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民主是伴隨人類文明發展的社會歷史現象。人類文明的形成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過程。民主的形成發展，同樣是具體的歷史的過程。當我們破除了對西式民主的頂禮膜拜之后，就會發現，民主基因同樣深種在中華民族傳統政治文明之中。
一、中華民族傳統政治文明中有民主治理的基因
遠在原始社會末期，從黃帝時代起，在古老的中華民族內部就有非常發達完善的民主治理體系的成功實踐。我們中華民族自稱炎黃子孫，炎黃子孫是怎么來的呢?大約公元前40世紀至公元前30世紀左右，五帝之首的黃帝部落崛起于今天河北省的北部一帶，強盛起來之后，逐步南下，逐鹿中原，爭雄四方，先后征服南蠻、北狄、西戎、東夷，敗炎帝、滅蚩尤，在這一過程中，黃帝沒有實行軍事滅絕政策和暴力專制，而是和炎帝一起創建了具有濃厚民主氛圍的炎黃部落聯盟。由于炎帝年長于黃帝，年高德劭，所以黃帝尊之如師、敬之如兄，雖由黃帝執掌政權，但部落聯盟的名稱卻叫炎黃。聯盟內部實行的是具有原始民主特質的部落聯盟議事會制和集體決策制，聯盟議事會首先通過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然后再通過集體合議達成共識、形成決策，炎黃部落是典型的民主制聯盟。此后，實力強大的炎黃部落逐漸統一華夏各部落，愈加興旺發達，子孫繁盛，威名遠播。其實，這種原始社會特色的民主制度從更早的原始部落時代就開始實行了，當時個體的力量無法戰勝來自自然界的威脅，必須集體作戰，才能生存，中國自上古三皇時期起，燧人氏、伏羲氏、神農氏等等華夏偉大的人文初祖，都是善于發揚民主、匯聚民智、集中民意、凝聚民力的偉大人物，因而都取得了不同凡響的偉大成就。應當說，這種源于生存本能需要的原始民主是中華民族民主實踐的歷史源頭，為促進中華民族原始社會的發展繁盛起到了巨大的歷史推動作用。但是，毫無疑問，是黃帝軒轅氏把這種原始民主變成了生動活潑的社會治理實踐，使之定型化，為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進行了創立民主制度的最早探索，可以說，民主是炎黃子孫與生俱來的傳統，這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實踐，也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中民主最初的神圣曙光。
這種具有原始色彩的民主政治在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歷史長河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巨大推動作用。從黃帝起，顓頊、帝嚳、唐堯、虞舜，五帝依次崛起，踵事增華，中華民族進入了氏族部落聯盟的鼎盛時代。為效法黃帝民主風范，堯帝“置諫鼓”于廷，舜帝“立謗木”于路，并創立“禪讓制”，伴隨原始民主發揚光大的春風，中華民族由最初的符號記事進入創制象形文字的文字思維階段，由上古時期伏羲首創的以符號和數字形式存在的《易經·八卦》等原始書冊典籍開始進入文字定形階段并得以廣泛流傳，文字的誕生開啟了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和智慧創造的新階段，也大大加速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
大禹承接舜帝繼位之后，創立了具有今天聯邦制色彩的大夏王朝，原先以氏族、宗族和種族等形式存在的各種部落搖身一變而成為城邑制邦國，夏朝版圖內小國林立，各自為政，但都統一臣服于夏王。夏末桀帝專制殘暴、荒淫無度，為成湯所滅，湯建商朝，承襲夏制。夏商兩代，中華民族一直實行和延續了以氏族部落制為基礎的城邑式國家聯盟的王朝體制。
商末紂王專權無道，周文王乘機而起，至武王滅商立周，西周時期，周王朝創立并推行分封制，周王朝冊封的屬國加之從夏商時期傳承下來的氏族城邑制邦國，華夏版圖內竟繁育發展出數千個城邑式邦國，邦國不論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相待，都統一尊奉周王朝和朝覲周天子。周王朝崇道重禮，以德服天下，民主風氣日益濃郁，民主的春風喚醒了中華民族無窮無盡的創造智慧，禮、樂、射、御、書、數并舉，教育發達，文化繁榮，詩書禮樂逐漸興盛，《易》《三墳》《尚書》《五典》《詩》《禮》《樂》等等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奠基的原始典籍書冊先后問世。到東周的春秋戰國時期，五霸七雄先后崛起，周王朝漸衰，周天子王權式微，民主之風愈濃，于是乎，墨、道、儒、法、陰陽、縱橫、兵、刑、雜、醫、農等諸子百家乘勢而起，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博大氣象，包括天文、歷法、醫學、農學、藝術、宗教、文學、哲學等門類，具有獨創性、系統性的中華文明日趨成熟。諸子百家沐浴春秋戰國時期民主的春風蓬勃興起，不僅造就了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異峰突起的雄偉景象，也成為傲立世界文明之林的高峰之一。
從人類文明史來看，沒有民主的地方就沒有人民的幸福，更不會有思想的大解放、文化的大繁榮、科技的大飛躍、經濟的大發展、社會的大進步。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完全是獨立自主的，諸侯國所擁有的國家治理權遠遠超過今天世界上自詡為最民主的美國聯邦制下的各州。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會出現百家興起的局面，就是因為周天子王權衰落、各諸侯國為爭霸天下，在政治、思想、社會等各方面競相廣泛推行民主治理而充分激發和釋放了人們的創造潛能和創造智慧所產生的文化奇觀。可以說，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是民主催生的文化奇跡。
戰國末年，諸侯國之一的秦國逐步做大做強，傳至始皇嬴政國力愈盛，遠交近攻，縱橫捭闔，滅六強國后才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因為秦的專制、暴政和嚴刑峻法，導致大秦王朝二世而夭。漢高祖劉邦滅項立漢之后，充分汲取秦亡之訓，盡廢秦法，實行寬松政治和包容政策。“三公坐而論道”，幾乎與皇帝平起平坐;從中央皇朝到地方政府，“無為而治”;經濟上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讓利于民;政治上廣開言路，唯才是舉，選賢任能，力行德政，廣施仁政;文化上百家并舉，百花齊放。經“文景之治”，至漢武帝終成大漢雄風。唐宋元明清時期，歷代統治集團對漢朝政治文明傳統都有所借鑒和繼承。毫無疑問，中國古代國家治理中的民主實踐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主因素，無疑是中華文明屢遭磨難而不滅、歷經滄桑而愈加興旺的真諦之一。
二、中華民族很早便獨立使用民主范疇并形成獨特的認知體系
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最早進行了民主政治的實踐探索，不僅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悠久而豐富的實踐中充分展現了中華先民的民主思維和民主智慧，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最早提出民主概念的國家。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民主”一詞是古希臘人發明的，是舶來品，實際上在中國古代，民主這個詞出現很早，在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經典文獻《尚書·周書·多方》篇里就有：“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這是中國歷史典籍中關于“民主”的最早記載，盡管這里的民主一詞與今義迥異，是指具有民主素養和民主作風的“民之主”之意，但也足以證明中華民族對民主范疇具有獨立的創制權，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是最早使用民主范疇的國家。
在中國古代，幾乎所有被稱為明君圣主的帝王，都是具有民主意識、民主作風和民本思想的開明統治者，相反，對于那些沒有民主意識和作風的專制者、獨裁者，如夏桀王、殷紂王、周幽王等等之流，則被我們的先民們統斥為“暴君”“獨夫”和“民賊”。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的治國理念，“與天合、與地合、占人和”的和諧思維，“愛民如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家國情懷，“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等等執政理念和政治文化，無不體現出中國古人豐富的民主理念、民主思想、民主追求和民主風范。
用世界眼光來衡量，中國古代的國家治理是非常發達、非常完善而又非常先進的。中華民族遠在上古時期就進行了豐富的民主實踐和探索，豐富多彩的民主實踐背后蘊藏著豐富多彩的民主思想、民主智慧和民主創造。
中國歷史上在國家治理中一直存在的民主管理思想和民主治理實踐，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中共同的寶貴財富。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集思廣益、眾志成城的集體主義傳統。“得民心者得天下”，幾乎成為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更迭的定律。尊重絕大多數人的意志，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看重絕大多數人的力量，重視發揮絕大多數人的智慧，這種中國特色的民主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色和精華所在。其實，被西方自詡為人類民主唯一源頭的古希臘，其民主實踐和民主理論遠不及中國歷史悠久和豐富多彩，不僅空間范圍狹小，而且持續時間也不長。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上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實踐，應該有足夠的自信，完全勿須囿于西方設定的話語陷阱里作繭自縛，而可以用文明承傳、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歷史傳統和經驗教訓來說明中國的民主問題。我們要深入分析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實踐中所蘊含的豐富民主理念，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民主因素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實踐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以及這些實踐和理念對今天民主建設的借鑒意義和價值;要通過歷史的回溯，在歷史的沿革興替中追尋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承傳邏輯和歷史真諦，在歷史的根源上、在歷史與現實結合中找到適合中國文化、中國國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道路。
三、從中華民族的文化背景看中西民主觀的異同
中華民族自遠古時期起就形成了集群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傳統，成為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而延續至今。《易經·系辭傳》中講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中國俗語則常說：“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中華民族歷史傳統上，歷來反對個人單打獨斗，相信人多力量大、智慧高、好成事，主張廣泛團結多數人共同奮斗。其實，只有在民主和諧的氛圍中，在輕松愉快的心態下，人們才能充分施展出創造智慧，這已被歷史發展和社會實踐所反復證明。作為古代世界東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和聳立在人類文明史上兩座最雄偉的高峰，中國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和歐洲的古希臘文明，都是民主的產兒。古希臘文明雖然不是原創性文明，它是古巴比倫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地中海沿岸遇合、交融的結果，但古希臘人在充分學習、借鑒和吸收古巴比倫和古埃及文明的基礎上，創造了這一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后來古羅馬人在實行希臘化的時期所造就的古羅馬文明既沒有達到古希臘文明的高度成就，又因古羅馬走向集權專制而衰落和消亡。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則是資產階級為推翻封建專制的殘暴統治，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發起的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革命和思想解放浪潮孕育而成的文化奇觀。中國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古希臘文明、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盡管三者時代不同、地域相距遙遠，但都伴隨有相似的政治生態、甚至共同的社會背景，那就是三者都是政治民主、社會轉型、思想解放的偉大結晶，都是政治上民主推動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文化大繁榮的結果，都是民主政治充分激發和釋放人們的創造智慧而蔚然形成的文化奇跡。由此可以看出，民主是激發人類潛能和創造智慧的法寶。
與西式民主過于強調個人利益不同，中國式民主一向注重保護絕大多數人的集體利益。民本思想是中華民族最悠久、最燦爛、最寶貴的政治文明傳統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民主政治賴以產生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淵源。民主是中華傳統政治文明中的精華所在，在中國悠久而漫長的政治傳承中，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根深蒂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向主張“民貴君輕”，統治者向來“不患寡而患不均”，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仁人志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以“己欲立先立人，己欲達先達人”以及“和諧”“和洽”為理想境界，崇尚“先人后己”“大公無私”“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四海為家”“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執政者為了固民本而追求公平和正義，社會治理主張求大同、存小異，注重通過夫妻和諧、父子和諧、君臣和諧，實現家和國和天下和。因此，“民為邦本”的民本思想已成為深入中華民族骨髓的文化基因，這與古代的中亞和歐洲極其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基因恰恰相反。反思人類文明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過于強調個人英雄主義而忽視集體的力量，只顧上層統治集團的私利而不管下層百姓的死活，無疑是古巴比倫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隨后的古波斯文明、古希臘文明、古羅馬文明，不能長久延續、最后走向衰敗、甚至被取代和消滅的文化根源之一。因此，我們可以說，作為集權和專制的對立物，民主是破解政治專制統治、保護多數人權利的有力武器。
與西式民主過于強調個體人權不同，中國式民主更重視集體人權，即民權。中國古代政治中一向具有傾聽民聲、考察民情、注重民意、以民心向背為政治導向的優良傳統，這是我國古代政治實踐中一直存在的最寶貴的民主因素，歷代開明的統治者們創造了如納諫制、舉薦制、朝廷決策制、群臣合議制、彈劾制等等民主治理手段，對于維護中國古代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曾發揮過積極的歷史作用。中華民族歷來主張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局部服從整體的集體主義文化，與西方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和單槍匹馬的騎士風度的文化傳統相比，中華民族更注重運用集體的力量，更講究發揮多數人的智慧，更強調尊重群體的意志。可以說，從三皇五帝的興旺發達，到夏商兩朝的發展進步，從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先后崛起，到漢唐盛世的橫空出世，都是民主帶給中華民族的文明獎賞。
與西式民主過于注重個性自由、個人意志不同，中國式民主更加關注保障個體平等的社會整體的公平和正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植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政治文明傳統之中。從歷史上看，中國并沒有經過南亞、中亞、北非、西歐國家曾經歷的那種以人身占有為根本特征的典型的奴隸制時代和奴隸制國家，這與中國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民主意識密切相關。當代中國人的民主觀既直接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現代民主觀的精髓，又直接繼承了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精華，堅持以人為本，為民做主，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謀求人民群眾的整體、長遠和根本利益;主張兼顧個人和集體、少數和多數、下級和上級、地方和中央的多重利益，力求綜合平衡、和諧統一。西方則恰恰相反，從古希臘到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特別強調個人意志和個人私利，過于縱容個人意志自由和個人私利追求，往往以個人意志阻擋他人意志，以個性自由侵害他人自由，以個人私利妨礙他人利益、傷害集體利益。中國人的自由觀是以不妨礙集體和他人利益為前提的，即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因為過度縱容個人的自由意志，就會侵害他人的自由和集體的利益。
與西式民主過于強調形式公正和程序正確不同，中國式民主向來注重內容正確和實質公正。眾所周知，中國式民主主張民主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民主的內容是其主要方面，民主內容決定民主形式，而不是相反，必須統籌兼顧民主形式與民主內容的和諧統一。民主的表面形式是程序，民主的實質內容則是實現民生幸福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政治保障。從本質上來說，民主所要保護的是占社會整體絕大多數人的崇高權利和高尚人性，它所追求的是實現個人意志與群體意志的和諧、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的有機統一，而不是個人的所謂“絕對權利”，它所體現的是一個社會對真善美的追求，它所保障的是對真理和道義的呵護。程序與內容相統一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民主;過于追求形式完美往往走向損害民主的內容。
西方的民主觀則過于注重民主形式的公正，古希臘的滅亡，已經證明了民主失靈的悲哀。刻意追求民主形式的結果便是常常走向民主的反面，徒具形式的民主常常使之蛻變成個人獨裁和少數統治者對多數人殘酷剝削與瘋狂壓榨的工具，蘇格拉底之死、希特勒上臺，難道不是西式民主的千古悲劇嗎?曾經炙手可熱的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政府，不都曾經是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旗號，高喊著自由、人權的口號，通過民主選舉攫取國家政權之后，對國內絕大多數人民實行殘酷剝削和瘋狂壓迫的嗎?不僅如此，當代西方某些國家的統治階層打著民主的旗號，在民主的幌子下推行黑金政治、政黨惡斗和只顧眼前不想長遠的政治運行機制，已經成為美國等當今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性痼疾。若不徹底改革，美國、歐洲走向衰落是必然的結局，只是時間早晚而已。中華民族的民主觀，更注重民主的實質內涵，尤其注重傾聽絕大多數民意，不刻意追求民主的形式，而是致力于能真正體現絕大多數人意志的社會公平、正義、和諧，崇尚以民主捍衛道義和真理的力量。歷史和今天無數事實反復告誡我們，作為治理天下的“公器”，只有真正體現占社會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時，民主才能成為弘揚社會公理、維護公平正義、伸張真理和道義的法寶，而一旦為少數存心叵測的人所攫取、操縱和利用，就會成為毒害天下的工具。
由此可見，民主是一個時代特征、歷史差別、文明色彩和國情特色都非常鮮明和突出的歷史范疇。也像其他事物一樣，民主既有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我們研究民主問題，不僅要揭示其共同性，更要把握其豐富多彩的特殊性，以便建設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幸福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同時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中國模式，貢獻中國智慧。不僅如此，民主還是一個具有理論、實踐和制度三個維度的政治范疇，要從三個維度整體研究、系統把握，既要不斷深化民主問題的理論研究，以便吃透本質、把握精髓，又要推進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和民主實踐的不斷探索，使民主理論、民主實踐、民主制度三者互相支撐、互相促進、相得益彰、良性循環。
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中國民主革命道路的過程中，在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指導下，結合中國實際、借鑒吸收中國歷史上的民主傳統，創造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并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成功之法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深刻揭示了現代民主所具有的本質特征：廣泛的參與性、有效的回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內容的公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自我糾錯能力和機制。一種民主，如果缺少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它自然就會蛻變為少數人的獨裁統治或利益集團所操縱的工具;而是否對人民群眾的好惡具有持續、有效的回應性，則應當成為檢驗民主成功與否的試金石。近年來，以弗格森案為典型的美國系列種族歧視悲劇的不斷上演，證明美式民主的無效。一種制度一旦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必然就會走向腐朽和死亡，民主也不例外。民主最可貴、最精彩、最偉大的所在，應當是具有自我糾錯的機制和能力。而少數人投票即可當選的選舉制，用少數人的利益和意志，強加給社會絕大多數人，這種拋棄民主精髓和真意的所謂形式民主，已經走向真正民主的反面，失效、無能和失敗是其必然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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