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子章第二》之批判
——孔子的天子之孝是適度治民而非孝民
天子章第二
（原文）子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譯文）孔子說∶能夠親愛自己父母的人，就不會厭惡別人的父母；能夠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會怠慢別人的父母。以親愛恭敬的心情盡心盡力地侍奉雙親，而將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從效法，這就是天子的孝道呀！《尚書·甫刑》里說∶天子一人有善行；萬方民眾都仰賴他。
（批判）讀《天子章第二》時，我曾有過這樣一個猜想，在這一章中，孔子是要講天子如何孝民吧？但我馬上否定了這個猜想，因為我已在第一章中發(fā)現(xiàn)，在孔子提倡的孝道中，人民中缺位的。讀過這一章時，果然發(fā)現(xiàn)這一章并不談君子如何孝民。現(xiàn)在我希望讀者在讀下面的文字時，腦子里裝著以下問題：
孔子孝道的理論基礎(chǔ)是什么，堅實不？
為什么天子的天職是孝民呢？
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有何區(qū)別？
孝道的立論基礎(chǔ)并不堅實
《孝經(jīng)·天子章》說的是天子之孝。如果認真審視一下孔子為孝道立論的基礎(chǔ)，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其立論基礎(chǔ)并不是很堅實。
孔子在本章一開始就言，“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此言如不加以實事求是地分析，會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把目光投向現(xiàn)實，就會看到愛親者，未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未必不敢慢于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時候，一個特別熱愛父母的人，往往還可能有點兒自私，他甚至會為了孝敬父母去偷別人父母的東西。對于一個殘忍的殺人犯，若看看他的另一面，人們也許會發(fā)現(xiàn)他很孝敬他的父母。一個不孝敬他的父母的人，可能也對別人的父母施惡，也可能不對別有人的父母施惡，甚至會對別人的父母比對自己的父母還好。為什么會是這樣？因為愛自己的父母，與愛別人的父母，沒有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孝”雖然是一種善舉，但它是否由已及人移情于他人，卻是因人因事而異的。戰(zhàn)國時期的墨家，主張兼愛，提倡像愛自己的父母一樣愛別人的父母，而繼承了孔子衣缽的孟子卻批之為這是多父思想。這一現(xiàn)象說明，“孝”心的遷移是有限的，有條件的。
儒家的孝道立論基礎(chǔ)雖然不是堅實的，但也不影響為孝道的立論，因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還是較為常見的現(xiàn)象。筆者在這里挑一下孔子孝道理論的這根刺是為了提醒人們，決不能簡單地機械地，教條地認為“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否則就會使出錯。
二、天子之孝是治民而非孝民
直白地說，孔子主張的天子之孝，實質(zhì)上是治民，而非孝民。
何為天子，有人曾這樣解釋孝經(jīng)的天子：“天子是與公、侯、伯、子、男等爵位類似的。”“他們都是上天為了老百姓生活的更好，而設(shè)立的治理等級。這一點在秦始皇建立郡縣制的統(tǒng)一國家以后，發(fā)生了變化，只有秦以后的中國皇帝（天子）才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不再和公、侯、伯、子、男一類的爵位混在一起了。”由此可見，《孝經(jīng)》中的天子，實際上就是統(tǒng)治集團。
讀這一章，人們讀不到天子應當怎樣孝敬人民這樣的內(nèi)容，而是天子怎樣統(tǒng)治人民，即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這并不奇怪，筆者已經(jīng)在前面說過，在孔子的孝道體系中，人民是缺位的。孔子主張孝道，就是幫助當時的統(tǒng)治集團解決如何治理天下的，而不是教導他們?nèi)绾涡⒕慈嗣竦摹Ｒ虼怂鲝埖男⒌览碚摚遣粫袨槿嗣穹?wù)這樣內(nèi)容的。他不會告訴天子，人民是上帝，是天父，應當把人民的利益重重地放在心上，而是告訴天子，應以孝道教化天下，使人民服服帖帖接受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而不造反。在孔子看來，如果能夠這樣，天子的統(tǒng)治就可以穩(wěn)固了。
兩千年的孔子正處在天下大亂的時代。把那時的天下大亂歸一下類，實際上有兩亂：一是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原先的那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統(tǒng)治秩序被打亂。昨天這個諸侯剛造了周天子的反，明天那個諸侯又造周天子的反。在昨天這個諸侯攻打那個諸侯，到了今天那個諸侯又攻打這個諸侯。今天這個諸侯稱霸天下，明天那個諸侯又雄起。而且這種亂紛紛的現(xiàn)象，還不知盡頭。二是奴隸不堪忍受壓迫剝削，造奴隸主的反。井田里的奴隸要么逃跑，要么起義。奴隸造反其中以柳下跖最為典型。春秋末期魯國西北部柳下屯人展雄，領(lǐng)導了九千人的奴隸大起義，史稱柳下跖起義。跖者，即赤腳奴隸。據(jù)說展雄的起義軍轉(zhuǎn)戰(zhàn)黃河流域，各諸侯國望風披靡。起義規(guī)模大，時間長，范圍之廣，影響深遠。展雄追求“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會。孔子并不贊同雄展們的社會理想，曾經(jīng)勸說他效法“圣人之行”，罷兵休卒，展雄痛斥之：“子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走歸，無復言之!”身處這種亂世，孔子以平治天下為已任，在為統(tǒng)治者尋找治亂之道。
孔子發(fā)現(xiàn)，天下亂紛紛，亂的是人心，如果人心不亂，統(tǒng)治者的等級秩序不亂，則社會秩序不亂。而要實現(xiàn)人心不亂，就將天下人心歸一，用孝道教化他們。正所謂“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孔子自認為找到了真理，卻不知自己遺漏了真理。那就是在他要弘揚的孝道里面，沒有人民的位置，當然也不會讓人民處于孝道的頂尖。
不教育天子孝民，只主張?zhí)熳佑眯⒌澜袒嗣瘢菍μ熳幼畲蟮恼`導。天子只有從孝道的頂尖走下來，讓位于人民，努力建設(shè)“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會，才能不斷推動社會進步，實現(xiàn)長治久安。孔子的錯在于尊天子為父，視人民為子，這是一種顛倒，因為事實真相是民為父，天子為子。天下者，人民的天下，國家者，人民的國家，天子的天職，就是孝敬人民，也就是毛澤東所提倡的“為人民服務(wù)”。
為什么人民為父，天子為子呢？筆者是一位稅務(wù)工作人員，曾從稅收的角度研究過這個問道。什么是稅收呢，在筆者看來，所謂稅收是公民為由國家承擔的公益事業(yè)所進行的投資，他們收獲的是黨政軍有效勞動的成果。在這個定義中，有三層意思：一是生活在一個國家的公民有共同的公益事業(yè)，否則他們就無需國家；二是全體公民是公益事業(yè)的投資者，其中稅收是最主要的投資方式；三是國家是公益事業(yè)的承擔者，它所干的是公民的公益事業(yè)。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國家組織中各個等級中的“天子”，他們的任務(wù)是如何辦好公民的公益事業(yè)，而不是如何長期地騎在公民頭上做老爺。也就是說，在事理上，人民應該為父，天子應該為子。人民應該處于被“孝”的頂尖，而非天子。天子的孝心，應該是“做人民的勤務(wù)員”，天子的孝行，應當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孝經(jīng)》將其顛倒，實在是一大錯誤。
我在本書的第一章里說過，孔子提倡孝道的本意是救王朝，而他身后的歷史事實卻是他提倡的所謂孝道根本救不了王朝。歷史一再重復的是新王朝在舊王朝廢墟上雄起之后，都雄心勃勃地做著萬世之夢，卻都又步了前朝后塵。這一歷史現(xiàn)象，人們稱之為封建王朝的“周期律”（實際上它是私有制的周期律）。為什么會有周期性，那是因為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者走的就是《孝經(jīng)》里的孝道，把本應像“父”一樣孝敬的人民視為子民，把本應像“子”一樣“孝父”的天子，視為“父君”。
也許有人會說，孔子并沒有輕視人民啊，他不是也說了君為輕，民為重嗎？這難道不是說為人民服務(wù)嗎？我要說的是這與為人民服務(wù)是兩碼事。其實孔子對人民的力量也是知道的，他反對暴政，主張仁政，孔子之后的孟子也在告誡統(tǒng)治者，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實質(zhì)是一種適度剝削的思想，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風馬牛不相及。細觀歷史，不僅僅是孔子，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有一些明君的，這些明君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或多或者地注意到了人民的力量，唐朝皇帝李世民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將水比喻為民，亦比喻為自己代表的統(tǒng)治階級，告誡他們統(tǒng)治天下，如水上行舟，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若得罪了全國的老百姓，天下就會變成掀著巨浪的汪洋大海了，那時候情況就不妙了。然而，由于沒有一個王朝把人民納入孝敬的對象，沒有把人民重重地放在孝道的頂尖，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wù)，也就沒有一個能夠長久地維護他們的統(tǒng)治。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實踐證明，《孝經(jīng)》所宣揚的孝道是不完美的，存在嚴重錯誤的。因而它是救不了王朝的。
二、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區(qū)別
相信聰明的讀者讀完上面的文字，對于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區(qū)別已經(jīng)了然于心了。但是筆者在跟別人談?wù)摗缎⒔?jīng)》時發(fā)現(xiàn)，有些人往往把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混為一談，因而筆者在此想專門談一談這個問題。
仁政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并非一個東西，他們是有很大區(qū)別的：
一是仁政是王道下的慰民，而非執(zhí)政集團對其“為民執(zhí)政”天職的認知。觀中國歷史，歷朝歷代，都會有一段實行仁政的時期，并且這段時期往往也是各個朝代的最好的時期。但是歷朝的天子實行仁政，并不是為了孝民而仁政，而是為了其代表的執(zhí)政集團能夠長期執(zhí)政而采取的慰民政治。眾所周知，秦王嬴政做了皇帝之后，就自稱“始皇”。規(guī)定自己死后皇位傳給子孫時，后繼者沿稱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萬世。 秦始皇如此，歷史上哪里個皇帝又不是如此呢？為了能使“他們的江山傳之無窮”，開明一點兒的皇帝們就會出臺一系列的仁政來，而他們的仁政是王道之下的仁政，為了維護其統(tǒng)治實行的安慰民眾的措施。它與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參政的中國民主黨派所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要求中國的共產(chǎn)黨及其參政的民主黨派眼中只有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黨的私產(chǎn)，沒有個人特權(quán)，只有為人民服務(wù)的公權(quán)。同樣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政府只有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政府的私產(chǎn)，沒有個人特權(quán)，只有為人民服務(wù)的公權(quán)。中國共產(chǎn)黨和參政的民主黨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自己天職的認知，與歷史上各個朝代是完全不同的，其政治目的不是為了統(tǒng)治人民，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黨和政府是公民公益事業(yè)的承擔者，人民是天，是父。黨和政府要求國家公務(wù)人員做人民的公仆，反對當官做老爺，反對欺壓、剝削人民。
二是仁政是有限的，并非無限的。仁政的有限性，就其范圍而言，并非人人都是仁政的受益者。在歷史上已有的以私有制為基礎(chǔ)的各種不同社會形態(tài)中，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以及資產(chǎn)階級，是仁政的真正享受者。奴隸、農(nóng)民以及無產(chǎn)者不但不能享受其利，反而會加深受害程度。就其時間而言，仁政并不能貫穿于歷史是每一朝代的始終，僅僅存在于財富相對平均且又是“明君”統(tǒng)治時期。而當昏君治世，仁政當即消亡，或者財富達到過度集中時，即使有明君治世，仁政也難發(fā)生效用。而當中國進入社會主義以后，由于黨和政府對其天職的認知是公民公益事業(yè)的承擔者，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為執(zhí)政宗旨，因而全體人民鐵定為唯一的服務(wù)對象。一個人，只要他是人民的一分子，就能享受黨和政府的服務(wù)。
三是仁政不能救王朝，黨和政府只有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宗旨，才能帶領(lǐng)全國人民不斷走向富強，實現(xiàn)崇高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有一天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您還會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能救社會主義嗎？如果真有那樣的一天，就是放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否則，那樣的事情就不會出現(xiàn)。
二、主張?zhí)熳又⒌囊饬x
歷史地看，《孝經(jīng)》中天子之孝的作用雖并沒有像孔子講的那樣神乎其神，但積極作用還是有的。由于歷代王朝基本上能夠提倡孝道，遵循孔子所說的“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形成起了一種以親情為紐帶，以感恩為依據(jù)，以報恩為行動，以道德倫理（有時以法律）為約束機制的一種養(yǎng)老文化。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家庭中，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卻是永續(xù)的，綿綿不斷的，這也是中華文明得以延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點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但是智慧地看，《孝經(jīng)》所提倡的“孝”文化，由于人民的缺位，數(shù)千年來，以“孝”為特征養(yǎng)老文化，僅僅限于家庭之中，至于社會養(yǎng)老，國家養(yǎng)老卻是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事情。《孝經(jīng)》在這方面的局限性，現(xiàn)代人也要有清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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