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者按：
幾十年來中國思想界“主義”之多，無與倫比。懷舊者寄望于“國學”、“國故”，時髦者向往著“憲政”、“民主”，至于如何達到其期望的狀態，更有無數的主張，其間的爭論則白熱化到“不共戴天”的地步。雖然他們看似“不共戴天”，卻有一個類似的潛意識：社會演化取決于思想體系的選擇。為了讓社會向自己希望的狀態演化，所以必須“黨同伐異”，力爭取得在思想戰線上的決定性勝利。
風過楠埡口先生的這篇文章突破了這種潛意識，它將意識形態體系視為整個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從社會系統演化的視角，觀察、比較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就我所知，這一思路起自金觀濤，但似乎被他以后的“主流”學者們遺忘了，這些人們成了不同意識形態的傳教士和衛道士。然而，局限于意識形態之爭不足以認清歷史的演化脈絡，因此不足以展望當下與未來。風過楠埡口先生的這篇文章視野宏闊，文筆流暢，可讀性強。讀者不妨跟著他，從他的視角觀察社會的演化，再與那些“主流”學者們比較，自可得出自己的判斷。
1 皇權與官僚集團
歷史，當我們把皇上和各級衙門視為一體的統治集團之時，我們發現了一個不足，即忽視了中央王朝由盛及衰時皇權與官權能量的此消彼長。因為如果僅從靜態上看，王朝始終有個高高在上的皇帝，享有生殺大權，下面是一幫苦逼的大臣。但從動態演變中我們發現王朝始建時是皇權極盛期，王朝崩潰時是官權極盛期，而且此時的官權已經演化成了地方諸侯勢力。大家熟知的三國演義講的就是王朝衰落期的故事。
幾乎所有的王朝結局都是皇權衰落官權膨脹。有人說是因為皇權的血脈傳承導致控制力逐漸低下而不可避免，這恰恰說明官僚集團有自發的反正統傾向，而這種傾向不是外力偶然賦予的，而是由其自身客觀存在的，只要條件成熟就一定會釋放能量。歷史上反復的朝代更替就說明了它的規律性。
另外應同時注意到經濟結構的變化：小農經濟逐漸破產，無地流民數量劇增，這圈地的恰恰是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官僚士紳、世族大家。小農經濟是中央財政的基礎，地方豪強破壞小農經濟就是在削弱皇權統治基礎。東漢末年的小皇帝已是手無寸鐵，面對權臣董卓和曹操，他哪里還有什么生殺大權?大清朝廷晚期沒錢，湘軍、淮軍成了維穩的重要力量。武昌兵變前三天革命黨組織的起義已經失敗，組織者人頭高懸城門。武昌兵變的發生在組織上與革命黨關系不大，只是軍隊一個排級單位的內部沖突，雖然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利用了這一機會，但革命成功的標志卻是其后兩個月內十幾個地方督府宣告獨立。這說明大清早已經形成了暗割據的局面，分裂勢力已經具有相當的社會能量。向往西方的知識精英根本沒本錢與地方豪強抗爭。權臣袁世凱上臺，孫大炮只好去做有名無實的鐵道部長。
當歷史總是在重復皇權衰落官權膨脹時我們可以認為官僚機器是比皇帝個人能量更大的組織。它最終將戰勝皇權而導致社稷崩潰。因此官僚政治是中國郡縣制社會政治結構的主要特征，而集權只是一種表象。官僚政治在中國何以興盛?這就要扣問歷史。
2 社會轉型的動力與特征
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特點是諸侯割據。在之前是奴隸主大聯盟的周朝，那個時期是沒有官僚機器的，政治結構就是莊園主的結盟，各個層級的莊園主在管好自己領地的同時向上一級聯盟納貢、派差、參與出兵打仗。而跟誰結盟則由利益決定，因此其常態是集散離合。這一階段只有奴隸主本家姓氏的人才能分得田地莊園而奴隸則由異姓戰俘充任，可見當時的社會結構是建立在殘酷而激烈的族群火拼之基礎上的。由本家姓氏或戰爭功臣分得莊園領地的意識形態原則決定了奴隸制的莊園經濟結構和諸侯結盟政體。
在人類發展史上，這是最黑暗的階段。但有人將西歐中世紀和我國的郡縣制時期作為最黑暗時期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因為后者存在或部分存在沒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自耕農和城市市民。但若把目光僅放在奴隸主身上而無視破產族群和奴隸們的悲慘經歷，那倒是可以把奴隸主議事的方式視為共和和民主。直到現在依然有人無視南京政權時期勞動者的生存狀態而極力贊美小資們的所謂高雅與幸福。這大概就是無視蒼生的精英意識本原。
回到歷史，當時諸國中最貧瘠的秦國通過變法改變了普通人對奴隸主的人身依附關系，經濟結構中出現了自耕農，生產力快速發展，國力增強。在拿下關中平原后又滅了巴蜀，奪得天府糧倉。都江堰的由來大家一定有印象，組織開鑿的李冰就是秦國的巴蜀郡守，也就是秦國派駐的地方行政長官。設置郡縣委派官僚管理地方的方式有效的加強了中央的權力，避免了氏族地方自發勢力的離心傾向。現代軍事理論認為戰爭打的就是后勤，是國力。秦國正是在擁有關中和巴蜀兩大糧倉后，在相對更高效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了強大的國力，為掃平中原創造了條件。
秦政聚沙成塔的魔力來源于解放奴隸和實行郡縣制，并由此產生了長盛不衰的官僚機器。促成郡縣制國家建立的正是氏族分封帶來的常年諸侯征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恰恰是秦政的施行起了破局的作用，并由此完成了統一。即使在西歐，奴隸主議事和妥協的共和機制最終也讓位于大一統的羅馬帝國。
中國歷史上這一時期的轉型最大的動力源是社稷安定，即停止由族群統治者之間為生存利益而展開的無休止的殺伐征戰，代之以統一安定的社會環境。達成這種轉型的是從社會結構上促成普通人的利益被有限釋放。而且我們會發現，不管精英們怎么表演，社會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普通人利益的梯次解放，同時部分精英集團的利益則大打折扣。比如郡縣制的施行使貴族、王室宗親、戰爭功臣盤踞一隅稱王稱霸的權益打了水漂，羅馬帝國的建立使貴族元老的利益化為烏有。也就是說，如果在轉型期中，民眾的利益得不到提升，這個轉型就一定會失敗，成功的轉型不可避免的傷及部分精英集團的利益。帶著這個問題去研究德國一戰后的歷史，你會發現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
當時的德國首先爆發的是社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爭斗，共產黨在沒有被德國工人階級認可前就被暴力削弱了。(有點像當年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其后各個資產階級政黨之間對德國面臨的社會問題爭論不休，議而不決。各一戰戰勝國又步步緊逼，使魏瑪共和國民主政府背上了賣國的罪名。沉重的戰爭賠款和在1929年經濟危機中找不到復蘇的方向，使民眾的生活深陷絕望，反倒激起了民眾對以往強權的懷念。正是這種情緒和選舉制度把希特勒送上了權力寶座。希特勒上臺后，鎮壓了反對他的一切政黨，同時發動廣泛的義務勞動以補資金的不足，并鼓勵資本家生產大眾能用得起的廉價汽車和收音機(大眾汽車就是這么來的);修建高速公路;鼓勵精英階層回歸電影院、音樂廳、度假休閑，使德國經濟迅速好轉，這為希特勒贏得了廣泛的政治和戰爭動員基礎。希特勒并不是一個經濟奇才，他只是把那些久拖不決或半喇子工程強勢推進，這畢竟讓德國大眾有了比較，看到了希望。
但希特勒本質上是個極端的精英主義者，他的《我的奮斗》充斥著日耳曼人的優越感和對日耳曼單一民族國家的妄想。而此時德國的日漸強大使其幾近瘋狂。希特勒的精英意識讓他公然把人分為優等、一般和劣等。日耳曼雅利安人屬優等而猶太人屬于劣等。當這種意識擴展到國家關系時，日耳曼人必須是一等一的民族，他統治下的德國就必須是一等一的國家，一戰的仇一定要報，劣等民族和英、法、前蘇聯等劣等國家必須要從地球上抹去。這種狂妄無知導致了第三帝國的毀滅。
德國直到二戰結束都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雖在德皇和希特勒的專制統治下，但工商業卻相當發達。在侵略和瓜分中國的一百年里到處都有它的身影。魏瑪共和國是德國資產階級短命的一次實踐，由于共和國沒有給德國民眾帶來較戰前威廉二世時期那種安定的生活和值得驕傲的國家形象，民眾沒有從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那里得到切實的利益，于是他們選擇了強勢但更加危險的希特勒，并從希特勒最初的統治中看到了希望，愿意隨他奮斗。無數宏大的群眾集會場面證實了這一點。但精英意識濃重的統治者最終會損害民眾的利益，包括德國普通人遭受的災難。在這一點上不分國界。
魏瑪共和國轉型不成功是因為資產階級精英們為自己的利益進行無休止的黨爭，全然不顧大眾的疾苦。而希特勒用看得見的短期利益贖買民眾，成功實施了反轉型，同時讓資產階級精英們的利益化做泡影。這個教訓不可為不深刻。
轉型必須顧及民眾的利益而不能只是精英階層的盛宴，這在國共兩黨之爭中同樣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民國小資的哀號沒什么值得惋惜的。
3 三位一體的社會結構與儒家意識形態
中國大一統社會結構的建立雖然解脫了普通人對奴隸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是這個成果是沒有保障的。一個穩定的社會系統必須做到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相互適應。小農經濟和郡縣制的確立只是完成了對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改造。以血親關系或戰爭貢獻大小來瓜分生產資料和劃分勢力范圍的舊的意識形態還大行其道。秦以后的楚漢之爭就不斷上演封王大戲。這造成了對官僚體制最大的威脅和社會形態倒退的可能性。一個缺乏意識形態支撐的社會系統是不穩定的。統一后的大秦出奇的短命就是有力的證據。實際情況是直到趙匡胤黃袍加身，官僚體制才在中華大地上穩定下來。這是因為作為大一統郡縣制社會意識形態支柱的儒家思想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起到宋時才趨于成熟。宋以前，社會形態呈現出大一統與各路諸侯更替或兼容的狀態，這其實就是奴隸制復辟與郡縣制反復辟的較量。它最后的終結是五代十國的結束。趙匡胤當然意識到國家分裂的危險，于是才有了杯酒釋兵權。精英意識和權利意識濃厚者把趙看成是不仁不義和操弄權術的人，殊不知按血親和戰功分配利益是奴隸制的意識形態產物。
儒家思想之所以成為大一統官僚體制的意識形態支柱，是因為它的東方十字架般的結構。它的縱向一筆是君、臣、父、子、夫、婦，上下分明;橫向一筆是忠、孝、仁、節、禮、儀、廉、恥，左右相輔。縱筆就是官僚體制層級結構向社會人際關系的擴展，只有將全社會都納入層級規范，人們才能充分理解和尊重官方體制。它的橫向一筆是處于各層級中的人的行為規范，一切言行都要納入這個象牙塔中。人身依附關系被解除了，但不等于從此可以自由自在。按現在的說法，縱向是硬結構，橫向是軟實力。
為什么是儒家思想成為與官僚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結構而不是中華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呢?道家的道法自然破了君權神授、佛家的流、相、住簡直就是古代版的系統動力學、墨家的術面對底層大眾，林林總總，這些文化有些雖含有哲理成分卻無緣層級結構和行為說教。官僚政治結構顯然不需要向民眾灌輸哲理，他們需要的是人們老老實實呆在所處的層級里。漢武帝選擇獨尊儒術看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一些現代人將儒術中橫向一筆敲碎，從中找出與現實社會結構中疑似有關聯的碎片熬制成雞湯投向文化市場，從而賺得缽滿盆滿，也是一種商業頭腦，只是僵尸味太重。
4 東、西方不同的轉型特征
中國歷史上的郡縣制從孕育、出生、成長直至被轉型歷經了兩千多年，這在世界史上是一大奇觀，而且是這個東方大國獨有的。而在西歐則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形。
比較東、西方在這一歷史階段的差別，我們看到西方是發育不完全的中世紀社會，奴隸制還沒有退出舞臺，工商文明卻已經闖了進來。依附于王權的官僚群體根本無條件躋身于主流地位。
西歐中世紀由教會莊園化帶來的政教合一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諸侯和王權的力量，政治中心不在城市而在教廷、王宮和城堡，這些地方往往壁壘森嚴。開放的城市最初產生于交通便利的荒野。物流、信息、市場、手工業、市民生活、城市自治等現代元素融合一體并獨立發展起來。市民力量發展壯大到最終可與王權、諸侯抗衡。日本的封建社會組織核心也是高墻壁壘的領主莊園(幕府)，經濟相對自給，對外依存度較小。日本城市的發展同樣具有相對獨立性，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社會基礎。
城市發展中的資本與雇傭勞動、城市自治、人文主義與市民文化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三方面形成了互相耦合的完整體系。這是它能在封建的中世紀母體中孕育、發展并最終取代的先決條件。
西方之所以會有選舉制度，是因為國家主體政治力量同時存在以下三個集團：代表衰落的奴隸制度的諸侯、代表農業文明、自由民(自耕農)的國王、代表工商者的市民(自由資本所有者)。一段時間里，這三股勢力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動態平衡，即爭斗中的平衡。比如在A問題上甲方與乙方結盟對抗丙方;在B問題上乙方與丙方結盟對抗甲方;在C問題上甲方與丙方結盟對抗乙方。在能量相對平衡時就只能尋求一種即斗爭又妥協的方式，于是誕生了現代議會制度。它的古代版就是大奴隸主貴族們議事的羅馬共和國元老院。它的未來版就是資產階級精英集團間爭論與妥協的工具。我們可以看到王權在這段時間里承前啟后的媒介作用，他把即將衰落的奴隸制與生命力旺盛的工商文明整合在一起，為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當工商文明變得強大后，奴隸制和王權退出歷史舞臺。
資本主義制度從舊的中世紀結構中剝離出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英、法、德三國就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在英國，這三股勢力比較平衡，王權的中介作用充分發揮。在王權與市民結盟瓦解了莊園經濟后，國王在資本圈地運動中向市民階層妥協。自耕農失地后變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雇傭勞動者，也同時消除了王權的統治基礎。所以英國得以平穩的實現君主立憲制。在法國則是國王的力量大于諸侯與市民的結盟，于是出現了暴力推翻王權的大革命，革命者砍了路易十六的頭。德國是一個以城堡數量眾多而著稱的旅游大國，可見當時諸侯勢力之強大。諸侯與王權結盟壓制市民，致使君主制一直持續到一戰結束后威廉二世亡命荷蘭。
從西方社會結構的轉型中我們看到：西方政治結構中的行政機構是市民自治中的行政機構雛形與消亡了的王權置下的官僚機構的融合。在歷史轉型中從未充當主流角色。他的社會定位僅是事務管家而已，誰會在乎一個出現在公共場合的管家呢?何況有時還是一個被解雇了的管家。這一現象恰恰說明政府在西方社會的從屬地位，從屬于誰，那就要看立法權和輿論導向權掌握在誰的手里，而這些權力的實現都是要巨大成本的。向往西方的中國精英階層反復陶醉在這類花邊新聞里，是不是有點傻氣。其實，現有的西方主流政治力量是隱形的。那就是所謂的建制派背后強大的資本力量。當一群失意的藍領偏偏要和資本勢力(一邊倒的媒體)過不去時，他們用選票召特朗普上臺，惡心那幫精英和媒體。至于特朗普上臺后都干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言論自由的西方社會竟然發不出聲的藍領們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我不高興”。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國的郡縣制轉型早于西方中世紀一千多年，完全沒有發達的城市經濟和市民階層，這個背景下的轉型是兩級博弈，也是零和游戲，因此表現出你死我活的殘酷性。轉型后皇權加官僚集團是唯一的強勢力量。城市又是官僚府衙所在地和儒家文化的中心。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通過官僚儒生階層深度融合形成強大的氣場，城市中的現代元素又大多與官方掌控的公共資源密不可分，甚至依附在官僚政治之中。因此雖然后期城市有相當發達的工商業及雇傭勞動，但無法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只能停留在單純的經濟形態上。當王朝遭遇晚期動蕩時，這些純經濟的現代元素只能隨著舊的官僚機器一再被摧毀。
中國晚清君主立憲及制憲議會的失敗在于使自耕農破產的不是城市資本，而是莊園經濟性質的官僚士大夫階層。人們不可能在一場舊社會形態的周期性震蕩中完成資產階級革命。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社會能量會掌握在前朝地方大員的手中。這是當時向往西方自由民主的中國知識精英們的幼稚與無奈，當我們把目光鎖定在某人某事上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了事物生成和演化的自然規律。這群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理性的思考，將結局怪罪于某個細節的不堪，事物發展的結果當然不會與他們的愿望有半點關系。時至今日，多數知識精英依然如是風采，雖口若懸河去卻不著邊際，尤其是活躍在媒體上的那些人。
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越過了它的頂峰，經濟結構的缺陷也已經多次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人道主義災難，但它的文化及政治結構的雛形依然不能在中華大地上起主導作用。此時，我們是選擇理性還是繼續依賴情緒。這個狀態到底是幸還是不幸，歷史自有明鑒。
5 大一統的衰落與周期律
對于宋以后郡縣制趨于穩定這個說法，人們一定會有疑惑。因為其后元朝被外族統治，明、清兩代也依然在朝代更替的規律中運行。這個疑惑引出了兩個話題，一個是社稷何以肥而不強，另一個就是著名的周期律。
宋代的肥而不強是公認的經典社會形態。其時，工商業經濟相當發達。著名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就是當時集市的盛況。但面對北方奴隸制游牧民族，卻屢戰屢敗，連皇上都丟了。要搞清楚其中原委就要先搞清楚郡縣制社會系統何以強大，同時又暗含了哪些衰落的因素。
從資源匯聚說起。社會資源的匯聚是與熱力學第二定律背道而馳的，因為它具有有機體的屬性。熱力學第二定律是能量在實體(無機體)中傳導并最終獲得平衡的定律，即高能向低能方向傳導并導致平衡。在有機體活動中這一現象是反過來的，專業術語叫“逆”。正因為在有機體中存在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現象，才有生命的生成和發展，即生命的生成和發展來源于能量的集聚(人文學者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是一種悲劇)。
村社的資源會積聚到鄉鎮，鄉鎮的資源會積聚到縣城，縣城的資源會積聚到省城，省城的資源又會積聚到一線城市。我國歷史上的一線城市就是首都。如果不施加人工干預，就會出現中心城市高度繁榮而鄉村凋敝的情況。前些年的農村空心化有其必然性。往往凋敝的鄉村集聚起來的負能量會參與到摧毀繁華城市的大潮中。國共兩黨之爭就是明證。不要小看了扶貧。扶貧就是資源逆向操作，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西方世界的農業補貼起到的是同樣的作用。之所以會有不同的手段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差異。
我們知道郡縣制的實施在掃除了分裂戰亂后是大一統的格局，這在空間和時間上最大限度的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在郡縣制官僚政治環境中，如果資源的積聚是由儒家正統引導完成的，就會獲得強大的符合國家意志的經濟基礎。廉潔的官僚體系也是國家意志的重要保障。兩相結合就會形成統一而強大的國防。但是，當官僚體系逐漸壞死時，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大家都看過水滸----官僚體系壞死的生動寫照。那么官僚體系為什么會壞死呢?原因很簡單：公權私用。
王朝初期，儒家正統力量強大，受意識形態約束，官員普遍較廉潔。這一時期小農經濟比較穩固，社會安定，民間的國家認同度較高。自然就國力強大。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大清的康乾盛世都是國力強大國家擴張的時期。但是，盛世往往是危機的潛伏期。官僚機構的產生是源于剝奪皇親貴胄的分封權益，它是國家管理和地方管理中國家意志的延伸。是奴隸制向郡縣制轉型的必要措施。這一點決定了官僚體系執行的是公權力。怎樣保證公權力不致私用呢?那就是統一的意識形態：儒家正統。
進入官僚體系的重要途徑是科考，科考將分散的自耕農富裕階層和地主階層以及官僚階層的子弟凝結成大一統國家的儒家意識形態認同基礎。再由這些有同一行為規范的人充任官僚機構成員。這套制度設計加上監察系統，在皇權極盛期是非常有效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絕對的。生命體的正常活動一定會面臨衰老.
儒家思想正統具有勵志和廉潔的文化內涵，齊家治國平天下就非常勵志，忠義廉恥講的就是廉潔，但它同時又在維護等級制，將人分為若干等級后，為使各層人士安分守己，不得不宣揚上智下愚，從而造成差異化，這就是精英文化的源頭。官僚儒生階層在理解正統儒家思想的同時無疑能體會到層級結構和精英文化給自己帶來的在物質和精神上的好處。這使他們能自覺的遵從唯上治下的官場原則。這樣做既能保障大一統指揮體系的有效性，又能保障仕途的的順暢，于私于公皆為有利。這就形成了事物的一體兩面，一面正經八百的履行公職，一面計較著個人的得失。真正進入了無利不起早的境界即價值觀悖離，而儒家正統信仰則打了折扣。那些死諫的文官和死戰的武將倒成了迂腐的另類。悖離的價值觀必然生成人格分裂(兩面人)：唯上，把自己當作奴才;治下，把自己當作主子。奴化了的上下級關系讓每個層次都有一個王者，每個層級的王者都盼望著成為更大的王者，而大小王者的存在使人際關系變成了個人依附關系，這就具有奴隸制的結構特征了。更危險的是武裝力量的人際依附關系，它是私家軍的生成要素，而私家軍是大一統瓦解最危險的成分。
奴化的上下級關系其實就是人與人之間在層級結構中利益的捆綁。為了表示最徹底的服從，在執行政策和策略時極端化成了一種常態。也因此造成無謂的消耗。
在經過官場逆向淘汰后，這樣的一群人逐漸把持朝政，并由私欲趨使不斷改變著意識形態方向和經濟結構，在具有相應的財力時就會依仗人身依附關系建立自己的親兵武裝。就算皇上老兒頭腦還清楚，也只能是生生的頭疼。因為這些官僚們是拿治理能力來交換腐敗空間的，這也是知識壟斷的后果。
由層級結構導致的精英文化必然引起社會畸變，并直接引向了諸侯割據和國家分裂。正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也。
北宋晚期，膨脹了的官僚體系與所在中心城市的工商業有密切的關聯，并由私用的公權力扶植城市經濟。雖然城市富足但鄉村凋敝，貧富懸殊大，大眾沒有國家認同感，在國家還未來得及崩潰前就遭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痛擊。南宋建立時，私兵現象就已經成了規模，最典型的就是岳飛、韓世忠等。朝臣們個個腰纏萬貫，皇上卻沒錢來建立強大的直屬武裝力量。
北宋晚期肥而不強的原因就是大一統官僚機構的諸侯化，經濟結構的莊園化，武裝力量的私兵化。并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公和人心渙散。國家也好，城市也罷，那都是精英階層的，與我無關。這一幕在大清晚期外族入侵時再次顯現。
這說明要維護國家穩定和安全，就要在主體政治力量中去掉層級結構，瓦解精英文化，建立真正公正、平等的大眾文化的社會環境。從而建立起絕大多數人的國家認同。我國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認同就體現在上甘嶺戰役。游牧民族打垮北宋，擄走兩皇帝;八國聯軍以絕對少數的武裝將慈禧趕出京城。但在上甘嶺戰役中，只能分別放一個連兵力的兩個小山包竟能擋住十六國聯軍每次至少四個營的人海沖鋒和著名的范佛里特彈藥量的狂轟濫炸。
歷史已經擺在那里，我們應作何選擇?
大家已經從上述中看到官僚機器發生畸變的成因。為什么西方也有官僚機器，卻沒有成為社會衰退的成因呢?那是因為官僚機器的非主導性使其層級關系并沒有擴張成全社會的人際關系。加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為擺脫權利對資本約束而興起的人文思潮。
我們引用布魯金斯學會主席克米特·戈登的一段話來了解西方社會的矛盾：“在市場上飛黃騰達的人便用貨幣獵取額外權利，而這些權利本應為民眾公平享有。一些人在市場上捷足先登，造成機會上的不均等;另一些人則在市場上栽了跟頭，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剝奪，而這種剝奪是與人類尊嚴和相互尊重的民主價值觀念相悖的。”
由此可見東、西方因社會結構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社會矛盾，簡單的把東方看作是落后，把西方看作是先進需要一個連續的社會同構關系的支撐，但這個連續的同構關系并不存在。這就是西化派知識精英們的幼稚。我們還是應首先分別探索東方和西方各自存在的問題，再探尋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后果為好，這已是其它話題了。
我們已經知道了儒家思想的正統是調節郡縣制社會小農經濟與官僚政治的必要的意識形態基礎。三大結構的相互調節有效的阻止了皇室宗親、戰爭功臣、豪門顯貴的分裂傾向。解除了底層勞動者對豪門的人身依附關系，也就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這場社會轉型的成功無疑具備了兩個條件：1、有利于底層大眾;2、部分限制了精英階層的利益。
事物總有一體兩面的屬性，儒家精英文化很好的契合了官僚機器的層級結構，起了穩定社稷的作用，但是這種排除大眾利益的意識形態又助長了官民對立和地方豪門的崛起。其結構性的價值觀悖離和人格分裂，使儒生出身的官員慢慢放棄了儒家正統，轉而走向以血親和功勞分配利益的分封制意識形態。也導致了公權私用和腐敗橫行。精英階層不僅壟斷財富、壟斷知識、還壟斷話語權。這就徹底摧毀了民眾的國家認同。小農經濟的瓦解還產生了大量的流民，他們要么投靠私家軍，要么嘯聚山林。《水滸傳》就是這種政治生態的生動寫照。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就出現在大清晚期這樣朽壞的時刻。名義上是朝廷的新軍其實都掌握在軍頭手里，起事的武漢新軍的祖師爺是張之洞。還有我們熟悉的袁世凱及其后的北洋各系以及南京政權期間的大小地方勢力。資產階級性質的制憲議會只是個空殼，根本不具有社會能量。能量都掌握在地方大員和前朝重臣手里。可憐西化派人士，連什么是能量都搞不清楚就在這個空殼里瞎折騰。兩相比較，毛澤東才是積聚能量的高手。
以上就是一個官權逐漸大于皇權的過程。在王朝晚期體現為政治諸侯化(地方化)，經濟莊園化，軍隊私家化。這個走向不是歷史進步而是歷史倒退。
郡縣制王朝由盛及衰是它自己的結構特征決定的。尤其是政治與意識形態結構掉入了悖論的陷阱。但我們發現一個舊王朝崩潰時并沒有產生新的社會形態，這也是我國封建史上的一大奇觀，兩千多年基本原地踏步。依附在官僚集團身上的工商業是純經濟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相應的政治及意識形態結構與之耦合，自然不會成長壯大。但以分封制為導向的衰敗竟然也沒有成氣候，就值得探討了。
這里先說說宋江。宋江生活在王朝的衰落期，而不是王朝崩潰之時。但他的作為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仕大夫階層的典型。在衰落期儒家正統已受到削弱。這導致行義的宋江反被逼到了體制的對立面。宋江雖不得已占山為王，但仍然心向正統。為有朝一日回歸體制，不得不翦除寨中的民間勢力，為勾搭上皇上也是不擇手段。當王朝崩潰來臨時，洶涌的大潮會裹挾相當多像宋江一樣的儒生階層人士。這些人與被舊體制抖落的大小王者或民軍首領或外族鐵騎結盟，昔日安于地方割據的意識很快被一統天下的宏圖大愿取代。大一統的大旗一旦豎起，對前朝腐敗深惡痛絕的儒生階層就會慕名而來，未來的王朝就會由這些人來設計。當然他們是不可能設計出什么新構造的，由于在動蕩中掃除了腐朽的垃圾，一個儒家正統重新占主導地位的清新廉潔的王朝則會很自然的誕生。
早期從舊王朝崩潰到新王朝建立要經歷較長的割據期，那是因為儒家意識形態還不夠成熟、不夠強大。這個結構轉型后從不斷的倒退到穩定下來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標志就是崩潰后的修復期由長變短。其原因就在于儒家正統意識形態的逐漸強大和儒生階層的執著。它標志著郡縣制社會結構具有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調控能力。也正是這種能力徹底洗白了滿族的草原文化而代之以中原的儒家文化。
6 宗法一體化的鄉紳治理
在論述郡縣制大一統國家社會結構特征時有一個重要角色著墨不多，這個角色就是統治階級的頭子皇帝老兒。皇帝老兒從根兒上講是全國最大的豪強，也是唯一以國家身份占有資源的豪強。皇帝占有的生活資料大家都熟悉，什么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之類的。生產資料嘛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天下是皇權的結構象征。這個象征是深入民心的。以至于新中國成立時，竟有湖南毛家人想要進京做官，官不要大，部長就行。結果被老毛客客氣氣的請回原籍，在當地政府領導下做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至于皇帝擁有這么大個家怎么管理，當然不是請一個管家，一個賬房加一群打手，再養一幫嘰嘰咋咋的門客那么簡單，那是已經過氣了的莊園主的做派。瞧：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個完整的官僚體系，那氣勢恢弘多了。
剛才講的皇上的私有財產也分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這是必須的，一個國家比莊園可復雜得多。官僚們要吃飯養家，軍隊要戍邊保民。道路、水利、城建等公共設施建設要錢，防災減災要錢。文化教育事業也要錢。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缺胳膊少腿那叫殘，缺心缺肺缺免疫那就叫完。所以用錢的地方太多太多。這么多錢從哪里來?靠官員們收，向誰收?自耕農，這就叫小農經濟。小農分散成一個個獨立的生產單元且數量眾多，于是中央財源滾滾。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既聚不起威脅當局的政治能量又能提供源源不斷的財富。
恢復小農經濟幾乎是所有新王朝開篇的第一國策：將滅掉的其它豪強的田產分給貧民。但是社會活動不可能像人們鋪一條鐵軌那樣讓歷史的車輪沿著設計的道路前行。就算這軌道有相應的合理性，也一定會隨著利益或價值的轉移或本身的老化而被廢棄。這是用單一概念解讀社會或秉持線性思維方式所無法理解的。
封建時代各朝代幾乎都是官不下縣級，縣以下是鄉紳治理。鄉紳治理的根本是以家族為核心的競爭。這種官紳合作模式就是著名的宗法一體化結構，符合家、國同構原理，也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構造基礎。怎么看待這種宗法一體化結構在鄉村社會演變的作用呢?我們先介紹一種黑箱法，就是當我們看不到某事物的內部結構和活動軌跡時，通過觀察它的輸入與輸出來倒推它的功能。例如一個黑箱，進去的是車，出來還是那輛車，那么這個黑箱只是時空通道而已。若進去是輛車，出來是一堆廢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個黑箱是個處理報廢車的機構。至于它是怎么拆解車輛的，那就不是由黑箱理論來解決的了。現在我們來看看宗法一體化結構這個黑箱在時光穿越中的輸入輸出有哪些不同。輸入：王朝初期，小農經濟占主流地位，以家族為單元的競爭處于初級階段，家族勢力弱小而數量龐大，與官僚機構關系疏遠，也因此官僚集團相對廉潔，社會井然有序;輸出：王朝末期，競爭中勝出的家族已經成為產、官、學一體化的地方豪強。在競爭中失敗的更多家族成員組成了聲勢浩大的流民群體，各地大小不同的群體事件連綿不絕。通過這種觀察，我們對宗法一體化的功能和由它造成的后果是不是已經有了印象?當你了解了輸入輸出的差異后，你還會贊同在農村實行鄉紳治理嗎?
現在我們把宗法一體化這個黑箱變成白箱，當看到里面的某些內容時一定會給人造成極大的困惑：為什么這么正面的東西竟引出如此不堪的后果!
看過《白鹿原》的人一定記得那句“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這是明末清初鄉村教員朱伯廬撰寫的《治家格言》中的第一句。彼時宗法一體化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儒家知識分子對此已經是厚積薄發。《治家格言》共十一段，分別勸誡族人要勤儉(不可奢靡顯富)、內斂(不可張揚浮躁)、崇祖、教子、尊德、依法(全文可在網上查找)。毫無疑問，照此辦理則全社會安定團結，國家富強。也難怪皇上不準官吏干涉鄉村事務，防著官僚胡來呢。
可是歷史演進為何不按套路出牌呢?不少現代人也經歷過所謂理想破滅的困惑，更有搶著扮演被騙者角色的可憐人。其實我們的老祖先是很厲害的：孫子兵法里有個“奇正”之術，如果提其哲學精髓，再改一個字則變成：“奇正之察”，其困便解。奇正之術屬軍事領域具有明顯的功利性，秉承其一體兩面的哲學思維而派生的奇正之察則會給我們帶來完整的視野。非此，就像當年浸泡在社會主義美好愿景中，而看不到暗流涌動。
封建王朝由盛及衰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治家格言》之“正”在很長一段時間穩定著鄉村秩序，可謂功不可沒。但畢竟《治家格言》不是空穴來風，是有針對性的。比如鹿子霖的作派;比如由階級地位產生的矛盾(鹿三的尷尬)、由婦女地位造成的沖擊(田小蛾)、由紈绔子弟造的孽(白孝文)。族內精英階層必須頭腦清醒：要用血親關系淡化階級矛盾，要堅守倫理底線，還要還孽債，懲孽子。一朝不慎，家族敗亡就會給別的家族騰出生存空間。而讓白嘉軒疲以對付的恰恰是這一系列的“奇”。“奇”者，無處不在之負能量也。《治家格言》其實就是警世格言，而有人把它忽悠成了鄉紳治理下的田園風光。當我們面對王朝晚期鄉村頹敗景象時真的不能埋怨自己被《治家格言》欺騙了。因為那是我們自己視野的局限性和對社會愿景的情緒化造成的。《白鹿原》起碼告訴我們矛盾沖突無處不在且競爭殘酷。“矛盾的對立統一”，聽得耳朵都起繭了依然不能用來面對現實，怪誰?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推測到數量龐大的細小家族經過漫長的競爭，僅余少數大家族。由大家族壟斷農村經濟的格局已然成型。《治家格言》里明明白白的寫著：“勿營華屋，勿謀良田”，可面對破產家族高企的債務能“不施援手”嗎?其中的詭譎可謂：韜光養晦，水到渠成。本來嘛，維護龐大家族，財力是最關鍵的。
《治家格言》：“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讀書志在圣賢，非徒科第;為官心存君國，啟計身家?”鄉紳辦學從來是某些人口中的美談，可是若無許多家族的破產，哪來那麼多生產資料?沒有財力何談辦學?正可謂書聲郎朗之中流民漸起，待到子弟入官時，已是風云匯聚。當然，這一過程可長可短，就看土地兼并的烈度。
科舉制為鄉紳與官僚集團之間搭起了一條紐帶。鄉學、公學、科考入仕，反過來一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反饋給家族，家族重心也隨著財富積累而前往城市，并促成城市的空前繁華。這一過程說明了上層精英集團對產、官、學的一體化壟斷。贏家通吃的博弈模式，最終導致走頭無路的鄉村負能量嚴重積累，皇權衰弱無力。皇帝老兒終于要為他的鄉紳治理模式付出代價了。
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民國時期川西的劉文彩。有人贊揚他勤儉持家、鄉紳辦學、修橋鋪路、樂善好施。其實他只是一個成功的白嘉軒，一個在小農經濟破產基礎上的地方豪強而已。因為沒有人能否認他兼并土地;也無法否認他的產-官-學一體化。
7 社會結構的相互調節作用
此前我們描述的是郡縣制王朝衰落的源動力和過程，但并不意味著王朝沒有相對的穩定期。只是說明王朝必然的歸宿。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王朝的相對穩定呢?從以往的分析中我們知道王朝衰落是與儒家正統影響力衰退同步發生的。越是儒家意識形態趨于成熟，王朝的穩定也越長久。儒家意識形態經歷過宋明理學的提升，到晚清已趨于成熟，因此晚清地方勢力雖然已非常強大，但豪強們并沒有象東漢末年那樣造次。最典型的就是曾國藩：既是地方豪強又是中央大員，具備所有替代滿族朝廷的能量，其非但沒反，反而盡力維護中央政權，這和儒家意識形態初建時期的董桌、曹操們形成鮮明對比。從曾國藩的信仰來看這就是意識形態認同的巨大魅力。儒家意識形態越成熟，對政治結構的調節力也越強。從控制論的角度分析，這就是意識形態子系統對政治結構子系統的調節。這種調節對社會大系統的穩定有積極的意義。當代某些人從精英貴族的角度去理解和推崇曾國藩，將社會輿論引向精英文化，卻看不到豪強崛起的必然以及意識形態認同對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這種表象思維方式對今后的社會走向是相當有害的。問題是，這些人把持著話語權，這就更可怕了。
針對官僚集團因價值觀背離和人格分裂形成的貪腐和權利地方化傾向，除儒家正統意識形態調節外，中央依靠監察系統加以控制。針對鄉紳治理中的競爭格局，中央一般通過官僚集團調整土地政策來抑制兼并。但是，誰來監控監察系統呢?當監察系統不可靠時，皇帝老兒就只能動員皇族勢力來加以抑制。這時皇族不是以封疆大吏的形式出山，而是代表皇權實施對官僚集團的監控。從此，政治結構中的不虞現象開始加速。
什么是不虞現象呢?相傳斯里蘭卡有個不虞國，在這個國家，你想要什么偏偏找不到，遇到的都是沒曾想過的意外(霍雷斯·瓦爾玻著《不虞國三王記》)。官僚集團的膨脹和衰敗本來就是不虞現象，具有分裂傾向的皇親國戚的加入只能加速這一現象。所以往往在短期成效后會出現兩股勢力的合流。于是皇帝老兒只能無奈的打出最后也是最爛的一張牌：宦官。宦官干政在歷朝歷代的晚期都非常明顯，尤其是明朝。為什么說這是最爛的一張牌呢?因為皇親國戚中可能還有一點儒家的意識形態認同，但宦官階層是人格最分裂、基本沒有意識形態認同的群體。他們打掉個別豪強的目的是取而代之，為此目的也一定會打擊殘存的儒家正統勢力，也因此宦官出山意味著王朝氣數已盡，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從朝代更替中我們發現當三大子系統相對適應時，社會比較穩定。各種調劑機制能正常發揮作用，但隨著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蛻變，經濟結構也會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而整個社會系統調節失靈并使系統處于動蕩之中。但這個衰變的過程反而證明了儒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因此憤世嫉俗的儒生們最終會成為修復社稷的中堅力量。
結語
人們當然希望國泰民安、社稷穩定，但是兩千多年的演化史證明這幾乎不可能。究其原因是整個社會系統中存在巨大的，不可控的結構性缺陷。也就是說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之間存在很大差距。當人類無法認識結構性缺陷和社會運行規律時，就會將歷史的演變歸于某個具體的事件及參與其中的某個人，并對其或褒或貶，并在看似云山霧罩的謎團中塞進政體、主義之爭，也帶來理想、情懷、高雅、低賤、憤世、媚俗、極端、中庸、叛逆、順從、平等、競爭、人性等等一系列副產品。許多文化人在如此豐富的概念中忙得不亦樂乎卻腳跟不著地，除了助漲精英文化和民粹意識外，別無任何積極性。
由小農經濟和官僚機構結合排除了諸侯割據的政體，實現了大一統的郡縣制王朝。儒家意識形態的引入，為這一政體提供了持續性的支撐。但它們的負產品：精英文化造成了民眾與精英的分離和破壞了國家認同。另一負產品：價值觀背離和人格分裂，又削弱了儒家正統。鄉村治理中不可避免的產-官-學一體化壟斷引發了地方勢力坐大。隨著地方勢力坐大，小農經濟被莊園經濟取代，中央財源枯竭，精英們歌舞升平的同時是流民遍野，民不聊生，匪患盛行。于是大廈傾覆，一片廢墟中產生的強者與儒生階層結盟，一個嶄新的舊結構被重建起來。悠悠歲月，周而復始，這就是中國封建史上著名的周期率現象。用學術語言講就是動態的超穩定系統。這種社會系統如果一直處在封閉環境中，它既不會倒退也不會前進。但作為一個國家單元，它遲早要面臨開放的環境，并被迫加入大國博弈。
之所以對中國封建社會費那么大勁，是因為自郡縣制社會由奴隸制屬性的分封制成功轉型以來一直處于周期性震蕩之中直到中國遭遇開放系統。而其后的社會演變又迷霧重重。
開放系統中的中國已經經歷了成功的、不成功的若干次社會轉型。隨著信息傳遞的加快，社會活動的節奏也一定會越來越快，也就意味著我們會面臨自覺、不自覺的越來越頻繁的社會轉型。同時我們也看到不管外來因素如何強大，歷史的脈洛都是無法切割的。那種虛無縹緲的概念游戲也必定不能建立起適應未來的意識形態基石。我們的人文學領域處于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空白狀態，令人堪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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