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自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步伐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者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與話語體系。容閎嘗言：“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造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為少年新中國。”然而在其后的歷史中，對西方知識的吸收卻往往超出“改良”的范疇，作為外來者的西方知識越來越成為中國學者的思想本位，而中國素有的古老文脈則愈發顯得遙遠而陌生。中國與西方在知識場域中的主客關系被顛倒了。近年來，雖然中國社會科學界在國際期刊中的發表量持續增長，但研究方法上大都是套用西方的理論話語。如李小云所說，今天中國的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論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中國從邊緣逐步走向中心，由被動性卷入逐漸轉向主動把握全球化，由全球知識體系中的客體逐漸成為主體之一，是自21世紀以來中國與世界關系變遷中呈現出的新特征，其對于全球化過程中各種能動性主體之間結構關系的重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認真客觀地審視這一新變化需要超越左和右的意識形態分野，以及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中心主義的立場。
國際上對于中國發展經驗的廣泛關注表明：原本作為地方性實踐的中國發展經驗正被賦予全球性意義。中國政府強調“不輸入他國的模式，也不輸出自己的模式”，這一方面顯示了在避免中國成為“霸權”目標上，中國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并采取了相應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中國發展經驗的對外分享，正在從低調、謹慎和碎片化的發展成就的交流，演變為系統的、基于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治國理政經驗的海外傳播，分享內容也從“中國經驗”、“中國奇跡”轉變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換言之，中國政府開始將其政治制度作為中國發展經驗的主體內容大膽地呈現出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自信。客觀地說，這種立足于發展業績的政治自信，以及不尋求霸權的政治理念，將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未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的地方性實踐被賦予更多的全球意義，地方性知識也開始走向世界性的知識場域，新的“知識戰場”正在形成。
21世紀初開始流行的中國新發展話語，如“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經濟特區”，之所以在西方獲得廣泛認同，一方面是因為其市場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得到了西方自由主義者們的認同;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西方左翼人士對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贊同。隨著一些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如“黨的領導”和“政府的強大作用”)不斷凸顯，來自西方自由主義陣營對于“中國發展經驗”的認同逐漸減弱，并產生焦慮甚至對抗情緒，發展知識的張力自然也會出現。
1994年，克魯格曼在《亞洲奇跡的迷思》一文中指出：“東西方的經濟發展的差異最終將會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對中國發展經驗的理論詮釋，既涉及“什么是未來中國發展新的思想資源”，也涉及“中國如何與外部世界互動”。如果缺乏這樣的理論詮釋，則不僅無法講好中國故事，也會嚴重影響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對此，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肩負重大的歷史使命，但現實情況卻不盡如人意。
第一，中國的人文社科研究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與自主性知識缺失的問題。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地方性發展實踐植根于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但我們不能僅從本土傳統中尋找未來中國治理及其與世界關系建構的思想資源，因為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是在兩個重要條件下形成的，一是基于“中國”的世界觀，二是基于“沖擊-回應”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結構，很顯然，這些條件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此外，中國的地方性發展實踐雖然受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發展道路相異，因此立足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與世界對話將會非常困難。
面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新變局，中國亟需新的思想資源。然而，中國社會科學和思想界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儲備明顯不足。原因在于，中國的發展理論總體上還處在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之下。偏激地講，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論的“資料員”和“研究助手”，對于西方理論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從而導致有關中國發展的主體性知識的供給不足。
在中國社會科學中，“西方中心論”和“中國特殊論”都不可取，但對于理性和現代性在中國的實踐與鋪展，中國缺乏原創性和在場性的知識體系。一方面，中國學界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研究，一直沒能擺脫費正清的“卷入”理論，其自主的理論創新不足，難以與西方中國學的理論展開對話。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學術交流和對話雖然強調理論自信，但卻充斥各種沒有理論支撐的空洞政治話語，一些說法往往把中國的現代發展與世界文明完全分離，盲目倡導“中國特殊論”。這些說法缺乏系統研究和深入思考，其廣泛傳播嚴重影響了當代中國與世界分享本土的發展經驗。
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主客體”關系正在發生變化--主流研究或者依然局限于學術依附的“他者”視角和框架，或者堅守“中國特殊論”。而認識這種轉變需要嚴肅地審視國家、民族、文化、帝國、現代性、后殖民和儒學等一系列概念。同時，在中國人文社科框架內，比較研究落后，系統的和真正意義上的區域研究缺失，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基本上是抄襲西方理論，以及二手資料信息的整理，很難通過對其他國家的扎實研究，以觀照中國的社會變遷。
第二，中國內部新思想資源的供給不足。
一般認為，近代中國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是中國傳統與西方經驗有機融合的產物。這一過程中，中國本土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以及西方發展思想，二者各自發揮了哪些作用，對此問題依舊存在很大爭議。也就是說，中國發展成就和創新的思想源頭在哪?對此，盡管目前存在各種說法，但依舊沒能在理論上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馬克思、韋伯、涂爾干等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解釋是系統和科學的，國內外對中國古代的研究也具有比較系統的理論，因此它們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反觀近代中國轉型，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的研究，大致存在三種類型：一是圍繞西方現代性擴張的理論，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理性和現代性由西方擴張到中國，并在中國內部形成“變異”的現代性，但其對中國傳統的作用沒能給予足夠的重視;二是圍繞中國文明延續性的理論，這一理論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能夠取得快速發展;三是圍繞改革開放進程的理論說明，如中國特有的政黨制度、政治體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然而，相關學說既沒有超越西方自由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的框架，也沒能擺脫“中國特殊論”的理論困境，無法形成有力的理論體系。
現代社會理論的整體性和完整性在于，其具有一套系統的邏輯框架--從本體論、認識論到方法論、實踐論。但上述三種理論學說均有各自特定的思想來源和關注領域，這使得對當代中國變遷的解釋呈現分割化和碎片化的狀態，無法完整地呈現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實踐，以及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復雜圖景。
具體來說，對于中國發展的認識缺乏本體論層面的突破。雖然有很多學者在不同程度上探討這個問題，但在現有的社會理論研究中很難找到關于中國發展實質的線索。此外，本體論層面的理論缺失進一步導致認識論上的混亂，“西方普世論”與“中國特殊論”的二元對立就是典型例證。最后，詮釋當代中國的發展還面臨復雜的方法論問題。在方法論層面上，西方社會理論一直將自己置于主體位置上，而中國則是西方的研究對象。因此，研究中國的發展，需要調整主客體關系。
總的來說，講好中國故事，要求貫通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以建構出一個連貫的理論認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去看待世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中心主義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和文化自覺。此外，我們還需要在實踐上走入“他者”的世界，對外部世界主體性的認識，也是形成中國發展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換言之，中國社會科學需要直面現實，摒棄西方中心主義和中國特殊論的單一范式，避免“中國模式”的政治說教，探索詮釋當代中國的新思想資源，而這樣的研究不僅僅需要甘于寂寞的“智者”，更需要培育鼓勵批判與創新的學術倫理和環境。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10月刊，原標題為“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自主與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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