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廣泛流傳過一個充分體現周總理外交智慧的段子：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問周總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走路時總是抬著頭，而你們中國人走路時為什么總是低著頭。”這個外國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當然與事實不符，但他卻是想以此來譏諷我們中國人精神的萎靡不振。對這個外國記者的提問，周總理并沒有據實予以駁斥，而只是充滿了哲理的說：“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因此走路時才會低著頭。而你們走的是下坡路，所以走路時就只能抬著頭了。”
周總理的妙語回答，贏得了滿堂的掌聲。然而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記者并不服輸，接著又問周總理：“你們中國人為什么把人走的路，稱之為是馬路。”周總理不加思索地就回答到：“我們中國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所以簡稱是馬路。”
在我們中國，公路也被俗稱為是馬路。馬路，就是用碎石鋪成并在上面澆筑瀝青或是混凝土的中間略高，兩邊略低并且還在路兩邊的地下修筑暗渠以來排泄雨水的公路。這種筑路方式，是英國人馬卡丹發明的。因此當這種筑路方式傳入我國之后，我國就把用這種方式修筑的路，稱之為馬路。
上坡路，是一條越走越高的路，因此寓意著能夠通向美好未來的希望之路;下坡路，是一條越走越低的路，所以也就表示著看不到希望與未來。因而走下坡路，也就意味著走向了衰敗與絕望。
這個段子，當然是人為編撰出來的。然而這個人為什么會編撰這樣的段子，這個段子為什么又會得到廣泛的流傳。就是因為那時的中國人，不僅對自己正在走的社會主義之路充滿了信心，而且更是希望中國能夠永遠走在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直至走到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之路，就是社會主義之路，就是通往共產主義之路。這條路，盡管充滿了艱難與坎坷，但它卻是一條能夠通往未來與光明之路。
“八•九風波”、特別是蘇聯解體后，退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俄羅斯、烏克蘭等從前蘇聯分化出來那些國家的慘像，為我們國內那些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提供了事實根據。因此面對越來越走向私有化的改革開放，這些人堅定地喊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已經成為無法抹煞的歷史事實。然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到目前為止，仍然還只是少數有識之士的認識。所以盡管經歷了“八•九風波”并看到了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的衰落，雖然也有少數有識之士不斷地疾聲高呼，但是我國私有化的改革仍然如同脫韁的野馬，一路狂奔。那么在的確是社會主義道路才把我們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難深淵中拯救出來的情況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為什么卻難以形成全社會的共識。其中的原因，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這個道理，還沒有講透。
當年在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有識之士中，應該屬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高級編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咨詢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人權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經濟社會理事會原理事，新華社《半月談》原主編，新華社國內部原副主任，《經濟參考報》原總編輯，原《人民日報》社編委兼總編室主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原秘書長的喻權域最為有名，最有權威了。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為了論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喻權域寫下了《論三個時間差----與兩代人談社會主義》一書。該書以大量的事實和數據，不僅論證了落后國家發展自己，追趕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與日本式、印度式、巴基斯坦和泰國的那種軍人掌權式和我國及蘇聯等國家的社會主義式的這四種發展道路。而且還更是論證出了前三條道路，對于我國都是死路一條。特別是通過在取得民族獨立后，我國與印度的對比，從而得出了“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的這個結論。
喻權域論證出的“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這個結論，無疑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喻權域的這個論證過程，同我國以往的那些讀書人只會用“烏鴉反哺”、“羊羔跪乳”這樣用現象來解釋現象去論證人為什么要盡孝一樣，而沒有去探求事物發展變化的內部規律，因此說服力不是很強。比如喻權域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與當時的中國一樣，甚至還差一些。”那么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日本，能夠發展日本，卻為什么就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呢。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日本，能夠發展日本但卻不能救我們中國，不能發展我們中國的這一現象。這是每個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人，必須要解釋清楚的問題。
資本主義道路不能救我們中國，不能發展我們中國，是因為我們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救我們中國，不能發展我們中國。
資產階級，就是由若干的大大小小的資本家所組成的一個社會階級。資本家，就是掌握著社會生產資料，靠剝削其所雇傭的工人所創造的勞動剩余價值為生的人。
幾乎與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明治維新”的同時，我國也開始了發展資本主義近代工商業的“洋務運動”。而隨著資本主義近代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會產生一個新的社會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然而由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發展道路，因此盡管“洋務運動”造就了我國的第一代資產階級，但是“洋務運動”卻根本不可能去改造腐朽沒落的傳統封建文化。
以儒家文化為主干的我國傳統封建文化，是一種極其腐朽沒落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僅所提倡的生活方式極其腐朽，而且更是充斥著詭詐與騙術。因此儒家文化的創立者孔子之所以能被封建帝王奉為“萬世師表”，就是由于孔子是一個口是心非的詭詐小人。
孔子接近晚年的時候，因為一事無成，于是便帶著他的學生到列國游說，去兜售他的主張。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國十四年，到處不受待見，最后只好像喪家犬一般，回到了故鄉魯國。其實，有一次孔子差點就詐騙成功了。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楚昭王要把書社地封給孔子的這一年，是公元前四百八十九年，也就是楚昭王死去的那年。這一年，孔子已經六十二歲了。而子西為什么要勸阻楚昭王把方圓七百里的書社地封給孔子，可能是與十一年前、也就是孔子五十一歲時，發生在孔子身上的令兩件事有關。
據《論語•陽貨篇》記載，在孔子還沒有周游列國的時候，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公山弗擾占據費邑反叛主人，派人來找孔子前去入伙，孔子也準備前去。子路不高興地說：“沒有地方去就算了，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擾那里呢?”孔子說：“他派人來找我，難道我能讓他白用我嗎?假如他用了我，(一旦掌握了權力)我就要在東方復興周禮，建立一個東方的周王朝。”
又一次，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從子路與孔子的這段對話中得知，佛肸也是一個叛主之人。在背叛了主人之后，佛肸也找孔子去，孔子再次打算前往。子路說：“從前我聽先生說過‘親自做壞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現在佛肸占據中牟反叛主人，你卻要去，這如何解釋呢?”孔子說：“是的，我是說過這樣的話。(然而)不是說堅硬的東西，磨也磨不壞嗎?不是說潔白的東西，染也染不黑嗎?我難道是個苦味的葫蘆嗎?只能掛在那里(只讓人看)而不給人吃嗎?”
不管是公山弗擾也好，還是佛肸也罷，他們反叛主人的行為，都是公開的。他們拉孔子入伙以壯大自己力量的動機和目的，也應該是真誠的。然而從孔子對子路所說的“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這句話來看，孔子要到公山弗擾那里入伙的目的，卻不是為了幫助公山弗擾，而是為了在東方建立一個新的周王朝。那么孔子要達到這一目的，只能有兩種途徑，第一就是游說公山弗擾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第二那就只能是利用公山弗擾對自己的信任，找機會干掉公山弗擾，從而吞并公山弗擾留下的那部分力量，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子路勸阻他不要到佛肸那里入伙時孔子所說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這句話，不僅是為自己的言行不一進行狡辯，而且也表明他急于想體現自己的價值。后來孔子到列國周游的目的，也是為了游說各國的統治者接受自己的主張，利用他們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孔子不僅有著明確的政治主張，而且也更是才華橫溢。特別是孔子的手中，還更要一個由他的學生所組成的力量強大的團隊。那么孔子為什么不自己去闖出一片新天地，建立一個自己理想中的周王朝。其中的原因，就是孔子怕死，沒有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
自己去闖出一片新天地，那就要靠殺伐征戰。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然而孔子卻不愿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他還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呢。
《論語•述而》篇里這樣記載，孔子的弟子之路這樣問過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回答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死而無悔，就是敢于犧牲的精神，就是無私奉獻的精神。作為古代社會的圣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對敢于犧牲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否定，給我們這個民族性格所帶來的傷害，是非常致命的。在孔子看來，“暴虎馮河”而沒有經過充分的物資準備，是不能上陣殺敵的。就是由于前有孔子的這一理論，所以后來才會有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以“槍不如人，泡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為由這樣不敢抗日的事實。所以在抗日戰爭中，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數不清的敵后游擊隊“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樣的“暴虎馮河”，我們中國，能夠熬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嗎。
就是由于不僅沒有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而且還更是政治理想極高，個人欲望極大。因此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為了體現出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才精研騙術與詭詐。而由于創立者孔子的以身作則，因此儒家文化這才不僅缺少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而且還更充斥著投機取巧的騙術與詭詐這樣主張。儒化以后兩千年的中國歷史證明，對于儒家文化，學透了的，就是騙子。沒有學透的，就是傻子。
由于儒家文化沒有敢于犧牲的精神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因此經過這種文化長期浸泡的人，不僅沒有獨立的人格，而且也更沒有絲毫的國家與民族的責任意識。對儒家文化學習的越深越透，就越是如此。
擅長坐而論道，一貫口是心非，只會做語言上的巨人，但卻是行動上的矮子。這是從孔子開始一代代大儒的真實寫照。
宋仁宗慶歷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見立國僅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國不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還竟然占據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當時正居住在陜西的年僅二十一歲而后來卻成為了我國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便向時任陜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協助主帥夏竦主持陜西軍事防務的范仲淹，呈遞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議。在這份名為《邊議九條》的建議中，張載不僅具體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軍事入侵的詳細計劃，而且還更是提出了要聯合焦演等人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張載的上書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軍府召見了張載。然而范仲淹召見張載的目的，可并不是要聽取張載的具體建議或與張載商議如何抵御西夏的軍事入侵以及怎樣收復失地，而是卻用“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道理，去教育開導年輕的張載不必去關心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嚴而應該去追逐個人的功名利祿。而且追逐個人的功名利祿，只要遵從孔孟之道也就足夠了。在對張載進行了這樣一番詳細認真而耐心地開導之后，范仲淹還特別勸導張載要多去讀《中庸》一書。
對范仲淹教育開導張載的“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句話，《宋史》中不管是《范仲淹傳》，還是記載了張載生平事跡的《列傳一百八十六·道學一》里，都沒有給出具體的解釋。然而根據對字意的理解和談話時的語境以及其后張載的人生歷程，今天的人們是否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去這樣理解：一是面對夷狄的入侵，自有儒學這個名教就足可以保護那些苦讀儒學的人安居樂業，所以既用不著進行武裝反抗，也更不用像你這樣“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年輕人去關心;二是你們年輕人想要出人頭地、名垂青史并從中享受人生的樂趣，大可不必通過維護國家利益和捍衛民族尊嚴這樣的途徑來謀取，而只要刻苦研習儒學這個名教也就足夠了。
在對張載進行完了這番教育開導之后僅僅兩年的宋仁宗慶歷三年九月(公元一○四三年)，范仲淹就被宋仁宗先后任命為了副樞密使和參知政事并召回首都主持“慶歷新政”去了。然而就是在被敵人都譽為是“胸中自有甲兵數萬”的小范老子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歷新政”期間，北宋王朝卻不僅以每年白白送給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三萬斤，而且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給西夏銀二點二萬兩，絹二點三萬匹，茶一萬斤這樣的恥辱條件，才換來了西夏停止對北宋王朝的軍事入侵。可能就是由于“慶歷新政”期間所發生的這起如此惡劣的喪權辱國事件，因而招致了人們對“慶歷新政”的詬病。所以在慶歷五年初，宋仁宗就下詔廢除了范仲淹所主持制定的一切新政措施。至此，不僅歷時僅僅一年零幾個月的“慶歷新政”就宣告徹底失敗了，而且就連范仲淹本人，也被罷黜了參知政事之職而先是被貶到陜西的那州，后來又調換到了河南的鄧州作知州。
北宋和南宋這兩個王朝，是我國歷史上令人感到非常不可理解的兩個王朝。南北兩宋時的經濟和文化，在我國歷史上都處于高度發達的階段。尤其是南北兩宋時期的思想文化的發展，還更是被我國近現代的兩位儒學大師王國維和陳寅恪雙雙譽為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發展的最高峰。然而南北兩宋時期，卻也是漢民族蒙受民族恥辱的最高點。這種奇怪的現象，其實就是由于南北兩宋時期思想文化的畸形發展，從而使漢民族的性格發生了更加畸形的改變才造成的。
南北兩宋的時候，儒家的思想與文化發展到了它自創立以來的最高峰。這個最高峰應該有兩方面的明顯含義。一是作為一種統治思想，它的理論性和權威性都達到了自它產生以來的最高峰。二是作為一種文化，尤其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它的普及程度更是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點。
就像范仲淹用以教育和引導張載的“儒者自有名叫可樂，何事于兵”的這個理論那樣，儒家文化中不僅包含了太多的鼓勵、甚至是慫恿人們如何去追逐個人名利的理論，而且還更是富含教育和引導人們如何去實現個人的趨利避害的這些因素。就是在這種都發展到了有史以來最高峰的儒家文化的毒害之下，因而南北兩宋時期不僅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儒家讀書人大多都養成了“瘸子打圍坐著喊”的這樣習慣性的思維方式，而且全民族的人也都普遍養成了追逐個人的趨利避害的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方式，于是民族的性格也隨之發生了更加畸形的改變。人人都去追逐個人的趨利避害，那么必然也就不會有多少人再去關注民族整體的利害。尤其是認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這種儒家理論中，根本就沒有民族整體利益的這個觀念。所以漢民族盡管人口眾多，但不過就是一盤毫無凝聚力的散沙而已。一盤散沙似的民族再加上散沙中的每個個體由于過度講求如何達到趨利避害而普遍又都養成了卑微怯懦的性格。這樣的民族不挨打，這樣的民族不蒙受民族恥辱，那反倒是奇怪了。
北宋的名臣范仲淹，不僅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而且還更是以“胸中自有甲兵數萬”，而被譽為了是我國古代杰出的軍事家。因此科舉出身且又“文武全才”的范仲淹，才堪稱是兩千多年來儒林中少有的驕傲。特別是他的那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千古名言，不僅成就了他自己的百世英名，而且還更是標志性地成為了自他之后的儒家士大夫引以為豪的所謂“士子情懷”。然而盡管范仲淹的這兩句名言確實能令人從心底里產生一種豪情和強烈的責任意識，但是凡中國人卻更懂得，衡量一個人，不僅要看他表面上怎么說，而且還更要看他實際上怎么做。
上陣殺敵、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國安寧，不僅要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而且還更要憑籍著頑強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強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氣。頑強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強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氣，只能是來至于對國家和民族深深的熱愛和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統御下的征戰于殺敵保國疆場上的大宋王朝西北邊防軍的士兵，卻在范仲淹用儒學這個名教的哺育下，每個人的眼中不僅沒有噴射出復仇的怒火，反而卻個個還都飽含著辛酸的“征夫淚”。一般的男兒有淚還尚不輕彈，更何況是殺敵保國的“征夫”。滿眼含淚的男兒如何能夠成為頑強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悲夫。這樣的“甲兵”不用說還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現實中實實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殺敵保國。因而我國歷史上在北宋王朝時期發生了“靖康之恥”這樣令中華民族永遠洗刷不盡的恥辱之事，也就在所難免了。
由于接受了范仲淹的“儒者自有名叫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教育開導，從此，年輕的張載就把他的畢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對儒學的研習中。所以張載不僅在后來的科舉考試中考中了進士，而且還更是成為了宋明理學奠基人之一的一代大儒。在北宋王朝的時代，不僅張載個人在儒學方面的修習卓有成效，而且就連儒學也更是整體發展到了理學的這一高度。然而無論儒學如何發展，不管有多少人在研習和發展儒學的方面都取得了什么樣的卓越成效，但是北宋王朝卻是該挨打還是依然挨打，該靠花錢買平安還是依然要靠花錢來買平安。南北兩宋的三百多年來，盡管整個民族沒有被打死，可是民族尊嚴卻也因此而喪失殆盡了。一個沒有民族尊嚴的民族若想茍活下去，那就只能靠磨練出一張厚臉皮來進行自我安慰了。由于整個民族都長時間地生活在一種茍活的狀態下，所以一代接一代的阿Q，也就由此開始大量的產生了。
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在民族尊嚴遭到嚴重踐踏之時，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張載奮不顧身地站了出來，要以自己的血勇和赤誠來保衛自己的父母之邦，來捍衛漢民族的尊嚴。然而在范仲淹如此的開導之下，張載最終沒有能夠踏上保家衛國和以雪民族之恥、以報民族之恨的征程，而卻是走上了讀書做官的孔孟之道。一個熱血青年的血性，就這樣被毫無血性的儒家文化給無情地徹底閹割掉了。盡管從此儒家文化在其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又多了一個被儒家傳人尊稱為是“橫渠先生”的一代大儒和經典名言“橫渠四句”，但是漢民族卻也極有可能因此而少了一位能夠安邦定國的強悍軍事統帥和民族英雄。雖然這個大儒也不乏“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宏圖大志，但是一個喪失了血性之人的豪言壯語中，又能含有多少真正的血性?一個缺少血性之人，又如何能迸發出真正氣壯山河的氣概?缺少血性的豪言壯語和氣概，又能為我們這個長期以來就缺少血性的民族，補充多少的血性?
年輕的張載從一個有志青年成長為一代大儒的經過，也是北宋王朝不僅正蒙著巨大的民族恥辱，而且還更時刻面臨著來自遼國和西夏兩方面侵略戰爭威脅的過程。張載在從一個有志青年成長為一代大儒的過程中，盡管不僅樹立起了要“為往圣繼絕學”的萬丈雄心，而且還更是立下了要“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圖大志。然而張載以及他在范仲淹的開導下所鐘情的儒家文化，卻不僅沒有為中華民族開出萬世的太平，而且就連為張載所生活和儒家文化所發展到最高峰的那個由于屢屢挨打而蒙受了巨大屈辱和無數苦難的北宋王朝，也沒有開出半世的太平。如果說張載在說出要“為萬世開太平”這句話的時候，由于他正處在一個太平的年代而才使他失去了“為萬世開太平”這樣的機會，那還看不出儒家讀書人以及儒家文化的虛偽。可是在張載喊出了這句豪言壯語的時候，他所生活的那個北宋王朝卻一直都生活在嚴重的外來威脅之中。并且由于嚴重的外來威脅，還更是給整個民族帶來了巨大的恥辱。可是此時的張載卻再也沒有像年輕時那樣奮身而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保家衛國，來捍衛民族尊嚴，來為民族開出一世、哪怕是半世的太平。可見，一個人一旦成為了一個儒者，尤其是成為了一個學有所成并業有所為的大儒，那么消磨掉的只能是一個人的血性。而增長的，卻只是嘴上的功夫和臉皮而已。而像張載這樣一個曾經勇敢、擔責的熱血青年，就是在范仲淹這個一帶大儒的“引領下”，就是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也虛偽了起來。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地認識儒家文化，那就必須要與漢民族儒化后兩千多年的悲慘歷史結合起來，而絕不能只就儒家文化本身的說教，去認識儒家文化。
張載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所謂的“橫渠四句”，為自己在以儒家讀書人為社會中堅力量的我們中國，博得了青史留名。然而他所生活那個時代的整個民族，卻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最終還更是釀成了“靖康之恥”。而張載的人生經歷，為后來清代學者趙翼總結、歸納出來的古代中國“國家不幸詩家幸”的這一現象，很有效地提供了歷史的依據。
就在范仲淹用“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這樣的道理在開導張載的時候，不用說北宋王朝還正面臨著西夏入侵這樣嚴重的民族生存危機，而且自公元一○○五年北宋王朝以每年給契丹遼國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一○四二年，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時機，以戰爭威脅的方式。逼迫北宋王朝將每年給遼的歲幣從白銀十萬兩增加到二十萬兩，絹從二十萬匹增加到三十萬匹)這樣恥辱的條件與契丹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起，北宋王朝就始終生活在契丹遼國的戰爭威脅之下。特別是公元一○四三年的與西夏的議和，北宋王朝為了和平，盡管蒙受了每年不僅要白白送給西夏歲幣絹十三萬匹、白銀五萬兩和茶三萬斤，而且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給西夏白銀二點二萬兩，絹二點三萬匹和茶一萬斤這樣的恥辱，但是這種屈辱的和平也不過僅僅維持了二十年。公元一○六四年，西夏這個蕞爾小國，就開始了再次侵宋。
“無志者才常立志”，無志者的立志，也不過就是像張載那樣的嘴上說說而已。而作為張載這個一代大儒引路人的范仲淹心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憂的又能是些什么?依當時的情況看，凡中國人，最大的憂，就應該是民族的生存和尊嚴之憂。可是縱觀范仲淹的一生，尤其是在他主持“慶歷新政”期間，似乎并沒有為民族的生存和尊嚴而感到過多少擔憂。而且即使是曾經擔憂過，但身為副宰相的范仲淹卻又是如何去解憂的呢?北宋王朝不僅不缺少“杜康”，而且還有更多得的銀、茶、絹，但就是嚴重缺少了民族血性。
北宋和南宋，不僅是被王國維與陳寅恪這兩位我國近現代的儒學大師雙雙譽為是我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最高峰的時期，而且南北兩宋時期的經濟，更是被國內外史學界所公認的商品經濟都處在我國歷史上高度發達的階段。思想文化的發展，不僅必然會帶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精神振奮、意志頑強和性格強悍等。而且商品經濟的發達，也必然又會帶來物質力量的強大。然而南北兩宋覆亡的時候，卻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所經歷的有史以來最為悲慘與最為恥辱的時代。一個民族，當它在物質力量十分強大的時候，當它在思想文化被有些后人譽為是發展到了歷史最高峰的期間，卻能被異族所滅亡。這樣的悲慘結局，只能是由于它的這種政治統治思想和主流文化所造成的。當一種思想文化在它發展到了最高峰的時候，卻反倒把承載它的那個民族領進了因為亡于異族的入侵從而陷入到了慘遭蹂躪、踐踏的最為苦難的深淵。這樣的思想文化，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能把這種思想文化的發展捧為我國歷史上思想文化發展最高峰的人，又能是些什么樣的人?這樣的思想文化對今天的中華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傳承這種文化的人對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今天的中華民族又能有什么用?因此，像南北兩宋覆亡時所出現的“靖康之恥”和“崖山投海”這樣極其悲慘的歷史結局，其實就是那種沒有戰略上的智慧和犧牲精神而卻只有極端自私、極端利己內容與投機取巧理論的儒家文化發展到最高峰時，所必然要造成的一種惡果。其實就是把這種沒有戰略上的智慧，沒有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而卻只有極端自私、極端利己內容和投機取巧理論的儒家文化奉為圭臬的任何一個民族，都必然逃脫不了的一種歷史宿命。
在清軍入關的那個時候，對于當時大明王朝的老百姓來說，是真正的異族入侵。而就在江南地區的百姓為了反抗清軍的入侵、特別是為了反抗滿清王朝推行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樣殘暴的剃發易服政策而紛紛揭竿而起的時候，一代大儒顧炎武，卻乖乖地剃了頭，異了服。
在民族危亡之際，顧炎武對民族的危亡不僅視而不見，反而還要著書立說，以求流芳百世。然而為了在民族危亡之際能夠推卸自己應該承擔的民族責任，于是顧炎武就有了以下的胡說八道：“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顧炎武的以上論述，后來被梁啟超提純為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百多年來，這句話激勵著無數的仁人志士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然而在顧炎武看來，保衛王朝的江山社稷，只是皇帝和大臣以及那些有權位的人的事，而與老百姓無關。亡國，不過就是在異族的入侵面前，換了一姓的皇帝，改了一個朝代的名號而以，因此老百姓可以坐視不理。一代大儒，一個號稱是思想家的人，居然認為普通百姓的命運，與國家政權無關。老百姓難道不需要國家政權的保護，沒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擁護，國家政權又從何獲得保護老百姓的實力。
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西周時期開始，在漢族人的心中，天下就代表著國家，國家也就是天下。而國家，則是由國家政權和老百姓共同構成的。老百姓的命運和國家政權的命運，從來都是息息相關的。在因為異族的入侵而陷入民族危亡之際，由于沒有敢于和肯于犧牲的精神，沒有無私奉獻的精神，身為一代大儒的顧炎武不敢承擔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也就罷了。然而為了給自己不敢承擔民族責任的猥瑣行為進行狡辯，與王夫之、黃宗羲一同號稱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顧炎武竟然創造了亡國與亡天下“奚辨”的這一歪理邪說，從而把亡天下論述成了是“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這樣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虛無縹緲的東西。因此在漢族人的心里，除了自家庭院的院墻以內，就再也沒有能與自己相聯系的外界事物了。在這種理論的毒害下，本來就沒有國家與民族概念的中國人，還能不成為一盤散沙。在人口眾多的漢族人被只有幾十萬人的滿清征服之際，創立這樣的理論，顧炎武算不算是文化漢奸。有了這種理論的引領，漢族人還能不心安理得地接受滿清這個異族的統治。
由于儒家文化的創立者孔子開了虛偽狡詐的這一先河，因此儒家文化和儒家讀書人越是往后，也就越發的虛偽和狡詐。
自一九三六年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一職之后，竺可楨就接連三次聘請其兄竺可材縣試同年的馬一浮到浙江大學講授國學。可是盡管竺可楨是盛情相邀，但卻都被高傲的馬一俘以“禮有來學，未聞往教”這一儒家文化的傳統而拒絕。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軍發動了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隨著國民黨軍在“淞滬會戰”中的失敗和日本鬼子的即將打來，馬一浮和豐子愷等一行人在臨近一九三七年年底的時候，從杭州逃了出來。馬一浮等先是逃到了桐廬，后又逃到了位于浙贛兩省交界處的開化。然而日本鬼子能夠輕易地繼續進逼，可是馬一浮卻難以繼續逃亡了，于是馬一浮便起了搭乘浙江大學的方便去逃亡之念。而為了能夠搭上浙江大學的逃亡之便，這次是馬一浮主動地寫信給竺可楨。婉轉地表示了自己表面上愿意到浙江大學講授國學，而實際上卻是想搭乘浙江大學逃亡之便的意愿。在接到馬一浮的來信之后，竺可楨不計前嫌，立即就答應了馬一浮的所請。一九三八年四月，浙江大學正式給馬一浮發去了聘書。同年十月，馬一浮到已經逃亡到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學開始了正式講授國學。然而盡管竺可楨是真心地謀求國學的發展，可誰知馬一浮的此舉卻不過是為了騎驢找馬而已。所以剛剛才到一九三九年的一月，經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和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從中牽線，馬一浮就為三萬元的開辦費和每月經費三千元這樣的條件所誘惑而接受了蔣介石和孔祥熙的邀請，于是立即丟下了浙江大學而跑到四川樂山的烏尤寺，去籌辦以復興儒家文化和鼓吹恢復所謂的恭敬辭讓的“人性”為宗旨的“復性書院”去了。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時刻，在全體中華兒女“每個人都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的時候，在全體的中國人都應該“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去挽救中華民族、當然也包括自己的時候，可地處大后方四川樂山烏尤寺的“復性書院”里，卻還整天悠然地講授著什么“主敬”與“復性”。國難當頭，在中華民族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作為中國人的馬一浮等不去想著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反而卻想著如何去恢復恭敬辭讓的“人性”和復興儒家文化。在和平的年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的馬一俘，憑借高深的儒學造詣，還可維持儒家讀書人“禮有來學，未聞往教”這樣的虛榮。而到了國難當頭的時候，馬一俘卻不僅只是想著如何逃亡，而且即使到了逃亡的時候，也還不忘耍一下小小的標準的儒家式的狡黠。“新儒家三圣”之一馬一俘的虛偽，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自孫中山最先發現了漢族人是一盤散沙的這個現象之后，在總結人口眾多的漢族人為什么總是挨打的原因時，所有的人無不把一盤散沙列為是其中的重要一條。人口眾多且又有著悠久歷史傳承的漢族人之所以會成為一盤散沙，就是由于漢族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因為像以顧炎武為代表這些文化漢奸造成的。
漢族傳統文化中，盡管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百家爭鳴”。但是對后世產生了深厚影響的，不過就是道家、儒家和兵家。
老子留下的《道德經》盡管只有五千言，但是它對后世造成的消極影響，實在是太過分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思想，造成了后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成了魯迅筆下“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這樣沒有絲毫擔當的人。而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見《道德經第六十七章》)理論，到了后世更是演化成了“槍打出頭鳥”和“出頭的椽子先爛”等這種極其腐朽的文化理念。而就是在這種文化理念的毒害下，這才造成在南京大屠殺中，幾個日本兵就能壓著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去屠殺。特別是老子關于戰爭的“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道德經•第六十九章)這種理論，更是腐朽至極。老子的這種歪理邪說，不僅是蔣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種理念的理論根源，而且也更導致了國歌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種現象的出現。
老子關于戰爭的這一理論，后來演化成了一句成語，那就是“哀兵必勝”。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憤之兵，就是忍無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極其悲憤的精神狀態。既然老子認為是哀兵必勝，所以老子同樣也會認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盡管不一定就會戰敗，但肯定也沒有多少取勝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那么首先就必須要遭到對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國歷史的演化進程，卻好像是和老子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戰國后期，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輪流遭到了秦國的輪番欺辱。特別是趙國，更是一次就被秦軍坑殺了四十萬降軍。因此不僅殘余的趙軍全都成了哀兵，而且就連所有的趙國人，更是幾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接下來的戰爭中，趙軍這支哀兵卻不僅沒有能夠戰勝秦軍，反而救連整個國家都被秦軍給滅掉了。
老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據說就連“圣人”孔子，都曾經問學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對后世的中國影響極大。而受老子這種哀兵必勝理論的影響，后世的中國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這樣的認識。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國人性格中的特征之一。但是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長期的忍受、壓抑，必然會導致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精神猥瑣。
不只是老子，與老子幾乎同時代的孔子對待戰爭的問題，也同樣非常謹慎。當孔子的弟子之路這樣問過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的回答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出自《論語•述而》)
老子和孔子，不過就是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因此對于戰爭的問題認識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為是兵圣的兵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孫子，卻不僅也有著這種慎戰的思想，而且對戰爭取勝之道的認識，更是與老子大同小異，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學者都認為，盡管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文化就分裂為了是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卻皆出自于《易經》。因此，《易經》也就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從道家、儒家和兵家對戰爭問題所持的幾乎相同的認識來看，《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這種認識，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說《易經》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不少的中國人相信《易經》中的六十四卦能夠預測未來，能夠預測人的吉兇禍福。而在《易經》“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的需卦中，就有“敬之，終吉”這樣的彖辭。這個解釋就是告訴人們，不管闖到你家的這三個人懷有什么樣的目的，而只要你對他們恭恭敬敬，那最終的結果對于你來說，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們中國就是由于受“敬之，終吉”這一思想的長期影響，因此才會產生“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雨過天晴”這樣的人生格言。特別是“敬之，終吉”這種文化理念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謀攻篇》)這樣的戰爭觀念，不僅導致我們中國產生了不少像蔣介石那樣“對內如狼，對外如羊”的性格扭曲之人，而且還更是長期存在著“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這一現象。
知己，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而在內戰中，知道對手的情況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對于國外的情況，卻不易了解，因此很難做到知彼。在內戰中由于很容易就能做到知彼知己從而獲得百戰不殆這一的結果，于是有的中國人在內戰中不僅總是輕開戰端，而且還更是豪氣沖天，因而內戰內行。而在對外的戰爭中由于很難做到知彼，因此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很少主動挑起對外戰爭。所以外戰外行，也就順理成章了。
當年，劉邦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項羽都能打敗，可是和匈奴的第一戰，劉邦就被打敗了，打怕了;宋太祖趙匡胤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樣的流氓理由，而滅掉了后蜀。可是面對契丹遼國，卻始終沒有敢發動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正義戰爭。而蔣介石盡管對日軍的侵略不敢抵抗，但不管是軍閥混戰，還是“圍剿”工農紅軍，蔣介石不僅都非常積極主動，而且還更是兇狠異常。
老子、孔子和孫子這三個“圣人”對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否定，特別是對投機取巧做法的肯定。導致了他們所代表的文化中充斥著投機取巧的主張，而卻沒有絲毫的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而沒有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導致了漢族人整體的沒有擔當，卑微怯懦，不敢負責，因而這才總是彼此猜忌，遇事相互推諉。而做事投機取巧，又造成了漢族人的不誠實，不認真，慣于說謊，善于瞞和騙。就是沒有擔當，卑微怯懦，不敢負責，彼此猜忌，相互推諉，投機取巧，不誠實，不認真，慣于說謊，善于瞞和騙這樣的民族性格，才導致漢族人成為了一盤散沙。特別是受這種文化毒害的時間越久，程度越深，漢族人一盤散沙的狀態也就越嚴重。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之所以要到偏僻的山區去建立根據地，不只是因為敵人在那里的統治薄弱，而也更有那里的人們因為受傳統文化的毒害較淺，所以還保存著人的原生血性，還充滿著敢于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還更富有擔當和國家與民族的責任意識，因而這才容易被組織起來。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民群眾被組織了起來，因而這才會出現“母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這樣的豪邁與雄壯。
當年的“洋務運動”，由于走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發展道路而沒有對腐朽的傳統封建文化進行改造。于是“洋務運動”不僅造就了一個沒有國家與民族的責任意識而只能依附于封建官僚的官僚資產階級和依附于外國勢力的買辦資產階級資產階級，而且又加上同期弱肉強食的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入侵，因此還更是結出了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這伙具有“對內如狼，對外如羊”這種雙重性格的怪胎。
今天的中國，不僅對辛亥革命的評價是越來越高，而且紀念孫中山誕辰的規格，甚至比紀念毛主席誕辰的規格還高。那么辛亥革命到底是一場怎樣的革命，它給我們中國帶來了什么。而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等，又到底是怎樣的一些人。
辛亥革命是我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下，發生的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在推翻了滿清皇帝，推翻了封建帝制之后，我國建立起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然而辛亥革命盡管被披上了革命的華麗外衣，但是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這伙怪胎領導的這場辛亥革命，卻不僅沒有絲毫改變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沒有，絲毫改變中華民族屈辱挨打的悲慘命運。反而還把我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推進了更加苦難的國家分裂和軍閥混戰的深淵。
飽讀了我國傳統封建文化的孫中山，也很早就接受了歐洲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叢林文化。因而在孫中山的身上，也就形成了“對內如狼，對外如羊”的這種雙重性格。
在上書李鴻章以求投效滿清王朝而遭到了冷遇之后，孫中山等人就以滿清王朝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大量的賣國條約因而變成了“洋人的朝廷”為理由，開始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為目標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孫中山等人先后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特別是發生在一九一一年的“廣州起義”，革命黨人舍生忘死，視死如歸，從而留下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然而在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中華民國之后僅僅的第五天，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就以《中華民國成立孫大總統告友邦人士書》這樣的方式，向全世界公開宣布：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有效，至于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則否。
二，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其在革命軍與以后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后過付者亦否認。
三，凡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其在革命軍與以后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后過付者亦否認。
••••••，••••••。”
滿清王朝是在被帝國主義列強打敗了、打怕了之后，才無可奈何地簽訂了賣國條約，因此孫中山等人這才要推翻它。然而孫中山等人在革命成功建立了國家政權之后，未經一戰，就要全盤接受了滿清王朝與所有帝國主義列強簽訂的全部賣國條約。革命黨人舍生忘死地推翻了賣國的滿清王朝，而面對比滿清王朝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孫中山等人卻未經一戰就要賣國。這樣的表現，充分體現了孫中山等人的“對內如狼，對外如羊”這種雙重性格。
孫中山在向全世界宣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有效，至于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則否”的時候，不僅滿清王朝還占據著全國的大部分地區，是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而且他們建立的那個中華民國，也還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因而為了邀帝國主義列強的歡心，所以孫中山等人的賣國之心，才會如此的迫切與強烈。
毛主席曾經說過：“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在破壞舊世界這方面，孫中山無可挑剔。但在建設新世界這方面，孫中山卻不具備吹灰之力。只會破壞而不會建設，那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妨家老婆敗家子。如果不是后來毛主席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拯救了我們中國，拯救了我們中華民族，那么孫中山純粹就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最負面的人物。
一個國家政權不能維護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是沒有能力。一個國家政權不敢維護民族的尊嚴和利益，是不講道義。后人在總結辛亥革命為什么失敗時，認為是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其實，辛亥革命失敗，是歷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源于領導著孫中山等人那彼此猜忌和一貫投機取巧的性格。
為了推翻滿清王朝，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興中會)總計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但每次武裝起義，孫中山都是躲在海外，而是唆使其他人去進行。這樣不僅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而且還能增加自己聲望。而當武昌起義成功后，孫中山正是由于自己的聲望，才被推選為了臨時大總統。而在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之后，孫中山卻沒有組織北伐打倒北京去推翻滿清王朝，而是選擇了投機取巧，繼續和袁世凱進行南北議和。結果就是為比他更能投機取巧的袁世凱，提供了篡奪滿清王朝政權的借口和理由。正是孫中山等人，才為篡奪了滿清王朝政權的袁世凱這個婊子，豎起了貞節牌坊。
由于辛亥革命并沒有武力推翻滿清王朝，因此認為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極為不妥。袁世凱如果鎮壓武昌起義，那是輕而易舉的。然而由于袁世凱既要篡奪滿清的政權，又不想受到道義上的譴責。而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正好給袁世凱提供了既能篡奪滿清政權的借口，也還找到了不受道義譴責的理由。特別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只是給袁世凱提供了篡奪滿清王朝政權的借口和理由，而且更是也給外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分裂勢力提供了謀求民族獨立的借口好理由。
“武昌首義”剛剛過去一個多月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滿清王朝的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接到外蒙古四盟的王公喇嘛聯合署名的一封呈書，內稱：“現聞內地各省，相繼獨立。革命黨人，已帶兵取道張家口來庫，希圖擾亂蒙疆。我喀爾喀四部蒙眾，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式。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已傳檄征調四盟騎兵四千名，進京保護大清皇帝。請即日按照人數，發給糧餉槍械，以便起行。是否照準，限本日三小時內，明白批示。”當晚七時，三多再次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宣布外蒙古獨立的通告：“我蒙古康熙年間，隸入版圖所受歷朝恩遇，不為不厚。••••••今內地各省，既皆相繼獨立，脫離滿洲。我蒙古為保全土地宗教起見，亦應宣布獨立，以期完全。••••••庫倫地方，已無需用中國官吏之處，自應全數驅逐，以杜后患。”隨即，三多及滿清王朝派駐外蒙古的辦事機構就遭到了驅逐。十二月，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等王公喇嘛在庫倫宣布獨立，擁立外蒙古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建立“大蒙古國(博克多汗國)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在庫倫登基，自稱“日光皇帝”，汗號“額真汗”。一九一一年底外蒙古的這種局勢，為后來外蒙古正式從中華民族大家庭分離出去，埋下了伏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根據美英蘇三國達成的《雅爾塔協定》，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中的一條就是規定中華民國允許將依照公正的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外蒙古是否獨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外蒙古舉行是否獨立的全民公投。結果百分之九十七點八的公民贊成獨立。從此，在中華民族大家庭里已經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外蒙古，正式脫離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揚長而去。
根據美英蘇三國達成的《雅爾塔協定》，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出兵我國東北。蘇軍在迅速擊敗日本關東軍之后，不僅占據了我國的東三省，而且也更是占據了內蒙古東部的呼倫貝爾、哲里木和昭烏達這三個盟。在蘇軍占領期間，內蒙古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趁機組織了自治政府和組建了武裝力量并主張與外蒙古合并。在當時中國的國家力量無力阻止內蒙古分離出去的情況下，毛主席派蒙古族的共產黨員烏蘭夫、奎壁和克里更等人前去團結了廣大的蒙古族群眾并說服了蒙古族的上層人士哈豐阿、阿思根和博彥滿都等人，決定內蒙古地區以民族自治區的形式，永遠保留在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內。因此內蒙古自治區這才會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一日就成立了。
“武昌首義”及內地的一些省份宣布獨立的消息傳到西藏地區之后，原本由于先后投靠俄國和英國而圖謀將西藏從滿清王朝中分裂出去，預示被被滿清王朝廢黜了達賴名號而此時正躲藏在英屬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也想要謀求西藏的獨立。但在謀求西藏的獨立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卻一反慣常的做法，而是號召藏族民眾借“扶助清室”之名而卻以驅除在西藏的漢族人為開始。十三世達賴喇嘛所采取的這一手段實在是高明，的確不負喇嘛這兩個字中智慧的這個含義。
繼“武昌首義”之后，盡管內地有不少的地方也發生了反清的武裝起義并宣布脫離滿清王朝而獨立，然而此時國內的政治局勢還并不明朗。從滿清王朝在因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不斷入侵而的確是已經到了王朝末路的情況下，卻仍然不懼大英帝國的干涉，毫不遲疑地廢黜了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的十三世達賴的名號并在西藏編練新軍以及派四川的新軍入藏控制局勢的這一點上，十三世達賴看到了滿清王朝為了維護王朝的統一，還是肯盡力的，仍然還敢“有十分力氣不使九分九”。由于“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所以此時的西藏，也仍然不具備公開反抗滿清王朝而實現民族獨立的可能。但是此時在西藏的漢人，不是滿清王朝的官吏，就是滿清王朝的軍人。所以驅除了在西藏的漢人，也就等于是驅除了滿清王朝在西藏的存在，也就實現了西藏的獨立。十三達賴喇嘛所采取的“扶助清室而驅趕漢人”這一辦法，對于西藏分裂勢力，尤其是對于十三世達賴喇嘛來說，實在是進退有據。在“扶助清室”的名義下驅除漢人，是十三世達賴喇嘛想要求得一旦在滿清王朝撲滅了革命并重新掌控住全國的局勢之后，使滿清王朝沒有對謀求西藏獨立的民族分裂勢力進行鎮壓和報復理由的這樣一種效果。尤其是此舉，更是表現出了十三世達賴喇嘛對滿清王朝的“忠心”。如果滿清王朝鎮壓了革命，那么不僅不能進一步懲處達賴，或許還能把已經廢黜的達賴名號還給他;而“驅趕漢人”，就是因為如果“排滿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那么未來新國家中的主體民族一定就是漢族。而在未來的新國家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能把在西藏的未來的主體民族驅除干凈，那么也就等于斬斷了西藏與未來新國家的聯系，等于斬斷了未來新國家對西藏想不通過武力就能實施控制的可能。如此一來，只要國際環境成熟，那么西藏的獨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幸虧后來毛主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西北和西南地區之后，立即下令進軍西藏。否則，西藏的今天如何，誰又能說。
具有“對內如狼，對外如羊”這種雙重性格的怪胎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后果，就是如此。而同樣具有“對內如狼，對外如羊”這種雙重性格的孫中山的信徒蔣介石和汪精衛，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后果，則更加惡劣。
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之后，蔣介石對侵略我國的日軍是步步退讓，不敢抵抗。然而對于反抗他反動統治的人民群眾和工農紅軍，蔣介石卻又是“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這樣殘暴。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也背叛了革命。為了表現得比蔣介石更加積極的反共，汪精衛對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猙獰地推出了“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殘酷政策。然而當日本鬼子打來時，汪精衛卻不僅積極主張不抵抗，而且還帶頭當了漢奸。
就是由于具有“對內如狼，對外如羊”的這種雙重性格，因此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這伙怪胎領導的辛亥革命這場資產階級革命，不僅沒有能夠改變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不僅沒有能夠改變中華民族屈辱的挨打命運，反而還把我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推進了更加苦難的國家分裂和軍閥混戰的深淵。所以孫中山逝世的時候，留給后人的是這樣的一個中國：
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
是一個有國無防的中國;
是一個擁有治外法權的外國租界遍布的中國;
是一個面對外來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國;
是一個侵略者可以肆意踐踏的中國;
是一個由于文盲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國民由于普遍缺少現代國家和民族意識而一盤散沙的中國;
是一個漢奸遍地并以當洋奴、買辦為榮的中國;
是一個外國人可以橫行霸道的中國;
是一個民族矛盾四伏，邊疆危機深重的中國;
是一個軍閥混戰不斷而四分五裂的中國;
是一個匪患極其猖獗，階級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國;
是一個鋼鐵生產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點三萬噸的中國;
是一個幾乎沒有現代機械制造業的中國;
是一個根本就沒有自己科研體系的中國;
是一個國民普遍吃不飽、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國;
是一個普遍缺少現代教育和醫療的中國;
是一個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的中國。
當年，就是由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那個“洋務運動”沒有對我國傳統的封建文化進行改造，因此伴隨著“洋務運動”而產生的那個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也就既不同于歐洲的那個在封建莊園經濟的夾縫中拼殺出來的資產階級，更不同于日本的那個由封建武士階層轉化而來的資產階級。而我國以儒家文化為主干的傳統封建文化，盡管沒有歐洲資本主義文化中冒險、開拓、堅韌、血腥的內容。但它所主張的那種腐朽的生活方式，卻與資本主義文化中那種窮兇極奢的生活方式，又是高度契合的。因此我國的傳統封建文化，不僅不能引領我們這個民族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武力入侵，而且就連它的自身，也抵御不了攜帶著工業革命成果的歐美資本主義文化的入侵。而隨著歐美資本主義的文化入侵，又在當時的我國形成了一種洋奴買辦文化。就是這種封建文化加洋奴買辦文化，才造就了孫中山、蔣介石和汪精衛等這些具有“對內如狼，對外如羊”雙重性格的怪胎。而由于日本追求“七生報國”的日本武士文化，與歐美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那種叢林文化，具有相同的性質。因此，日本在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之后，很快就強盛了起來并先后打敗了我國和俄羅斯帝國，從而成為了世界上的列強之一。歷史證明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導致了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日本但卻不能救中國，更不能發展中國。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進行的革命，是能夠動員起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廣泛參與的人民大眾革命。而只有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廣泛參與，產能徹底改造和消除阻礙我們中華民族發展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意識，才能爭取到民族的真正獨立，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據說是孔子最先發現的這一現象，那就是“禮失求諸于野”。在物質條件落后的情況下，若想挽救處于民族危亡中我們中華民族，那就更要靠人的責任意識和勇敢與無私奉獻的精神。由于儒家文化極具閹割的人的血性這種功能，因此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越深，人的血性也就喪失得越發干凈。而在邊遠山區，窮鄉僻壤，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較淺，因而人的血性也就保存得更加完整。當年，日本鬼子打來時，太行山里大字不識的放牛娃王二小都敢把日本鬼子帶進八路軍的埋伏圈。可是號稱是“新儒家三圣”的馬一俘、熊十力和梁漱溟這三個人，卻一個個比兔子還快地一口氣就蹽到大后方四川去了。所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道路，才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挽救中華民族危亡的社會主義革命唯一能夠通往勝利的道路。而也正是那些貧苦的工人和農民，才傳承了中華民族不屈的血性，而也正是在陜北的窮鄉僻壤里，毛主席發現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也正是由多數都大字不識的農民所組成的人民軍隊，才是“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的具有這樣高度革命英雄主義的軍隊。而講求儒家文化的“禮義廉恥”并追求“禮、樂、射、御、書、數”這樣“生活藝術化”的蔣介石的軍隊則不行，因此南京保衛戰中，兵力多達十五萬的蔣介石軍隊，不僅再一次上演了漢族歷史上多次上演的“十四萬人齊解甲”這樣的丑劇與悲劇，而且還最終釀成了南京大屠殺這一慘劇。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之所以敗得這么慘，就是因為國民黨雖然號稱是政黨，但實際上不過就是朋比為奸的像我國古代的那種朋黨，根本就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孫中山、尤其是蔣介石時代國民黨，不過就是在傳統封建文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上再加上“三民主義”這樣一個現代的詞匯，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還遠遠算不上是一個現代的國家。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陸軍第二師團調防到了我國的東北，編入了駐扎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的建制。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元兇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該師團大隊長以上的軍官會議上，就陳述發動“九·一八事變”能夠成功的理由時講到：“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系的，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因此，中國是一個同近代情況大不相同的國家，歸根到底，它不過是在這樣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所以，從一般民眾的真正的民族發展歷史來說，國家意識是很淡薄的。無論是誰掌握政權，誰掌握軍隊，負責維持治安，這都無礙大局。”
面對國土屢遭踐踏，民族屢遭侮辱，人民屢遭蹂躪的這悲慘事實，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蔣廷黻在其一九三八年所著的《中國近代史》中，心情絕望極其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盡管飽讀了傳統詩書且又留學美國而可謂是學貫中西，然而蔣廷黻提出的這個問題，卻是非常幼稚的。因此僅僅十幾年之后，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就給了他一個明確的回答：“能”。但是只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才能引領我們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只有永遠堅持毛澤東思想，只有永遠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中華民族才會有前途。而私有化和傳統文化，卻只能把我們中華民族帶回下坡路。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根據目前我國正在全世界到處設立孔子學院的這一事實，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孔子并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
孔子有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這個問題，暫且不論。但是孔子和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不能引領我們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卻是鐵的事實。歷史告訴了我們，現代化是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競爭戰勝對方的最有效手段。而在當今世界上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為什么卻要重拾孔子和儒家文化這個對于我們走向現代化根本就無用的東西。
近年來，有些人認為漢民族傳統文化原本也充滿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樣能夠引領人的精神積極向上的內容，是滿清的統治，閹割了漢民族的傳統文化。
產生這種認識的人，其實是由于邏輯學知識缺乏，于是才導致認識問題的能力，連金一南還不如。滿清入主中原之前，原本不過是局促在遼東大山溝里的幾個原始部落而以。不能入主中原，如何能閹割了漢民族的傳統文化。而只有幾十萬人的滿清能夠打敗人口多達上億的漢民族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不就是由于漢民族一盤散沙的這種狀態嗎。
能夠維護國家利益和捍衛民族尊嚴的新中國，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并趕跑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的。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是毛主席指揮中國人民志愿軍并派自己的兒子打頭陣，打出來的。把中華民族帶入現代化，是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干出來的。法國的拿破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至理名言：“一支獅子率領的由綿羊組成的軍隊，能夠打敗一支綿羊率領的由獅子組成的軍隊。”的確如此。毛主席逝世后，他身后的幾代人由于為了個人的“先富起來”，尤其是因為熱衷于在國內推行競爭機制而卻懼怕國際上的競爭與對抗，于是就把孔子請進了天安門廣場并在全世界多處去設立孔子學院。其目的就是對內由于只有孔子和他所創立的儒家文化這種意識形態，與私有化才是配套的;而對外，那就是要用憨態可掬、拱手作揖的孔子向全世界傳遞這樣一個信息，不管哪些不速之客到我們中國來干什么，我們都是“北京歡迎你”。而這樣的做法，毛主席可做不到。對待不速之客，毛主席是“打掃屋子再請客”。那么對待侵略者，毛主席更是隨時準備殲滅一切來犯之敵。
其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本是一個無需論證的問題。然而由于有人為了推行私有化，因而這才根據目前我國經濟還在高速增長的狀況，認為“孔子并沒有妨礙我們走向現代化”。這種認識的背后，其實就是說，傳統文化也能引領我們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
一九三九年，林語堂在重印他早年所寫《吾國吾民》一書時所加的《中日戰爭之我見》一章里，曾經這樣寫到;“我們愿意保護自己的舊文化，而我們的舊文化卻不可能保護我們，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
文化，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標志。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價值體系的總和;傳統，就是一個民族或是一個群體自某一時期開始，流傳至今的習慣做法和行為規范。而林語堂所說的舊文化，也就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作為中國人，當然每個人都愿意保護并傳承我們的傳統文化。可是當英美法等國開始了工業革命，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導致地球“縮小”，因此各種文化開始發生激烈碰撞而我們的傳統文化卻不能保護傳承它的我們這個民族的時候。我們這個民族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整體等待被滅亡。二是改造、發展我們的傳統文化，使我們這個民族通過精神振奮而獲得新生。于是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通過“去其糟粕，留其精華”的這種方式開始了對傳統文化的改造，并最終形成了經過毛澤東思想提純的無產階級紅色文化。正是在這種紅色文化的滋養和引領下，我們的民族精神一掃過去的萎靡不振，從此我們中華民族才成為了一個英雄輩出的民族。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我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我們中國。這是由于只有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把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大眾組織起來，從而改變我們中華民族一盤散沙的狀態。只有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一致的無產階級紅色文化，才能振奮中華民族的精神。因而才能“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才能“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才能大干、苦干加巧干發展中國。而資本主義之所以不能救中國，不能發展中國，就是資本主義只能加劇我們這個民族原本就一盤散沙的那種狀態并導致我們民族精神的萎靡不振。
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我國私營經濟的總量，已經占到國民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五。這表明大量的生產資料，已經被私人所占有。而由于大量的生產資料被私人占有，因此在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全新的資產階級。那么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能否引領我們中華民族的繼續發展。從歷史的經驗看，這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為如今我國的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就連他們的前輩、也就是伴隨著“洋務運動”而產生的那個老資產階級還不如。
當年的“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在不斷挨打的情況下，為了擺脫挨打受辱的命運而開展的一場追求民族自強的運動。因而伴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所產生的那個資產階級，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一支進步力量。盡管這個資產階級由于是從舊的讀書人階層和官僚階層轉化而來因而不僅目光短淺，而且還更是缺少國家與民族的責任意識。從而導致“洋務運動”的追求目標從初期走上坡路的“自強”，到中后期轉為了走下坡路的“求富”并終至釀成了中日甲午之戰的慘敗。但是這個資產階級，終究有其產生的歷史合理性。然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而產生的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完全是在靠坑繃拐騙、特別是靠攫取了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屬于全體人民的巨額財富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產生的這個資產階級，沒有絲毫的產生與存在歷史合理性。而他們靠坑繃拐騙、甚至是“偷”的這個產生過程，更是造就了他們沒有像歐洲在封建莊園經濟夾縫的產生過程中形成和日本直接由封建武士階層轉化而來的那種資產階級的血性。而沒有血性，也就注定了他們成為不了中華民族的中堅力量，也就注定了他們擔承不起引領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歷史責任。特別是坑繃拐騙和攫取了屬于全體人民的巨額財富這種原罪，更使他們背上了沉重的歷史負罪感。從而造成如今我國的這個新的資產階級，就連他們的前輩、也就是伴隨著“洋務運動”而產生的那個老資產階級還不如。在“洋務運動”中產生的那個老資產階級只是由于沒有敢于犧牲和肯與犧牲的精神，因而不敢承擔對國家和民族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于是紛紛成為了“立憲派”;可是如今的這個新資產階級，由于不僅沒有敢于犧牲和肯與犧牲的精神，而且還更是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負罪感。因此他們不僅不會擔承起引領中華民族向前發展的歷史責任，反而還會為了用滅失被害人的方式來擺脫自己的歷史負罪感，必然會處心積慮的用改變我國現行政治制度的方式，來滅亡我們中華民族。因此目前那些已經富起來的人，這才紛紛成為了“沉船派”。
不可否認，今天中國的經濟，仍然還在高速增長。對此，從臺灣跑來的那個經濟學家林毅夫說到，誰能破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誰就具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資格。
對于中國經濟四十年來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凡是對國家大事稍有關心的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根本就不是什么迷。因此林毅夫提出的疑問，純屬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故弄玄虛。中國經濟目前的高速增長，不過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全面發展，到了改革開放時代單純體現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延續。而其中的原因，林毅夫不是不能破解，而是不愿、甚至是不敢破解。
今年是改革開放的四十周年，四十年來，我國經濟目前的高速增長，其主要的原因，不過就是以下幾點：
第一，得益于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強大工農業生產基礎和國家安全保障機制。
新中國是在中華民族百年挨打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因此新中國建立伊始，亟待解決的，是如何防止再次挨打的問題。而要防止挨打，那就首先要發展國防工業。而發展國防工業，那首先就要發展重工業。這一點，與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用壓低軍費而全力發展消費經濟來證明自己一貫正確并取悅人民所實行的“軍隊要忍耐”做法，是同樣的道理。而正是因為“軍隊要忍耐”，所以我國航行在公海上的貨輪被美軍扣押了，我們不得不忍。我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被美軍的導彈炸毀了，我們又不得不忍。我國保衛祖國領空的軍機被美軍的飛機撞落而飛行員也犧牲了，我們還是不得不忍。
當年，斯大林在為了說服那些反對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人時，曾經這樣說到：“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的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特別是日本侵略我國的十四年，中華民族遭到了慘絕人寰的蹂躪，蒙受了空前的奇恥大辱。慘痛的歷史告訴了人們，人民需要國家的保護，國家更需要保護人民的實力。因此建國的初期，面對當時我國工業“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這樣的實際狀況，毛主席決定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優先發展國防工業。為此，我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又從前蘇聯引進了一百五十六個成套的大型工業項目。
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短短二十年的時間，通過引進，特別是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奮發圖強和社會主義大協作的體制，我國不僅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重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研制出了“兩彈一星”并開始研制大型飛機“運十”。而且滿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農業和輕工業，也更是有了長足的發展。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了能來我國訪問，于是部分解除了民用生產技術、民用生產設備和民用物資對我國出口的限制。而隨著美國部分解除民用生產技術、民用生產設備和民用物資對我國出口的限制，英國、法國、西德、日本、荷蘭、瑞士和意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幾乎全部解除了民用生產技術、民用生產設備和民用物資對我國出口的限制。為此，我國制定了一個投資四十三億美元從上述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生產設備的“四三方案”。經過兩年的考察，一九七四年，“四三方案”開始實施。“四三方案”的引進項目計有：四套大型化纖生產設備，十三套大型化肥生產設備，三套大型石化生產設備，一套大型烷基苯生產設備，一套一米七軋鋼設備，一套鋼鐵生產設備，三套大型發電設備，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生產設備。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四三方案”引進的項目全部陸續建成投產，為國民經濟的發展，為改善人民的生活起了關鍵性作用。僅根據“四三方案”引進的四套大型化纖生產設備建立的天津石油化纖廠、遼陽石油化纖總廠、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四川維尼倫廠(位于四川省長壽縣)建成投產后，一九八三年國家就取消了從一九五四年起開始實施的長達二十九年的通過布票發行來限量供應紡織品制度，從而解決了長期困擾中國人的穿衣問題。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了遼陽化纖廠。遼陽化纖廠就是“四三方案”的引進項目之一，一九七九年一月建成投產。遼陽化纖廠的建成投產，宣告了國產“的確良”的正式誕生。遼陽化纖廠每年生產的化纖原料，相當于四百三十萬畝棉田的產量，從而解決了糧棉爭地的問題。遼陽化纖廠生產的化纖原料如果全部紡織成“的確良”，可保證當時的全國人均七尺布。
“四三方案”引進的四套大型化纖生產設備全部建成投產后，不僅解決了中國人的穿衣問題。而且由于原來大面積的棉田，都改為了糧田，從而又為解決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二年，根據“四三方案”引進的十三套大型化肥生產設備和同期自建的十九座年產十萬噸的化肥廠全部陸續建成投產，從而使我國化肥的年產量增加了一千二百萬噸，按農業部計算，化肥的施用量每增加一公斤，糧食產量可增加四至五公斤。所以，單是這個時期自建和引進的化肥廠所生產的化肥，就使我國每年的糧食產量，增加了五千萬到六千萬噸。從此，中國人不但解決了吃飯問題，而且生活也開始得到改善。二○○六年，當年改革的風云人物，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嚴俊昌在接受《南方周末》報記者徐楠采訪時說：“真正讓糧食產量暴增的，還是化肥和雜交稻”。嚴俊昌的這番話，道出了真正解決中國人吃飯穿衣問題的實情。
在“四三方案”取得成效前的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了。到“四三方案”初見成效的一九七八年，我國也改革開放了。在毛澤東的時代，由于大力提倡自力更生的精神，因此“四三方案”沒有得到廣泛宣傳。而改革開放之后，為了宣揚改革開放的成果，有人又刻意隱瞞了真相。于是，毛澤東時代的“四三方案”所帶來的成果，就這樣被改革開放竊取了。
毛澤東的時代，我國在建成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的同時，在農業生產的基礎建設領域，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毛澤東的時代，我國通過人民公社這種集體化的方式，把全國的農民都組織了起來。從而用集體的力量，完成了興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并實現了相當程度的農業機械化。而在科學種田方面，毛澤東時代不僅成功地培育出了雜交水稻和雜交小麥，而且對其他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品種，也全都進行了改良，從而全部大幅度地提高了產量。特別是毛澤東的時代，我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時間里，就修建了八萬六千多座大中型水庫。而修建的小型水庫和塘壩，更是多得不可勝數。水利設施的修建，不僅有效地防止了水患，而且更是一改過去靠天吃飯的無奈。就是毛澤東時代打下的這些農業生產的堅實基礎，從而保障了中國人的飯碗，至今還能夠端在自己的手里。
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國家安全保障機制，至今仍然還能有效地保障我國的安全，從而為改革開放之后以“軍轉民”的形式為gdp的增長做了大量的貢獻。而包括“四三方案”的實施在內的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完整的工農業生產體系，至今仍然還是我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二，得益于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完備的國民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
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還是文盲。而為了建設祖國和保衛祖國，急需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而為了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質，建國初期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國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全國城鄉開展了掃盲運動和普及義務教育，從而使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和科研事業，得到了極快的發展。到一九七八年，全國城市已經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農村普及了小學教育，個別地區還普及了初中教育。大學的數量是建國初期的五點三倍。科研院所的數量是建國初期的四百多倍，從事自然科學的科技研究人員從建國初期的二萬多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四百多萬人，其中有工程技術人員一百九十多萬人，有農業技術人員約三十萬人，有醫療衛生技術人員約一百二十七萬人，有科學研究人員約三十二萬人，有教學人員約九十萬人。另外在集體企業中，還有三十三萬從事自然科學的工程技術人員。(資料來源《奮進中的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九》，中國統計出版社。)
第三，得益于毛澤東時代我國人口的大量增長，特別是人口素質的提高。
從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我國的人口始終保持在四億左右。一百多年的時間，由于戰亂、疾病、貧困等原因，我國的人口不僅沒有增長，而且人均壽命，更是低得可憐，低到人均只有三十五歲。
到一九七○年，我國的人口不僅增加了三億，而且由于掃除了文盲，因此人口的素質，也得到了根本性的提高。從而成為了有文化的勞動者。
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金一南少將在二○○六年九月乘坐中國人民海軍的“881”號補給艦去美國參加中美海軍首次聯合軍事演習后，返程途中遇到了“881”號軍艦下水以來遇到的最大風浪。這次大風浪，持續了兩天半的時間。在風浪中，軍艦的前機關炮被風浪完全打壞，機關炮旁邊的信號燈被風浪打得蹤影全無、連根拔掉，軍艦的前錨鏈倉被風浪打碎。每一次與風浪撞擊，軍艦的龍骨都嘎吱嘎吱響。戰勝風浪之后，“881”號的艦長說：“幸虧我艦是一九七九年下水的，都是上海的老工人，那個焊縫是嚴絲合縫的，當時沒有工程的層層轉包。”
金一南的這次經歷，印證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優勢和人口的高素質。然而隨著私有化的不斷深入，毛澤東時代培養造就的高素質人口，都成了當今那些資本家的人口紅利
第四，得益于習近平總書記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這個邏輯，給顛倒了過來。
二○一四年五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時指出：“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制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志性作用。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
“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這個邏輯，實際上就是根本不懂什么是經濟學而只追求見效快的的小商小販式的思維。這樣的思維，如果對于農業化時代的那些小商小販來說，也還算是可行的。但是對于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工業化時代的國家、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大國來說，造成的后果則必然是災難性的。
“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做法，僅從表面上，也是造成了資金外流，增加了別人的經濟效益。而從根本性來說，就是永遠也不可能掌握核心技術與提高自己的制造能力，從而受制于人。而造船則不僅能從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制造能力并研制核心技術，而且僅是從表面上看，也是資金投放在了自己的國內，“肉爛在鍋里”，從而增加了自己的國民生產總值。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放棄了自己的大型飛機“運十”，從而在大型飛機的研究與制造領域，完成了去工業化、去技術化并節省了研發與制造的資金。然而購買美國的波音和歐洲的空客飛機，卻花費了高達上千億的美元。特別是由于“出口八億件襯衣才能換回一架飛機”，因而不僅耗資巨大，而且還經常受制于人。而今由于習近平總書記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這個邏輯給顛倒了過來，因而僅是通過大型飛機的研制，不但在根本上掌握了大型飛機研究與制造核心技術的同時，還拉動了材料、機械、發動機、空氣動力、電子與自動控制等眾多工業領域的研究與發展。從而不僅在戰略上擺脫了在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和裝備制造能力落后所造成的危險，而且由于投入大型飛機研究與制造的大量資金都留在了國內，因而也更是拉動了國內的經濟增長。
第五，得益于出口退稅等賠本賺吆喝的外貿政策。
改革開放之后，為了能夠大量出口以換取外匯，國家實行了運用稅收杠桿鼓勵出口的出口退稅政策。只是如此一來，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盡管增加了，可國家的實際稅收，卻大量減少了。特別是鼓勵出口換外匯的出口退稅政策，更是造成了我國生產的產品大量銷往了發達國家。大量的出口盡管使我國經濟增長的數字增加了，可我國卻只是得到了美元等紙幣和大量的美國國債這張廢紙。
第六，得益于現行的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和住房貨幣化等這極其殘忍的政策。
醫療和住房，是文明時代人人都最應該得到的最基本的社會福利。而教育，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卻取消了醫療、住房和教育等基本的社會福利，而開始實行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和住房貨幣化。而在通過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和住房貨幣化榨干了社會底層人最后的一滴血汗之后，而今要實行養老市場化。近二十多年來，醫療、教育的高收費和高藥價、高房價，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養老、教育和醫療，還將可能成為今后拉動內需的“三駕馬車”。
第七，得益于生產力的發展而形成的令人恐怖的對大自然的掠奪能力。
由于有人認為“改革也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因此改革、特別是由外資帶來的先進生產設備大量涌入的開放之后，我國的生產力的確是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生產力，就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以及人類之間相互征服的能力。當年，歐美各國以及日本通過工業革命而提高了生產力之后，就開始了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奪。而我國生產力大幅度提高的改革開放由于沒有趕上這班車，因為為了體現改革開放制度的優越的經濟發展，就只能轉而向內對自己國內的自然資源進行掠奪以供出口來發展經濟。
我國是稀有金屬儲量大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受“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這種認識所左右，于是決策者幻想我國也能像石油輸出國那樣通過出口稀土等稀有金屬，就能先富起來。此后，在“有水快流”這種小農經濟認識的驅使下，我國對稀土等稀有金屬的開采和出口，也就越來越失去了控制，從而成為世界上稀有金屬的出口大國。二○一○年前后，為了保護稀有資源，我國大幅調整了出口政策，包括大幅提高出口關稅。為此，國際上是反對聲一片，并最終引發了為期兩年的歐、美、日等針對中國的WTO關稅訴訟大戰。訴訟針對的品種包括稀土、鎢、鉬。二○一四年十月，WTO稀有金屬訴訟以中國敗訴結束。為了遵守WTO的規定，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國財政部公開發布文件表示，將取消稀土以及一些金屬產品的出口關稅。十二月二十九日，財政部又決定，取消了鎢、鉬、白銀、銦、銻、錫等十種稀有金屬的出口配額。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又發布了二○一四年第九十四號公告，公布了二○一五年出口許可證管理貨物目錄。其中包括稀土、鎢及鎢制品、鉬等在內的八種貨物，憑出口合同就可以申領出口許可證，而不再需要提供批準文件。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一九七九年，日本出資為我國修建了一條從我國煤炭的主要產地山西大同到河北省的主要港口秦皇島的大秦鐵路，主要用于向日本出口煤炭。對此，當時就有人將這種做法稱之為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而就是這種“吃祖宗飯，造子孫孽”的做法，也為目前我國的經濟仍在高速增長，增加了不少經濟統計上的數字。
第八，得益于外資的大量涌入。
吸引外資，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追求之一。而為了吸引外資，我國不斷制定并實施各項極其優惠的政策。因此改革開放之后，許多國家的資本紛紛涌進了我國。然而外資生產，只是把經濟統計的數字留在了我國的國內。而利潤，卻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
第九，得益于國民經濟統計方式的改變。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國民經濟的統計方式，采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gdp這種國內生產總值的貨幣化統計方式。而毛澤東時代，采用的則是實際物資生產量的統計方式。因在在毛澤東的時代，很多物質生產和勞動，是無法用貨幣化來統計的。一枚原子彈值多少錢，一枚氫彈值多少錢。原子彈和氫彈等的價值不僅不能用貨幣化來統計，而且生產過程與產量更是絕對保密的。而像用義務勞動這樣的方式修建的紅旗渠，又該如何計算人工成本。而在毛澤東時代用義務勞動的方式修建的紅旗渠，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僅靠旅游觀光的收入，又為gdp的統計，增添了多少數字。
第十，得益于股票、期貨等虛擬經濟的交易。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私有化程度的深化，股票、期貨和各種投資基金等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構成要素，在我國也出現了。
股票、期貨或投資基金等對于上市公司、交易或發行機構、特別是政府來說，是只賺不賠的買賣。而賠錢的，只能是那些投資者。然而在貪欲的驅使下，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股市。越來越多的錢，投入了股市
第十一，得益于貨幣的不斷貶值。
據有人根據毛澤東時代和如今主要日常生活用品價格的對比，換算出毛澤東時代的一元錢，相當于如今的十五元左右。毛澤東時代的幣值，是非常穩定的。而如今的貨幣，卻是不斷貶值的。因而用不斷貶值的貨幣幣值來統目前的國內生產總值，當然就會高速增長了。而貨幣的不斷貶值，就是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數字是年年增加，可老百姓卻很少能夠得到實惠的根本原因。
第十二，得益于國防工業的生產值，也納入了經濟統計的數據之中。
在毛澤東時代，由于我國的國防工業生產完全是為了保障我國自己的安全，所以絕大數多都是在極其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因而那時的國防工業生產的產值不僅也是絕對保密的，而且也更不能納入國民經濟生產的總值之中。改革開放之后，盡管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軍隊要忍耐”。但是自習近平同志就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后，由于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倒了過來，于是我國的國防工業生產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堅實基礎上，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因此不僅能夠足以保障我國的國家安全，而且工行工業產品，還更能大量的外貿出口。從而使我國國防工業的生產值，也成為了經濟數據統計中的一部分。
是毛澤東時代通過大干社會主義而建立起來的強大工農業生產基礎、特別是那些大、中、小國營與集體工業企業，才使后來的私有化改革，有了改革的對象。是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完備國防體制和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才使翻來覆去的改革，得到了有效的安全保障。是毛澤東時代突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我國的封鎖，才為后來的所謂開放、也就是參與國際資本的競爭，提供了可能。是毛澤東時代增長并培養出來的大量高素質勞動人口，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用“末位淘汰”等這樣的殘酷政策制造出來的“鯰魚效應”，才為我國目前仍在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提供了動力與活力。因此，大量的事實證明了，我們今天還能走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這條上坡路上，完全是由于消耗著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盡管我國的經濟目前還走在高速增長的上坡路上，可是隨著私有化程度的越來越深和儒家文化的死灰復燃，我們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卻已經走上了下坡路。特別是我們社會的道德和倫理，已經淪落到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最低谷。所以一旦把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堅強精神基礎消耗完了，我們中華民族，也就又要全面走上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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