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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愛人”的說教，不知道儒家還有“仁者殺人”的理論。
●在儒家看來，“陽有專制之功”，“陰無專制之義”，“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專制是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這種理論怎么可能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貴君輕”可以定性為“反專制”，那么眾多皇帝的“民貴君輕”又當如何定性？難道“民貴君輕”既可判定為“民主”，又可判定為“專制”嗎？
●拿破侖用獅子的睡與醒比喻中國的態勢。當初中國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體修習“民貴君輕”的讀書聲中，中國落伍了。如今中國為什么醒了？這應當歸功于儒家的邊緣化。群體性的覺醒推動了國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在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語境下，“儒學復興”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
我們應當承認，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的確蘊藏著解決當下困境的某種啟示。但罔顧歷史事實夸大儒學現代意義的態度并不可取。粉飾儒學、美化舊俗的種種亂象必須引起高度警惕。對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張，不可不辨。圍繞儒家歷史上的政治實踐、儒家政治思想的歷史實質、儒學現代價值等問題，記者專訪了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分田。
儒家有“仁者愛人”，也有“仁者殺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是中國人在封建綱常禮教的殘酷壓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后的歷史性選擇。但現在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些崇儒者甚至為“三綱五常”寫起了辯護詞。歷史上儒家政治實踐的殘酷一面似乎被選擇性遺忘了。儒家所謂仁政的歷史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張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思想及價值符號，即使完全徹底地實現，也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君主專制，這就注定它勢必成為真情與偽善、理性與謊言、理想與幻夢的綜合體。就積極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政治法則的借寓之所;就消極因素而言，它是專制統治的謀士及辯護士。由于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同胎共體，難分難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惡。作惡也是孔孟之道全面實現的重要表現。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穩官方學說的“寶座”。
許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愛人”的說教，不知道儒家還有“仁者殺人”的理論。孔子贊賞霸道，這一類儒者曾經居多數。孟子講“仁義”，只要讀一讀龐樸先生的《中國文化十一講》，便可知曉“殺的理智”原本就是“仁義”的題中之義。《樂記》將“王道”定義為“禮、樂、刑、政”。歷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層社會組織的私刑均依據儒典制定并實施，違逆“綱常名教”屬于必殺之罪。大開殺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擊的“以理殺人”則是比刑罰更甚的以“天理”、“經義”、“禮法”摧殘生靈。相關事實不勝枚舉，可以寫一部題為《張揚“仁義”的專制統治》的專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則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一些崇儒者那里，“吃人”的封建禮教不應歸罪于儒學，因為它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閹割了。您如何回應這種觀點?
張分田：宣揚“孔子至圣，德盛神化”的儒者絕對不會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于孔孟之道。“孔子無過、錯在眾生”的論證方式傳承了兩千多年。許多夸大儒學現代價值的人也沿襲這種說辭。他們倡導“回到孔孟去”，論據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貴君輕”是講“民主”、“民權”的，只可惜一部真經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閹割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缺乏歷史感和現實感。
《中國社會科學報》：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在歷史上得到了實現嗎?
張分田：為了厘清事實，我分析了中國古代的很多典型個案，檢索的文獻涉及“四書五經”及各種重要經學著作，所有重要思想流派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歷代國家文告、帝王著述、朝堂議政、名臣奏議、科舉試卷，乃至各種史籍筆乘、宗譜家范、宗教文獻、筆記小說、詩詞歌賦、通俗勸善書、占卜用書等。我的結論是：儒家“民本思想”始終是中國古代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中華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為基礎框架而精心構筑的龐大的思想體系。后面我會詳細論述，這里我先說明一下，古代的“以民為本”與現代的“以民為本”有本質的差異。
有許多著名學者做出過“君主專制興，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斷。而我的研究卻發現，帝制越興旺，“民惟邦本”理論就越發達;君權越集中，“民貴君輕”觀念也就越普及。在帝制時代，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精神、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等各個層面都得到了自我實現。
其一，儒學被帝制尊崇達兩千余年之久，并作為公認的核心政治價值而支配社會各階層的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在思維方式、理論結構和命題組合上，無論《春秋繁露》、《五經正義》、《四書集注》等名儒之作，還是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的帝王著述，其“民本思想”均與《孟子》有本質的相似性，大多比《孟子》的表述更清晰，言辭也更激烈。
其二，通曉“民本思想”始終是選拔官僚的主要條件，歷代科舉考試試題便是明證。自從《孟子》被列為科舉考試科目之后，包括皇帝及皇子在內，讀書人必須誦讀《孟子》，從政者大多精通“民貴君輕”。明朝進士黃洪憲的《邠人曰》和舉人艾南英的《民為貴》是典型例證。這些科舉制文均被作為范文收入清乾隆帝指令編纂的《欽定四書文》。因此，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貴君輕”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特定情境下，朝臣們甚至會依據“君為輕”而另立皇帝，宋高宗、宋端宗、明代宗都是典型例證。
其三，皇帝們大多贊成“民貴君輕”的基本思路。漢高祖認同“王者以民人為天”，隋煬帝標榜“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論證“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元世祖贊賞“民為重，君為輕”，元英宗告誡臣下施政莫忘“民為重，君為輕”，明太祖將“民貴君輕”題寫于宮廷建筑，清康熙帝贊揚“社稷為重，君為輕”的說法“實千載忠臣之語”，清乾隆帝吟誦“藐予小子識君輕”和“自昔識君輕”的詩句。還有一批皇帝欽定、親著或撰寫書評的書籍皆有論證“民貴君輕”的文字。清乾隆帝甚至批評孟子歸咎于社稷的說法違背孔子的思想，“實有悖于理之處”，稱“即有過，亦在君與民而已”。
其四，孔孟“民本思想”堪稱帝制的根本法則。帝制的國家憲章、權力結構、治理體系、法律制度、君位繼承制度、帝王及儲君教育制度、官僚培養及選拔制度、諫議及民意采集制度、禮樂及名號制度、國家祭祀制度、應答天譴民怨的“禹湯罪己”程式、維新變法的“與民更始”程式、禪讓大位的“天與人歸”程式等，其經典依據都采自“四書五經”，孔孟“民本思想”是各種制度、程式及政策的主要理據。凡是即位詔書、禪讓詔書等對王朝合法性及君權合法性至關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據“立君為民”、“民貴君輕”。就連征收賦稅、建筑宮室、興兵動武也往往引據“民本思想”。文景之治、光武之治、貞觀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等都是實施“民本思想”的產物。
《中國社會科學報》：孔孟“民本思想”為什么能夠得到如此全面的實施?
張分田：根本原因是孔孟學說與君主專制是相互契合、高度匹配的。“民本思想”主要回答“為何立君”、“如何立君”、“何以為君”等問題，側重從君民關系的角度提出并論證這類問題的答案。設君之道、為君之道是“民本思想”的關注點，界定“民”是為了界定“君”。“民本思想”是關于民的政治思維，而實質是關于君的政治思維。甚至可以說，“民本思想”是帝王觀念的組成部分乃至附屬品。
孔孟之道不可能自發地導出民主思想
《中國社會科學報》：孔子說“以道事君”，孟子講“誅獨夫”，這不能說明“儒家反抗王權，批判專制”嗎?
張分田：這種觀點只見皮毛，未見本質。實際上，必須規范、限定、制約君權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同主張。諸如《韓非子》主張統治者“以道蒞天下”、“以道正己”，告誡他們“戰戰栗栗，日慎一日，茍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則“天子失道，諸侯伐之”。不可否認，這一類思想蘊含豐富的積極因素。但是，從核心價值觀及基礎框架看，《論語》、《孟子》、《韓非子》并沒有本質區別。
我發現，以孔孟之道為典型代表的中國傳統理想政治模式理論的基礎框架，由系統回答十大經典問題的十大經典命題構成，包括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體和本質問題的“立君為民”;主要回答國家元首及政治主體問題的“天下為公”;主要回答國家形式問題的“天下一統”;主要回答權力結構及政權組織原則問題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關系及其一般規定性問題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綱領問題的“君主無為”;主要回答政治過程問題的“廣開言路”;主要回答社會公平問題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會道德教化問題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制度建設及法律規范問題的“法理天下”。這些命題將政制理論與政事理論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系列重大理論問題。歷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這一基礎框架，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古典政治學”。
如果適度超越“民主與專制”的評判尺度，就會發現中國傳統政治思維很不簡單，其現實的態度、縝密的構思、周詳的規范、精巧的設計和理性的關切，在世界古代史上無可匹敵。對這個歷史現象應當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我們必須清醒意識到，某些積極因素并不意味著儒家“反專制”。由于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學說體系明確將“專制”及“君主專制”作為核心范疇和首要命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換言之，孔孟之道并不能自發地導出現代的民主思想?
張分田：“孔子尊君，孟子尊道”乃是古人之公論。“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道”，即尊崇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則。“四書五經”沒有“民權”、“憲政”思想，其“民主”一詞也是指“為民做主”，亦即專制。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通覽“四書”，就會發現孔孟之道與君主專制相互契合。
孔孟的政制理論有幾個核心命題，即《論語》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左傳》引孔子的“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和“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中庸》引孔子的“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和“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引《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引孔子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孟子》的“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等。這些命題所設定的政體形式和權力結構完全符合現代政治學的“君主專制”定義。
實際上，儒家原本就是用“專制”論說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級制度的一般規定性的，即唯有君、父、夫有資格專制，“婦之從夫，猶臣之從君，子之從父，無專制之義，無剛亢之法”。在儒家看來，“陽有專制之功”，“陰無專制之義”，“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專制是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這種理論怎么可能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中國社會科學報》：那您如何評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黃宗羲、王夫之的思想不是蘊含著民主色彩嗎?
張分田：正如蕭公權所指出的，黃宗羲“仍因襲孟子之故轍，未足以語真正之轉變”。這說明孔孟之道不可能自發地導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
我對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評語是：形成群體，匯成思潮;關注現實，切近實際;思想激烈，言辭犀利;議論精彩，不乏創見;立論思辨，思想升華;引領潮流，顯露新意;因循傳統，未脫窠臼。
《中國社會科學報》：“未脫窠臼”的判斷是怎么得出的?
張分田：“未脫窠臼”的判斷是依據一個證據鏈得出的。諸如主張“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然而專題輯錄他的尊君思想卻頗似一部主張絕對君權的著述。黃宗羲篤信“宇宙一團生氣，聚于一人，故天下歸之，此是常理”，將平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令君心自悟”。《明夷待訪錄》“天下為主，君為客”那一段的思維邏輯是：無君之時，天下混亂;王者大公，天下太平;君主謀私，則為大害。這種“設君之道”古即有之。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思維方式、理論范式、基本思路乃至激烈話語，在歷代王朝的官方學說中也不難找到。唐太宗的《金鏡》、《民可畏論》便是典型例證。
通過對中國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系統研究，我發現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除少數無君論者外，沒有人超越了這個范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儒家政治思維方式嚴重阻滯了中華民族的觀念更新，而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局限性恰恰是典型例證之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批在野思想家高舉“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旗幟，將儒家“民本思想”推向極致的時候，皇帝們也在以“立君為民”、“天下為公”、“民貴君輕”，為皇權定位，為帝制張目。就理論的基本架構而言，二者存在實質的相似性。這一歷史現象應當納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上述歷史事實的存在必然導致現代崇儒者面對一個自設的價值判斷困境：如果孟子的“民貴君輕”可以定性為“反專制”，那么眾多皇帝的“民貴君輕”又當如何定性?他們的經典依據是《孟子》，解讀也沒有背離孟子的基本思路，許多話語甚至比孟子更明確、更到位、更精彩，卻顯然無法用“反專制”來定性。難道“民貴君輕”既可判定為“民主”，又可判定為“專制”嗎?
真儒學扶植綱常，偽儒學標榜民主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關帝制與儒學的本質屬性的論爭是一個老問題。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有批判儒學與維護孔教之爭，維護帝制國學的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甚至論證“孔孟民主”。今天的一些崇儒者又走了回頭路。大陸新儒學思潮的一大主張即是聲稱孔孟有“民主”、“憲政”思想。
張分田：古之“儒家”只講“為民做主”，今之“儒家”卻講“民主憲政”。要想認清儒家的真面目，必須鑒識真儒學與偽儒學。
“儒家”這個概念有與生俱來的缺陷，后來又被人們濫用，用其評判歷史很容易導致形式邏輯的錯誤。邏輯混亂的典型當屬“現代新儒家”。他們為孔孟打上“民主”標簽，以便將其與帝制及后儒區隔開來，于是“儒家”被分為兩類，一類是“民主”的，另一類是“專制”的。“儒家”一詞竟然用于指稱兩種本質相反的思想，相關評說必然存在邏輯悖謬。輕信某些“新儒家”、“新儒學”及“國學大師”的說法是導致許多人弄不清儒家真面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名副其實的儒家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為治學宗旨，即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所說的“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現代的“新儒家”、“新儒學”形式上頗似儒家，而其核心價值觀是從現代西方主流思想移植過來的。這批人雖推崇“孔孟”，號稱“儒家”，標榜“儒學”，卻違背了儒家的“君臣之義”。因此，現代類型的“新儒家”、“新儒學”理應被界定為“偽儒家”、“偽儒學”。
現代偽儒學的顯著特征之一便是公然倡導偽易。牟宗三渲染“中華道統”的“內在超越”路向，面對質疑，他竟然詭辯：“即令沒有，我們也應當使它有。”這無異于公開宣稱要用作偽的手法無中生有，用訛變的方式變黑成白。“大陸新儒學”思潮繼承了這種手法。他們深知欲達到行銷“儒教中國”和“儒家憲政”的目的，必須迎合現代中國人的口味。唯有掩蓋孔孟之道的真實面目，為“儒家”、“儒學”注入舶來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憲政主義”，才能蒙騙不明底細的人。真儒學扶植綱常，偽儒學標榜民主，二者之間的分野十分清晰。
《中國社會科學報》：為什么“偽儒學”在當下還頗有市場呢?
張分田：我認為，導致現代偽儒學思潮泛濫一時的因素錯綜復雜。根本原因是傳統勢力的強韌，主要推手是反體制勢力的圖謀，社會根源是宗法社會及宗法觀念的殘余，其他重要因素有各種“小圈子”及貪腐群體的特殊需要、某些“國學大師”及傳媒的學術造假及文化造假、“國學熱”的盲動性及借機牟利行為盛行、許多機構“弘揚傳統文化”的具體措施失當、廣大干部群眾對傳統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等等。
研究傳統文化必須實事求是，弘揚優秀傳統更要實事求是。隱去真相的“弘揚國學”，弄虛作假的“文化傳承”，對民族與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損害甚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在當下學界，將糟粕當精華的現象司空見慣，許多專家學者有意或無意地參與了文化造假，這是造成思想混亂的重大因素之一。因此，遏止現代偽儒學思潮的有效途徑之一是遏止文化造假之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客觀、全面、準確地陳述和評說中華民族的歷史，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和締造中華現代文明提供優良的學術資源，這是中國學術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儒家之“仁”以尊卑、主從、貴賤為前提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些人主張用“弘揚儒學”的方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張分田：主張用儒家的和諧觀構建現代和諧社會也屬于這一類。這種人不是對歷史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尊者專制的制度倫理注定了孔孟之道的核心價值觀是專制與等差。這一核心價值觀浸透了儒家所有的范疇和命題，包括道、德、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誠、和、敬，乃至“止于至善”、“自強不息”。《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與之相匹配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便是典型例證之一。
何謂“天行健”及“地勢坤”?《周易》及歷代儒者的闡釋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上之“天”為陽、為乾，居下之“地”為陰、為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數”、“乾坤之體”注定萬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貴賤之位”。一般說來，“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健”乃“乾之訓”，“順”乃“坤之訓”;“天行健”亦即“天行乾”，“地勢坤”亦即“地勢順”;“行乾”之天“剛健”而“自強不息”，“勢坤”之地“柔順”而“厚德載物”;“天道即王道”，“地道即臣道”;“王道即天道”，“臣道即地道”;“自強不息”為“君德”，“厚德載物”為“臣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皆有“君臣之義”，為君則行君道，為臣則行臣道。簡言之，“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則注定了一切為君者(含君、父、夫等)屬陽、類天、行乾、性剛、居上、位尊，而一切為臣者(含臣、子、妻等)屬陰、類地、勢坤、性柔、居下、位卑。因此，一切上下等級之間都有尊卑、主從、貴賤之別，所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顯而易見，專制與等差是《周易》的核心價值觀。
在“四書五經”中，這樣的例證還可以舉出很多，諸如《孟子》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等等。儒家之“仁”與“和”顯然是以尊卑、主從、貴賤為前提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靠的不是儒學
《中國社會科學報》：儒學觀之爭的焦點是儒學現代價值之爭，而儒學現代價值之爭的實質關涉中國現代化途徑之爭。我們應當如何正確評估儒學的現代價值?
張分田：這是一篇頗有難度的大文章。我僅列舉幾個容易被人們忽略的要點。
許多人將諸多思想精華統統歸屬于儒家，這是錯誤的。以“民本思想”為例，“立君為民”、“以民為本”、“民貴君輕”的思想源遠流長，既不是孔孟首創，也不是儒家獨有，而是中華民族群體性政治智慧的結晶，反映了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點，很值得深入研究，并充分肯定其歷史價值。但是，這些思想精華畢竟是王權帝制的產物，不應夸大其現代意義。如果在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現代中國弘揚“民貴君輕”，勢必貽笑大方。
拿破侖用獅子的睡與醒比喻中國的態勢。睡與醒主要是指一種精神狀態。當初中國為什么沉睡了?這只能歸咎于思孟學派的“四書”支配了人們的精神世界，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體修習“民貴君輕”的讀書聲中，中國落伍了。甲午之敗乃是國家之敗;國家之敗敗于制度，敗于文化，敗于教育;當時的制度、文化、教育可以歸結為帝制、禮教、儒學這三個關鍵詞。如今中國為什么醒了?這應當歸功于儒家的邊緣化。群體性的覺醒推動了國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靠的不是儒學，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
《中國社會科學報》：但現在有些人喜歡把“中華復興”和“儒學復興”混為一談，甚至提出要“重建儒教國家”。
張分田：名副其實的儒教國家已經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徹底顛覆，推行儒教政治的社會基礎也被基本鏟除。凡是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都會堅決反對“重建儒教國家”的政治圖謀。任何開歷史倒車的人遲早都會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復辟帝制并尊崇孔教的袁世凱、搞國家儒學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和將三民主義儒學化并推行尊孔讀經的蔣介石統治集團都是前車之鑒。
“帝制”與“儒學”一個是硬件，一個是軟件，共同構成中國古代文明的政治基礎和文化基礎。君主專制及孔孟之道，既是推動中國古代文明興盛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促使中國古代文明衰亡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顛覆君主專制及孔孟之道，開創中華新文明、新傳統的產物。孔孟之道的核心內容已經喪失了繼續存在的歷史條件。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當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革，其實質性的變革就是舊制度的核心價值觀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新制度的核心價值觀逐步占據主導位置。無論奴隸社會被封建社會所取代，還是封建社會被資本主義社會所取代，這種思想文化的質變一再重演。核心價值觀變革的實質是改造文化基因，這就意味著原有的文化基因有的可以傳承，有的必須剔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倡導民主、平等、自由、法治，而孔孟之道的核心價值觀倡導專制、等差、名教、人治。無論儒家有多少精彩的東西可供借鑒與傳承，其核心成分都必然會被現代社會所剔除。儒家最看重的尊者專制及等差名分，恰恰是現代社會所要拋棄的。剔除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文化基因缺陷是締造中華新文明、構建中華新傳統的重大任務之一。中華文明的復興絕對不能走“回到孔孟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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