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純艷：中國古代官方海洋知識的生成與書寫——以唐宋為中心

　　【摘要】今天的海洋知識體系以西方的海洋認知和近代科學(xué)為闡釋工具。中國古代有著基于自身的理論和邏輯而生成的海洋知識體系及其解釋話語，而且存在著官方和民間兩套海洋知識體系。官方海洋知識是指官方有意選擇、構(gòu)建和書寫后呈現(xiàn)于世、體現(xiàn)官方目的和意圖的海洋知識，概括而言就是官方對海洋的解釋體系，注重于“天下”秩序和華夷觀念的解說。民間海洋知識是指民間在海洋實踐中獲得和總結(jié)的海洋知識，注重于為航海實踐服務(wù)的實用知識。官方海洋知識的生成途徑既有“天下”秩序下的想象，也有官民海洋實踐。官方并不原樣呈現(xiàn)從多個途徑獲得的豐富的海洋知識。官方編撰公之于世的史籍時要對所獲得的豐富的海洋知識根據(jù)華夷觀念陰陽五行學(xué)說進行選擇和書寫。

　　【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官方海洋知識;生成;書寫

　　【作者】黃純艷，云南大學(xué)歷史與檔案學(xué)院教授(云南昆明 650091)。

　　海洋知識包括關(guān)于海洋的自然知識、技術(shù)知識和人文知識及其解釋體系。今天流行的是基于近代科學(xué)和西方認知而形成和傳播的海洋知識體系。而中國古代海洋知識有其自身的的生成路徑和話語解說，遵循著與西方不同的邏輯和觀念。其中又長期存在官方和民間兩套不同的海洋知識體系。對此未見學(xué)界論述。本文試圖以唐宋時期為中心，探討中國古代官方海洋知識如何生成、怎樣選擇和書寫等問題，試圖從這一角度揭示中國古代海洋知識的生成路徑及其特點。

　　一、“天下”秩序與“四海”想象

　　本文所討論的官方海洋知識是指官方有意選擇、構(gòu)建和書寫后呈現(xiàn)于世、體現(xiàn)官方目的和意圖的海洋知識，民間海洋知識是指民間在海洋實踐中獲得和總結(jié)的海洋知識。現(xiàn)存中國古代最早的海洋知識的文獻記載是體現(xiàn)官方意識的，對海洋的認識是從想象開始的。華夏文明起于三河之地，深處內(nèi)陸，在“天下”空間中展開對“海”的想象，其核心是對九州和四海構(gòu)成的“天下”的建構(gòu)。“海”作為“天下”的邊沿而存在，“四海”因其處“天下”極邊，而在地理空間上與“天下”同義。《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了鄒衍對“天下”的設(shè)想：“所謂中國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即“天下”有神州內(nèi)的小九州、八十一個如神州的大九州、環(huán)繞每個大九州(包括神州)的裨海和環(huán)繞八十一個大九州的大瀛海組成。實際被廣泛接受，特別是官方作為“天下”話語的是“九州—四海”的“天下”格局，即《禮記·王制》所說“凡四海之內(nèi)九州”。在地理空間上“四海”就等于“天下”，如《禮記·中庸》《尚書·大禹謨》和《尚書·禹貢》所言“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èi)”“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爾雅·釋地》又稱“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博物志》解釋說“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經(jīng)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即四夷居九州之邊，是自然地理和民族地理意義上的“四海”。“天下”是一個兼具政治、地理和民族(華夷)的概念，因而“四海”也是一個兼具人文地理觀、政治地理觀和民族地理觀的概念，而且始終如此。作為自然地理的海，被描述為天下的邊緣。《初學(xué)記》引《博物志》稱“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也就是顧頡剛和童書業(yè)所說的“最古的人實在是把海看做世界的邊際的”。環(huán)繞陸地的四海被分別稱為南海、東海、北海和西海，并構(gòu)想了四海之神。《初學(xué)記》引《太公伏符·陰謀》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

　　但是，直到秦朝開嶺南，華夏世界中只有東方一面臨海，地理上“四海”是在輿地九州和華夷天下的觀念和邏輯下構(gòu)建的，所以東、南、西、北四海的地理空間也是虛實并存，不斷變化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諸國范圍如《禮記·王制》所言，“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nèi)，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因而南、西、北三海都無實指。《荀子·王制篇》概言“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南、北、西海都不實指海域，只有出魚鹽的東海指渤海一帶海域。《左傳》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楚國統(tǒng)治地域就是諸夏的南海，非指實際的海域，而指諸夏的南邊。楚國君曾對齊國君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fēng)馬牛不相及也”，“南海”“北海”也非實指海域。先秦人的地理視域“西不盡流沙”。“西海”當(dāng)然也是虛指了。孟子說：“太公辟紂，居?xùn)|海之濱”。此“東海”則指齊地的渤海。渤海是春秋戰(zhàn)國時人了解最直接的海洋。但對東海海域的地理空間構(gòu)成仍然知之甚少。列子《湯問》說“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山海經(jīng)》“大荒東經(jīng)”說“東海之外大壑”，都認為渤海之外是東海的盡頭。而且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將渤海以南吳越一帶的海域稱東海。越國國君勾踐向吳國自稱“東海役臣勾踐”或“東海賤臣勾踐”，指其地僻處東海。

　　漢代設(shè)置東海郡，包括今山東南部和淮北沿海。《釋名》解釋東海郡道“海在其東也”。明確地把魯南和淮北海域稱為東海。漢惠帝“立(東越首領(lǐng))搖為東海王，都東甌”。即把東甌所居的今溫州一帶海域視為東海。顏師古注該條稱“今泉州是其地”。宋人梁克家已經(jīng)指出了顏師古的錯誤：“(搖所都東甌)即今永嘉。師古曰今泉州蓋指福州。非也。”

　　秦始皇開嶺南，“南海”作為實際的海域進入了秦人的視域。秦置日南郡、南海郡。日南郡在今越南南部。顏師古解釋日南郡說“言其在日之南”，即南方太陽所出處，也就是南海之極。漢武帝時期對南海的認識進一步拓展。《漢書》記載了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到黃支國(今印度南部)的航線。至少漢代人們認知的南海已經(jīng)擴展到印度。賈耽《皇華四達記》所記“廣州通海夷道”已經(jīng)到達波斯灣。

　　但對于“南海”與“東海”的分野在哪里，宋代以前并未見明確的看法。秦朝的南海郡北到今廣東與福建交界處的揭陽縣。清人據(jù)此推測“至此始為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為東海”。但并無直接證據(jù)證明秦人有此觀念。今浙東、福建一帶的甌越、閩越之地秦朝尚未建立直接的統(tǒng)治，秦人對該段海域還沒有明確認識。《史記》載，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把會稽以南的甌越、閩越所居近臺州、溫州和福建海域視為南海，說明當(dāng)時對東海和南海范圍的認識還不穩(wěn)定。

　　漢代到唐初，官方所關(guān)注的海洋知識中浙江、福建直到廣東海域的地理空間關(guān)系仍是比較模糊的。《后漢書》稱倭國“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隋書》仍照錄《后漢書》關(guān)于日本“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的記載。南北朝到唐初，與日本、新羅海上交往日益頻繁，對渤海海域認識已十分清晰，但對東海和南海海域地理空間的整體認識仍然不夠清晰。唐代隨著交州、廣州、泉州和揚州成為海上貿(mào)易的四大港，商船從南海到泉州，入揚州貿(mào)易，對該段海域的認識應(yīng)逐步清楚。鑒真欲東渡日本，而漂風(fēng)到朱崖、儋耳所在的海南島，對日本與南海島的地理差異應(yīng)該有直接的認識了。亦或許一再出現(xiàn)東渡日本的船只漂風(fēng)到朱崖、儋耳的情況，使人們誤認為日本與朱崖、儋耳相近。

　　到南宋，明確指出了“東海”的海域范圍，以及東海與南海的地理分野。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奏書中說到“國家駐蹕東南，東海、南海實在封域之內(nèi)……殊不知通、泰、明、越、溫、臺、泉、福，皆東海分界也”。雖然他表達的是應(yīng)移東海神本廟于明州祭祀，不必拘泥于萊州祭祀，但也明確指出了東海海域的地理范圍，同時也就明確劃分了東海和南海的地理分野。

　　宋代同時也明確指出了西海和北海的虛指。漢唐時期曾把李陵牧羊及霍去病遠征匈奴所至“翰海”(今貝加爾湖)稱為北海，也把中國人西到的地中海或里海稱為西海，試圖坐實西海和北海的所指，但并非確定的看法，皆為附會“四海”。洪邁解釋四海道：“北至于青、滄，則云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有所謂西海者”。其實宋人很清楚，不僅西海無有實指，青州、滄州之北當(dāng)然也沒有實際海域的北海。也就如宋人所說“其西、北海遠在夷貊，獨即方州行二時望祭之禮”。宋人望祭西海和北海神就是表明了西海和北海的虛指。

　　以上所言四海的虛實觀念和東海、南海地理分野的明確是唐宋時期的一大變化。另一方面，唐宋穩(wěn)定時期四海神的祭祀和冊封，將四海正式納入本王朝的天下秩序也是一個顯著變化。唐代天寶十載正式冊封四海神為王，“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并派“太子中允李隨祭東海廣德王，義王府長史張九章祭南海廣利王，太子中允柳奕祭西海廣潤王，太子洗馬李齊榮祭北海廣澤王”。將“四海”納入“中國”天子的統(tǒng)治版圖。宋代是中國航海活動空前發(fā)展的時期，官方的海洋知識一方面仍然堅持“四海”觀念，另一方面對東海和南海的認知大為豐富。宋代繼承隋唐制度，冊封四海神，并舉行祭祀。立春日于萊州祀東海，立夏日于廣州祀南海，立秋日于河中府祀西海，立冬于孟州祀北海。因西海和北海皆無實指，因而分別就河瀆廟和濟瀆廟望祭。祭祀是為了顯示宋朝“布潤施澤，功均邇遐。我秩祀典，四海一家”。

　　南宋萊州陷入金朝境，宋高宗朝祭岳鎮(zhèn)海瀆時，對東海神實行望祭。另一方面，金朝于大定四年(1164)舉行岳鎮(zhèn)海瀆之祀，各“就本廟致祭，其在他界者遙祀”，其中立春日祭東海于萊州，立夏日望祭南海于萊州，立秋日望祭西海于河中府，立冬日望祭北海于孟州。“其封爵并仍唐、宋之舊”。金朝的目的顯然是宣稱自居正統(tǒng)。這是宋朝不能坐視的。于是乾道五年(1169)宋正式在明州設(shè)東海神本廟，舉行祭祀，不再稱望祭。這有將“東海”納入南宋轄域的重要政治意義。

　　宋代沿襲冊封四海王的做法，將四海王置于宋朝天子的政治體制內(nèi)，以表示宋朝統(tǒng)馭四海。宋太祖朝封東海神為廣德王，平廣南后，遣官祭南海神，但將劉所封南海神的昭明帝降為王。康定元年，加?xùn)|海為淵圣廣德王，南海為洪圣廣利王，西海為通圣廣潤王，北海為沖圣廣澤王。東海是宋朝官方航海活動涉及最多的海域。元豐元年安燾奉使高麗成功，奏請在明州建東海神行祠，大觀四年及宣和五年又因遣使高麗成功，加封東海神助順顯靈四字，建炎四年宋高宗從海道脫險后封東海神為助順佑圣淵德顯靈王，已封至最高的八字王，乾道五年改封為助順孚圣廣德威濟王。南海神加封進度慢于東海神。皇祐五年加封南海神為洪圣廣利招順王，紹興七年加封至最高的八字王，即洪圣廣利昭順威顯王。因為西海和北海無實指，加封較東海和南海更慢，到乾道六年西海神和北海王都還是北宋康定元年所封的四字王，即通圣廣順(潤)王和沖圣廣澤王。

　　雖然宋代已經(jīng)對四海虛實和分野有了明確的認識和區(qū)分，但作為“天下”構(gòu)建的四海信仰在宋代以后仍長期存在。元代以后仍祭祀四海神，并沿襲金朝之制，在萊州祭祀東海神的做法。元代尚未滅宋以前即開始祭祀四海神。元世祖即位次年的中統(tǒng)二年(1261)舉行了岳鎮(zhèn)海瀆代祀，包括東海、南海、北海、西海。此時尚未滅宋，祭祀四海神無疑是申明四海之內(nèi)皆其封域。至元三年(1266)正式“定歲祀岳鎮(zhèn)海瀆之制”，立春日祀東海于萊州界，立夏日遙祭南海于萊州界，立秋日遙祭西海于河中府界，立冬日遙祭北海于登州界。統(tǒng)一南宋后，包括在宋朝疆域的岳瀆海神都罷望祭，“既有江南，乃罷遙祭”。但并未采用南宋在明州祭祀東海的做法，而仍在萊州。

　　元代中統(tǒng)年間祭祀四海神時回到唐代對四海神所封的二字王爵，如東海神為廣德王。至元二十八年加封東海神為廣德靈會王，南海神為廣利靈孚王，西海神為廣潤靈通王，北海神為廣澤靈佑王。冊封四海神的政治意義如元世祖加封圣旨所稱：“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今岳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nèi)。”明清仍沿襲著元代的祭祀和冊封制度，此不一一論述。

　　二、官方海洋知識的實踐生成

　　(一)官方航海實踐

　　官方海洋知識的生成途徑除了基于“天下”和華夷的想象以外，也有來自航海實踐的海洋知識。上述對“四海”認識的變化主要因于是航海實踐知識對想象知識的修正和補充。官方海洋知識實踐主要有兩個途徑：中國官方組織的航海和海外來華使節(jié)。官方很早就有近海的航海實踐，但其知識積累并未進入官方著意書寫的海洋知識。先秦秦漢的遠洋航海實踐還很有限。秦始皇和漢武帝東海求仙就是很好的證明。東海有仙山，可求不老藥，自先秦既有此傳說。秦始皇曾多次到渤海邊，并派人入海求仙藥。《史記》載：“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shù)。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fēng)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fù)游海上，至瑯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漢武帝時，術(shù)士李少君再次蠱惑漢武帝，稱：“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漢武帝東巡海上，“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秦始皇和漢武帝海上求仙都是親臨東海，鄭重其事，精心策劃。以皇帝之威，可以獲得關(guān)于東海的最全面的知識，包括民間海洋知識。求仙活動說明秦及西漢初民間和官方關(guān)于東海海域的實踐知識還十分貧乏，不足以否定神仙世界的想象。

　　中國歷代官方組織的航海活動都屈指可數(shù)，但也是獲取海洋知識的重要途徑。如隋煬帝朝曾“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國”，經(jīng)百濟、竹島、聃羅國、都斯麻國等十余國，達于倭國。記錄了倭王迎接隋使的儀仗、郊勞、相見、宴享，以及倭國王與隋使的對話。對話主要是體現(xiàn)隋與倭的華夷秩序。如，其王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nèi)，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裴清答曰：“皇帝德并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隋煬帝還曾“募能通絕域者”，派常駿等出使位于南海的赤土國。《隋書·赤土傳》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常駿等人出使見聞，包括航程、風(fēng)土、館待、宴享等情況，詳細地記載了其國王迎接隋使的儀仗和赤土國遣使隨常駿入隋朝貢事。

　　唐代貞元元年派宦官楊良瑤從廣州出發(fā)，從海路出使黑衣大食。榮新江推測其出使時間是貞元元年，即785年6月從長安出發(fā)，10月從廣州出海，次年5月到達巴格達，787年5月回到廣州，7月回到長安。他還指出，作《皇華四達記》的賈耽與楊良瑤有很深的關(guān)系，其記載廣州航海到巴格達的“廣州通海夷道”可能來自楊良瑤使團的報告，或楊良瑤本人的講述。賈耽所作的“廣州通海夷道”是現(xiàn)存關(guān)于廣州經(jīng)南海和印度洋到巴格達航路最早的詳細記載。

　　宋代官方向海上諸國遣使活動較少。往南海諸國僅見雍熙四年(987)“遣內(nèi)侍八人，赍敕書、金帛，分四綱，各往海南諸蕃國勾招進奉，博買香藥、犀牙、真珠、龍腦。每綱赍空名詔書三道，于所至處賜之”。除上述文字，未留下其他信息。官方出使留下航海記錄最多的是宣和五年徐兢隨使團出使高麗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該書序言說，“天子元正大朝會畢列四海圖籍于庭”，故“使邦國者，其于圖籍固所先務(wù)”，“用以復(fù)命于王，俾得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深居高拱于九重，而察四方萬里之遠如指諸掌”。所以徐兢通過一切途徑了解海道、政情、風(fēng)俗等信息，“凡三百余條，厘為四十卷，物圖其形，事為之說，名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該書“有詔，上之御府”，供皇帝和史官閱覽。

　　外國來華使節(jié)是官方海洋知識的重要來源。漢代第一次記載倭就是因為使節(jié)。《漢書》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后漢書》對倭的記載更為詳細，也是因為“武帝滅朝鮮，使驛通于漢者三十許國”，得到的信息更多。向境外使節(jié)采集諸國信息是歷代傳統(tǒng)。蕭齊時扶南國王派那伽仙來使，“詣京師，言其國俗事”。隋朝時倭國遣使來華，“上令所司訪其風(fēng)俗”。唐代規(guī)定“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fēng)土，為圖奏之，副上于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鴻臚寺負責(zé)向外國使節(jié)搜集境外信息。

　　宋朝也“如先朝故事”，相關(guān)禮賓機構(gòu)的官員的重要職責(zé)之一是向使節(jié)搜集海外信息，當(dāng)外夷朝貢使節(jié)至，則“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fēng)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圖其衣冠，書其山川風(fēng)俗”，“詢問國邑、風(fēng)俗、道途遠近，及圖畫衣冠、人物兩本，一進內(nèi)，一送史館”。沿邊有關(guān)機構(gòu)和市舶司也有此職責(zé)。宋哲宗朝令，對諸蕃初入貢者“合屬安撫、鈐轄、轉(zhuǎn)運等司體問其國所在遠近大小，與見今入貢何國為比”。宋徽宗朝規(guī)定，使節(jié)入宋，“市舶司自合依《政和令》詢問其國遠近、大小強弱，與已入貢何國”。官方從境外使節(jié)獲得的其國道里遠近、風(fēng)俗政情等信息會進入史館，成為修纂《國史》的材料來源。

　　(二)搜集民間航海知識

　　民間航海活動為官方提供了大量的海洋知識。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海諸國與中國已有較多商貿(mào)往來，如《南齊書》史臣所說“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晉朝日南夷帥范稚奴文多次到中國貿(mào)易，根據(jù)其了解的晉朝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當(dāng)然，他們也會將海外的信息帶到中國。直到唐代，南海貿(mào)易主要是海外商人，即“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廣州、泉州和揚州都居住著大量的蕃商，“有蕃長為主領(lǐng)”。唐文宗曾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jié)度觀察使常加存問”。可見唐朝對蕃商有嚴(yán)密管理，也會詳細了解蕃商的情況。現(xiàn)存有法顯、鑒真和圓仁記載其航海活動的文獻《法顯傳》《唐大和尚東征傳》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了海上航路、航海技術(shù)等知識，都是搭載外國商人或使團的船只，但未見其所記海洋知識進入官方的視野。

　　徐兢出使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則上呈了朝廷。使團所乘八艘船中除兩艘“神舟”外，六艘是雇傭的福建“客舟”即商船。《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卷三四至三九記載了從明州到高麗的航路、水情、航行方式，包括導(dǎo)航方式、帆舵操作方式、風(fēng)浪應(yīng)對辦法等知識。有的海洋知識在一次航海活動中即可通過目睹獲得，有些知識則需要長期航海實踐的積累。該書對明州到高麗禮成江口的航路作了詳細的記載，從明州港-定海招寶山、虎頭山、蛟門-昌國沈家門、梅岑、海驢焦、蓬萊山，出大洋，經(jīng)半洋焦-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夾界山-五嶼等直到高麗禮成港的航路，徐兢雖親身經(jīng)歷，但具體地點和名稱都聽聞于舟人，如篙工指為五嶼、舟人謂之檳榔焦等。特別是航海技術(shù)的知識更是民間航海長期積累的結(jié)果。徐兢記載船隊的導(dǎo)航技術(shù)，即“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觀察航路沿線島嶼標(biāo)識;鉛錘探查海水深淺，觀察其水清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風(fēng)帆和槳櫓的使用也十分復(fù)雜，“每舟十櫓”，有布帆五十幅、左右利篷、野狐帆十幅，“風(fēng)有八面，唯當(dāng)頭不可行”，其他風(fēng)向皆可通過對不同風(fēng)帆的配合使用航行。船隊的聯(lián)絡(luò)方式也是長期形成的經(jīng)驗。使團船隊出大洋，“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fā)”“入夜舉火，八舟皆應(yīng)”。船隊返回時在竹島遭遇風(fēng)暴和巨浪，“舟側(cè)欲傾，人大恐懼，即鳴鼓招眾舟復(fù)還”，船隊?wèi)?yīng)命返回竹島。船隊在長期航行中的形成了應(yīng)對危險的辦法。船上“首領(lǐng)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眾情”，在他的指揮下，“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yīng)如一人”。船隊過五嶼夾界山，“北風(fēng)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上述可見，民間航海經(jīng)驗是官方獲得航海技術(shù)知識的主要途徑。

　　民間航海也是官方獲得海外諸國的物產(chǎn)、市場等知識的重要途徑。雖然官方可通過官方航海，特別是使節(jié)介紹，獲得海外社情、商情的知識，但官方航海在系統(tǒng)性和深入程度上都不及民間航海，特別是宋代中國海商大量參加南海貿(mào)易，民間航海在海外社會和商業(yè)信息的獲得方面表現(xiàn)出官方航海不能比擬的優(yōu)勢。

　　如上所說，宋代市舶司搜集海外信息的職責(zé)。趙汝適擔(dān)任福建提舉市舶時十分重視向海商了解信息，“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fēng)土，與夫道里之聯(lián)屬、山澤之蓄產(chǎn)，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綜合史傳典籍，寫成《諸蕃志》。可知該書主要反映了民間海商的海洋意識和海洋知識，關(guān)注的主要是航路、物產(chǎn)、市場、風(fēng)土、貨物等與商業(yè)貿(mào)易直接相關(guān)的海外諸國信息，記錄中國往各國的航路、季風(fēng);中國商人在海外能購買的諸國出產(chǎn)商品;各國貿(mào)易政策和商品市場狀況;各國政治制度、社會風(fēng)俗;中國商人到各國可出售的商品。皆為中國海商到各國貿(mào)易必需的商業(yè)知識。如記“三佛齊國”：“在泉之正南。冬月順風(fēng)，月余方至”“土地所產(chǎn)，玳瑁、腦子、沉速暫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若商舶過不入，即出船合戰(zhàn)”，“番商興販用金銀、瓷器、錦綾、纈絹、糖、鐵、酒、米、乾良姜、大黃、樟腦等物博易”等。可以說，《諸蕃志》就是一部海外貿(mào)易的商業(yè)指導(dǎo)書。《諸蕃志》作為市舶司向民間海商搜集的海外信息，定被官方機構(gòu)收錄，成為官方海洋知識的來源。陳振孫《直齋書錄觧題》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都著錄了《諸蕃志》。該書的記載成為了官方海洋知識的重要來源。

　　民間對海洋季風(fēng)、洋流、潮汐，以及近海航路等方面的知識經(jīng)驗積累也成為官方海洋知識的來源。宋人對海洋潮汐已有深刻認識。《宣和奉使高麗圖經(jīng)》《咸淳臨安志》《淳祐臨安志》都記載了對潮汐規(guī)律的觀察，并用陰陽學(xué)說對潮候規(guī)律加以解釋。此以近海航路為主要事例。宋代對山東至廣東的近海航路已有明確記載。而密州到長江口的近海航路，頗多暗沙，須用平底船，準(zhǔn)確掌握潮候和航道才能航行。宋人總結(jié)了海州到兩浙的三條近海航路：“自舊海發(fā)舟，直入贛口羊家寨，迤邐轉(zhuǎn)料，至青龍江、揚子江，此里洋也”;“自舊海發(fā)舟，直出海際，緣贛口之東杜、苗沙、野沙、外沙、姚、劉諸沙，以至徘徊頭、金山、澉浦，此外洋也”;“自舊海放舟由新海界，分東陬山之表，望東行，使復(fù)轉(zhuǎn)而南，直達昌國縣之石衕、關(guān)岙，然后經(jīng)岱山、岑江、三姑以至定海，此大洋也”。大洋、外洋航路徑直，但有“風(fēng)濤不測之危”。里洋航路沿海岸航行，“曠日持久，迂回緩行”，且需“緣趁西北大岸，尋覓洪道而行，每于五六月間南風(fēng)潮長四分行船，至潮長九分即便拋泊，留此一分長潮以避砂淺，此路每日止可行半潮期程”。“一失水道，則舟必淪溺，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zhuǎn)棹”。必須經(jīng)驗豐富的民間水手才能航行。

　　這些航道知識成為南宋海防設(shè)置的重要參考。南宋人分析了金人從海路南下的可能航路選擇，根據(jù)航路特點設(shè)置了海防兵寨，即金人若“由轉(zhuǎn)料從里洋而窺揚子江，則有許浦水軍”;若“由外洋而窺浙江，則有澉浦、金山水軍”。元代能夠?qū)嵭虚L江口到京師的海運，與宋代積累了豐富的長江口以北的近海航路知識密切相關(guān)。《元史·海運志》載：“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余石，從海道至京師”。元代海運交替使用了宋人所言里洋、外洋和大洋三條航路。

　　從漢至唐，來自于官民的航海實踐已經(jīng)逐步消解了對海洋神仙世界的想象。東漢已認識到東海并非神仙居所，而居住著與諸夏一樣的人類，大海中的倭人耕織養(yǎng)殖為生計，習(xí)俗雖異，但與“中國”人一樣都需養(yǎng)生奉死，衣食住行。唐代官方公開否定了秦漢神仙世界的想象。唐太宗曾說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藥，漢武帝遣人求仙都是虛妄無驗之事。宋代海洋實踐知識的積累已經(jīng)對南海和東海各國地理方位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

　　三、海洋知識的選擇與書寫

　　隨著使節(jié)往來和民間商貿(mào)等航海實踐的發(fā)展，東漢以后官方從多個途徑逐漸獲得豐富的海洋知識。這些知識在國家編撰公諸世人的史籍時會出于構(gòu)建華夷關(guān)系和朝貢秩序的需要進行選擇和書寫。

　　官方修撰正史時會選取民間因其航海實用目的而記錄的較官方更為詳實的技術(shù)知識、商業(yè)知識、社會風(fēng)俗、風(fēng)汛洋流、航路知識等。以《宋史·阇婆國傳》為例。該傳全文可分兩部分。前部分?jǐn)⑹鲫^婆國社會風(fēng)俗，后部分?jǐn)⑹銎鋰暋Ｉ鐣L(fēng)俗部分共513字，其中442字直接取自《諸蕃志》。70個與《諸蕃志》不同的文字中“方言謂真珠為‘沒爹暇羅’，謂牙為‘家羅’謂香為‘昆燉盧林’，謂犀為‘低密’”27字出自龐元英《文昌雜錄》。《文昌雜錄》記載了“主客所掌諸番”，包括阇婆、三佛齊、占城等南海諸國信息，是龐元英元豐五年任主客郎中且“掌《朝貢錄》”時所見《朝貢錄》記載的使節(jié)供述。“阇婆國，在南海中”“剪銀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25字出自《三朝國史》。《錢通》稱“《三朝國史》曰：‘阇婆國，在南海中。其國剪銀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三朝國史》是王旦、呂夷簡等先后撰修完成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史。資料來源應(yīng)是禮部機構(gòu)交給史館的阇婆國使節(jié)采訪。阇婆國在龐元英任客省郎中的元豐五年就曾遣使朝貢。如上所述，龐元英作為客省官員向使節(jié)采集的信息需要送交史館，成為史官編撰《國史》的材料來源。此外的“目為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殆千員”18字出處無從查考，但與《文獻通考》同。或都取自宋朝《國史》。

　　《宋史》的《渤泥國傳》《三佛齊國傳》，乃至與宋朝交往相對較為頻繁的占城的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阇婆國傳》的現(xiàn)象。這一方面說明元代修《宋史》時從民間吸收了官方記載不足的大量關(guān)于海外諸國社會風(fēng)俗的知識，另一方面也說明宋代官方通過使節(jié)和官方航海獲取海洋知識時主要關(guān)注朝貢活動的記載而對社會風(fēng)俗的采集重視不夠。而且反映到正史撰寫的官方海洋知識搜集和選擇幾乎完全忽略航海技術(shù)知識，而這對官方和民間航海都是十分重要的基本知識。但是社會風(fēng)俗知識與“天下”和華夷秩序的建構(gòu)也有重要關(guān)系。

　　如果說，社會風(fēng)俗知識的選擇可以顯示華夷比較下的夷狄的落后，而朝貢活動的選擇才是官方撰述正史關(guān)注的主要重點。唐初所修“八史”對海外諸國材料的選擇就是如此。最早為南海諸國列傳的《南齊書》之《扶南國傳》大篇幅載錄扶南國的國書和南齊的詔書內(nèi)容，占據(jù)了全傳一半左右的篇幅，國書不僅稱臣，而且充斥著“鄰境士庶，萬國歸心”，“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等烘托華夷君臣秩序的話語。南北朝隋唐是日本(倭)與中國官方交往十分頻繁的時期。《梁書》“倭傳”除了記載中國到倭國的航程、其國風(fēng)俗外，主要內(nèi)容就是朝貢和冊封，如齊和梁封倭國王武為持節(jié)、督倭新羅任郍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zhèn)東大將軍，梁進號征東將軍。《梁書》還載干陁利國國王夢見一僧對他說：“中國今有圣主，十年之后，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乃于夢中來至中國，拜觀天子”。狼牙脩國國書稱梁朝皇帝“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可以推知，這些用詞和話語是中國王朝為烘托華夷秩序，自己修潤，甚至杜撰的。如《南齊書》和《隋書》的史臣所說：記錄這些制度、風(fēng)俗、語言不同、邈處山海的夷狄，體現(xiàn)的是“諸國朝正奉貢，無闕于歲時”“圣人因時設(shè)教”“威振殊俗”“用德以懷遠”。這些選擇既體現(xiàn)了南北朝和隋朝官方記錄海外信息時的選擇，更顯示了唐代修史時的觀念。

　　五代和宋代修唐史也是如此。《舊唐書·日本傳》主要記載了兩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其國國名由來、地理概況;二是遣使唐朝及其使在唐朝的活動，占據(jù)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主要體現(xiàn)日本和唐朝的朝貢關(guān)系。歐陽修撰《新唐書》，特別注重華夷之辨，將日本、新羅等東方諸國列入《東夷傳》，環(huán)王、真臘、訶陵、室利佛逝等南海諸國列入《南蠻傳》。《新唐書·日本傳》全傳共994字，除146字?jǐn)⑹銎鋰乩怼L(fēng)俗，35字?jǐn)⑹鲋苓叢孔寤?ldquo;國”外，主要內(nèi)容是日本國君世次和與唐朝朝貢往來。《新唐書·南蠻傳》立傳的海上諸國有環(huán)王、盤盤、扶南、真臘、訶陵、投和、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單單，皆曾向唐朝朝貢。唐人姚思濂談了他修《梁書·海南諸國傳》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漢晉時期南海諸國“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余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風(fēng)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云”。主要的選擇標(biāo)準(zhǔn)是與中國有朝貢關(guān)系。

　　《宋史》列傳的南海諸國有占城、真臘、蒲甘、邈黎、三佛齊、阇婆、勃泥、注輦和丹眉流。所載大部分內(nèi)容是諸國與宋朝的朝貢關(guān)系。如篇幅最大的占城國，有三分之二的內(nèi)容是占城與宋朝的朝貢活動，而且大篇幅載錄占城國的貢表，以凸顯兩國的君臣關(guān)系及宋朝君臨夷狄的華夷共主地位。如景德四年的貢表中有：“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屆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夸贊宋真宗“業(yè)茂前王，功芳徂后”，“無方不是生靈，有土并為臣妾”，稱自己“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注輦國的貢表也是同樣的話語，如大中祥符八年其國貢表有“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圣人繼統(tǒng)，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等歌頌宋真宗東封西祀的話語，而又自貶道“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fēng)”。宋人還用注輦國聽聞“十年來海無風(fēng)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圣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來解說其朝貢。注輦國位于印度南部，是印度和東南亞海域的強國，加之文化差異，其國書遣詞用典所見濃厚的中國文化內(nèi)涵是其國不具備的，當(dāng)然其國也不可能自貶為醯雞芻狗。

　　占城和注輦的貢表無疑是經(jīng)過宋朝修潤甚至改寫的文本。《宋會要輯稿》所載皇祐二年占城貢表就稱宋朝為“大朝”，稱宋朝皇帝為“大朝官家”，自稱“我”。雖然也是君臣朝貢的用語，但并非如上舉景德四年貢表那樣嚴(yán)格的君臣華夷話語。周煇曾說，外國貢表“藩服自有格式”“外國表章類不應(yīng)律令，必先經(jīng)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必須經(jīng)過修潤和改寫才能呈現(xiàn)在宋朝國內(nèi)的政治場域中。這類事例頗多。如《宋會要輯稿》所載慶歷八年涂渤國貢表的譯者初譯稿及修潤稿。前者稱宋朝皇帝為“大朝官家”，自稱“我”，后者則自稱“臣”，宋朝皇帝為“大宋皇帝陛下”。修潤的目的就是顯示兩國的華夷君臣關(guān)系。國書的修潤、代寫成為宋朝的常例。

　　而最直觀地體現(xiàn)官方對海洋知識的選擇就是華夷圖和職貢圖。唐德宗朝宰相賈耽曾作《海內(nèi)華夷圖》，圖已佚失，但從現(xiàn)有記載可知：該圖“四夷”的信息主要來自于向朝貢使節(jié)的采訪，即“四方之使，乃是蕃虜來者，而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三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nèi)華夷圖》”。也即賈耽自己所說“梯山獻琛之路，乘舶來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訪求其居處”;該圖是其奉命而作，完成后上呈皇帝，貞元十一年撰成《海內(nèi)華夷圖》，獻表中說“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該圖是包括了海上的諸夷的、表現(xiàn)華夷尊卑的“天下”圖，如曹松《觀華夷圖》所述“中華屬貴分，遠裔占何星。分寸辨諸岳，斗升觀四溟”，“四溟”即“四海”。

　　華夷圖

　　宋代的華夷圖也是如此。宋孝宗選德殿御坐后有金漆大屏，“其背是《華夷圖》”。西安碑林博物館藏有南宋《華夷圖》石刻。都是顯示皇帝為天下共主的輿地九州圖。現(xiàn)存清晰標(biāo)注海上諸國地理方位的宋代地理全圖是南宋《古今華夷區(qū)域總要圖》。該圖中日本位于蘇州正東海中，流求(臺灣島)位于明州正東海中，本在蘇門答臘島、爪哇島和印度南部的三佛齊、阇婆國和注輦位于漳州、泉州、潮州正東，而且是僅用一個小點標(biāo)識而已。該圖并不能反映宋代海洋知識的客觀狀況。綜合宋代關(guān)于南海海域的知識，宋人完全可以畫出新發(fā)現(xiàn)的鮑德林圖書館所藏對南海地區(qū)地理描述基本準(zhǔn)確的《雪爾登地圖》。唐宋“華夷圖”構(gòu)圖的目的主要是體現(xiàn)重華輕夷的華夷觀和輿地九州的天下觀。

　　四、結(jié) 論

　　中國古代始終存在著官方和民間兩套海洋知識體系，具有不同的生成路徑和目的，同時又交錯互動。“九州—四海”的想象是官方海洋知識生成的第一個源頭。目的是構(gòu)建體現(xiàn)九州中心和華夷秩序的“天下”格局。“四海”中東海最早進入“中國”人的視域，秦開嶺南，南海也進入“中國”人視域。到宋代，東海與南海海域的分野最終明確。西海和北海則沒有實指的海域，雖然漢代曾有人試圖坐實西海和北海所指，但也僅是出于對“四海”想象的印證。宋代已經(jīng)明確指出西海和北海的虛指，但此后仍通過祭祀和冊封堅守著“四海”的想象。

　　官方海洋知識生成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官方航海實踐，包括向海外使節(jié)搜集海外信息和“中國”王朝組織的航海活動。禮賓機構(gòu)的重要職責(zé)之一就是向使節(jié)搜集海外信息。此外，民間航海活動為官方提供了大量的海洋知識。民間航海具有鮮明的實用目的，主要關(guān)注海洋航路、航海技術(shù)、商情民俗等與商業(yè)貿(mào)易密切相關(guān)的知識，彌補了官方海洋知識的不足，且為官方的航海提供了技術(shù)支撐。航海實踐消解了關(guān)于海上神仙世界的想象，同時積累了海外諸國的大量信息。

　　官方通過多種途徑獲得了豐富多樣的海洋知識，但在修撰正史、繪制“天下圖”時向公眾發(fā)布的海洋知識則按照九州中心觀和華夷秩序進行了選擇和書寫。一方面選擇反映海外諸國社會風(fēng)俗的知識，其中很大部分采自民間海洋知識，顯示華與夷的文明對照，而更主要內(nèi)容則是海外諸國朝貢信息。既主要選擇與中國有“朝貢”往來的國家，也主要記載朝貢活動，同時對海外諸國外交文書、來華目的進行有意修潤和制造，以體現(xiàn)中國與諸國的華夷君臣關(guān)系。

　　官方和民間海洋知識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古代的海洋知識體系。以華夷觀念和陰陽五行理論為基本邏輯的中國古代海洋知識體系有著獨特的生成路徑和解釋話語。面對近代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傳播的以西方知識和觀念為主的海洋話語，深入梳理中國古代海洋知識的生成與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黃純艷：《中國古代官方海洋知識的生成與書寫——以唐宋為中心》，《學(xué)術(shù)月刊》2018年第1期。為了適應(yīng)微信風(fēng)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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