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在一個微信群討論儒家思想的發言，經過初步整理，使之稍微可讀。文章強調儒家的思考，是在國家機器加速形成過程中間的產物，儒家的思想底色是對先民社會經驗的強調以及對于國家機器的惕戒。在一定程度上，先秦儒家的思考涉及到對于強制性權力的不信任，以及對于先民自下而上的德性政治經驗和領導權生成模式的推崇。這在一定程度上，直通革命時代“強制力不足條件下”的思考。革命者常常選擇從零開始的思考方法，在這里接續先秦的問題意識本身，就意味著思想上的革命——蔑視歷代統治者所下的功夫及其學術積累存量。
一、前國家時代先秦諸子的思考與歷史定位問題
先秦儒家強調的領導權生成模式，是自下而上的認同，權力行使的方式主要是一種觀念權力或者習慣法。不過，由于禮崩樂壞已經產生，儒家禮制已經有了部分的等級化和強制性內容。
對于國家機器形成過程及其造成的后果，儒家通過設置“王道”和“霸道”的對照概念，給出強有力的批判。而霸道國家是否已經形成，是歷史和政治質變的標志，各種思想者最為重要的思考背景與框架，無國家框架時代的看法有框架時代的看法，即便是說法相同，但精神實質也完全兩樣。
對于儒家和法家的解讀，核心和基礎是如何認定國家機器的形成過程及其相互關系，這是涉及到思想與政治關系、歷史與時代課題的校核標準。過去一個世紀對于先秦史的解讀，是過度解釋古文獻，把階級和國家形成時點極大提前了，說夏禹就創造了“家天下”形態的國家，這樣的質變點認定，無法準確校核思想家與時代課題之間的相互關系，結果導致普遍的濫解和誤讀。準確的校核標準是：秦始皇才創造了權力滲入社會并引發歷史質變的那種國家機器，漢武帝較為全面地厘定了國家的邊界。先秦儒家、道家和法家，都是站在“霸道型國家加速形成”的歷史潮流邊上，展開其思想和主張的。
先秦儒家是反對霸道的(以強制性國家暴力為后盾的權力)，崇尚王道(自下而上的認同所支持的領導權)，本質上是先民社會原始民主制的遺跡及其再發揚，孔孟的底色均如此。后世儒生，是統治階級官員再生產鏈條中間的一員，口頌孔孟而心懷升官發財是其主流，這與先秦時期有著根本質變，儒生接近于孔夫子所說的“鄉愿”的讀書人變種——是鄉愿經過職業化(讀圣賢書)與官場化(追求升官發財)改造后的品種。
先秦法家與后世法家差別也很大，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霸道國家加速形成過程中間，只有法家和兵家是持支持態度的。而后世法家如桑弘羊和王安石輩，恰好是統治階級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維護人姿態出現的，反對儒生作為統治階級成員個人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短見。
二、霸道型國家的加速形成過程與秦始皇的誕生
秦始皇自身也是歷史的工具，秦始皇所創造的皇權國家，是一個歷史加速過程的結果。歷史加速的起點是晉國的“六卿競爭”最后導致“三家分晉”，然后，在這個無序競爭過程中間激發出“單邊安全”思想——最強者生存，不久，魏文侯就通過變法開展“富國強兵”運動，結果一個強大的鄰居威脅著所有諸侯，為了生存每一個諸侯都需要富國強兵變得與鄰居同等強大，這就在中原大地上形成了一個“安全成本困境”——諸侯投入安全的成本越高，大家相互威脅越是嚴重，最后除了建立統一政權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解決方案了。在這個歷史加速過程的起點上站著魏文侯，在這個歷史過程的重點上站著秦始皇。
戰國時期“安全成本困境”所塑造的記憶，最后幫助塑造了民眾中間對于霸道國家的消極認同——大一統霸道國家對老百姓不夠友好，但勝在天下太平可以降低安全成本。而“湯武革命”對于提前出現的高成本國家機器及其掠奪性稅負的共同反抗，較好地塑造了那種低水平的積極認同，周代初期的“分封制”就是奠基于這個認同基礎之上的。
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看法，生產力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夏桀和商紂建立的高成本國家機器，接近于站在國家形成的門檻上了，但這超過當時農業生產的經濟剩余水平的最高支持能力，由此，高成本國家機器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無法負擔之重”，“湯武革命”的成功是逆轉了夏桀和商紂的國家形成努力，內在體現了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不成熟。而國家形成的充分條件，依據春秋戰國時代的經驗，是安全成本困境及其塑造的強大的消極國家認同，消極國家認同根本改變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思考相互關系的方式，而較早時期形成的積極認同(往往體現為承認共同的祖先)對于國家形成的貢獻要小得多。
魏文侯開啟了“霸道型國家加速形成”過程，除了富國強兵帶來的安全成本困境之外，在列國競爭的變法潮流背后，依據楊寬的看法，還有一個重要內容是以國家政權組織的力量，搞“盡地力之教”(李悝語)——以有國家政權的有組織力量去推廣鐵器工具并改良農業生產技術，這導致戰國時期鐵器工具的快速普及、小農經濟的成熟和農業剩余的加倍成長。由此，過去曾經導致國家不能形成的“湯武革命”的貧弱經濟條件被超越，集權制的霸道型國家，其國家機器的高成本，可以由鐵器工具基礎上的經濟基礎來養活。
從這里看，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得以具備，本身是與國家機器的強化和競爭過程有關的，列國競爭導致爭相獎勵“農戰”，推動了農業進步，這是戰爭的經濟基礎和手段，目的是為了提升戰爭潛力。也就是說，戰國時期恰好遭遇到了鐵器技術的成熟，而列國競爭的條件則強制性地設置了有組織推廣新工具的外部壓力，使得國家形成的必要條件也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完備起來了。
三、想象力的兩相對照：自律機制與他律機制
綜合起來，先秦儒家對于歷史演化的看法，還算是相對準確的，王道衰微和霸道崛起，毀壞了自下而上的積極認同，此后，秩序很難依靠消極認同和嚴刑峻法去維護，人心不古的亂世，就永久化了。同時，法家對于國家機器的正面評估也算是有依據，國家形成過程中間相對隱晦地推進了農業生產力發展過程，快速挖掘了新工具推廣的生產潛力，本身就為國家形成預備了經濟水平方面的必要條件。
霸道國家的形成，帶來秩序維護力量的分化，從前是禮俗社會和習慣法通行上下并主導一切，現在是基層的禮俗社會之上，新生成一個成本高效益差的法理社會，兩種作用方式還時相捍格。大體而言，禮俗社會強調人格養成和自律，而法理社會強調負面后果和證據基礎上的制裁這樣一種“他律”方式。自律和他律的區分，是人類社會中間秩序維護僅有的兩種想象力模式，對一種的重視和強調會否定或者貶低另外一種，反過來，對一種不足的認識會自發地導致向往另一種。
儒家總體思考，是對前國家時代的各種調節機制的挖掘和梳理，基本上不能夠超越小范圍社區的熟人社會去思考，而且，儒家的思考之所以被激發，還因為舊有的調節機制接近于失效了，才會導致強調“力含量”很大的、超出認同起作用的各種理教機制。而道德話語的占比過高，本質上還是與“自律”機制設計有關，而不是依托國家權力設計“他律”。
二十四孝之類的理教內涵，是內在于禮俗社會的秩序維護機制，其過度和濫用會導致禮教殺人，其適度應用則是維護家庭和鄰里關系的習慣法。
這是儒家思考的一個悖論，沒有了認同和自律，儒家反而需要設計各種外在調節力量很高的禮教調節方式，道家對此批的好：“禮也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儒家就是站在“亂之首”那個時點思考問題，同時還較為自覺地拒絕法律和國家權力的。
所以，爭論先秦儒家或者諸子思想，一個先決條件是如何給他們的思考進行歷史定位，由于20世紀左右翼先秦史解讀框架都過度提前了國家與經濟形成時點，結果導致無法準確對諸子思想進行時代定位，濫解和誤讀目前是占據主導的解讀方式。同時，也導致各派內部就此很難交換意見和看法。
四、中國革命的深度及其對先秦諸子第一輪思考的貫通
對強制性權利的不信任或者對強制能力不足的認識，會驅使人們去思考認同建設的路徑。革命時代尤其是這樣，基于自下而上的認同，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去思考政治和管理問題，是毛爺爺思想的一個特點，同時也是對歷代統治階級常規經驗的全面反動。在這個方面，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對于政治領導權生成及其作用方式的思考，與毛爺爺的思考是相通的，而與先秦法家的偏好是相反的。
而且，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復制了熟人社會或者禮俗社會的很多特點，同時，還通過國家機器鎮壓權力的下放(例如楓橋經驗)，使得禮俗社會接管了部分國家機器的鎮壓職能，從而也實現了國家機器的最小化。毛時代的單位制內部，實際上已經接管了大部分秩序維護職能，最小化了鎮壓職能的需要，所以毛時代公檢法機構小、人員少。這應該是儒家很期待的一種秩序生成與維護狀況。
應該說，今天的社會與毛時代已經有了本質不同，但是楓橋經驗依然在各種背景下被一再強調，這可以看做是對“強力維穩”及其高成本的合理反思，今天能否有效激活舊經驗可以存而不論，哪怕是統治者對于維穩高成本的厭惡之情也是真實的——如果老百姓也出面幫助維穩該有多好。需要追問的是：禮俗社會能夠接管秩序維護的條件是什么?
對于毛爺爺來說，這個公式應該是成立的——“權力越多越反動”。毛爺爺并不一般地反對權力，而是強調壟斷性權力的局限性，要求權力所需要實現的社會功能，要在干部和群眾的積極互動(群眾路線)這個毛式公共領域中間去實現。各種權力，尤其是壟斷在少數人手里的權力，總歸是階級分化的依據，從根子上是反動的或者是對大多數人有害的，這個觀點是標準的道家觀點，當然也是對立于先秦法家的觀點。
在1973-1974年宣講儒法斗爭那一段，毛爺爺重新挖掘了“統治階級不可信賴”的古典依據，在這個視野里，秦漢以后的法家是統治階級整體利益的維護人——諸如桑弘羊和王安石輩，而站在法家對立面的儒生群體，則是地主階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代言人，他們常常為此目標去破壞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結果導致王朝崩潰和整個階級一起完蛋，“能近取譬”——相似的結構困境能夠證明相似的結論，這個古今對比說明統治階級一貫不行，不僅今天不行而是從來都不行，所以人民必須要有政治主體性和歷史主體地位，這個是以歷史證據說明文革主題的古代淵源很強大。
在一定程度上，這說明了中國革命的顛覆深度很是足夠，在思考和觀察問題方面，直接貫通了階級和國家形成門檻階段的那些第一次被激發出來的問題意識。相應地，后世在統治階級手里積累下來的各種思想或學術，無論多么精致完備，都大幅度地喪失了合法性與合理性，被革命者嚴重蔑視。革命者常常選擇從零開始的思考方法，在這里接續先秦的問題意識本身就意味著思想上的革命。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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