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三才章第七》批判
——《孝經》之孝并非真正效法天地
三才章第七
(原文)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于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譯文)曾子說∶“太偉大了!孝道是多么博大高深呀!” 孔子說∶“孝道猶如天上日月星辰的運行,地上萬物的自然生長,天經地義,乃是人類最為根本首要的品行。天地有其自然法則,人類從其法則中領悟到實行孝道是為自身的法則而遵循它。效法上天那永恒不變的規律,利用大地自然四季中的優勢,順乎自然規律對天下民眾施以政教。因此其教化不須嚴肅施為就可成功,其政治不須嚴厲推行就能得以治理。從前的賢明君主看到通過教育可以感化民眾,所以他首先表現為博愛,人民因此沒敢遺棄父母雙親的;向人民陳述道德、禮義,人民就起來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謙讓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爭斗∶用禮儀和音樂引導他們,人民就和睦相處;告訴人民對值得喜好的美的東西和令人厭惡的丑的東西的區別,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詩經·小雅·節南山》篇中說∶‘威嚴而顯赫的太師尹氏,人民都仰望著你。’”
(批判)讀者諸君讀此章時,我希望他的腦子里能裝有以下問題:
1、《孝經》里的孝真正效法天地嗎?
2、民不爭斗的基礎道底是什么?
一、《孝經》之孝并非真正效法天地
曾子向孔子問“孝”,孔子為他一口氣從天子之孝講到庶民之孝,曾子一直聆聽,一言不發。當孔子講完庶民之后,曾子開口感嘆道:“甚哉,孝之大也!”我讀《孝經》讀到這里時,也不由地感嘆道:孝道確實很大啊。
我贊同人類的孝道是效法天地間永恒規律的觀點,也承認,每個朝代的某個歷史階段,有過相對“和諧”的時期。然而有一個歷史現象卻值的我們深思,那就是我在前面講過的,除了秦朝等個別朝代外,任何一個朝代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百姓”無一不是手捧《孝經》,奉為圣典,希求永治。然而,這些手捧《孝經》的王朝,無一不是在嘲笑前朝的“無道 ”中,步了前朝的后塵。不是說“孝道”效法了天地之永恒的規律嗎?為什么“孝道”不能救王朝呢?如果冷靜地想一想,正如曾子所感嘆的那樣,原來“孝”之道太大了,大到大到孔子也沒有完全看清楚它。
天經地義到底是什么呢?其實天地所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孕育萬物,也就是說,天地是萬物之父母。那么天下百姓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是什么關系呢?首先是老百姓要有公益事業,其次才有為老百姓承辦公益事業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這些人組成的執政集團。因此如果要效法天地法則的話,天下老百姓才是天,才是父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這些人組成的執政集團是子女,是服務集團,而不是統治集團。而《孝經》卻把這個道弄反了。天子者,上天派下凡間統治天下人的兒子。諸侯、卿大夫、士者,天子統治天下人的助手也。他組成了龐大的統治集團,高高在上,是天下百姓之父,就連小小七品芝麻官也在百姓面前稱大,稱之曰,父母官也。讀《孝經》的人不難發現,孔子講孝道,是有等級的,是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排序的。而人民則是缺位的。因此說,《孝經》中所提倡的道,并沒有真正效法天。
我在前面說過,《孝經》所提倡的孝道是單向的,只講子對父的“孝”, 不講父對子的“孝”,只講民對“官”的孝,不講官對“民”孝,尤其不講人民大眾對個體的孝,個體對人民大眾的孝。《孝經》對孝的雙向性的忽略,是它的又一個缺陷。這就使《孝經》成了一本治世之書,而不是一本“孝”世之書。官本來是用來“孝”民的。“孝”民本是“孝”道的核心。《孝經》忽略對“孝”民的研究,是其最大的硬傷,也是歷朝歷代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們手捧《孝經》失天下的根本原因。也是沒有真正效法天地的原因。
二、民不爭斗的基礎到底是什么
“從前的賢明君主看到通過教育可以感化民眾,所以他首先表現為博愛,人民因此沒敢遺棄父母雙親的;向人民陳述道德、禮義,人民就起來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謙讓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爭斗∶用禮儀和音樂引導他們,人民就和睦相處;告訴人民對值得喜好的美的東西和令人厭惡的丑的東西的區別,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這是《孝經•三才章第七》里“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于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的譯文。讀罷此段,我想,人民不爭斗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接著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人民爭斗最激烈的是一次次農民大起義,難道那些參加起義的農民們不懂孝道,不知禮儀,不知美丑嗎?答案當然不是。事實上,參加農民大起義的人們的絕大多數是大孝子,大“孝”民。他們想拿自己的勞動成果孝敬父母,孝敬“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然而,他們兩手空空,不僅手中已經沒有什么可“孝”的東西,而且自己也饑寒交迫了,于是,他們開始抗爭了,為的是養活自己,爭回他們手里失去的“孝”父母,“孝”國家,“孝”人民的勞動成果。于是那些頭戴王冠,手捧《孝經》的人們,不得不接受滅亡的命運,嗚呼哀哉了。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追問下去,為什么那時勞動的人們手里會沒了“孝”父母,“孝”國家,“孝”人民的勞動成果呢?這一點,理論界早有了答案,那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以前的所有社會形態,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必然會導致財富集中,造成少數人的富裕,多數人的窮困。當多數人的手中沒有了孝”父母,“孝”國家,“孝”人民的勞動成果時,這時,教育人們以《孝經》還能管用嗎?
實際上,歷史上的亡國之君,并不一定全是暴君,也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國家,然而面對他前輩們積累的矛盾,即使將《孝經》倒背如流,也無濟于世了。在這方面,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就是一例。歷史對他的評價并非是暴君、昏君,而是一個清明的皇帝。他當權王朝時,“外有后金連連攻逼,內有農民起義的烽火愈燃愈熾,而朝臣中門戶之爭不絕,疆場上則將驕兵惰。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朱由檢殷殷求治。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同時,他平反冤獄,起復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面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可謂善政連連,然而最終卻不得不耳聽著農民軍的吶喊,登上煤山,自縊于壽皇亭。崇禎皇帝之所以有如此結局,非他不勵精圖治也,明朝之所以有如此結局,非不提倡孝道也,究其因,在于沒有全心全意孝民也。在明朝,雖然也不乏賢明之君,但他們實行的是王道之下的仁政,并不去根除財富過分集中,貧富不均這個致命的大毒瘤。
假如孔子的《孝經》是真正效法天地真理的,真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作孝道核心的,也許整個中國歷史就沒有“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皇冠落地”這樣的鬧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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