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理想，就是超越個人功利的、把個人利益和價值融入到更高事物(天下、國家、部落、種族、萬民)之中的思想趨勢、價值信念。人是社會動物，個人的福利、榮譽、價值，都必須仰仗社會才能實現。個人永遠渺小而短暫，社會生命卻可能偉大、久長。只有具備遠大理想、高超價值的民族，才能把社會建設為一個有生命的、有價值的、能持續的偉大存在，并讓個體生命借助社會價值而偉大，借助社會生命而永恒。
《史記》作為中華民族考源究始的第一部通史，開卷人物就是境界高遠、胸懷闊大的偉岸英雄，即黃帝、顓頊、嚳、堯、舜、禹、湯等。可見站在漢代的觀察點上，所能回溯的中國先民和社會，已經是文明非常發達、文化非常成熟、社會組織非常嚴密、部落聯系非常緊密、族群融合日趨明顯、文化認同日趨一致的民族。這個民族的英雄人物已經生機勃勃、從容自信地站在歷史的源頭，引導自己的民族向著燦爛而又光榮的目標前進。
黃帝打敗蚩尤之后，中原大地出現新的均勢，老百姓重享太平日子。此時黃帝不是征調財富、搜羅珍寶、營造宮室供自己享樂，而是成年累月忙于天下大事。新的反叛者要震懾，外族入侵要反擊，社會治理要制定規則，軍隊建設不可松懈等等。“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他成天東奔西跑、南征北戰，“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記·五帝本紀》)。
黃帝日理萬機，像個共產主義戰士那樣鞠躬盡瘁，為的啥?當然是為了 “撫萬民，度四方”，以實現“萬國和”(《史記·五帝本紀》)，最終實現老百姓都能過上太平日子。
像黃帝這樣以高遠理想治國理政的圣君賢臣，《史記》中比比皆是。魏文侯為了把國家治理好，不但謙卑地向臣屬討教，而且虛心向圣哲學習文化。他拜孔子的學生子夏為師，學習古代經典和六藝之學。閭巷之徒段干木德慧兼備，他敬仰不已，每從他村邊路過，必定俯軾行禮。朝歌有個隱士田子方，魏文侯尊為師長。他的兒子、后來的魏武侯，跟乃父一樣虔敬地修德進學。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都是魏武侯任太子時結交的朋友，這幾個朋友個個都值得魏文侯以師傅事之，可見魏武侯識見非凡，用心至誠。當時著名的學者李悝，也受到魏文侯的賞識尊重，并被委以國政。李悝出任宰相前曾經對朋友說，魏太子給魏文侯介紹了三個名士，魏文侯均以師禮待之。原文云：“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史記·魏世家》)一句話贊揚了兩代君王。
周公輔佐武王時，武王重病，姬旦親自祭神作法，向神靈要求替武王去死，因為武王身負天下之重。姬旦輔佐成王時，成王重病，姬旦再一次祭神作法，要求替成王去死。他把個人利益和生命，完全置之度外，為的是江山安穩，天下太平，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史記》中的皋陶、伯益、伊尹、傅說、百里奚、管仲、晏嬰、子產、史魚、魏絳、吳起、李悝、商鞅、信陵君魏無忌、屈原、呂不韋、范雎、李斯、蕭何、曹參等，都是這種有理想、有擔當的政治家。
不惟大人物，《史記》中許多小人物、邊緣人物，也時時以家國天下為慮，而且全無功利目的。楚國獵夫偶遇頃襄王，就一吐胸中塊壘，要他合縱抗秦，以保社稷永續。羊倌卜式以國家大政為己任，仗義疏財，為抗擊匈奴盡綿薄之力。這些在下文均有涉及，此不贅言。下面我們看一個拒絕功名利祿、懷抱理想道義走天下的獨特故事。
魯仲連是齊國辯士，他滿腹才學，智慧超群，洞察古今，能言善辯。對戰國紛爭研究精深，胸懷扶弱折強之義，常在國際社會打抱不平。為國謀利者謂“國士”，為天下謀義者謂“天下士”。魯仲連被各國君子譽為“天下士”。
趙都邯鄲被秦軍圍困，萬分緊急。魏國出兵援救卻不敢上陣，一直在觀望，反而按秦國意思，派使者新垣衍勸趙國擁秦稱帝，以息兵禍。魯仲連正好在邯鄲，他特地會見新垣衍，曉以擁秦稱帝之惡果。新垣衍幡然醒悟，決意援趙抗秦。秦將聞此，心生畏懼，立即撤軍五十里。此時魏公子信陵君擊殺屯兵不進的晉鄙，率魏軍趕赴前線。秦軍由是引兵而去，一場滅趙之戰得以避免。
趙國饋贈千金謝魯仲連，魯仲連說：“世人之所以尊重天下之士，因為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不謀私利。如果收受錢財為報酬，我豈不成了商賈?”他分文不取，飄然而去。
后來燕國將領攻占了齊國的聊城，齊將田單率軍攻打一年多，死傷慘重，無法奪回。魯仲連抓住燕將弱點，勸他投降齊國，既往不咎。燕將左右為難，引劍自殺，聊城于是復歸齊。田單大謝魯仲連，要朝廷封他爵位。魯仲連回復說：“也罷也罷。身負朝爵而屈就于官場，哪比得上貧賤而隨意瀟灑。你就別為難我吧。”
這種超越私利而為道義操心的天下之士，何止魯仲連一人，不過魯仲連表現形式特別不同凡響，被天下傳為美談，因而有幸借司馬遷之筆而名垂竹帛。須知“國際影響”遠超魯仲連的魏國政治家魏絳、最早主持變法革新運動的政治家李悝，均無專傳。司馬遷看到魯仲連代表了輕爵祿、重理想的人文價值，才特意立傳弘揚之。
《史記》頗重思想家的貢獻與影響，為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子、孔子、孟子、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子、公孫龍、墨子、屈原、賈誼、申培公、轅固生、伏生、王臧、高堂伯、田生、胡毋生、董仲舒等一大批學者立傳。文化人以研究古今變化、為政得失見長，具有超越一城一池、一家一族的宏大視野，能夠關注國家和種族千秋萬代的發展。這些“為生民立命”的人，常常是生民理想的表述者。
后世學人常言司馬遷服膺道家學派，對儒學多有不恭。此論著實偏頗。《史記》所撰學者傳，孔子最尊，貴為“世家”，譽為“至圣”。孔門弟子，雖少有著述傳世者，可是司馬遷專門為其立傳(《仲尼弟子列傳》)。他們還有《儒林列傳》，也是為儒門而立。百家諸子，儒家有三傳，非其他各家所能比。《史記》為道家、墨家等人物所立傳，皆草草幾筆帶過。老子莊子，皆天縱巨才，文采蓋世，其著述橫空出世，震古爍今。可是《史記》對他們的記述，僅相當于那些無著述傳世的孔門弟子。孰輕孰重，頗為分明。在司馬遷看來，儒家以治國撫民為念，幾為理想化身，故著力弘揚之。
天朝宰相公孫弘，面對卜式捐財抗匈奴，找不到這個牧民的“私”動機，批評其行為違背人情之常(《平準書》)。公孫弘的判斷說明他只知官場爾虞我詐各謀其私的人情之常，而不懂理想境界的人情之常。卜式超越其身份和地位，以國泰民安的理想為念，讓司馬遷心懷敬仰。《平準書》是寫天朝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4600字之中，卻有1000字的篇幅述說牧羊孤兒卜式為國捐資獻財的功德，也是一件“違背文體之常”的安排。司馬遷固然有借卜式立場批評天朝經濟政策的含蓄用意，另一面，又何嘗不是對底層草民的理想，唱一曲贊歌。
司馬遷深通人性深處具有超越一切功利的高貴理想，這種理想決定了一個人、一個種族所能達到的高度。為了用這種高貴理想引導歷史、塑造種族，司馬遷眼觀六路，從各個階級、各個地域尋找理想的承載者和表述者，不遺余力地向我們昭顯其光彩，以致于必要時不惜突破文體規范。
（原載經崖國學教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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