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寫就的《蘭亭集序》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篇文章本身也足夠優美，在表達對生命感悟的同時，也表明了一定的在政治立場。文章出世的時候，中國大地正經歷風云激蕩的歲月。石虎死后，后趙政權的內亂使中原大地血雨腥風。東晉政權中以桓溫為首的主戰派力主北伐。在永和八年，王羲之旗幟鮮明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反對北伐。
永和九年的這場集會可算作永和八年故事的延續。這些東晉豪族代表們在祭祀，也在祈禱。他們反對老莊的空談，他們崇尚的是務實。東晉建立幾十年來一直內亂不斷。前有王敦專權，后有蘇峻亂法，整個東晉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東晉小朝廷缺乏威儀，只是軍閥的聯合專政，這才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作為南下士族代表的王謝兩家，他們知道要想維護上層階級利益，必須團結在司馬氏周圍，拉攏江南士族，建立相對穩固的政權體系。北伐反而是次要的事情。北伐失敗，江南有土崩之勢;北伐成功，東晉則會出權臣，豪門大族反而會受到嚴重威脅。因而，這些世家大族對恢復中原不感興趣，他們縱情于山水之間，維持著體面的平衡。直到平衡無法維持，他們才奮發有為，一如謝安故事。但終究總有覆滅的一天。但王謝依舊輝煌。
《蘭亭集序》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國精英的內心獨白，他們放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只在乎自己心中的平和與安寧。這樣，在北方頻遭大亂之時，他們仍然無所作為。這第一個機會就是石虎死后，后趙的內亂。
石勒可以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經做了一個自我評價，他認為他比不上劉邦，但和劉秀不分伯仲。在我看來，石勒的綜合素質甚至要高于劉邦。但在政治手腕上，劉邦明顯高過一籌。劉邦將韓信玩于股掌之間，數次侵奪他的兵權。石勒卻坐視石虎不斷擴充實力，在石勒死后，完成搶班奪權。
現在的一些人把冉閔抬舉得太高了，甚至到了民族英雄，古今第一名將的地步。但實際上，他和石虎是一樣的，都是殘暴不仁的家伙。作為石氏的養子，他幾乎將石氏滅門。冉閔誅殺胡人的初衷并不是為了漢人報仇，而是在于后石虎時代的權力之爭。胡人不為他所用，他就要盡滅胡人，而且其中大半還是錯殺，死的其實是漢人。后期他還想用高官厚祿拉攏胡人，但終歸是失敗了。冉閔失敗了，北方大地一片狼藉。是另一個少數民族蒲氏也即前秦符氏收拾了舊河山。
東晉士大夫坐觀成敗，不能招降納叛，所以才使前秦做大，演繹淝水之戰的風聲鶴唳。謝安也能夠橫空出世，寫盡無數風流。但這又如何呢?不照樣上演魏晉南北朝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劇本嗎?中華文化的同化其實是腐朽化，南方的士大夫在紙醉金迷中漸漸失去了自我，武功盡失。到了王朝末年，一個侯景就讓王公貴族們束手無策，真到了兵敗如山倒的程度，令人唏噓不已。
錢理群教授把當代中國精英比作精致利己主義者，其實用其來評價王羲之們也并沒有不妥之處。王羲之們對形勢的判斷有錯嗎?沒有錯，甚至有先見之明，是通過對歷代故事做理性分析得出的科學結論。他們真正的錯誤在于他們看到前面的困難太多了，他們選擇繞道走，甚至是仰望星空，他們是歷史上真實出現的智叟的代表。他們缺乏愚公的精神，愚公看到了子子孫孫無窮匱也，他永遠不失去希望，他就有最大的動力。更重要的是，愚公身先士卒，愿意奉獻。而奉獻二字恰恰是南渡精英們缺乏的。他們的精明維持了偏安，卻讓越到后來的統治者越荒淫無道，最終自取滅亡。
真正完成民族融合的是那些沒有南渡的人民。他們的家在那里，他們也離不開那里。少數民族政權最大的難題也在政權交接。他們很難避免不出現殘暴不仁的統治者。煞神降臨，每一次都弄得人神共憤。真正讓少數民族皈依的，也來自宗教的感化。這種物質精神的碰撞，實現了儒釋道在中國的并軌。少數民族通過新的宗教認識世界，中國的佛家很多東西也來自儒家，這種中國人的智慧，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共和，促進了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調制、科舉制在中國的生發。中國人也開始新的制度文明建設，共同創建偉大的國家。
南北的中國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南方的世家大族通過不斷深耕，變成了宋朝時侯的文化大族。他們帶來了文化上的繁盛，并致力于深耕自己的宗教。程朱理學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精英的宗教。它的主旨已經與孔老夫子的家國情懷大相徑庭了。這種宗教成為精英們內心欲望的格式化。這樣的格式化也是足夠邪惡的，對女人的束縛，對父權的推崇成為它的顯著標志。經過長時段的醞釀，曾經經天緯地的大丈夫，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小男人。朱元璋一度改變，但終究改變不了前進的方向。明朝的滅亡就是統治者極度自私自利醞釀的惡果。清朝后期的故事，也重復了昨日的故事。只是到了毛澤東時代，重提愚公，褒揚人民，才改變歷代之風氣。只不過近來，精致利己主義者的形象也逐漸深入人心了。歷史在曲折中往復，《蘭亭集序》在千年之中不時回蕩。蕩漾的結果是什么呢?或許還要下個一千年才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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