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卿大夫章第四》批判
——形象與孝民
卿大夫章第四
(原文）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譯文）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制定的合乎禮法的衣服不敢穿戴，不是先代圣明君王所說的合乎禮法的言語，不敢說；不是先代圣明君王實行的道德準則和行為，不敢去做。所以不合乎禮法的話不說，不合乎禮法道德的行為不做；開口說話不需選擇就能合乎禮法，自己的行為不必著意考慮也不會越軌。于是所說的話即便天下皆知也不會有過失之處，所做的事傳遍天下也不會遇到怨恨厭惡。衣飾、語言、行為這三點都能做到遵從先代圣明君王的禮法準則，然后才能守住自己祖宗的香火延續興盛。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詩經·大雅· 民》里說∶“要從早到晚勤勉不懈，專心奉事天子。”
(批判)《卿大夫章第四》講的當然是卿大夫之孝。卿大夫在周朝時期是國王及諸侯所分封的臣屬。規定要服從君命，擔任重要官職，輔助國君進行統治，并對國君有納貢賦與服役的義務。但在其“家”內，為一“家”之主，世代掌握所屬都邑的軍政大權。一般情況下，卿的地位較大夫為高，卿的田邑較大夫為多，并掌握國政和統兵之權。
在《卿大夫章第四》中，孔子根據卿大夫在統治階層中的地位，對卿大夫之孝講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即法服、法言、德性。由于人民在孔子提倡的孝道缺位，此三者當然不會來源于人民幸福的需要，而是來源于統治人民，保護自己社會地位的需要。孔子認為，在這方面，先代圣明君王是做得最好的，因此提倡卿大夫們效法先王。“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要從早到晚勤勉不懈，專心奉事天子。只有這樣，才能守住自己祖宗的香火延續興盛，即所謂“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
讀《卿大夫章第四》，抽去具體內容，人們不難發現，孔子所講實際上涉及到了“形象學”的內容。即作為統治集團中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員，如何在穿衣、說話、行為上符合“禮法”，使自己能夠擁有一個好的形象，不要成了千夫指，萬人嫌。然而官員注意形象不是建立在“孝”民的基礎上的，因而也是一種表演。因為他們塑造自己的形象，其動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官位、財富，向更高處爬升，獲得更高的位子和更多的財富。
孔子提倡先王的孝道，是為他所處的時代服務的，而今時空不知變換了多少次，社會環境，社會矛盾早已今非昔比了。今人讀卿大夫之孝，當然不能把它奉為金科玉律，而要把它當做文化礦藏，以批判的態度，提練為于今有用的東西。
實際上，今天的官員也面對著如何樹立形象的問題。由于我國現在處在社會主義時期，“孝”民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官員如何如何樹立自己的形象呢?答案是不能以先王為標準，也不應以洋人為標準，而應以為人民服務為標準。
先說“法服”，所謂法服就是定服，有一定固定標準的衣服。為什么要有法服?我曾讀過一本《新孝道》的書，這本書的作者說，“因為法服能夠把卿大夫的地位表現出來，精神氣也能因之帶出來。”接著作者說：“我們這個時代沒有法服，這是個遺憾。”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客觀世界，就會發現，作者的判別是錯誤的，當今并非無法服，而是有法服的。筆者在稅務部門工作，就是一個穿法服的人。警察、工商、物價、城官等等部門的工作人員都有法服，只不過現在的法服不是所有國家公務人員都穿，穿法服的國家公務人員沒有明顯的級別標志，面對一個穿法服的國家公務人員，除了軍官、警察，人們看不出他的級別，不知他是縣級領導、地(市)級領導，還是省級領導、中央領導。
社會主義制度下該不該有法服?不看能不能把官員的地位表現出來，也不看能不能把官員有精氣神帶出來，而要看能不能有利于官員為人民服務。如果工作性質穿民服更有利于為人民服務，就不穿法服。如果穿法服有利于為人民服務，就穿法服。而且在筆者看來，因為法服是由政府財政支付的，是人民負擔的稅錢，應當盡量多花在更能為人民服務的地方。筆者小的時候，國家公務員只有部隊和公安穿法服，后來工商、稅務部門也穿了起來，工商、稅務之后，許多部門紛紛起來效仿，于是出現了“十個大蓋帽，管一個破草帽”的現象。實際上，就許多部門的工作性質而言，是無需穿法服的。包括筆者工作的稅務部門。不穿法服，與民一樣，其實是能夠縮短官員與民的距離的，更容易與民打成一片，更好地為民服務。
另外，國家公務人員穿法服，還需要一個良好的監督環境。如果人民不能很好地監督國家公務人員，國家公務人員的行為就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反倒有利于他們從人民那里撈好處，為不正之風啟開方便的大門。
其次說“法言”，跟法服一樣，也要有一定的規矩，一定的風格。對于法言，孔子給的標準也是先代圣明的語言。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今天，孔子的這個標準是不能要的。國家公務人員的語言只能合乎人民的利益，一個官員，口無遮攔，張口就損壞人民的感情和利益，是要遇到報應的。前些年就有一個例子，據媒體報道：河南省鄭州市一家房地產公司，將一塊原來被批準建經濟適用房項目的用地，違規建成了高檔別墅，受到當地群眾的舉報，當記者到鄭州規劃局采訪時，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領導竟問記者：你們是替共產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此事由媒體報道之后，凡知道此事的人，無不驚詫，聲討之聲四起。此君此言一下子把共產黨和老百姓分割開來，一下子把共產黨提得高于人民。當然人民還是大度的，雖然禍從口出，此君還是得到了人民的寬容，人們對其只是批評了一陣，很快便不再提起此事，沒有深究下去。
再說“德行”。所謂德行就是經過某種道德規范了的行為。《孝經》中的德行是指經過先代圣明提倡的道德規范過了。其核心是“孝” 天子，“孝”統治集團，“孝”統治階級，至于“孝” 民，對不起，是沒有的(即使有，也僅僅是仁政、王道之類)。在社會主義的今天，用《孝經》中所提倡的道德來規范國家公務人員的行為是斷然不行的，對國家公務人員的行為必須用“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道德來規范。否則的話，就會生產不好的效果。現舉一例，2012年8月26日，延安發生交通事故，時任陜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局長楊達才趕赴現場處理事故，記者把一張他在故事現場面帶微笑的新聞照片發在媒體上，引起網民的憤怒，這么悲痛的事件，你這個局長竟然笑得出來。人們進一步發現他的手腕之上竟帶著名表，進一步“人肉”，竟然發現他擁有多塊名表。隨后，又在網上曝出他擁有價值十萬多元的眼鏡和名貴腰帶。網民的喊聲引起了陜西省委的重視，研究決定，撤銷楊達才陜西省第十二屆紀委委員、省安監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對其經濟問題進行調查。楊達才的例子雖是個別，但他反映出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公務人員，其行為必須是經過“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道德規范過的，否則，害已不說，也對黨，對政府形象形成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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