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故事
——李學俊《“道政”：匡正世界》序
田辰山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
李學俊先生從《管子》《史記》《漢書》和四書五經等大量古典著作中敘述出一個中國古代“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故事，并嘗試回答中華文明為何數千年綿延不絕，為何馬克思社會主義誕生于西方，卻在中國蓬勃發展等重大問題，為以往聞所未聞，確是驚人之作，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本人懷著極大興趣一口氣讀下去，心中欣喜不已，自感此一發現具有關乎現實與中國未來命運之重要意義，于是乎榮幸之至，提筆為這一大作作序。
本人以為作者著作最為令人思考之點是，他的重新闡釋包括兩件大事，一是他敘述了 一個兩千多年之前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故事，二是饒有興趣且有力地解釋了春秋齊國乃至后世中國怎樣避免了“資本主義”;由此兩點無形之中引出一個不很鮮明卻亦確切的啟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原本是有天然聯系的。
一、一個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
【歷史背景】作者開篇介紹戰亂比戰國時代嚴重之春秋時代，天下各國“市場經濟”已逐漸發展。齊國開國元勛姜太公建國伊始，便實施發展工商業與出口導向市場戰略，“市場經濟”為最為發達之國。但這種“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資本主義”帶來“大資本操控市場與金融，社會嚴重貧富懸殊，經濟危機爆發，產生了“一國二王”，新興資產階級挑戰王權現象，社會正發生根本的轉折。于此種歷史背景下，齊國宰相管子啟動古代“特色社會主義”國策，與中國二十世紀“特色社會主義”改革發生的背景，無疑大相徑庭。
【遵道為政 應運而生】作者認為，春秋時代，“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態正在取代封建社會，資本主義正在逐漸發展”。是在此時，管仲輔佐齊國君王齊桓公，繼承了中國遠古優良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理論，并根據時代變化進行改革與創新，全面提出與實踐了“以人為本”，“遵道為政”，人民至上，德治與法治并重，廢私立公，貧富有度，共同富裕，實現人與自己身心和諧，人與人社會和諧，國與國和諧，文明與文明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道統天下”的道政。
【道政社會主義】作者判斷，“以人為本”是對三皇五帝以來政治思想的根本突破與革命，為人類歷史第一次發現“人”，把人作為國家根本而不是君王，也不是資本，這是人類第一個真正《人權宣言》。人民至上非君王至上是對“民本”思想的再上層樓，是提出的人類社會的終極價值觀。作者將管子言“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解釋為“主權在民”，將“正民之德民師之”理解為“君權民授”。
作者充分證明，兩千多年前《管子》那里已有“尊重人權”，“滿足人性需求”和“保護人民生命權”“保護人民自由權”“法有禁止不可為”“道無禁止方可為”，“保護人民產權和資本合法權益”“確保言論自由”、遵照“自然法則”“人人自由平等”等等思想。作者在《管子》中讀出“齊國“道政”憲法核心為“以人為本”“順應民心”“廢私立公”和“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及“有眾廢私”“與天下同利”“人有、人營、人享”“消滅無產者，限制大資本，”和“貧富有度”，人人適度共同富裕的道政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阻止資本主義興起】作者揭示，管仲輔佐齊桓公“以人為本”，先富民，再治國，實施國家掌握貨幣主權，掌握土地等資源，建立鹽鐵等國有企業，依法保護公私產權，宏觀調控市場的系列改革措施，糾正了齊國300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克服了經濟危機，抑制了大資本操控市場，繁榮了經濟，消除了“一國二王”現象，成功阻止了資本主義興起，與此同時，全面開放，天下招商引資，率先自建單邊零關稅國際自由貿易區，使齊國臨淄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與金融中心。
在國際上，實施 “尊王攘夷”等基本國策，又通過九次國際峰會(“九合諸侯”)，制止戰爭，“實現天下和平”“解決戰爭遺留問題”“建立天下準零關稅統一國際自由貿易市場”、實現了道統天下(“一匡天下”)。
【人與天調】作者發現，管仲特別堅持人類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都要遵循自然天道，提出“人與天調”的生態文明思想，不可以違背“道”去掠奪自然，而應追求人與自然之和諧，建立永續生產經濟模式。因此批評“虞舜與夏后氏有違天道，破壞環境的生產方式”，并建立了嚴厲的環境保護法規，采取了有效措施保護生態環境。
【“道政”政治經濟學】最令人立刻生趣而驚異的就是“道政”居然也含“政治經濟學”，即刻引人去發現它該是什么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可如何與西方此說同日而語。
作者指出：管仲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天地生產的財富積聚交易的地方，萬民分工合作，交換獲利的場所，這是發展經濟的正道”(市者天地之財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問》)，即市場是“富民強國的人間正道”。一種遠非西方現代自由主義不擇手段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其市場的道德準則是“非吾道，雖利不取”。十分令人驚訝的是管仲也論述“市場價格機制”(市者，貨之準也。《管子·乘馬》);管仲深知齊國大資本操控市場，控制物價，國家也無能為力，市場根本沒有根據供求關系來配置資源，決定價格的公平機制(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管子·揆度》)。因此他指出“市場機制”不會自動實現均衡，均衡是動態、暫時的(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輕重乙》)市場錯配會導致生產過剩與短缺的經濟危機交替出現(“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國蓄》)。市場也是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必然形成資本決定分配社會財富根本原則，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
正如李學俊所闡述，管仲“道政”最英明之一的是他的“利出一孔、其國無敵”財政國策;即“經濟權益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國家強大無敵”。“利出一孔”是解救國家危急特效之策，是反經濟危機特效之策，是解決商人囤積居奇、操控市場、掠奪民眾、錯誤價格之策，是“貧富有度”、共同富裕與社會穩定保障的根本條件。
【按勞分配】作者認為，馬克思、列寧都以“按勞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為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管仲實施的“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就是這一原則。因此，管仲是世界上首次提出這一原則之人。
【國家掌握社會財富最終分配權】管仲指出社會應該“貧富有度……貧富無度則失”，因此，“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管子·揆度》)，才能實現共同富裕(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管子·小問》)。所以作為一個重大原則，國家必須掌握社會財富最終分配權。管仲的“共同富裕”，不是絕對平均，而是適度差別，即“貧富有度”。因此，少不了通過市場革命，乃至怪招“繆術”分散貴族富豪財富，增加供給，均衡市場——一種溫和辦法剝奪剝奪者。在已經貧富嚴重懸殊，資本財富過度集中，貴族大夫、富豪、高利貸者大量囤積商品，窖藏貨幣，市場嚴重供給不足，商品短缺，物價高漲，流通不暢情況下，管仲一是建議用國家王權權威進行嚴厲的道德譴責，罷免富豪們爵位身份，限制其人身自由;二是使用“繆數”，促使高利貸者散財濟貧;三是使用“輕重之術”分散富豪過度集中的財富。總之，需國家掌握“天權、地權、人權”三權主權，以確保人民共同富裕。所以管仲還提出三種措施：1)建立國家儲備與信貸制度抵御各種風險、保障民生;2)建立福利保障制度：3)救濟扶持無助的弱勢貧困人群;救濟困頓窮人與懲罰懶漢邊疆戍邊。中國在兩千六百多年前就已經發生建立這樣的制度以及福利，實在令人驚嘆不已。
【管仲與亞當·斯密】作者嚴肅地批判西方經濟學對亞當·斯密關于私人資本“自利利他”闡述的斷章取義，說“幾乎所有現代西方經濟學教科書與理論家，在論述市場經濟理論的時候，都引證亞當·斯密關于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偉大作用’來描述市場的合理與完美。”管仲早就發現私人資本追逐利潤時產生“主觀為自己，客觀利社會”的“自利利他”社會現象，他說：“商人對于國家并非無用之人。他們居住不挑剔其地，經營不擇其國君，買進是為了賺錢，賣出也不會惜售。國家的山林等各種資源用來盈利，這樣就使國家的稅收增長，朝中上下(有了稅收)都可以進一步消費，君臣的財幣不會窖藏不動，都會去追求流動中的利潤使市場暢通，而普通民眾就因此有工作而得以有飯吃了。遷移城市擴建市場，也是促進貿易，解決就業的一種辦法。“商人于國，非用人也，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出則從利，入則不守。國之山林也，則而利之，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藏，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徙邑移市，亦為數一。(《管子·侈靡》)亞當·斯密兩千多年后也發現商人這種“自利利他”現象，并作了相似描述：“他們通例沒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心思。他們亦不知道他們自己曾怎樣促進社會利益。他們所以寧愿投資維持國內產業……亦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們是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促進了他們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們不把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會之害。他們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
管仲觀察到這種自利利他現象，但認為并不是一條市場經濟原則，從未認為私人資本和社會公共利益總是一致。他清醒認識到，私人資本常常損人利己，造成社會危害;資本沒有祖國，在國家出現危難時刻，無良的資本家們不會為國出力，還會趁火打劫，大發國難財。作者指出，資本損人利己的現象也被亞當·斯密發現與大量論述。
作者全面系統闡述了管仲政治經濟學，其內容包括政府職能與市場職能;國家掌握土地等自然資源，國有民營;建立戰略產業國有企業;國家掌控貨幣主權，信貸支持民眾創業;國家儲備糧食物資;用貨幣、糧食與政策宏觀調控市場;法律保護公私產權;激勵資本發展經濟，限制資本濫用權力;實施輕徭薄賦，收支向恒的財政政策;反對侈靡，實現適度消費政策;反經濟危機時期實施刺激消費，增加有效需求;國家掌握社會財富最終分配權，扶持鰥寡孤獨等弱勢人群，絕不養懶漢的福利保障制度;實行職業教育，開發人力資源等等幾乎現代經濟學涉及的主要方面，實在令人驚嘆，許多政策妙不可言，兩千六百多年前居然有了如此全面系統的經濟理論!中國真是，理論不自信都不可能。
【古代社會主義】作者在介紹齊國道政社會主義之后，為我們敘述了漢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實施的某些社會主義政策與實踐，并借威爾·杜蘭所言“漢武帝……實施社會主義……中國至此，達于鼎盛時代”說明，是社會主義使漢朝達到中華文明的鼎盛時代，揭示了中國歷史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古代中國原本是社會主義的故鄉，早就阻止了資本主義;中國近代選擇馬克思社會主義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因為中華文明與馬克思主義有天然的聯系。
總之，基于齊國道政社會主義的成就，作者認為其達到古代中華文明罕見的高峰。
二、“社會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天然聯系
李學俊以解讀《管子》等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敘述了一個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故事，同時將中華文明一直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因，歸結是由于管仲“道政”思想及其齊國實踐后來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內核的強大力量。由于本人的學術領域是比較中西哲學，且一直關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關系問題，由作者得出的兩點，我即刻敏感地得到一個與自己研究相吻合的啟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存在一種天然聯系。
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天然聯系梳理清楚，與把中國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搞清楚是同一問題，其中有復雜、多重的內在關系，須進行分析。這是一個讓人油然產生極大興趣的問題，也是個充滿道理曲折過程的問題;但是它是有一以貫之、大道至簡貫穿聯系的，是一個“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的體系文化區分問題，可引領我們從“山窮水盡疑無路”，走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讓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與中華思想文化的天然聯系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所謂“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是參照對中西思想文化傳統高度概括提煉而得的文化體系結構;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突出體現為“一多二元”、中華思想文化傳統突出體現為“一多不分”體系結構。兩個傳統并非是二元分立，而是兩個體系結構各在中西傳統中體現為強弱不一，呈現為主流、支流不一;應該說：西方主流是“一多二元”，中國主流是“一多不分”。
“一多二元”有兩個假想：“一”是像西方上帝那種角色的超絕外在唯一本源假想，“多”是“一”所決定、主宰的萬物“個體”的假想;這樣，“一”與“多”之間以及“多”內部之間，全是各自獨立與沖突的二元對立單線單向關系;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概念結構。
“一多不分”是人類經驗的總結：“一”指天地自然萬物構成一個整體的渾然而“一”;“多”指相互之間相系不分的萬物;“一”與“多”之間以及萬物“多”之間，不是嚴格邊界分隔而是相續不分的，是“一”在“多”之中，“多”亦在“一”之中的互含關系。中華體系文化，以“一多不分”結構，恰是與“一多二元”形成鮮明對照，沒有“西方上帝”超絕主義與“一切個體”的二元對立主義。
作者將管仲的“道政”思想及其齊國實踐稱為“中國古代社會主義”，并按照兩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國就已經是“選擇社會主義”和“與馬克思社會主義融合”的話語來敘述這個大故事;然而，我卻用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這是在此開始梳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天然關系的分析，需要首先對待的，這是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對照方法才可講清楚的。
春秋齊國管仲時代直至兩千六百多年之后當今的中國，就是有一個“一多不分”體系的文化世代相承、延綿不斷地延續著中華文明的命脈。“道政”的“道”，就是“一多不分”的“一”，就是宇宙萬物因內在聯系而不分;“道政”就是以這個“道宇宙觀”為基點的“一多不分”治國理政，即所說“總觀宇宙、遵道為政”。管仲所言“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參與天地”“合于大道”，他的“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他的“大之無外，小之無內”等等，無不是“一多不分”體系之話語。“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結構的數千年大樹結不出“一多二元”資本主義果子(無論于概念或是實在)，這是根本的原因奧秘。道理很簡單，人的行為受頭腦支配，作為中華民族頭腦宇宙觀、認知方法、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是基于“一多不分”宇宙內在關系的，是如論如何想不出、更無閑心去假想“一多二元”一神主宰、人與人毫無人性聯系、沖突不已的神話故事，做不出脫離人類經驗的行為。因此，如用“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對照方法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我倒以為，與其說中國“社會主義”，甚至說兩千六百多年前中國就有古代的“社會主義”，不如說“社會主義”原本是在“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結構意義上與中國傳統是相近的。古代與中國當代“社會主義”都不是馬克思主義概念初始意義的“社會主義”，而只不過是取其名而附其類似而已。
管仲的“道政”思想與治國之策毋庸置疑是“一多不分”結構體系上的果實，它類似“社會主義”，而不可直稱為“社會主義”，原因就在于它早于“社會主義”提出時的相對性與歷史性兩千多年，彼此時間、空間、地域與條件環境都存在不可忽略的極大不同。管仲的“道政”可謂非中國傳統不有的治國平天下方略。如果我們中國“一多不分”體系文化中的管仲“道政”直接稱為“社會主義”，會在哪些重要方面上是不符的呢?首當其沖的，是在“市場經濟”的概念上;作者提出“在繁榮‘市場經濟’的同時阻止資本主義”的問題，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本質不同區別在“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生產資料國有的國家宏觀調控混合式市場經濟模式”之間。這就發生了一個由“轉換內容”而造成的“概念改變”事件。“市場經濟”概念本身的私有資本主義性質，是不能這樣改變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概念的，因為只有資本主義社會才會有“市場經濟”與非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性自然市場之間的重要界限，這是不可混淆的。
我給作者從《管子》闡述出的中國古代“社會主義”，刻意加了“特色”二字，稱其為“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想突出它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一多不分”體系結構，同時，要在考慮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產生于西方與“一多二元”相對而有的一種“一多不分”體系結構之上，仍是要將二者分別開來。中國“一多不分”體系文化不一定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的，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一定是“一多不分”體系結構的，盡管人們常出于看其二者的某種類似點，將它們說為相同的東西，忽略其相對性、歷史性的差別。此外，還必須強調的是，要是拿管仲所施行的“道政”古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策與中國二十世紀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提并論，無疑這兩個“特色”是大相徑庭的。
首先，從兩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被啟動的社會背景看，如果按照李學俊所說，是在齊國“300年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背景，有了管仲“道政”思想及國策推行，則恰是在約三十年馬克思思想意義的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狀況下，有了“改革開放”和引進“市場經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很難明白，如果春秋時期管仲“社會主義”的“古代中國特色”，內容是真正的中國本身傳統獨具的“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特色”，是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化，那么當代流行說法的“中國特色”，則是一種脫離中國“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結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多二元”文化體系結構的“西化”含義;這個“中國特色”恰恰是“去中國特色化”。所以，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跨度發生的這兩個“特色”，不是同一個“特色”，一個是區別于標準社會主義的特色，染成資本主義的特色;另一個雖也是區別于現代社會主義的特色，卻是原汁原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特色“一多不分”，這是我們在作者的管仲“道政社會主義”或者“古代社會主義”敘述中看到的。
應當說，把資本主義特有的“市場經濟”用到社會主義社會來，在保證社會主義方向條件下，不是絕對不行，而是要看到這種操作的可能是特例性的，不是一般規律的。這種操作必須是謹慎的，深刻認真探討的，而不像是刮風似地“大膽解放思想”的。這是因為，如果我們是要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作為“手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運作，有個嚴防、不可顛倒社會主義的目的與市場經濟手段關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市場經濟”作為手段的運作，必須是有限制的，因為在理論邏輯上，它是與社會主義相沖突的，將對它的運作置入可控制限度的范疇，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如果不將它放到可控限度之內，它推倒社會主義邏輯，改變社會主義目的，是順理成章的。中國到今天還在很大程度上不被西方“光榮”地稱為“市場經濟”，說明到今天為止，盡管中國已經經歷了劇痛的“轉型”，仍然尚未達到西方所認同的徹底改變“社會主義”目的，完全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步。有西方人總結出“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兩個概念，明顯地挑明了，在“去中國特色化”上，中國仍未達到人家的“共識”。很清楚，“華盛頓共識”是西方“一多二元”文化體系的純個人自由資本主義的，而中國的“北京共識”卻仍然保留著“一多不分”體系文化的“中國特色”尾巴。
“去中國特色化”的“社會主義”，其實已長期在話語上不再針對資本主義而言，而是索性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作為意識形態話語了。從馬克思思想的“社會主義”話語向純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話語的轉變，恰是從糟糕的誤讀馬克思思想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關系開始的，也即將一種“一多不分”意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為不可分與相互作用的關系，誤讀為二者是二元分立的，硬是執著于對它二者之間單線單行關系的假想，這是在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向資本主義文化的轉向。所謂“初級階段”理論，就是這種文化現象的概想，把二者分裂為先進上層建筑與落后經濟基礎形而上學的矛盾形態，把社會主義視為單純是解決發展生產力的性質，悄然地由“一多不分”變為“一多二元”邏輯，由把人的作為群體而有的共同利益，向把人假想為“個體”而有的個人主義利益轉化，所以，為“發展生產力”而引進資本主義性質“市場經濟”，避而不談它是為個人私利的競爭機制的性質;概念變化了，問題的性質隨著也改變了，把名義上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改變為一個實質上發展個人自由主義邏輯的私人資本主義問題;以致毫不掩飾地鼓吹“產權明晰”的私有化，讓歷來“一多不分”體系文化的治國理政之策，被胡亂污染為一種社會性私有化的進程。可以說，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之所以變到如今天發生這樣面目皆非、亂象叢生的境況，歸根結底是從這里開始的——都是因為我們傳統的“一多不分”體系文化，讓西方資本主義“一多二元”的體系文化，搞成了個“四不像”。
其實，毛澤東領導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最切實地，是它的既是“中國特色”又是名正言順的“社會主義”;沒有別的，就是它與“一多不分”傳統體系文化的一脈相承，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一多不分”文化體系，二者本來是同一個深層文化體系的，只是在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相對性與歷史性是現代的，即它的針對資本主義，針對個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究竟是在哪里與中國傳統文化連接起來了?鏈接的邏輯是什么?首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身就具有中國特色或有中國文化傾向，而本質上區別于西方主流文化傳統、區別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一多二元”的個人自由主義體系文化。現在研究已追溯出馬克思思想含有的中國學脈。張允熠指出，16—18世紀東學西漸過程中，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對包括黑格爾、費爾巴哈在內的著名歐洲哲學家和歐洲思想界以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深遠影響。李約瑟也提出，辯證唯物主義淵源于中國，由耶穌會士介紹到歐洲，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一番科學化后，又回到了中國。德國古典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重要理論來源之一，其與中國哲學的血緣聯系自然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容中的有機組成部分。馬克思指出“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具有共同之點”，實際已經宣示他本人的哲學也與中國哲學具有“共同之點”。這共同之點是什么?馬克思的“辯證法”是什么?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一多不分”。因此，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與文化傾向，就是世界觀、認知方法、思維方式和崇尚觀這四大文化體系元素的“一多不分化”。它與中國思想文化傳統實現的聯系之點，就是以無神論否定神仙皇帝的“去超絕化”“去形而上學化”，從西方主流的神性文化轉向中國一多不分體系文化的以人為本，從人類經驗出發、講究實踐，植根于生活;因為是生活和經驗的，所以是天然的，是在這里同中國體系文化相通了。所謂“天然聯系”就是區別于非天然、非聯系，就是它的源自人類經驗而非為形而上學抽象概想。就是說，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天道萬物觀，都是出自人的經驗對自然世界的感悟而形成的認識，都不是出自西方上帝造物(或唯一絕對真理)前提的假設。說二者“天然聯系”，除去說二者都產生于人經驗，都不受任何人為的假設染指，這樣的經驗是天然的、自然的，同時也是說，由經驗所產生出的，都是“人是互相聯系的”這種認識。這點的共同，是天然性，是深層次精神的相通之處;二者因此而可溝通、可融通乃至結合。反之，如果認為存在一個絕對造物神(或唯一絕對真理)，把一切(包括人)視為“孤立個體、互不聯系的”，那是假設的，非天然的，是從外在于自然、以概想強加于人經驗的，相悖于天然的。所以，“天然聯系”是兩點，一是經驗的，二是“人是相互聯系”、社會性的。
馬克思主義演變成為西方最能與中國對話的，是它自己經驗這樣的表述：“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且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這個原始的、樸素的但實質上正確的世界觀是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來的;一切都存在，同時又不存在，因為一切都在流動，都在不斷地變化，不斷地產生和消失。”[2]無可懷疑，對這段話聽起來最感到舒服的是中國人!為什么?因為此處提到的赫拉克利特，是屬于古希臘比西方現代更接近中國“一多不分”的世界觀。回歸赫拉克利特，等于是在深層向著中華天道萬物觀貼近。
李學俊在《管子》等大量古典著作研究中敘述的“社會主義”故事，道出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同管仲的“道政”思想與國策之間在“一多不分”宇宙觀、認知方法、思維方式和崇尚觀上的共同人類經驗的天然聯系。這一點是結出管仲“道政”碩果，是中國一直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原因，也是20世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爆出驚天動地反響的原因。李學俊的大作《道政 匡正世界》，是這一問題研究的絕好范例，熱誠希望讀者都來關注這個問題，加入作者開啟的熱烈討論。
2015年11月26日北外西校區專家樓
[1] [英]亞當·斯密著 郭大力 王亞蘭譯《國富論》下卷，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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