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如窮多年心力撰作而成的《立墨——<墨子>經義解詁》是墨學復興浪潮中空前絕后的作品。他在闡述墨家核心義理、考證《墨子》原典字義等方面，均取得了不讓于前輩學人的突破性進展。該書在堅持“以墨解墨”解經原則的基礎之上，又充量延展了墨學現代性詮釋的可能性與空間。就近代中國墨學研究的譜系而言，既可將之歸位于傳統治墨理路的基礎性、還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之為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自覺以中國墨學對話普世諸宗教文明的“思想實驗”。當代中國諸思想學派都在思考重新建立中國學術新范式的問題，在先秦時代與儒家并稱“世之顯學”、在當代重新煥發生機的墨家，顯然應該有“三個自信”，不能自甘于支流，自外于主流。顧如等當代新墨家，并非提倡“中國文化墨家主干說”，而是在當前人們普遍以為儒家儒學為中國傳統文化唯一正統代表的觀念之下，通過還原墨家真精神，來洗刷因儒家言說傳統的偏見(如孟荀“辟楊墨”的遺傳)所造成的對墨子學說的千年潑污。該書行文充滿戰斗性，開創了自墨子之后的、獨屬于中國墨家學派的“護教文體”，亦為墨家取回自身學派的發言權、話語權的一種嘗試和努力。墨雖舊學，其命維新。墨家古學通過活化，得以介入中國現代性秩序，顧如該書在中國墨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將在這一點上得到最終的判定。
常規而言，理解近代墨學復興有兩條路徑。清末民初，經學瓦解，子學復興。墨學復興就是在大時代背景下被開啟出來。其一，乾嘉學派學風的影響。儒生希望通過謹嚴的訓詁考證來還原古圣先王遺傳經典的微言大義，以解決義理上的爭端。對群經的考辨擴展到諸子百家，歷來號稱古奧難懂的《墨子》因之受惠。此方面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墨辨邏輯學、《墨子》城守篇、《墨經》的概念核定上。學人爭相訓詁《墨子》，儼然成一小圈子的“神智游戲”。集大成者為清末大儒孫詒讓。他們的訓詁工作，固然對讀懂墨學作用不菲，然亦由于不少訓詁者“以儒解墨”路徑依賴之緣故，使得墨學經義出偏，鬧出不少笑話。
其二是儒學權威不再，孔孟之道不敷應對西學沖擊。墨學和西學在博愛、民主、科學、邏輯、自由、平等、人權諸多方面的“若合符契”引起中國人的關注，故中國學人轉而向儒家最早的“反對派”墨家尋求可資接引西學的思想資源。其成果體現在墨學十論義理的詮釋和文明對話上。突出貢獻者有胡適、梁啟超等人。然而也因為這種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傾向，使得此一方面的墨學復興，存在粗疏比對、牽強附會的問題。他們的墨學復興工作，并未完成新“經世之學”的使命。而今觀之，主要還是在于把墨子學說當作孔孟之道的替代物，而非一具有獨立學術身位的、獨特學派特點的思想學派。孱弱的民族自尊心使胡、梁等人再一次生搬硬套“中體西用”的儒家范式，以至于儒家會通西學失敗的經歷，也重演在了墨家的身上。
孫、胡、梁等學人在經義詮釋上的出偏和訓詁考證上的不足，究其原因蓋出于儒家式思維的竄入。例如遵循孟子以墨家為“無父”的“禽獸”之論來解墨，則不免以儒家層層推恩式的仁愛為最具可操作性的倫理道德而大加標舉，將墨家的兼愛價值觀扭曲為滿世界輸出革命、愛別人爸爸和愛自己爸爸一樣的國際主義烏托邦空想?；蛉绺叟_新儒家大師牟宗三批評胡適的墨學研究所說的那樣，僅以墨學中膚淺有限的光學、邏輯學、力學、機械學等科學元素，來拼貼、來對接、來比附工業革命發展成熟的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物質遺產，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組合創新，絕非嚴謹審慎的墨學學術研究。解經如果缺乏必要的訓詁支撐，就會成為創造力滿溢卻滿紙荒唐言的創意競賽;訓詁如果不能結合全文義理給予融貫，也很難掌握《墨子》單個字詞釋義的原始義和擴展義。事實上要還原一個整全的墨學之維，本就應該“解”“詁”并行，同時用力。從這個角度而言，《立墨——墨子經義解詁》不但是“我注六經”、抉微大義的墨家經學，還是一部取材廣泛、資料詳實的墨學訓詁書。顧如沒有重蹈覆轍，最大限度規避了前輩學人研治墨學的誤區。
持平而論，20世紀上半葉以來的墨學發展，都面臨一個問題，即無法挺立墨家自身的學派主體性。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國紀元以前的墨學復興，是學者一旦離開對西學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無法向五四自由派和新文化運動健將申明墨學在彼時仍有價值，有以對救亡圖存民族解放的貢獻在哪里。此階段的墨學復興，失之于缺乏文化自信;49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這段時間，則是斯大林歷史五階段論等馬列教條主義史觀對墨學研究的干擾，如為了迎合“評法批儒”、“批林批孔批周公”，將墨家和儒家之間的學派之爭解釋為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斗爭。此階段的墨學研究，淪為政治表態;改革開放至今的墨學復興，則趕上傳統文化回潮、文化保守主義興起的時代。儒學受到官方和民間的一致推崇，漸有意識形態上的獨尊之勢。談起國學復興，只有孔孟之道，不見百家爭鳴。墨學復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唯儒學馬首是瞻，不敢擴張墨家作為具有獨立身位的國學學派的思想版圖。即便是放到文化對話場域，也只能在“儒墨互補”上做一些小心翼翼的、眾所周知的文章，連提出“儒墨之間有絕對互斥的地方”的客觀事實也被目為破壞國學內部統一戰線、破壞墨學復興安定團結局面的政治不正確之舉。此階段的墨學復興，則在局部上難免墮入機會主義的泥潭。
如果去除掉西學、基督教、自由主義、馬列主義、儒學的思想奧援，就無法向人們講清楚墨學是什么、墨學的價值何在的墨學復興，其實際果效是需要質疑的。矢志弘揚墨學的學者，如果于今仍然沒有自信用墨學來說話，那么這樣形式的墨學復興，永遠只能居于當下國學浪潮中毫不重要的一隅。墨家固然不會無聊到要和儒家爭奪中國文化的主導解釋權而另外建構一套“中國文化墨家主干說”，不過從自身學派立場出發為當下時代建言獻策的勇氣和自信應該是有的。墨學的聲音，如果完全為建制所吸納，或勉為其難成為儒學的一支，委實意義不大。墨家如果在當下仍然自甘居于傳統文化復興浪潮中“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地位，那只能說明我們幾代人復興墨學的工作，是徹底失敗的。
沒有勇氣就沒有理論。本書在訓詁上提出新原則，就是“以墨解墨”、“以經解經”，首重《墨子》五十三篇文本內部可資互證的地方，其次才是典外文獻、出土文獻的證據。這種訓詁方法，構成了一個網絡化的論證系統。全書內容處處相互論證，圓轉無礙。國學歷來是從訓詁開始。只有訓詁定了，經義才能發明。過往解墨之失，就在于孫詒讓等儒生“以儒解墨”，其后墨研學者步其后塵，就將一些錯誤的解法繼承下來;使得當代墨學在和儒學相互辯難的時候，拿不出具有說服力的《墨子》原文內證的論點論據。辯論基于訓詁，始有根基;辯論始于義理，難免無章可循。
固然，顧如自述該書之宗旨主要在“訓詁”，我卻以為其“經學”的意義大于“訓詁”。對具體字形字義的訓詁考證，歷代學者各擅其長，所得之結論，或為萬古不刊之論，或歷時不到一代就貽笑大方之家。是故訓詁學的演進，自有其家法和規則，是非對錯可以交給時間和后人去驗證。而經學則不同，古往今來，任何學派真正能在思想或者組織上建制而成型，都是總成全體大綱，凝練核心教義，追溯思想源流，開創言說傳統。顧如的《立墨——墨子經義解詁》充分昭彰了墨家學派的聲音，提供了諸多墨學中可資調用來介入當下社會、介入意識形態場域的思想資源，且其所述句句皆有《墨子》文句訓詁的支撐，實可稱為“用墨學來說話”的實戰手冊書。就立足本土、活化古學、開創新思的角度而言，顧如《立墨——墨子經義解詁》在新墨家思想學派的建制成型上所做的工作，實可與蔣慶先生《儒家公羊學引論》開創大陸新儒家“政治儒學”新局面的貢獻相提并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書中也進一步延續了我和顧如以及其他幾位墨者在去年3月份與大陸新儒家論戰的一些探討。由我主編的“墨教文叢”第一輯《非儒——該中國墨學登場了》深度還原了這場火花四濺的“儒墨論戰”，當時引起了學術界、思想界的極大震撼，有利推動了內地以及臺港澳、海外的墨學復興運動。有些人以為我們倡導的墨家在當代的復興，是以“非儒”、“反儒”的文化激進主義面目出現。殊不知墨子也曾“稱于孔子”，也言孔儒有可取的地方，所謂“是亦當而不易也”。顧如在《非儒——該中國墨學登場了》中提及新時代的儒墨關系時說，“墨學歸真在非儒，墨學復興在立墨”。誠哉斯言!“非儒”意在矯正清末民初以來學者“以儒解墨”的思想慣性，“立墨”則在建構一套能回應時代發展需求的新墨家學說，道并行而不悖也。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儒墨之間的關系，不能因為儒學勢大就曲意逢迎，企圖搭上儒學復興的快車道。就我個人而言，更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補”來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間的關系。因為當前所謂“互補”，更多是強調墨家有以補足儒家，或曰墨家為儒家支流，顯見此間關系的不對等。而“共生”則是多元共在，在同一思想領域做開放、透明、理性的對話，甚至辯論。這也才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語)的題中之義。
我們對當代墨家的定位，是“國學內部的反對派，文化主流中的在野黨”。兩年前由我作為學術召集人召開的“普世價值再思國際研討會”在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召開。會議邀請了自由主義、大陸新儒家、港臺新儒家、新墨家、左派等學者，就“中國模式”和“普世價值”在當前中國的思路取徑進行探討，其中當然也涉及了儒墨關系、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之爭等國學界熱門話題。我注意觀察了諸學派學者的發言觀點，并跟蹤會后媒體輿論對會議的報道情況，發現相比于作為新墨家長期論敵的大陸新儒家的“針鋒相對”以及新左派的“樂觀其成”，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港臺新儒家似乎對墨學復興思潮的動向表現出一種不置可否、甚至漠不關心的態度。這就不得不讓人反思，是不是新墨家的政治光譜定位以及學派歸屬厘定，產生了因外界和自身的“訊息不對稱”所導致的“處境錯置”。
在自由主義者的眼中，新墨家是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全盤性反傳統”的遺傳，本來應該是“自己人”。但墨家本身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支，那么既然自由主義“全盤性反傳統”，儒墨就俱為一丘之貉，誰更好一些，不過是矮子里面挑將軍的問題罷了。既然打倒了孔家店，就沒必要再樹立墨家店。孩子和水一起潑掉。
而對于港臺新儒家而言，墨學復興不復興，不在關注范圍內。由于港臺新儒家將精力鎖定在學術界，加之影響主要在港臺以及海外，使得他們的思考言談在某種程度上隱隱有和中國大陸腹地的實際情況相互脫節處。這個情況很像90年代初期一批遠走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雖然仍保持著強烈的現實關照和旺盛的學術激情，但對當下中國現狀和未來中國發展的判斷， 常與國情南轅北轍。蓋因孤懸海外太久，中國社會關切的問題意識，早已和他們書齋里的不同。
至于左派，則是馬列主義言說傳統的慣性問題。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共產黨人的起家從“反儒”、“反傳統”開始。無論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還是后來的毛澤東，都對孔孟之道極其反感。文革中掀起的全國范圍內的“批孔運動”，墨家、法家在其中承擔的是造反派的地位，是來打倒孔老二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左派因為歷史上的原因，似乎和墨學有天然的親緣，但離墨家非儒的原意，已經相去甚遠了。
由是，雖為思想上的論敵，我大體贊成大陸新儒家秋風先生的一個論斷：某些自由主義者、港臺新儒家或者左派人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無知(當然也包括儒學、墨學在內)，到達令人發指的地步。他們或能在一二具體學問上進行章句小儒式的研討，卻無法在整體文化格局上達有以經世致用的根本性回應。當下中國思想界已成各派人士的斗獸場，諸家熱衷于賭博國運，爭先恐后做出種種先知式的預言，有通三統、全盤西化、基督教憲政、文明季候論、毛鞋鄧路等粉墨登場，很多理論在邏輯上都不自洽，終究解釋力不足?？陀^而言，大陸新儒家雖有種種問題，但其問題意識是清晰的，即中國文化如何在挺立自身主體性的前提下，通過更新轉進，從而參與到現代性秩序的進程當中。充滿侵略性、攻擊性的文化軟實力輸出并無必要，封閉式的、自大狂式的中國中心論也不足取。儒學在大陸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所裹挾、所影響，其中演化出不少危險論調，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值得墨學復興運動同仁認真吸取，并總結反思的。
本書煌煌一千多頁，限于篇幅和題材，很多顧如寫作的有關政治時局、文化思潮、社會運動的文章，都沒有收入，如從墨學教義出發，對同性戀、墮胎、新加坡模式、中國崛起、川普現象、中東亂局等所做的墨學之維的探討，希望未來他能有時間能加以整理，繼續拓展墨學現代性詮釋的限度。我們香港墨教協會，也會一如既往的支持、關注像顧如這樣默默耕耘的墨者們。
墨雖舊學，其命維新。世界已邁入新戰國時代，舊邦新命的中國，如何浴火重生，有賴新墨學登場。我盼望著未來，有越來越多像顧如這樣的墨者，積極從事跨界跨領域的哲思，養成兼容開放的文明對話心態，把墨家兼愛非攻的福音傳到地極，為中國文化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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