置、因果錯亂了。
是的，中國文化隨歷次王朝的更跌歷經生死，但中國文脈鳳凰涅槃的功能也正好由此體現。雖然此事說來話長，但余先生也至少要跟讀者有個交待，更不能顛倒是非。
有人說余先生已經墮落到為“公知”了。鑒于余先生的才學，我還是不想這么說。捉筆《中國文脈》的余先生，在我眼里更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已”。雖然滿口漱玉，言出成文，但精神和形體卻都是落拓的。這當然只是我對余先生的擔心，并不是說余先生就是“孔乙已”。
那么，怎樣才能做好研究文脈目的這篇大文章呢?這就不僅僅是找文脈的源頭和流經了事，更要準確勘測文脈的現狀了。這既是做好文脈研究這篇大文章的目的性基礎工作，也是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工作，有之不必然，無之則必然。而余先生卻看都不看中國文脈的巨大發展和前所未有的大氣象就煞有介事地仰天長嘆:“今天的中國文脈，只有等待!”這就不能不對余先生的研究動機產生疑惑了。是發自余先生心底的嗟嘆，還是發自余先生心底的對當代中國文脈有仇呢?真的不好說。
余先生是有文化影響力的人物。余先生這一聲長嘆，不但把當代中國文脈的蓬勃發展硬生生地齊根砍掉了，而且也抹殺了中國近現代無數仁人志士對之付諸的心血和努力，還會讓中國社會不知所措。
事實上，中國文脈經過近現代的再次鳳凰涅槃，到今天已是盛況空前。這次鳳凰涅槃的日子發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由一個身材精瘦衣著襤褸的中年人領導進行的。這個中年人憑借自己扎根中華五千年文化沃土的深厚滋養和感悟，改變了中國脈長時間只是少數文人黑客把玩的奢侈名品的狀況，讓中國文脈既流進了文化人的血脈，流進了億萬尋常百姓的血脈，開創了中國文脈大氣象，讓匍匐百年的中國人站立了起來，使積貧積弱的中國一躍成了文化自信的東方巨人。
記載此事的“哲學圖”便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做成此事的這個中年人叫毛澤東。至此，如果說中國文脈發端于《詩經》，經過幾千年的懸空流轉，才真正再次回歸到她的應有位置。這個位置，就是民眾的心田里，不再是少數人舞文弄墨的裝飾品了。
這是一種偉大的回歸，也是一種偉大的升華。它的結果就是新中國的誕生，并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快速崛起，實現了中國由幾千年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變;就是兩彈一星，就是捷報頻傳的一系列科技成就;就是教育的普及，就是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的結合并受到人民群眾的由衷尊重;就是中華大地上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六億神州盡舜堯”的空前的精神風貌……
以余先生的眼力和悟性，不應該對發生在眼前很近的文脈大事“忘卻”吧?可余先生卻又偏偏對此偉大的中華文脈的復興全盤否定，這就讓人不禁要問，余先生到底要等什么樣的文脈了。寫上這點文字，就權當對余先生的提醒吧。也想通過對余先生的提醒，讓更多的人看到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的理由。
附：《稷下學宮》閱讀網址：
http://www.sanwenji.cn/yuqiuyu/1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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