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作中有兩次用典出自《孟子》。一次是1918年4月，《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中“名世于今五百年”，用典出自《孟子·公孫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一次是1958年7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億神州盡舜堯”，用典出自《孟子·告子下》：
“人皆可以為堯舜。”
毛澤東自幼就接受包括《四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而《四書》中的《孟子》是地位僅次于《論語》、篇幅最長的一本書，也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書。《孟子》中的志氣、道義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澤東。
一、關于《孟子》中的志氣
(一)尚志與養氣。孟子崇尚大志向，《孟子·盡心上》記載：“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為孟子的大志向?這體現在孟子說的兩句話上：“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要實現這個大志向需要有志氣的“氣”。《孟子·公孫丑上》將志與氣結合起來：“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孟子重視“養浩然之氣”，認為“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其養法是“配義與道”。孟子的“浩然之氣”即后人說的“正氣”“骨氣”“氣節”，是中國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氣”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氣，于人曰浩然”的豪邁詩句。
孟子的“浩然之氣”也影響和激勵了毛澤東。早年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所寫的批注中寫道：“吾之意與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及大丈夫兩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戰一周年時，毛澤東出席延安各界舉行的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大會，在大雨中為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奠基，在哀樂聲中為死難者敬獻花圈。毛澤東向抗日陣亡將士獻的挽詞是“抗戰到底，浩氣長存”八個大字。
(二)志氣的恒與堅。孟子所談的志氣有一個“恒”字，即《孟子·告子上》講的不是三心兩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恒、“專心致志”。1915年，毛澤東曾寫過這樣一副對聯自勉：“貴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無益，只怕一日暴十日寒。”1917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寫道：“凡事皆宜有恒，運動亦然。有兩人于此，其于運動也，一人時作時輟，一人到底不懈，則效不效必有分矣。”
孟子所談的志氣有一個“堅”字，即《孟子·滕文公下》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39年5月30日，毛澤東談什么是模范青年時說：“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個方向是不可動搖的，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氣來堅持這個方向。”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殺害。7月13日，毛澤東、朱德致李公樸家屬唁電，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氣贊揚和吊唁李公樸的美德，文中寫道：“先生盡瘁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為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是為全國人民之損失，抑亦為先生不朽之光榮。”
(三)志氣的磨礪。志氣是需要磨礪的。毛澤東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喜歡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話：“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他在《講堂錄》中有這樣的記錄：“惟安貧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對方強、李銀橋等多人談過孟子的這段話。1943年4月9日，他將孟子這段話中的句子隨手拈來，在給陳毅的信中寫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經濟困難時期，他多次闡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
1965年7月，毛澤東女兒李訥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毛澤東送自己喜愛的四句話給女兒作為座右銘，第一句就是“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二、關于《孟子》中的道義
(一)志于道。《孟子·盡心上》中講：“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在孟子眼里君子是“志于道”的人，即追求道義的人。不經過日積月累取得一定的成就，就不能通達事理，就像流水不填滿地面上的坎坎洼洼就不會前進一樣。毛澤東很喜歡孟子的這段話，從長沙求學時起就重視“志于道”，重視知識和德才的積累。他在《講堂錄》中寫道：“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淺薄者流，亦知省哉。”
毛澤東一生都喜愛與“志于道”的人交往，討厭見面就談吃喝玩樂的人。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我們的同志見了面，不要只講生活怎么樣，不要把生活問題變成主要的話題。”
(二)道義決定生死。孟子所講的道，有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意思;有時講的是方法;更多的從人類社會角度講的是道義。程頤認為“孟子有功于圣門”的另一個突出貢獻是：“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孟子·告子上》中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的仁是仁義的仁，孟子的禮是禮義的禮，孟子的道是道義的道。孟子認為道義決定生死，決定治亂。《孟子·離婁上》有一段對后世影響極大的話：“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毛澤東在蔣家王朝敗亡時揮筆寫下《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那“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的詩句，不正是強調了道義決定生死嗎?毛澤東那樣重視群眾路線、重視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既有馬克思主義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想之源。
從治國的角度看，孟子所講的道就是“堯舜之道”。《孟子·公孫丑下》中講：“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在孟子看來，堯舜之道就是遵循人本來就有的誠心善意、順民心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所以《孟子·告子下》贊成“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說法，認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毛澤東欣賞孟子所講的堯舜之道，尤其欣賞“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平等觀。他強調的“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是以平等為基礎的。他所希望的眾志成城的凝聚力、戰斗力，正是“平等”生出的效力。1958年7月1日，毛澤東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寫道：“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自那之后，春節寫對聯、貼對聯，年年都有老百姓寫“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這副對聯，貼這副對聯。“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毛澤東對全中國人民齊心協力、意氣風發走正道的贊頌。
(三)道義決定勝負。從軍事角度看，孟子認為得道才能得到勝利。《孟子·公孫丑下》有這樣一段話：“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毛澤東非常重視孟子的這段話，重視戰爭中天時、地利、人和因素，他說：“不得其時，不得其地，不得部隊之情況，都將不能取勝。”他尤其重視人和因素，在《論持久戰》中闡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失道寡助;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得道多助。他指出：“日本雖能得到國際法西斯國家的援助，但同時，卻又不能不遇到一個超過其國際援助力量的國際反對力量。這后一種力量將逐漸地增長，終究不但將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將施其壓力于日本自身。這是失道寡助的規律，是從日本戰爭的本性產生出來的。”他認為中國則相反，“由于中國戰爭的進步性、正義性而產生出來的國際廣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總起來說，中國的短處是戰爭力量之弱，而其長處則在其戰爭本質的進步性和正義性，在其是一個大國家，在其國際形勢之多助。這些都是中國的特點”。
后來，毛澤東多次講邪不壓正，得道多助，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是失道寡助的。1970年5月上旬，美國出兵侵入柬埔寨，擴大印度支那戰爭。5月20日，毛澤東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聲明中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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