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中國非毛化盛行后，孔子的地位上升了。孔子的雕像又進入了中國一些重點高校的校園。立這些雕像的人通常都已經年過半百，應該讀過葉圣陶先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也應該知道厚古薄今是什么意思，可是，當一些人這樣做的時候，是否問過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即孔子如果活在當下，孔子會怎樣看毛主席?孔子已經是歷史人物，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孔子的言語還在!稍微有些邏輯和古代言語功底的讀過《論語》的人，再對中國當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難回答。所以，讓我這個在經濟學領域初步被認可的人(畢竟做了教授)用一短文(比《資治通鑒》短多了，不用費廟堂讀者太多時間)來試著回答一下這個問題。據中國期刊網所查到的文獻，有關于毛主席評孔子的文章，也有同時評價毛主席和孔子的文章，但還沒有孔子評價毛主席的文章。讓我們用孔子所說的“可謂仁之方也已”的“能近取譬”來推斷孔子到底會怎樣評價毛主席吧!
二、孔子評價毛主席可能采用的標準
首先，“仁”是最有可能被孔子用來評價毛主席的標準。“仁”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是最高、最核心的了(參見李振綱：《解析<論語>的核心理念：仁》，《現代哲學》2007年第5期;戴祥萍：《<論語>核心理念“仁”的英譯研究》，《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5期)。孔子《論語》中包含“仁”字109處，相比之下，“君子”出現107處，而“政”出現約43處，“義”約24處。《孟子》所含“仁”字也超過100處。可見“仁”和“仁者”在孔子及其門人中思想由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三仕為令尹的子文被孔子認為“未知”(“知”通“智”)，“焉得仁”。孔門七十二賢之佼佼者，可使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之宰的冉求(內政部長)以及可使治其賦(財政部長)、可使與賓客言(外交部長)的冉由、赤，皆被孔子視為“不知其仁也”，是具臣，而非大臣。“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馀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見，如果一個人達到了孔子的“仁”的標準，這個人就已經是接近完人了。因此，孔子對毛主席做評價，離不開一個“仁”字。
其次，“仁”到底能否使用呢？如果孔門七十二賢都難以不違“仁”，“仁”是否還能用來評價一個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把微子、箕子、比干稱為殷之三仁，也就是認為，這三位比他自己的弟子都好。這樣看來，“仁”還不是過于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生活原型。
第三，“仁”的標準夠用嗎？有人可能對用“仁”作為標準來評價毛主席表示懷疑。畢竟，《道德經》認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只用“仁”是不夠的。讓我們打個比方來消除這種懷疑。在本文中，孔子關于“仁”的言論譬如給人量體溫的溫度計，它不能用來衡量超過42攝氏度的溫度。但是，這個溫度計還是有其一定價值的。超過了這個溫度計的范圍的，我們至少可以由此推知，孔子應該是會高度評價毛主席的。本文達到這個目的，也就夠了!我們也就可以證明，毛主席不僅是大學者(見王今朝：《大學者毛澤東》，2016年12月產業人網首發)，而且是超越孔子意義上的仁者的大仁者、圣者。
三、從孔子的“仁”是什么來評價毛主席
首先，什么是“仁”和“仁者”。孔子把“克已復禮”、“愛人”定義為“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就是要人與人之間要平等，要有社會大同的理想。涉及到比干的情形，他愛紂王，所以，他也就限制紂王，以至于被殺。孔子當認為，比干是殺身以成仁者也!涉及到毛主席的情形，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實行官兵一致，為此，殺了劉青山張子善，也為此，在其它時候，甚至可能激起下面的反對，也符合孔子說的“仁”的要求了。在冉求犯了孔子所認為的錯誤(“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也就是冉求阿附權貴)后，孔子判斷他“非吾徒也”，要自己的弟子們“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也就是孔子主張貼冉求的大字報!但是，孔子沒有把冉求開除山門(出孔子之黨)。
其次，孔子認為，“仁”比“君子”更為可貴。孔子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也就是說，仁者是比君子更為高尚的人，但仁者還不是圣者。問題是，極少有人真想做克己的人，也極少有人真正實現愛人。孔子怎么評價自己呢?按照現在的標準，他即使知道克制自己，但還是出現常常無法克制自己的情況。比如，“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也就是厭惡生產勞動、沒有生產知識的孔子卻在吃穿住行方面十分講究，他采取的原則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毛主席則沒有“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在生活待遇上講究官兵一致，講究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總的來看，孔子將自己的思想、行為限制于微觀層面，沒有社會革命的想法。他希望通過一種平和的“禮”、“德”的方法來達到他所向往的社會理想。這大概是因為他所處的社會的矛盾還不尖銳，統治階級的游刃余地還尚有余吧!毛主席則由于所處中國的內外交困，迅速識別出非暴力革命無法解決中國問題的結論。他說：“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列寧說：“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核心問題”。再從孔子所說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等詞句推斷，孔子可能覺得做個君子就不錯了。孔子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孔子是有自知之明的。
第三，孔子認為，“圣”比“仁”的境界更高。子貢問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也就是說，能給大家帶來莫大好處的人是圣人，這連堯舜都沒有達到。而孔子自己怎樣呢?孔子說，自己不過是“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罷了。孔子能做到這點，就已經是他的弟子們做不到的了。于是，孔子的所謂“仁”就達不到了。這是因為他既想做好事，又找不到方法，只好遁回到個人操守和后來所謂儒家理論的構建的層面上了。
那么，有沒有辦法普惠(“博施”)人民，使得他們能夠得到根本的改善(“濟”)呢?孔子是沒有的。孔子所主張的辦法相當于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中的帕累托改善。孔子贊成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一起福利變好，主張統治階級要關心被統治階級，但不贊成被統治階級的革命。而老子則不同。《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毛主席正是采用了《老子》第七十七章的方法，在邊區時，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即損有余而補不足，實現了“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所有革命都屬于這種方法。
當然，損有余而補不足的革命只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一種方法。但這是極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種方法。在革命成功后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則是一種威懾方法，通過這種威懾，保證另一種辦法，即水漲船高、帕累托改善(如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法來實現“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普惠辦法只有建立在實施前一種辦法并取得成果和鞏固這種成果的基礎上才是可取的，也才是可以持續的。毛主席依次廣泛、正確、系統地采用了這三種方法，并在實施后一種方法時還經常查漏補缺(三反五反等)。值得指出的是，管仲、商鞅等中國古代在實踐一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及劉邦、朱元璋等皇帝都嚴格地實行了重農輕商(與1949-1976時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異曲同工)、抑制官員和豪強的政策，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人民民主專政”、“文革”了。因為這些人大都出身貧寒，了解社會，知道社會資源不能聚集到少數人身上。——知道這個道理并不需要讀多少書!——今天那種只講普惠(如普惠金融)的人是不懂歷史、不懂文化、不懂經濟、不懂金融的人!
基于對這三種辦法(即革命、專政和普惠)的分類和功用的認識，可以說，毛主席的“仁”、“圣”達到了孔子所想象卻不可能達到的境界。當然，也許，孔子當年如果能夠組織一支軍隊，或許也能部分達到毛主席的“仁”、“圣”的境界。可惜，孔子大概年輕時就受到“仁”的概念的束縛(早于孔子著述的《道德經》就已經談了“仁”的概念，但對“仁”多有排斥，認為“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失德而後仁”)，只是去追求“入仕”(或許可以說是受他的“禮”的概念的束縛)，卻不得其門而入。如果不是掌握著軍權的弟子冉有的幫助，他還不能順利回到魯國。與孔子晚年不入仕相比，毛主席年輕時本來可以做國民黨的高官，卻毅然決然地放棄。從這些角度看，毛主席的聰明也是超過孔子的。當然，如果他們時空對換，孔子也可能會做出與毛主席一樣的選擇。畢竟，如朱德等人都放棄了通過舊軍隊、舊制度實現人生理想的方法，而是選擇了一條充滿生命危險的道路。
四、從孔子達到“仁”的方法來評價毛主席
首先，為人民服務就是仁、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是大仁、至圣。然而，達到大仁、至圣決不是靠漂亮話、一團和氣。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朱熹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飾于外，務以說(通‘悅’)人。”《毛澤東選集》中記載的論戰、觀點、指示毫不含糊，無論對美國人、國民黨、個別民主人士還是黨內同志，都沒有“好其言”，都沒有“善其色”(比如，參見《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關于建立報告制度》、《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討好別人，就意味著以別人的意志、利益為轉移，即使這些人的意志和利益是非法的，不合理的。這樣一來，討好別人的人注定是不可能行仁政的人。如果毛主席有務以說人，也務以說廣大人民群眾，務以悲人，也悲痛廣大人民群眾的痛苦、傷病，這就不是討好別人，也不是民粹主義，而是人民群眾的英雄史觀了。
其次，必須思想上進。為仁由己，“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的“禮”放在共產黨的語言里，也就是要講“黨性”。“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果人沒有社會主義理想，就沒有“黨性”了。老一輩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許多人如毛主席一樣，內心剛、毅，行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被壓迫，也不壓迫別人。孔子還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就是今天的中國人如果只口頭要社會主義，所行的如果卻是不必要的資本主義，那么，他們受到遮蔽就是很愚蠢的了。這就好像一個將軍，本來可以打勝仗(比如，御敵于國門之外)，結果打了敗仗;或者本來可以打一個大勝仗，結果卻打了一個小勝仗一樣。
第三，孔子回答子張提問時說：“能行（恭寬信敏惠）五者于天下，為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毛主席對于戰友們極少甚至沒有用過“調侃”的方式，沒有說過“俏皮話”，足以見其為人之“恭”。遵義會議后直到逝世的毛主席對于原來的領導人是寬的，對于戰友們是守信的，對于中國乃至世界格局的細微變化的反應(如抗美援朝、中美建交)是敏捷的，對于中國人民是“惠”的。所以，毛主席能行恭寬信敏惠，按照孔子的標準，“為仁矣”，當然又遠遠超越孔子的標準。《道德經》中的“圣人”不過是指諸侯等居高位者而已，但《道德經》恐怕也就是講居高位者怎樣才能做到好的居高位者。《道德經》又說“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關于此句，爭論頗多。一種看法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統治者一律平等待人的意思;作者以為，老子身處統治者周圍，又博覽群書，不可能把統治者想象成都是平等待人的人)。毛主席主張和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已經達到和超過《道德經》所設想的仁而“圣”的人了。
第四，必須有內部的團結。孔子還在回答子貢問為仁時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就是說，今天的中國人想要有“仁政”，必須搞清楚誰才是賢者、仁者，這樣，才能先利其器，而后善其事，即達到得到“仁政”的目的。但是，有很多人是打著仁政的牌子是要行暴政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就說，(常常宣揚民主、自由的)美國共和黨時時刻刻準備著在窮人、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重新分配財富的，[ 保羅·克魯克曼：《美國民主的潰爛非止一日》，《參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這種重新分配當然不是偏向窮人，也很少偏向中產階級。
第五，必須敢于堅持真理。孔子說：“當仁，不讓于師。”這句話怎么理解呢?按照孔子的說法，當毛主席認為，中國需要一種“仁政”時，即使很多人(包括老師)反對，他也應該去做。20世紀50年代，當毛主席決策中國進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發展道路時，有人認為，毛主席的經濟發展戰略將會產生“九天九地”的差別。對此，毛主席明確地、正確地加以拒絕——在20世紀40和50年代，早就有大批中外學者正確地主張了工業化，拒絕了以農為國的戰略，從而與毛主席在工業化方向的問題上是一致的(他們對于工業化的手段、條件和路線的研究卻遠遠不及毛主席)。
五、從孔子對“仁”的實踐結果的二分法來評價毛主席
孔子認為，任何一種實踐的結果都有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
首先，個人層面的實踐結果較容易立竿見影。這也可以分為過程和特質兩個方面。先從過程看，子夏說：“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毛主席寫過多少文章呢?不篤志，怎么寫呢?篤志了，不博學，怎么寫得好呢?篤志、博學，不切切地追問重大問題，不就重大問題本身進行深入的研究，怎么寫得好呢?毛主席在1950年代寫作《論十大關系》時，見了多少人，問了多少事，才寫出這樣一篇經天緯地的文章啊!正是因為毛主席博學，是大學者，他才成為“久處約”的人，“長處”高位的人(有的人認為處高位者樂)，安仁的人，利仁的人，“無終食之間違仁”的人，因此，他周圍的人極少造次。不僅如此，毛主席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的辦法又改造了多少人呢?又有多少人成為新中國的將軍、功臣呢?這就超越孔子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了。
再從一生特質看，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仿佛仁者和智者不可能同時集于一身。中國俗話稱贊智勇雙全者，實則智與仁更難同時達到。因為“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仁。毛主席既喜歡山(如廬山、昆侖山)，又喜歡水(多次暢游長江)。孔子又說，仁者不憂，仁者靜，仁者壽。毛主席不怕國民黨，不怕日本人，不怕美國人，說他們是“紙老虎”，可謂“不憂”(于外)了;毛主席不搞祝壽、排場，常常看一般人不看也看不懂的中國歷史，[ 當然，毛主席看歷史書時，在平靜的外表下，內心其實可能風云激蕩!]可謂“靜”了;毛主席逝世時83歲，在那個時代也可謂“壽”了，更何況他在晚年依然鞠躬盡瘁于國事。
其次，社會層面的結果就較難衡量了（有人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命題與這種困難有關。當然，這里不討論這個命題的科學與否）。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也就是說，一個人做了國家領導人，要經過30年才能顯示出他的仁政功績。為此，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放在今天，也就是，行仁政的責任是非常重的(即非常艱難)，需要許多代人才能完成。為什么非常艱難呢?不外乎舊、惡勢力頑固地反對罷(舊的意識形態的穩定性)了。在這種頑固的反對之下，民智的金石只有精誠才能為開。這樣看來，用毛主席的一些實踐及其在社會上產生的結果來評價毛主席指導這種實踐的理論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六、孔子到底會怎樣評價毛主席
上面說，評價毛主席行“仁政”的實踐的社會結果是很難的。那么，孔子有沒有一種簡便易行的辦法來比較科學地評價毛主席呢?孔子足夠聰明，是有辦法的。
首先，孔子說：“茍志于仁矣，無惡也。”孔子認為，只要有志向去做一個“仁人”，就不會做壞事了。毛主席又怎么只是一個有志向去做“仁人”的人呢?按照孔子的邏輯，毛主席“無惡”矣!孔子和子夏的邏輯為科學評價毛主席的晚年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其次，子路、子貢這兩個孔子的杰出弟子依然在“仁”的問題上迷惑不清。子路問孔子說，既然“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管仲)“未仁乎?”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又說：“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從這里可以設想，當你向孔子提問怎樣評價毛主席——孔子也會說：“如其仁，如其仁”，也就是要向毛主席那樣學習行“仁政”(也就是要排除干擾，搞社會主義和公有制)。當然，如果你太笨，孔子就會三緘其口或顧左右而言他了。
七、結論
綜合以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孔子會高度評價毛主席，會認為毛主席達到了極高的人生境界。毛主席當然有治國、治軍、治經濟之智(關于毛主席的經濟思想所達到的高度，見王今朝《大學者毛澤東》，2016年12月產業人網首發)。如果孔子活在20世紀上半葉，而能見到毛主席，就很可能會如許多民主黨派人士一樣，發自內心地不呼其名，而稱“毛主席”。因此，可以說，毛主席達到了最高的“智”、“仁”、“圣”的境界，是可以經得起檢驗的結論。孔子還說：“唯仁者能好(即喜歡)人，能惡(即厭惡)人。”讓我們中國人學會“好”人和“惡”人吧!也讓我們中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不要采取葉公好龍、囫圇吞棗的態度吧!
注釋：
1.保羅·克魯克曼：《美國民主的潰爛非止一日》，《參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
2.當然，毛主席看歷史書時，在平靜的外表下，內心其實可能風云激蕩!
(作者為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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