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歌里唱到的國民性

　　國歌里唱到的國民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六十九個國慶日就要到來了，這個節日，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節日。近年來，每當這個節日即將到來的時候，不僅天安門城樓上要更換一幅嶄新的新中國的締造者毛主席的畫像，而且就連舊中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畫像，也要被抬出來擺放在天安門廣場上，以作為毛主席的陪襯。

　　自建國以來，每年十月一日的這一天，天安門廣場都要舉行隆重的升國旗儀式。而伴隨著國旗的冉冉升起，萬眾齊聲的怒吼也會響徹云霄：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這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的第一句歌詞。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原名為《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曲誕生于一九三五年，是電影《風云兒女》的插曲。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時，由于找不到一首合適的歌曲作為國歌，于是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因此，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我國只有代國歌而沒有正式的國歌。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仍然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而由集體填詞的正式國歌。正式國歌的歌詞為：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的斗爭。前進!前進!前進!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而到了改革開放之后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決定，撤銷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國歌歌詞。確定《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國歌，是能夠展現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歌曲，是被國家政府和大多數的民眾認為能夠代表國家政府和大多數民眾共同意志的歌曲，是用來歌頌與鼓勵一個民族的自信心與凝聚力的歌曲。一般來說，國歌都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能夠呼喚起人們內心深處的家國情懷。《義勇軍進行曲》盡管不乏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情懷，但義勇軍的這個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了那個時代我們這個民族的悲愴與無奈。因此，它也突出地展現出了那個時代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

　　面對日本蠶食一般的侵略，當時的我國政府不僅不敢抵抗，反而還殘酷地鎮壓國內的抗日活動。民間的熱血兒女只好自發地組織起義勇軍，一面抗擊日寇的侵略，一面還要抵抗來自本國政府的鎮壓。

　　當今不少人的都認為，當時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不敢抵抗的，只是蔣介石等少數人。蔣介石等人的做法，代表不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愿。蔣介石等少數人身上的國民劣根性，代表不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

　　從表面上看，這種認識似乎有些道理。但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為什么能夠接受蔣介石的統治。當年，為了反抗蔣介石的殘暴統治，為了抵抗日本的野蠻侵略，中國共產黨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繼地戰斗著。可是當時四億多的中國人，參與其中的，卻連個零頭都不到。而其他的大多數，還仍舊麻木不仁著。所以少數的有識之士只好大聲疾呼：“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中華民族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民族，但我國歷史上的大多數英雄，卻都是像岳飛那樣的悲劇英雄。英雄的命運最終之所以會釀成悲劇，就是因為大多數人的麻木不仁。岳飛遭冤殺，滿朝文武，全國上下，只有韓世忠一個人發出了質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岳飛又豈能逃脫悲劇的命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由于實在找不出一首歌曲作為國歌，于是只好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而《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一九三五年，我們中華民族，可真是到了最需要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最危險時候。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駐扎在我國東北的只有兩萬多人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于兵力多達二十萬人的國民黨東北軍沒有敢抵抗，因此才四個月的時間，東北全境(不包括當時的熱河)就全部被日軍占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關東軍又發動了“熱河事變”。三月四日，日軍就占領了當時熱河省的省會承德。而占領承德的日軍，卻只有一百二十八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蔣介石統治下的我們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塘沽協定》。而《塘沽協定》剛一簽訂，蔣介石就根據協定中的規定，不僅加緊鎮壓國內的抗日活動，甚至還曾經說：“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國民政府華北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在與日軍經過秘密談判之后，以正式復函的方式，與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達成了《何梅協定》。從此，我國在華北的主權，基本喪失已近并最終招致了“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是日本全面侵略我國的開始，也是我國全面抗戰的開始。日本侵略我國的戰爭，給我們帶來了太多的國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遭到了外敵的侵略，這不算是恥辱。而遭到外敵的侵略卻舉國不敢反抗，這才是真正的國恥。當時的我國在遭到了日本亡國滅種這種程度侵略的時候，卻竟然還不敢抵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民性造成的。

　　國民性是一個外來的詞匯，也曾經被翻譯為是民族性，也就是民族性格。它是指一個民族的大多數成員共有的，反復起作用的文化精神、心理特質和性格特點。國民性一詞，不僅是清末明初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在總結我國為什么總是挨打的過程中引入的。而且這些人更是把我國經常遭受外來侵略的根本原因，認為是國民性的問題。

　　從一八四○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一百多年的時間，我國挨遍了世界列強的打。特別是孫中山那伙人，還更是把滿清王朝統治的那二百多年，看成了是中國人(漢族人)的被殖民統治。那么，我國為什么會總是遭到外來侵略，根本的原因，還真的就是國民性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國歌就是最有力的證據。而由于國民性的原因這才總是要遭到外來侵略，因而有人又把導致了這一結果的國民性，定義成了是國民劣根性。

　　一九三五年，我們中華民族的確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然而就在這樣的時候，全國的大多數民眾還是沒有覺醒，因此這才要靠田漢那樣的少數有識之士去高聲呼喚“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去“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然而能夠響應有識之士的召喚而起來并“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的，也只是那些“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而像汪精衛和陳公博、周佛海那樣愿意做奴隸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召喚不醒。因為他們的國民劣根性，實在是太過頑固。

　　歷史如此悠久，人口又如此眾多的我們中華民族長久以來為什么總是挨打，就是因為我們只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會“發出最后的吼聲”，特別還是要“被迫著”而不是主動的。

　　國民性、也就是民族性的形成，主要是由這個民族的文化決定的。我國的傳統文化盡管號稱是“諸子百家”，但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也不過就是儒家、道家和兵家這三家。

　　老子留下的《道德經》盡管只有五千言，但是它對后世造成的消極影響，實在是太過分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思想，造成了后世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成了魯迅筆下“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這樣沒有擔當的人。而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見《道德經第六十七章》)理論，到了后世更是演化成了“槍打出頭鳥”和“出頭的椽子先爛”等這種極其腐朽的文化理念。而就是在這種文化理念的毒害下，這才造成在南京大屠殺中，幾個日本兵就能壓著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去屠殺。特別是老子關于戰爭的“禍莫大于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若，哀者勝矣”(道德經•第六十九章)這種理論，更是腐朽至極。老子的這種理論，不僅是蔣介石的“和平未到根本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種理念的理論根源，而且也更導致了國歌中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種現象的出現。

　　老子關于戰爭的這一理論，后來演化成了一句成語：“哀兵必勝”。哀兵，就是哀怨之兵，就是悲憤之兵，就是忍無可忍之兵。而老子所指的哀，就是在被人欺辱得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所呈現出的那種極其悲憤的精神狀態。既然老子認為是哀兵必勝，所以老子同樣也會認為如果不是哀兵，那么盡管不一定就會戰敗，但肯定也沒有多少取勝的可能。因此若想取得戰爭的勝利，那么首先就必須要遭到對方一定程度的欺辱。然而我國歷史的演化進程，卻好象是和老子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戰國后期，齊、楚、燕、韓、趙、魏這六國，輪流遭到了秦國的輪番欺辱。特別是趙國，更是一次就被秦軍坑殺了四十萬降軍。因此不僅殘余的趙軍都成了哀兵，而且就連所有的趙國人，更是幾乎都成了哀民。可是在接下來的戰爭中，趙軍不僅沒有戰勝秦軍，反而連整個國家都被秦軍給滅掉了。

　　老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之一，據說就連“圣人”孔子都曾經問學于老子，所以老子的思想對后世的中國影響極大。而受老子這種哀兵必勝理論的影響，后世的中國也就形成了一忍再忍，君子忍人所不能忍這樣的認識。因此忍耐，也就成了中國人性格中的特征之一。但是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長期的忍受、壓抑，必然會導致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消沉、甚至是萎縮。

　　不只是老子，與老子幾乎同時代的孔子對待戰爭的問題，也同樣非常謹慎。當孔子的弟子之路這樣問過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回答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出自《論語•述而》)。

　　死而無悔，就是人的敢于犧牲和肯于犧牲的精神，就是人的無私奉獻精神。作為古代社會的圣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對敢于并肯于犧牲的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否定，給我們這個民族性格所帶來的傷害，是非常致命的。在孔子看來，“暴虎馮河”而沒有經過充分的物資準備，是不能上陣殺敵的。就是由于前有孔子的這一理論，所以后來才會有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以“槍不如人，泡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那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為由這樣不敢抗日的事實。然而在抗日戰爭中，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數不清的敵后游擊隊“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樣的“暴虎馮河”，我們中國，能夠熬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嗎。

　　老子和孔子，不過就是思想家、哲學家和教育家，因此對于戰爭的問題認識不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被后人尊為是兵圣的孫子，卻不僅也有著這種慎戰的思想，而且對戰爭取勝之道的認識，更是與老子大同小異，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出自《孫子兵法•九地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后世的不少學者都認為，盡管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文化就分裂為了諸子百家文化，但其根源，卻皆出自于《易經》。因此，《易經》也就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從道家、儒家和兵家對戰爭問題所持的幾乎相同的認識來看，《易經》是我國傳統文化源頭的這種認識，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說《易經》對我們中國的影響，更是至關重要的。

　　直到今天，仍然還有不少的中國人相信《易經》中的六十四卦能夠預測未來，能夠預測人的吉兇禍福。而在《易經》需卦“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的這一卦中，就有“敬之，終吉”這樣的彖辭。這個解釋就是告訴人們，不管闖到你家的這三個人懷有什么樣的目的，而只要你對他們恭恭敬敬，那最終的結果對于你來說，都是大吉大利的。而我們中國就是由于受“敬之，終吉”這一思想的長期影響，因此才會產生“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雨過天晴”這樣的人生格言。特別是“敬之，終吉”這種文化理念和“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及“不戰而屈人之兵”(《孫子•謀攻篇》)這樣的戰爭觀念，不僅導致我們中國產生了不少像蔣介石那樣對內如狼，對外如羊的性格扭曲的人，而且還更是長期存在著“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這一現象。

　　知己，一般的人都能做到。而在內戰中，知道對手的情況也很容易做到。可是對于國外的情況，卻不易了解，因此很難做到知彼。在內戰中由于很容易就能做到知彼知己從而獲得百戰不殆這一的結果，于是有的中國人在內戰中不僅總是輕開戰端，而且還更是豪氣沖天，內戰內行。而在對外的戰爭中由于很難做到知彼，因此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很少主動挑起對外戰爭。于是外戰外行，也就順理成章了。

　　當年，劉邦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項羽都能打敗，可是和匈奴的第一戰，劉邦就被打敗了，打怕了。宋太祖趙匡胤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這樣的流氓理由，而滅掉了后蜀。可是面對契丹遼國，卻始終沒敢發動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正義戰爭。而蔣介石盡管不敢抗日，但不管是軍閥混戰，還是“圍剿”工農紅軍，蔣介石不僅都非常主動，而且還更是兇狠異常。

　　由于國民性、特別是國民劣根性一詞，產生于中華民族最為屈辱，最為恥辱的時代，因而近年來，國民性、特別是國民劣根性一詞，也就成了一個極其敏感、甚至是招致那些民族虛榮心極強的人非常反感的詞匯。然而由于國民性的原因，導致我國直到今天還面臨著嚴重的外來威脅，因此國民性的問題，是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

　　法國的拿破侖曾經說過“一支由獅子率領而由綿陽組成的軍隊，可以打敗一支由綿陽率領而由獅子組成的軍隊”這樣一句話，而也有人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性格，在這個國家或是民族的最高領袖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最為集中。

　　對內如狼，對外如羊的扭曲性格和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特點，在孫中山那伙人的身上，體現得就最為明顯，最為集中。當年，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孫中山那伙人接連發動了十次武裝起義。可是當辛亥革命成功而孫中山當上了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之后，卻馬上就以《中華民國成立孫大總統告友邦人士書》這樣的方式，向全世界公開宣布：

　　(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有效，至于條約期滿而止。其締結于革命起事以后者則否。

　　(二)，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其在革命軍與以后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后過付者亦否認。

　　(三)，凡革命以前滿清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其在革命軍與以后者則否。其前經訂借事后過付者亦否認。

　　(四)，凡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域內，民國當一律尊重而保護之。

　　(五)，吾人當竭盡心力，定為一定不易之宗旨，期建吾中國于堅定永久基礎之上，務求適合于國力之發展。

　　(六)，人必求所以增長國民之程度，保持其秩序，當立法之際，一以國民多數幸福為標準。

　　(七)，凡滿人安居樂業于民國法權之內者，民國當一視同仁，予以保護。

　　(八)，吾人當更張法律，改訂民刑商法及采礦規則，改良財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并許國人以信教之自由。”

　　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月一日，當毛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立刻就向全世界公開宣布廢除以往中國歷屆政府與所有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此來宣告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

　　一九五○年六月，就在新中國建立才剛剛一年的時候，以美軍為首的十六國聯軍侵入朝鮮準備滅亡朝鮮并威懾我們新中國。眼看歷史上的不幸命運就要再次降臨，然而毛主席卻領導中國人民組建了志愿軍并派自己的兒子打頭陣去抗美援朝。只用不到半年的時間，中國人民志愿軍就把以美軍為首的十六國聯軍再加南朝鮮偽軍，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了三八線。從而不僅保證了我國的安全，而且還更是捍衛了全世界的和平并拯救了朝鮮。從此，全世界不得不對中華民族刮目相看。

　　孫中山等人以滿清王朝抵御不了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而不得不簽訂賣國條約因此而成為了“洋人的朝廷”為理由，號召中國人進行革命從而“驅除韃虜”。然而在建立了中華民國政權之后，孫中山等人卻未經一戰，竟然就要全盤接受滿清政權所簽訂的所有賣國條約。特別是在滿清政權這一當時中國的合法政府還存在的情況下，孫中山等所謂的革命黨人竟然還要搶奪滿清政權向列強各國賠款及借款的這筆巨額債務，這真是要主動地賣國。孫中山等人的這種做法，真是喪盡了中國人的骨氣，丟盡了中國人的顏面，沒有一點中國人的良知。而在孫中山這伙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是不是典型的國民劣根性。所以，就是由于國民劣根性太過頑固，因此孫中山才會給我們留下這樣的一個中國：

　　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

　　是一個有國無防的中國;

　　是一個人見人欺的中國;

　　是一個擁有治外法權的外國租界遍布的中國;

　　是一個面對外來侵略竟然都不敢抵抗的中國;

　　是一個侵略者可以肆意踐踏的中國;

　　是一個由于文盲占總人口的比例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國民由于普遍缺少現代國家和民族意識而一盤散沙的中國;

　　是一個漢奸遍地并以當洋奴、買辦為榮的中國;

　　是一個外國人可以橫行霸道的中國;

　　是一個民族矛盾四伏，邊疆危機深重的中國;

　　是一個軍閥混戰不斷而四分五裂的中國;

　　是一個匪患極其猖獗，階級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國;

　　是一個鋼鐵生產最高年份才只有九十二點三萬噸的中國;

　　是一個幾乎沒有現代機械制造業的中國;

　　是一個根本就沒有自己科研體系的中國;

　　是一個國民普遍吃不飽、穿不暖而民不聊生的中國;

　　是一個普遍缺少現代教育和醫療的中國;

　　是一個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歲的中國。

　　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毛主席也逝世了，可是毛主席留下的，是：

　　一個用幾年時間就結束了百年戰亂的中國;

　　一個消除了軍閥割據實現了大陸真正統一的中國;

　　一個沒有民族沖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國;

　　一個不再挨打的中國;

　　一個沒有一兵一卒外國駐軍的中國;

　　一個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

　　一個讓美國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

　　一個讓美國總統主動要求訪問的中國;

　　一個使人均壽命只有三十五的"東亞病夫"，恢復健康到人均壽命六十五歲以上的中國;

　　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成了東方巨龍的中國;

　　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

　　一個實現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的沒有下崗、失業的中國;

　　一個在發達國家的長期經濟封鎖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而且比世界所有國情相似，經濟起點相近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國民得到實惠最多的中國;

　　一個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六以上，只有輕微腐敗的中國;

　　一個被國際經濟學家計算基尼系數在零點三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國;

　　一個不許一夫多妻、包辦婚姻的中國;

　　一個消除了惡霸、地主、買辦、資本家的中國;

　　一個沒有再發生大規模蝗蟲害的中國;

　　一個使三年二決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黃河從來沒有再決口的中國;

　　一個從小學到大學都實行免費教育，沒有因缺錢上不起學、大量拖欠教師工資的中國;

　　一個歷朝歷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幾年就徹底絕跡的中國;

　　一個基本消除了黃、賭、毒、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國;

　　一個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亂、傷寒等疾病的中國;

　　一個識字率從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中國;

　　一個人口死亡率從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一點八降低到百分之零點七三的中國;

　　一個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制造出原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貨幣貶值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食品安全的中國;

　　一個不必擔心買到假冒偽劣商品的中國;

　　一個沒有多少假文憑、假學歷、假干部、假警察、假軍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廣告的中國;

　　一個水澆地占耕地面積從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八點五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三的中國;

　　一個每畝耕地使用化肥從一九五二年的零點二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九點四公斤的中國;

　　一個每畝耕地的用電量從一九五七年的零點一千瓦小時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三點七千瓦小時的中國;

　　一個原來不能大批量工業生產鋁、磷肥、塑料、合成橡膠、電影膠片、汽車、拖拉機、飛機、機車、大型輪船、電視機、計算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洗衣機、電冰箱、手表、化學纖維、合成洗滌劑，大型、精密機床，大型發電機.....以后全部能夠自行大批量工業生產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產量增長：鋼一百二十九倍、煤十五倍、發電量四十七倍、石油七百二十六倍、化肥八百七十四倍、水泥七十一倍、糧食二點五倍、棉花四點六倍、油料一點五倍、肉類二點三倍(與一九五二年相比)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年通車、通航里程增長：鐵路二點二倍、公路十點二倍、水運一點九倍、航空八點六倍(與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長：在校學生八點四倍、高等學校五點三倍的中國;

　　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增長：衛生機構床位二十一倍、衛生技術人員數四倍(與一九五○年相比)的中國。

　　很多人都對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時候，總是要把孫中山的畫像擺放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遙遙相對而感到不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為什么要把孫中山的畫像擺放在天安門廣場，不是因為俗話說“沒有高山，顯不出平地”嘛。所以反過來，沒有平地，又怎能顯得出高山。所以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時候，把孫中山的畫像擺放在天安門廣場與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遙遙相對，就是為了讓人們通過孫中山與毛主席的對比，來了解新舊中國。

　　孫中山和毛主席兩個人的個人性格，完全能夠分別代表他們那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而孫中山和毛主席兩個人的性格之所以會如此巨大的反差，就是由于兩個人的個人能力不同。只有那些藝高的人，才不僅膽大，而且能力也大。

　　孫中山盡管可以說是學貫中西，然而孫中山所學的中，是純正的我國傳統文化。所學的西，又是弱肉強食的歐美叢林文化。傳統文化的柔弱底色再加上弱肉強食文化的天條，不僅更加扭曲了孫中山那在強者面前是羊，在弱智面前是狼的雙重性格，而且也更導致了孫中山認識問題能力的低下。同樣是對我國貧窮落后的問題，毛主席認為是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的剝削壓迫，阻礙了我國社會的向前發展。因此毛主席這才奮不顧身地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裝斗爭，終于趕走了帝國主義，消滅了封建主義，打倒了官僚資本主義。從而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了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對我國的貧窮落后，孫中山卻認為是滿清王朝這異族統治造成的。于是便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帝而換上了一個漢人皇帝(袁世凱)和許多土皇帝(軍閥)。而對封建主義這個我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阻礙，孫中山不僅根本就沒有意識到，而且孫中山本人的封建思想也很嚴重。在組建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孫中山還要求黨員要效忠他個人。而對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孫中山不僅沒有把他們當作是侵略者，反而還把他們看成了是推翻滿清皇帝的戰友。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我國的時候，孫中山就乘機發動了惠州起義。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強大，還更是讓有著對內如狼而對外起卻如羊這種扭曲性格的孫中山，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感。因此這才不僅在當上了大總統五天后，就馬上發表了《中華民國成立孫大總統告友邦人士書》。而且早在一九○四年，孫中山就更是寫下過《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呼吁》一文。就是在孫中山的帶動下，當時的我國這才產生了一批文化洋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后，向全國征集國歌。入選的，是一首名為《五族共和歌》的歌曲。而在這支歌曲中，卻竟然有這樣的一句歌詞，“揖美追歐”。由于不僅沒有能力改造嚴重阻礙我國發展進步的傳統封建文化，反而還因之產生了洋奴文化。就是這樣的一個孫中山，不但不可能拯救我們中國，而且還只能導致我國發生由于軍閥混戰而四分五裂這樣的社會倒退。

　　毛主席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斗爭的同時，更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完整的理論體系并因之而形成了以毛澤東思想為主干的紅色文化。毛澤東思想中，不僅蘊含了最為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而且毛澤東思想中，還更是蘊含著最為強大的方法論。因此毛澤東思想，是解決任何問題，克服任何困難，戰勝任何敵人的最有效法寶。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就是在以毛澤東思想為主干的紅色文化的熏陶下，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這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從此變成了“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這樣一個民族，從此變成了能夠“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屈服”的這樣一個民族，從此變成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這樣一個民族。因此在毛澤東的時代，在涉及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中華民族不僅從來沒有退縮過，而且還更是敢于主動出擊。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西南懲罰印度，東北力戰蘇聯。然而近幾十年來，由于虛置了毛澤東思想，所以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又回到了過去，因此挨打也就又不敢吱聲了。貨輪被扣，我們沒敢吱聲。大使館被炸，我們沒敢吱聲。飛機被撞，我們還是沒敢吱聲。看來中華民族只有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才會又一次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由于實在找不出合適的歌曲作為國歌，因此這才不得已用《義勇軍進行曲》，來暫代國歌。讓“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來時時提醒我們不忘居安思危，當然是必須的。可是“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也的確是那時中國人國民性的真實寫照。因此，當我們不忘居安思危的時候，也更需要對我們的國民性進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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