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皇帝們”反思
一般來說，反思歷史的工作不是由官家來做，便是由史家來做，很少有平民來給官史寫反思框架。然而，翻開所有的歷史反思，你會悟出，反思從來都只是形式，并不能真的成為鏡子，大多為了給新的“皇帝”鋪路，結論自然未必正確。
時至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歷史反思無數，親歷的“反思”也不少，如果能以平民視角撇開皇權需要尋找歷史的真相，會發現大量的反思都值得再反思。讀歷史，肯定一個問題的難度有時比否定一個問題的難度要小很多，因為肯定某人所遇到的阻力比否定某人遇到的阻力會小很多，所以，肯定歷史的進步性非常重要。
縱觀幾千年中國封建史，算得上成功的皇帝絕不過三成，其余七成的皇帝都讓自己失去了反思的機會，只能由后人代為反思。崇禎帝在靠近繩子的時候，他最大的反思就是不該向宦官低頭讓步，初期對宦官開刀甚堅，稍遇挫折即重啟宦官，釀造了他煤山斷命的苦酒。
★★★封建大一統中國
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經歷的封建社會都是以分裂割據狀態存在。歐洲，在羅馬帝國滅亡后，再也沒有形成大一統局面，歐州本土在中世紀時，碎裂為幾百個甚至上千個細小部分。中國的鄰居日本，“應仁之亂”后，有六、七十個封建小國。小小朝鮮半島，也經常處于諸侯割據。緬甸聲稱有四個王朝，但統一的王朝幾乎沒有。印度呢?文明史悠久，卻沒有一個強大統一耀眼世界的印度人王朝。
中國，有一個獨特的封建時代，除了魏晉南北朝的幾百年，其它時段總體上均處于“大一統”狀態。四百多年前的羅馬，曾經出版了一本書叫《中華大帝國史》，把中國的帝國史描述得完美無缺，極其夸張，書中感嘆道：中華帝國該有多少遼闊的歷史值得人類去了解啊!
●“大一統”對分封制的調整
歐洲國家通常都是采用分封制，而中國自秦始皇以后便主要采用郡縣制，雖然后期仍有部分時期是郡縣制和分封制并行，但分封制占比較小。當郡縣制力量非常強大時，貴族世襲的分封制度很多情況在萌芽時就被遏制。
●“大一統”限制人身依附關系
在歐洲國家，地主與奴隸或農民的關系依附性極強，地主的殺奴權力很大。而中國封建王朝則不同，自漢代起，地主就不能隨意殺死家奴和農民，商品依附并不直接決定生命依附，朝廷對各級的控制能力更強，這就使得地主經濟成為大一統社會的經濟基礎。王莽的兒子私殺奴婢，王莽就迫其自殺，宰相陳執中的嬖妾阿張捶撻女奴迎兒致死被賜自盡。
●“大一統”抵制軍事割據
歷代開國皇帝差不多都要想方設法除去那些立有戰功但又有可能威脅自己統治的軍事頭目。唐朝的藩鎮割據是從河北三鎮起，后被一一征服，宰相李德裕極其推崇統一觀，郭子儀等名臣亦是如此。朱元璋在這方面也十分著名，他制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大案，使十幾萬功臣宿將、文人學士死于皇權專制的淫威之下，讓割據勢力聞之色變。
歐洲與中國就大為不同，教會干政是它的獨特現象，教會總希望小國寡民，鼓動軍事割據，以便于精神控制。教會曾占有法蘭西全境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一。教皇格列哥里與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爭奪領導權，弄到后來，亨利四世赤足披氈在寒風中等候三天，請求教皇赦罪。
★★★中國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結構
社會意識形態，從原則上講，包含了社會所有成員的思想總和，我們在分析意識形態結構時，僅提取了那些為人們傳誦最多并普遍接受的社會化思想作為研究對象。
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意識形態不是一個孤立體系，它與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共同相互作用，構成了治理社會的總體系。
秦漢以前，諸子百家，爭奇斗艷，百家爭鳴。自漢武帝始，獨尊儒術，廢黜百家。此后，儒教即使有起有落，大體上站在中國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其它學說雖偶爾挑戰儒教，但始終沒有達到它的影響力。外來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沒有儒教對中國人的影響深刻。
大一統國家必須有一個完整統一的官僚系統，并且要求有統一的國家學說，這個學說就是國家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不但關系到國家的內和諧，還關系到外和諧、外適應。
到漢武帝時代，儒家學說應該可以認為是體系成熟的意識形態學說，可以承擔國家學說的重任。加之漢武帝自身的偏好和謀臣董仲舒的狂熱，儒教順應歷史地成為維系國家一體化的最可接受的普遍學說。
我揣摸儒學，功能有三：把君權集中的政治強控需要結合起來，把儒家倡導的道德力量說成是“天人感應”的結果，保證國家內和諧;把性善說與性惡說互為一體，既強調善的重要性，以便于善化人心，又強調惡的存在，給強權提供合理性;把儒學道德化為民族文化的標志，尤其是漢民族的中心文化觀，對激勵人們保家衛國抵御異族入侵有很大的動員作用。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佛學和玄學泛濫的時期，所以，當時就很難維系一個漢族式大一統國家。
到了唐代，很多人主張抑佛或滅佛，因為佛教已經危及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統治地位，韓愈是其中代表。唐玄宗拆廟幾千座，幾十萬僧尼還俗，李德裕任宰相時，一次性拆廟4600多座，僧尼還俗二十六萬多人，佛教狂熱大大降溫，逐步恢復了儒教的統治地位。
長期的儒家意識形態也導致了幾個結果：禁欲主義盛行；知識分陷入繁瑣的自我修養中；喪失了人格獨立性和對外來文化的容忍能力，縱容了專制主義。
★★★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結構
一般來講，中國封建王朝建立有三種途徑：一是豪門世家建立新王朝，如東漢、唐、宋;
二是由農民起義建立新王朝，如西漢和明朝;三是由少數民族入侵中原建立新王朝，如元，清，北魏等。
無論哪一種途徑建立起來的王朝，其政治結構的主體是官僚系統，而官僚系統的組成又包括：皇權與地方官僚，府兵制或募兵制，科舉制。
根據君權神授的信條，這一權力來自天，因而皇帝又稱為“天子”，他處官僚集團的最頂峰。皇帝英明，則國強盛，昏君當道，昏君就是貪官污吏和庸官的總代表，更是全國性吏治昏庸的加劇者。
無論是府兵制還是募兵制，其共同特點都是皇族執軍，一旦旁落，政權便風雨飄搖。
科舉制是中國封建社會維持的最精妙設計，是它鞏固了中國大一統的人才保障。
漢以前或漢時期，中國采取的是“察舉征辟”的選拔官僚制度，以地域為單位，考察知識分子的品行學問授之以官。
魏晉時期，中國多采取“九品中正制”，在州縣置中正官，考察轄區人才，品級分九等，列在下等的，永不得仕。考察選官的職能落到了世族大家中，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到了隋朝，中國開始采用“科舉制”，延續一千多年。
●封建官僚系統中的宦官、吏官與外戚
在中國的封建官僚歷史中，每朝每代循環不死的規律是宦官、吏官與外戚的斗爭。如果不考慮外敵的入侵，朝代的滅亡多起因于這三者之間的惡斗，宦官通常是禍首。
宦官專權：秦二世時的趙高指鹿為馬，東漢十常侍亂政，唐代高力士弄權，宋代童貫統轄禁軍，明朝魏忠賢大施淫威，清代李蓮英飛揚跋扈。
宦官和外戚是皇家一體化內部的異物，既是一體，又天然對立，宦官喜歡隔離皇帝與外戚，外戚通常仇恨宦官引皇帝沉溺于聲色。
唐代自公元820年至826年的7年之中，就有憲宗、敬宗兩個皇帝被宦官所殺，自820年至903年，唐代8個皇帝中有7個為宦官所擁立，一體化機制被嚴重破壞。
明朝太監劉瑾曾經夸口說：滿朝公卿，皆出我門。眾多朝臣更是呼魏忠賢“九千五百歲”。宦官為害最烈的當屬明朝。其實，朱元璋剛即位時，定了歷史上最嚴厲的規則：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然而，朱元璋死后，這些祖訓對子孫就沒有什么約束力了。
宦即患也!
●歷史上僅有的兩位“農民皇帝”
西漢劉邦
出身于農民，當過亭長，殺縣令起兵。起兵初，主要助手是：鼓吹手周勃，城市游民韓信，布販子灌嬰，屠狗者樊噲，強盜彭越，民間游士陳平，舊貴族張良，中小地主蕭何、曹參和王陵，等等。其中，張良，蕭何與陳平等知識分子在起義中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
張良主人才招募，并立約法三章;蕭何制定“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的大方針;儒生酈食其、陸賈和叔孫通則在定天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讓劉邦從一個蠻夫農民逐步變成知禮的“天子”，是讓劉邦獲得治理天下的理論武器。
劉邦用人多元化。
明朝朱元璋
出身于雇農，為了不餓死，到廟里當過和尚。剛開始，瞧不起儒生，對劉基很不在乎，后來，正是劉基、陶安、秦從龍、朱升和范常等儒生幫助他平定天下，劉基提供了關鍵性的軍事策略。除了儒生，朱元璋也重賞了幫他打天下的農民功臣徐達、常茂、李文忠、鄧愈、湯和、傅友德和廖永忠等。
朱元璋講求南北平衡，明代洪武時發生過一件事，儒生應試揭榜是發生考中的全部是南方儒生。朱元璋大怒，把主考官白信蹈殺了。明初，朱元璋頒布了大量懲治貪污的條令，凡貪污六十兩銀子的即行梟首，甚至處以剝皮之刑。有的衙門正廳，就擺著貪官污吏的臭皮統。
明之前，國家大政由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執掌，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取消了總攬都督府，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六部全直接聽命于皇帝。
朱元璋，讓中華大一統再度完整化，有成績，但失了仁道。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結構
●中國封建時代的“兩稅制”
“兩稅制”是一次偉大的稅制改革，雖然唐德宗政績不佳，但他的宰相楊炎卻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干將，他提出的“兩稅制”是中國封建歷史前后兩個階段的稅收制度分水嶺，雖然后面的各個朝代也進行過改革，諸如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但是，這并沒有突破“兩稅制”的核心思想。
●中國封建時代的貨幣史
秦始皇統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了貨幣，并且建立了世界史上最早的“金本位制”，金為上幣，單位為鎰(二十兩)，銅為下幣，禁止其它貨幣流通。
秦始皇死后，貨幣一直不穩定，直到漢武帝時才收回鑄幣權，到了東漢，貨幣又混亂，金幣的地位下降，兩晉時，幾乎沒有可查閱的鑄幣史。
唐代，中國商品經濟又再度發達，金融市場也很發達，已經出現了可供抵壓的質庫，現代金融業務在那里已經基本都有，政府與市民有相互融資業務。唐代的“柜坊”如同今天的銀行。唐代還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匯兌制度——飛錢。后在宋代消失了。
宋代，商品經濟又出現一個新高潮，當時居然已經有印刷精美的紙幣，鑄幣數量甚是唐朝的幾十倍有多，并且，宋幣可以認為是國際通貨(周邊國家)，日本當時有82.4%的貨幣是宋幣。
宋代沈括曾總結出貨幣流通規律：錢利于流通，十室六邑，有錢十萬，而聚于一人之家，雖百歲，故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于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歐洲直到17世紀才由洛克發現這個流通規律。
對紙幣的使用，歐洲要比中國晚五到六百年，法國是1716年，英國是在拿破侖戰爭期間，俄國是在葉卡琳娜二世時。
●封建特權與低薪制
中國的封建王朝，按官僚等級劃分封建特權和普遍的低薪制。除宋代官僚俸祿特別優厚之外，其他各個朝代的俸祿都不算太高，北魏前期，官員甚至是零俸祿。低薪制表面看減輕了稅收負擔，但是，卻縱容了官僚系統的腐敗，尤其是晉升系統與腐敗一體時，低薪制完全是虛假的制度。清代的和坤，占地八千頃，有當鋪、銀號、古玩鋪一百三十座，私自藏金三萬余兩、銀三百余萬兩。
●中歐封建時代城市化對比
歐洲社會，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其城市化是遠落后于中國封建時代的，下面列舉幾個時期的數據進行對比。
英國的城市在十世紀興起，十一世紀共有80個市，市民占總人口5%，十三世紀共有160個，市民占總人口10%，十四世紀共有276個，十六世紀，已經有26個大城市，1700多個小市鎮，到十九世紀，市民占總人口升至25%。法國，到十八世紀初，城市人口占總人口還只有十二分之一。
中國：宋朝時期，一般地區，市民占總人口已經超過20%，部分地區甚至已經達到30%以上，明宣德年間(1426——1435)，全國有多個近百萬人城市，南京，臨安，北京。景德鎮在十六世紀就有十萬以上人口，明中后期，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20%左右。
明中葉以前，中國領先于歐洲，之后開始衰落。整個清朝沒有一個盛世，是被歐洲超越最快的一個王朝。
★★★中國封建王朝的穩定性
●不穩態政權
從整個封建史看，中國只有元朝屬不穩太結構，蒙古政權的殘酷性和對漢族國家學說的不理解導致了元朝的短命。另外，還有兩個政權也屬不穩態結構，一是李自成的短命政權，二是洪秀全的短命政權。上述三個政權成了中國封建史類似蘆葦上的鳥窩政權，對后世具有相當強的警示意義。
●亞穩態政權。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它是大一統中國的特例，在300多年時間內，中國處于長期分裂狀態。北方少數民族紛紛侵入漢族區，佛教和玄學盛行，匈奴，鮮卑，東突厥橫行中原。
匈奴政權采用“漢胡分治”的政策，按兩套系統管理，按“戶”統治漢人，按“落”統治胡人，民族界限分明，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政權五花八門，社會制度落后。
直到北魏孝文帝時期，北方政權才稍微穩定，北魏西遷之后，孝文帝強行要求鮮卑族改姓漢族，把鮮卑族置于黃帝族的體系之下，贏得了漢族勢力的強大支持，給整個北方帶了局部穩定性。
●超穩態政權
除卻少數幾個短命王朝外，再爛的封建王朝都能折騰二百年以上，它的超穩性是令人吃驚的。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一是，“家國同構”思想在中華文化環境的廣泛認同;二是國家專制機器的強大威懾力。前者起精神麻痹的作用，后者起肉體摧殘的作用。
科舉制下的儒生，也是鞏固國家政權的最好工具，儒生，嚴格把自己固定在“個人——家庭——國家”三個層次上，哪怕國家將亡，他們仍然遵從儒家的精忠報國。
在宗法一體的結構里，王權與儒生的結合往往會造成悲劇后果，中國封建知識分很難單獨分離出來形成一個新階級成份，他們通常只能寄生在權力周圍，他們往往看不起農民和市民。歐洲社會，貴族階級的牢固性很強，知識分子如果只是平民，很難上升為貴族。而中國的科舉制顯得比歐洲更為民主，“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例并不普遍，但通過讀圣賢書作官入仕的機會也不少見，入仕，不僅意味著“治國平天下”，而且，還有黃金屋和顏如玉的富貴生活，它誘使相當大的知識分子自覺維護政權的穩定。
對影響政權穩定的破壞分子，封建統治者從來都不吝屠刀。明末夏永彝《幸存錄》就記載，5個人晚上喝酒聊天，一人趁酒興罵了魏忠賢，人家勸他別罵，他說無妨，反正晚上沒人知道，魏忠賢也不會剝我的皮。結果，第二天，東廠特務就抓到了這五個人，把那個罵他的人剝了皮，其他幾個人重杖。在漢代，《漢律》中曾經規定：三人以上，無故集聚飲酒，罰金四兩，尤其是城市不允許。
總而言之，中國封建王朝的宗法一體化超穩定政權有兩點很重要：大一統的官僚體系，意識形態的儒家正統。
超穩態政權有時會伴隨閉關鎖國，明，清兩代都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本來可以繼續開創海運事業，但是，這遭到了廣大儒生的反對，德高望重的宰相夏元吉和兵部侍郎劉大夏堅決主張禁海運，理由是倭寇干擾太大。實際上，當時所謂的倭寇，很多人是中國沿海漁民，中國先進的海運事業就此停滯。
★★★中國封建王朝的官僚與儒生
“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通常稱為儒生，中國儒生的游學、游宦生涯，正是這些特點的反映。
一般來講，自古至今，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的共同特點：得意時皆為儒家，失意時就是道家。道家最終會成為儒家的補結構。
王朝威信，一方面靠政績，另一方面靠傳揚，政績是百姓感受，傳揚則靠儒生幫襯。在封建王朝，尤其是隋唐以后，儒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籠絡儒生的能力成為皇帝們獲取威信的重要能力。
儒生是以讀書本、知要義為主的群體，他們的心中大多懷有理想主義，“活在書本”會成為他們的思想慣性，當現實與書本不合時，就會發出“驚呼”，這種“驚呼”也會影響到皇帝的視聽。
皇帝，能否籠絡儒生，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官僚機構本身的吸引力，二是皇帝對儒生的吸引力。官僚機構腐敗昏官多，就會排斥異己，有德有才的儒生便落脫朝廷，只有趨炎附勢的奴才入仕。明朝太監王振得勢時，有一個名叫王佑的美男書生沒有長胡子，王振問他：“你為何無須?”王佑答：“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討好諂媚作賤自己到了無恥的地步，王振因此事將王佑封為工部右侍郎。全國儒生憤而鞭笞。
皇帝不會用人，官僚機構就排斥人才，王朝威信就快速遞減，儒生便會被吸引到暗組織力量之中，最終會成為王朝滅亡的重要因素。
●中國歷史的四次里程牌決策
秦始皇時代：由丞相王綰主持、官僚重臣參加的會議，確立了以郡縣為全國行政區劃，即“郡縣制”。
漢武帝時期，以董仲舒為首，召集賢良方正和直言極諫之士聚商，確立了“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指導思想，儒家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隋朝時期：由隋文帝楊堅親自確定并在朝會中要求官僚機構推行“科舉制”。
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提出“兩稅制”，德宗批準執行。
影響不超過千年的會議或政策，絕無資格冠上“里程碑”三字。
★★★中國封建王朝的暗組織力量
●暗組織力量
某種社會結構要維系穩定的調節過程中所釋放出來的對原有結構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并不代表新結構主體的那種力量，我把它稱之為暗組織力量，它是顯性權力之外的力量。
在任何朝代，暗組織都好象是曲木，它總是比直木好找，亦如貪官總比清官多，也就是講，暗組織力量總是慢慢呈現擴大的趨勢，暗組織力量增長具有不可逆轉性，同時還具有強大的民間繁殖性，最終都是反王朝的。
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時代最典型的暗組織力量之一，它的自發性特別地強，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對社會的穩定具有最強的破壞力。
●暗組織從事破壞活動的三個通道
一是充分利用宗法一體和宗族關系擴大力量;
二是放大王朝執政中的弊端，王朝越往后，積累的問題越多，皇帝不敢革自己的命又加重了這種趨勢，給了暗組織造勢的機會;
三是暗組織力量之間的相互影響、聯系和合作，不同分系統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逐步形成統一的反意識，最終決定王朝壽命。
●暗組織力量對王朝的破壞性
破壞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三個系統的相互適應性。
毀滅文明的合理性，人類很難理解文明恰恰在繁榮的時期實現了滅絕，瑪雅文明，敘利亞死城，大津巴布韋石頭建筑，漢代朔方墾區，等等，都是在繁榮時毀滅的。暗組織對文明的滅亡起了重要破壞作用。
破壞封建王朝三大運轉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
暗組織力量是引起危機爆發的重要觸發因素，它讓危機具有突然性。努爾哈赤本來臣服于明朝，但是，由于朝廷的輕視，不到3000人起手的努爾哈赤推翻了執政幾百年的明王朝，令人不禁唏噓。王朝的崩潰具有突然性，但王朝中的暗組織成長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
★★★中國封建王朝的不同改革結果
各朝各代的統治者都推行改革，沒有不改革的朝代。但是，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不同的改革思路，最后的結果完全不一樣，一般規律是：早期改革成果顯劇，中期改革成果有限，后期改革多成苦果。
秦始皇改革，范圍創歷史之最，影響創歷史之最，功勞居歷史之際。秦朝雖短，始皇功長（個人看法）。
唐太宗及其跟隨者的改革成果巨大，終引萬朝來賀。
唐中期的唐玄宗改革，先后任命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等人任宰相，清除弊端，改革吏治，親自考核縣令，廢廟還俗，初有效果，但后勁不足，自甘腐化，終致“安史之亂”。
唐晚期改革只有條文，沒有施行的實踐，只等滅亡的到來。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胸懷抱負，銳意改革，以王叔文為首的官僚大臣推出了著名的“永貞改革”，但是，這遭到了俱文珍等宦官的堅決抵制，皇帝存廢都執于宦官之手，李純被立為新帝，王叔文等被貶或被殺，唐朝奄奄一息，變法未啟即敗。
王朝后期改革失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只改革現象（末），不改革官僚機構本身（本）。
北宋中后期的王安石變法，均田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均稅法，市易法，保甲法，等等，都是為了富國強兵，都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還可以趁此機會精減官吏。然而，對官僚機構本身的改革缺少強有力的法令，改革不但沒有讓官僚機構變小，反而因變法需要讓官僚機構變得更龐大，各種變法法令在施行過程中一改再改，越改，越是讓底層貧苦人民負擔增加，王安石的變化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明朝中后期張居正的改革不可謂不全面，尤其是“一條鞭法”的推行，它簡化了征稅手續，使國家經濟得到了短暫的恢復。但是，王朝內部的機制失調已久，內部調節力量衰弱，導致新法在執行過程中流弊甚多，往往是鞭外加鞭，巧立名目，貪官污吏兩本帳，推行不到十年便告失敗。這就如同給晚期病人施行手術一樣，只能加速死亡，而不可能挽救生命。
大家都罵王莽篡位，把他置于反面角色。其實，王莽是西漢末年推行改革的能人，他在廢掉劉氏皇帝以后，立即推出基于土地的重要改革，官僚地主和貴族堅決抵制他。在推出新政初期，民間就有403儒生聯名上書贊揚王莽新政。然而，王朝已到末年，官僚貴族已經與民間暗組織糾合到一起煽動天下鬧事，終致天下大亂，王莽身敗名裂。
歷史證明，專制王朝越長，統治者從內部清除其自身毒素的能力越低，尤其是結構性的毒素無法根除，雍正殺貪官殺得再多，腐敗也得不到真正遏制，殺貪官，其實是吏治的末端整治，改變官僚結構才是治吏的首端。權力越專制，重構官僚體系的難度越大，為了求穩，始終只愿意治標而不愿意治本，當民間暗力量無限壯大，一點火柴，王朝就可能被滅。
大家注意!皇帝在位的時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王朝是初期、中期還是末期，只有王朝滅亡，后朝才能總結前朝。判斷王朝階段，可總結出一個可借鑒的“改革效率指數”，初期，改革效率較高，中期，改革阻力越來越大，效率較低，末期，無論改革對錯，都無法得到執行，權威和法律均失效。
★★★中國封建王朝的解體
●王權威信遞減規律
在同一個王朝，越往后的皇帝領導力越弱，其官僚機構腐敗昏官越多，有德有才的儒生難得重用，官僚秩序出現混亂和腐敗。
當儒生們忍耐到一定限度時，便會聯合民間暗力量給皇帝制造麻煩，并不斷地丑化皇帝形象，以期皇帝威信快速遞減。王朝威信快速遞減，又會惡化社會治安和經濟發展，民間暗力量的山頭主義會越瘋狂，最終會成為王朝滅亡的重要隱患。
●柔性解體與脆性解體
一般來講，歐洲王朝的解體是柔性解體，而中國封建王朝的解體則表現為脆性解體。也就是講，中國王朝解體的突然性導致整個社會完全無序。
中國的王朝，只要政治結構崩潰，經濟結構馬上崩潰，整個社會大動亂，物價飛漲，王朝解體是脆性的。
●為什么中國王朝會脆性解體？
因為宗法一體化結構通過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個社會細胞中，對農業，手工業，商業，城市貿易實行有力干預，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網緊密串連在一起，一旦政治關系網破裂，經濟生活關系網也會隨之陷入徹底混亂狀態，經濟癱瘓的王朝一定會崩潰。
脆性解體通常會給社會帶來毀滅性破壞，秦漢之交，全國二千多萬人速減至一千多萬人，隋代人口近五千萬，到了唐初，人口還不到二千萬，唐末時，人口又增至五千萬，但等宋代建立王朝時，人口又不足二千萬，元代建立王朝，滅亡人口更多，到明初時，揚州城只剩下18戶居民，明末人口又增加到5160萬，但到清順治年間，人口只剩下1403萬人，銳減幾千萬人。中國的大動亂就是大滅亡，脆性悲劇遠甚于歐洲，新舊王朝轉換沒有調整時間。
脆性解體的缺點：破壞力太大，死亡人口過多。
脆性解體的優點：舊體制和舊貴族消滅越徹底，舊政權對新政權的干擾越小。
★★★中國封建王朝的修復能力
羅馬帝國分裂之后，歷史上任何企圖重建羅馬帝國的嘗試都失敗了，公元962年德意志人所謂的“神圣羅馬帝國”其實只是一個羅馬教皇的授權而已，與羅馬帝國毫無關系，不但如此，實際上連德意志民族自身也沒有實現完全統一。基督教歐洲缺少大一統王朝的修復能力。
中國的封建王朝則給出另一種結論：無論多少曲折，總能在新的因素誘導下，形成一個全新的王朝，即便不是漢族為主，也能圍繞著中華文化的主脈。偉大詩人屈原曾經提了一個科學哲學問題：什么機制讓月亮死了之后又復生?月亮里的月兔在它的影響下又會怎樣呢?
“死則又生”的機制為何在中國王朝的更替中能反復呈現?
●大動亂
農民起義就是大動亂，它最先破壞的是惡霸地主、土豪劣紳和皇族宗室，在顛覆上述幾類人的同時，也造就了新的社會局面——土地重配。原來的貴族失去大量土地，也就意味著這些無主的土地成為新統治者最好的可支配資源，利用土地進行新的關系調整就變得很容易。
農民起義對舊王朝打擊得越徹底，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就越穩定，壽命就越長，漢，唐，明，清均是如此，若是在割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王朝則壽命很短，社會也越亂，如秦，西晉，隋等。
●宗法混合體——家庭
在文明的階級社會，什么都是可以被革命消滅的，只有“家庭”這個最小組織不會被消滅，一旦家庭組織被消滅，文明社會立刻進入荒蠻社會。
家，在中國，有多種解讀法，小家即通常之家，將小家擴展便是家族，再將家族聯合，便是大家——國家。封建文化的大一統觀念越久，“家國同構”的思想便越深入人心，用小家聚大家的可能性更易被接受。
新王朝重建，率先通常是依靠宗法世家的貴族之門，有血緣宗親關系的舊親也會被拉到重建集團中。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就很聰明，他就是聯合劉寅兄弟率幾千人在春陵起兵，最后開創了東漢。唐代李淵成功，決非白手起家，他本就是隋朝貴族唐國公，他在前朝的宗族勢力就是其打天下和立天下的資本。
●王朝修復的兩個重要環節
一是儒家國家學說的深入人心，二是儒生的理論指導宣傳作用。
無論是什么朝代，一旦大動亂來臨前，儒生定會分化為三種角色：一類是保皇派，積極參加鎮壓農民起義，并且瘋狂丑化農民起義的領導形象，有些儒生甚至會不惜生命參加到鎮壓大軍中，東漢末年的著名大儒盧植就是此類人;一類是反皇派，積極參加農民起義，順應新的“真龍天子”;一類是觀望派，不滿舊王朝，認為它氣數已盡，但又害怕判斷失誤，害怕起義失敗，故而觀望不動，一旦發現新的“真龍天子”要成功了，就會立即主動投靠。
推翻王朝起于儒生，修復王朝也依賴儒生，建設王朝仍脫不開儒生，人鬼都由儒生做。
中國的封建王朝有非常復雜深奧的結構系統，一篇文章不可能把點線面揉和得全面而又具體，因知識淺薄和理解力淺薄，本篇總結反思恐怕難以作為鏡子參照，更不可能用于考量現實對錯，權當一碟點心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中意者讀，不中意者略！
寫于2017年3月1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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