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柳宗元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此書信起于韋中立，希望以柳宗元為師，討論何以為文章之事。柳宗元在這封書信中，就討論何以為文的問題作了答復，對拜他為師的問題作了否定。其云：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
韓愈寫《師說》應是貞元十七年(公元八〇一年)的事，那一年春天韓愈在京師，夏天去洛陽，秋天又去京師，次年春夏之交再去洛陽。這與柳宗元所言“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的狀況相符。韓愈為什么在那時熱衷于與張籍、李翱等以師弟子相稱呢?他在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的《答李翊書》中稱：
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
這是他表示自己不同于待用之器物，朝廷能用己，則為政施諸于人，不用則授徒講學，垂諸于文字。授徒講學，作文字，都是一種造勢的行為，擴大自己社交的圈子。從當時韓愈的書信中，亦可知其社交的圈子相當廣泛。其云：
仆自少至今從事于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后無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雖不皆入于善，而于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與崔群書》)
韓愈當時的社會地位不高，如此廣泛的社交圈子，當然會招忌。柳宗元所言“世果群怪聚罵”，在韓愈的書信中，也能得到印證。他在《答馮宿書》中說：
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仆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仆有不善乎?然仆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于人，亦有以獲罪于人者。仆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仆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游，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于人則幸也。
他在書信中說到“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可見其態度是我行我素。從他“不一至貴人之門”這句話，可見其交往的圈子都是一些尚未考取進士的士子。他在《答劉正夫書》中說：
凡舉進士者，于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于后輩，茍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后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圣賢人。曰：古圣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
當時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找韓愈討論文章作法呢?因為他開了古文運動風氣之先，自然有后進之士子向他討教作文之方法，寫文章出了名，向其討教的人自然多了。《新唐書·韓愈傳》亦稱：“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子弟’。”而在韓門子弟中，若李翱、張籍、皇甫湜，“亦皆自名于時”，擴大了韓愈的社會影響。
韓愈是如此，柳宗元也是當時文章之大家，登門求教者何嘗不是如此，柳宗元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說：
秀才足下，仆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學之士到仆門，日或數十人，仆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為者，非以師為非，弟子為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為不足為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為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為二也。
為什么師弟子的稱謂在當時犯忌呢?柳宗元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說：
仆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已，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仆脆怯尤不足當也。……仲尼可學不可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
若執弟子禮，那就是座主與門生的關系了，這個相互關系就復雜了。柳宗元在《與顧十郎書》中說：
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飚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已也。
接著柳宗元以顧十郎之父顧少連為例，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六十人，諸科十九人，出于此科者皆為顧之門生。其云：
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嘩然诪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
柳宗元與劉禹錫都是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的進士，出自顧少連門下。在顧少連的門生中，知恩者還是少數，大多數都是權衡利害關系，而柳宗元自己切身的體會，那就更不一樣了。他在《寄許京兆孟容書》中講自己當年的情況云：
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
柳宗元有了那一番遭遇，當然對有人求其為作文之師者，就不能如韓愈那樣勇于擔當了。為什么那么多人還是找柳宗元討教文章作法，因其文名在外。他在《與楊京兆憑書》中說：
士，理之本也。茍有司之不我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茍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以文取人，是當時流行的取士之途，他自己也是靠文章起家的。其云：
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
他貶謫永州以后，仍以文章顯于世。而韓愈與柳宗元這二位執文章牛耳者，在許多問題上，如關于歷史修撰上的爭論，在《毛穎傳》這類俳文上互相支持，對提高他們在文壇上的地位亦有影響。從他們往返的書信上，亦可知其書信文章在當時有限的條件下，其傳播相當廣泛。如韓愈的《進學解》與《毛穎傳》，柳宗元都輾轉得悉，可見他們的文章一出，便在士子間廣泛流傳，成為當時士子作文之范文。如果從這樣的視角看韓愈與柳宗元關于師道的爭論，實際上是擴大了他們在當時士子心目中的社會影響。
韓愈的《師說》作于貞元十七、八年之間，他是堂堂正正主張恢復為師之道，提倡師道之尊嚴，指責師道之不傳久矣。其文云：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這里講的為師之道，是傳道、授業、解惑三者。傳道，指為人之道，古人是講修己治人之道。師者，要能為人之師表，講究自己的德行。治人是講為政與管理。授業，是為六藝及作文之道，即章句與文辭。在柳宗元看來，孔子是授人以道，而馬融、鄭玄只是章句之師，今世固不少章句師，能如孔子那樣傳道的人則高不可及，而章句則又是言道之入手。解惑，是指解析修道與讀經中之疑惑。為師之條件，不在于身份的貴賤和年齡高低，而在于聞道之先后。
那么為什么會有“師道之不傳也久矣”的情況，一旦以師弟子相稱便會引起眾人的嘲笑呢?韓愈在文中說：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這中間巫醫樂師百工，因授藝的關系，歷來師徒相稱，相沿為習，同時孩子幼年啟蒙之教育，歷來亦是擇師而教。自古以來，就有君子易子而教的傳統。為師者既有如何為人之道的教育，但更多是指章句文辭的教導，師弟子關系很明確。但士大夫之間的師弟子之相稱包含著名分關系，往往是門派關系的前身，這是引起他人“群聚而笑之”的原因，在這背后是仕途的競爭。韓愈講：“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韓愈寫《師說》，從道理上講沒有錯，但這次由師道問題引起爭議之背后的實質并未說清楚。
柳宗元寫的《師友箴》是針對韓愈《師說》而言，那是求其實，不必一定要講什么師生之間的名分。《師友箴》序云：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于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此序文是講當時現實生活中師友之之間的實際狀況，稱師弟子關系便受人嘲笑，交朋友講利害關系，不講道義，結果是為人之道義被離棄，這是社會的通病。其箴文云：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牙指鮑叔牙友于管仲)，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恥是指管仲，雖有缺陷，鮑叔牙仍以之為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后。道茍在焉，傭丏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不忽。
為人沒有師友不行，認師交友，以道義為先，不是利益驅動。符合道義，可以與傭丐為伍。不符合道義的，即使有地位若公侯者，亦與之保持距離。在師友關系上，社會風氣之所以敗壞，道義之所以離棄，是因師友相交不以道而以利。問題出在利益驅動，而這一點也正是柳宗元之《師友箴》高于韓愈《師說》之處。問題不在于名分關系，而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市場競爭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結果是財富的加速流動，浸潤人際關系，加劇了世態炎涼，道義盡失，市場經濟的副作用，便是加劇道義的淪喪。今天讀韓愈的《師說》與柳宗元的《師友箴》，能啟發我們的僅此而已。不是不要利，利益交換與為人之道義，是二個不同的范疇，不能把二者關系混淆，要承認高于利的道義才是為人之準則。
韓、柳關于師道的這一番議論，放到歷史上考察，它開啟了宋、明士大夫書院講學風氣之先，而士大夫的講學授徒，實際上為議論時政開了一個口子，畢竟這也是社會進步的表征，我對此抱著肯定的態度。
原載2015年第1期《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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