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讓歷史告訴未來

　　王中宇《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第十二章讓歷史告訴未來

　　12.1、輪回：不可擴張空間中，私有制社會的宿命

　　史實告訴我們：迄今為止的文明史，是從公有制到私有制演化，私有制的現實形態亦與時俱進的歷史。無論私有制表現為什么形態，基本社會結構總體上是由“治人”(統治)而“食于人”(被供養)者和“治于人”而“食人”者兩大基本集團構成,用今天流行的語言，前者是“精英”，后者是“P民”。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這兩大集團的形成途徑不同，“治人”、“食人”的方式各異。

　　在這種社會中，精英集團對知識資源、權力資源和生產資料的聚斂無日不止，愈演愈烈。這不是精英集團中某個人的私德問題，相反, 正是聚斂能力決定了一個人是升入精英集團還是淪入“P民”群體。所以家長一定期望子女上盡可能好的學校，獲得盡可能高的學歷，經商的總是以胡雪巖、比爾蓋茨之類商界巨頭為榜樣，為官的則信奉拿破侖的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兵”。以此準則衡量，張思德、黃繼光、邱少云、雷鋒等等都不是好兵，那個已經當了將軍卻又回鄉當農民的甘祖昌更是瘋子。真正的好兵是那個從基層干起，目標明確而執著，一步步爬上將軍之位的谷俊山，其所作所為，無論如何為社會所不齒，卻是在他那個環境中，爬上將軍之位的最佳路線。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從小被灌輸的是“成功學”，而在這個等級社會中，處理好上下級關系，是成功的關鍵，民間對此的體會是“不打勤的，不打懶得，專打不長眼的”，成功與否，與“勤”、“懶”關系不大，關鍵在于對上下“長眼”。作為“上級學”的《韓非子》和張二江的《下級學》，其意義就是為有志于成功者“開眼”。

　　學界是聚斂知識資源的主要領域，政界是聚斂權利資源的主戰場，商界(尤其是金融界)是聚斂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主要場所。

　　數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宗族。聚斂的成敗更多反映為宗族是“輻輳”還是“瓦解”。對一個宗族而言,盡可能同時聚斂三類資源,是明智的選擇。這種全方位的聚斂，導致了“產、官、學”一體化的豪強。

　　聚斂是個正反饋過程，一個宗族，其初期的聚斂往往只能靠苦干、硬拼、投機，能否成功偶然性極大。但只要聚斂超過某個門檻，就可以靠雇傭勞動進行積累了，聚斂效率的提高，使可用于聚斂的三類本錢增加，這又進一步提高聚斂的效率。由此宗族的聚斂走上指數增長的道路。

　　在生產資料領域，這一機制很好理解，其實在另兩個領域同樣存在這樣的機制。在學界，只要想一想為何研究生將導師稱為“老板”，為何有眾多為人詬病的“學霸”就清楚了。在政界，“官大一級壓死人”，級別越高，可合法支配的資源和非法但事實上可支配的資源就越多，而這些資源有助于官員為自己的遷升鋪路。對一個宗族而言，還存在這三個領域的聚斂相互促進的機制，第二章2.2節已進行了觀察。

　　“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宗族聚斂成功，勢必導致眾多宗族的衰敗、瓦解，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衰敗、瓦解的宗族，勢將淪為“P民”，為成功宗族提供生產要素---勞力。成功宗族追逐的是經濟理性，勢必力圖以最低的代價獲取外部勞力，而以最高的效率利用之。于是，他們不可能吸收所有衰敗宗族中的勞力。其中一些人注定將被拋向社會，成為“脫序人”。

　　歷史反復證實，這一過程持續發展下去，多則一、兩百年，少則幾十年，“脫序人”將呈暴增之勢。“脫序人”無法在“本業”(實體經濟)中找到生路，只好游弋于社會各個環節、縫隙，以“末業”為生，成為流民。連“末業”也找不到的，只能嘯聚山林，成為“江湖人”。此時的社會就已經是干柴遍地了。

　　面對這樣的態勢，統治者邏輯上有兩個選擇：

　　其一向外擴張，為脫序人找到新的生存空間。

　　走這條路道路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則有向外擴張的空間，一則自己的文明比擬擴張空間中現有的文明更強勢。漢唐以前，中原文明就走過這樣的道路。今天的漢族，就是當初仰韶文化的后裔不斷擴張，在擴張中不斷融合的結果。漢唐以后，這兩個條件消失，這條路就走不通了。

　　遂有了第二個選擇：尋找封閉的環境中的統治方略。

　　聚斂導致的社會矛盾惡化，使被統治者的反抗不可避免。統治者最直接的反應就是鎮壓。在絕大多數場合，草寇絕非職業軍隊的對手，不難擊破之。然而到了遍地干柴、星火燎原之時，鎮壓就無濟于事了。反復的歷史教訓讓統治者認識到“山中賊”與“心中賊”兩條戰線。前者是公開的造反行為，后者是內心造反的動機。史實一再證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正是意識到這個問題，才有了前面引述的《西銘》，才有了“民胞物與”的思想----視民為同胞，物為同類，在西歐，這就是啟蒙主義的四面旗幟之一“博愛”。“民胞物與”與“成功學”相悖，它追求的不是個體的聚斂，而是社會乃至整個生物圈的均衡與可持續性。不是“效率優先”而是“公平優先”。在這個“后義而先利”的社會中，人們“不奪不饜”(《孟子 梁惠王上》)，早期儒家倡導的“禮”，力圖從行為規范上對其加以制約。“民胞物與”說則試圖從人們內心消除爭競之心，消除聚斂的動機。以從根源上消除“心中賊”。

　　然而任何有一定人生閱歷的人都能理解，在這個私有制的社會中，聚斂動機這個“心中賊”是何其強烈。對聚斂兼并的危害，早在兩漢時期就有了深切的認識。王莽、王安石等的變法，無非是試圖緩解聚斂的速度。但這直接妨礙了精英集團成員的利益，遭到了體制內的強烈抵抗，王莽死于亂兵，王安石則被主流學界定評為“陰賊險狠，與人異趣”、“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兩次變法的后果都是王朝的覆滅，真是“不變法等死，變法找死”。

　　到了明代，人們思考歷代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找到了這些變法的共同點--周禮。

　　“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霍韜(1487年-1540年)《與夏公謹書》)

　　“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夏言(1482年-1548年)《申議天地分祭疏》)

　　《周禮》的時代，土地私有制還在其“初級階段”，在“公有制”的外殼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之后，生產資料逐步私有化，但《周禮》的精神遺產還在起作用，政府仍感到需保障每個家庭有一塊可以養家糊口的土地，而“市場機制”總是導致的土地所有權日益集中，無地流民的數量漸成暴漲之勢。政府的反應就是創立這樣那樣的“田制”，對市場機制進行行政干預。然而這種干預一次次失敗，中唐以后，“不立田制”，政府放棄了對生產資料所有權分布的行政干預，生產資料私有制最終確立。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精英集團成員，既有聚斂兼并的強烈動機，又有聚斂兼并的高效手段。變法者要阻遏他們聚斂兼并，當然是犯眾怒之舉。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者的自由處置權。這是聚斂兼并得以實施的法理基礎(也是一些勢力拼死也要強行通過物權法的深層原因)。變法者動用行政權力干預這種處置權，其實就是在限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明代學者將歷代變法歸結于“用《周禮》誤天下”。這樣的歸結是有道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對公權力私有制的適應性反應，在公權力私有制的大環境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被歷史證明行不通。然而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聚斂兼并趨勢不可避免。聚斂兼并的機制，既有市場動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又有行政動力--“宦游而歸，鮮不買田”。

　　體制內感受到聚斂兼并危機的，只有中央政府和皇帝，而中央是靠各級官僚統治社會的，官僚們之所以跑來當官，圖的無非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中央不可能完全斷了他們的財路—那誰還來給你賣命?于是皇帝與官僚、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就成了官場的常態。當中央強勢時，吏治相對清廉，聚斂兼并速度較慢，但公權力私有化的體制下，中央的總趨勢是一代弱于一代，于是朝綱日漸敗壞，聚斂兼并日漸加速，當中央對地方漸漸失控后，聚斂兼并就呈幾何級數發展，結果就是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往往被稱為“革命”，它其實是老精英集團因聚斂兼并過度而喪失“天命”的結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的實質是追逐對公權力的控制，最終獲得公權力的集團成為新的統治集團，它同老統治集團一樣，由若干個宗族為核心，擁戴其中最強大的宗族為皇族，再次建立起控制公權力的郡縣制政府結構。郡縣制靠職業官僚控制社會上層，靠宗族控制社會下層，勢將再次形成產、官、學一體化的新精英集團，它勢將再次走向聚斂兼并之途。

　　由此，我們看到，在不可擴張的環境下，中央統治集團必然用“民胞物與”的思想遏制聚斂動機，而私有制下，聚斂動機不可能消失。“民胞物與”的思想作用較強時，官場較清廉，聚斂較緩，反之則官場腐敗，聚斂加速。聚斂兼并的趨勢假以時日，越來越多的“P民”失去生計，成為“江湖人”。“江湖人”漸漸積累成遍地干柴，終將形成這樣的局面：一個小事件就會導致星火燎原，而為這熊熊烈火提供能源的，大多是與此事件無甚關系的“非直接利益相關者”—這表明社會已充滿戾氣，王朝已喪失“天命”。戾氣往往是在前幾任執政者手中積累起來的，到了最后時刻，執政者已無可奈何了。所以明亡后，李自成吊崇禎曰：“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這里“臣盡行私”正是長期聚斂兼并的必然結果。

　　這就是在不可擴張條件下，私有制的宿命。歷史用一場巨大的動亂，消除人類社會自身無法主動消除的矛盾。然而私有制導致的聚斂動機無法消除，在新王朝中，再次積累矛盾。于是“輪回”成了這個社會最醒目的特征。

　　由此觀之，兩三千年的歷史中，一再重復的其實是改朝換代。許多被稱為“革命”的宏大事件，其實是輪回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環節：當社會演化到那個地步時，已經是在劫難逃了。

　　12.2、擴張與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國道路

　　清末的海軍軍官嚴復，對這個文明防止矛盾積累的機制有深刻的理解：

　　“蓋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養而已。夫天地之物產有限，而生民之嗜欲無窮，孳乳寢多，鐫鋔日廣，此終不足之勢也。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寧以止足為教，使各安于樸鄙顓蒙，耕鑿焉以事其長上。是故春秋大一統，一統者，平爭之大局也”(嚴復《論事變之亟》)

　　他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專注的核心目標是“平爭”。他指出我們的先輩已經意識到，盡管宇宙之藏無盡，但人心之欲望機巧無窮。“蓋我中國圣人之意，以為吾非不知宇宙之無盡藏，而人心之靈茍日開瀹(瀹[yuè]疏導(河道))焉，其機巧智能可以馴致于不測也。”(同上)與宇宙之藏之對比，人心的欲望膨脹的后果實難預測，所以為維持社會安定，“平爭”遠比“開拓”重要。

　　作為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留學生，嚴復觀察到一個遠比當時中國強大的文明，這促使他棄武從文，轉而研究中西文明的差異。在他眼中：

　　“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同上)

　　為何西方可以擺脫輪回?為何在西方的“大爭”不但沒有導致內亂，反而“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時人一般歸之于經濟、技術、制造業的差距，深刻一點的，看到了天文學、物理學上的差距，嚴復則認為，這些不過是

　　“能事之見端，而非命脈之所在。其命脈云何?茍扼要而談，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同上)

　　總之，他認為是文明內在“命脈”的差異。注意，這里提到的“公”指“公正”，與徇私枉法之“私”相對立;而不是指“公有制”之“公”。嚴復的這一觀察和解釋，開啟了中國數代學人以歐美為師的歷史。

　　嚴復作為1877年就讀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的官派的留學生,很自然地從他觀察到的英國內部環境尋答案。而在此前12年，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的視野已經掃遍了全球：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of Our Coal-Mines》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時間 1866年)

　　杰文斯看到，那的英國已經確立了自己在現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權地位，在全球產業鏈中已經占據了豐饒的“利潤池”，其利潤來源地已經分布于如此廣闊的地域。這導致包擴嚴復故鄉中國在內的“不發達地區”原有社會結構日漸瓦解，自給自足的生產體系淪為英國產業鏈的下游，在資源大量外流的同時，無業流民激增，社會矛盾激化。這一過程提供的巨大利潤流，緩解了英國的內部矛盾，在嚴復眼中顯出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的圖景。

　　“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的社會基礎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化。當考茨基向恩格斯詢問英國工人的政治態度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此之前，英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靠的是殘酷的“原始積累”。十五、十六世紀英國、尼德藍(荷蘭)等國的毛織業很繁榮。毛紡與養羊成了利潤豐厚的行當。英國的地主紛紛用籬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這就是著名的“圈地運動”。

　　作家托馬斯·莫爾這樣描寫“圈地運動”：“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欲無多，現在它們卻變得很貪婪和兇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住宅和城市”。(托馬斯·莫爾《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圈地運動”至此以“羊吃人”而聲名遠揚。這個殘酷的過程從15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持續了三個世紀之久。英國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變成了牧場。

　　被從傳統社會結構中拋出的人們成了流浪漢。政府以殘暴的手段迫使流浪的農民為資本家和地主工作。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兩代國王統治時期，曾經處死了大批流浪漢。這個野蠻的過程為毛紡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也造成了英國工人悲慘的處境。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悲慘景象。

　　苦難的社會現實、尖銳的社會矛盾導致了社會主義思潮。

　　托馬斯·莫爾(1478—1535)發表了著名的《烏托邦》一書，構想了一個理想的社會：它實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經濟上一切財產公有，人們按需分配。

　　杰臘德·溫斯坦萊(約1609—1652)發表《新的正義的法律》，主張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實。為了實現這一理想，1649年4月，他率領一群貧苦農民到塞利郡圣喬治山開墾荒地。這就是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掘地派運動。

　　羅伯特·歐文(1771年5月14日 - 1858年11月17日)，歐文領導了全國的合作社運動，創辦了公平交換市場，并建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個總工會。

　　1851年英國成立了混合機器工人協會。1860年成立了混合木工協會。1864年 9月28日，英國工聯代表與法國、德國、意大利、波蘭、愛爾蘭的工人代表決定建立一個國際性的工人協會----國際工人協會，這就是馬克思參與發起并領導的第一國際。

　　面對尖銳的國內矛盾，英國大力向外擴張。

　　1553年英國成立莫斯科公司，與俄國進行小量的交易，以后則轉向西北航路。

　　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后，開拓了向美洲的殖民活動。英國在北美大陸的殖民地多在東部沿海一帶，主要經營農業，也擁有許多船舶同英國、非洲和西印度群島進行貿易;到1763年，波士頓、紐約、費城、巴爾的摩、查爾斯頓、南卡羅萊納等城鎮都已經發展成為城市了。

　　1600倫敦商人建立了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著力在印度半島擴張。

　　到18世紀中葉，奴隸貿易達到極盛，英國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運載近4萬黑奴。英法七年戰爭，英國大勝，獲得了加拿大以及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全部領土，還得到西班牙的佛羅里達。至此,英國成為第一流的殖民大國。

　　19世紀中葉，英國棉布出口的四分之一傾銷到印度，印度則失去了自己的出口市場。

　　從1763年到1875年這100多年中，英國靠無與匹敵的海上力量，活動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遠東、南大西洋和非洲沿岸，原先在沿海的立足地成為向內陸征服的基地。1776年北美十三州獨立后，英國的殖民事業受到很大打擊，遂將殖民經略重點由北美洲轉至資源更為豐富、市場更為龐大的印度。此外，英國還占領了澳大利亞、新西蘭、非洲的皇家海岸、岡比亞、開普殖民地、亞洲的緬甸、香港等地。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成了西方列強競爭的舞臺,被迫接受多不平等條約, 向他們提供越來越多的特權和租借地。中國名為獨立，實則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

　　到20世紀初，殖民國家及殖民地已占全世界85%的陸地面積。幾個主要強國完全控制了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原先自給自足的國家日益納入世紀經濟范疇，出現了國際勞動分工，主要工業國制造和出售高端產品，而其他國家則成了他們的原料和供應基地。英國則是殖民國家的翹楚。

　　(以上資料取自百度《殖民主義》詞條)

　　擴張使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獲得了巨額的海外利潤。在此基礎上，國內矛盾日趨緩解，社會主義日漸被工聯主義取代。到1892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譯文寫序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已經有所改善。對此，恩格斯分析道：

　　“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

　　他已經意識到，導致英國工人階級地位改善的，是海外因素。

　　其實，西方各國均是殖民主義的踐行者。向外擴張成功與否，決定著國家的命運。后發的資本主義國家俄羅斯和日本的例子最為鮮明。日俄的向外擴張都瞄準了我國東北與朝鮮。1904年兩國在此開戰，史稱日俄戰爭。當時兩國的國內矛盾都很尖銳，都需要靠向外擴張的成功緩解內部矛盾。結果俄羅斯戰敗，促發了國內的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羅曼諾夫王朝幾遭滅門;而戰勝國日本則躲過一劫，天皇家族穩坐皇位至今。

　　史實告訴我們，在無法向外擴張的環境下，私有制社會積累的內部矛盾無解。成功的擴張是西方列強緩解、轉移其內部矛盾的途徑。上述殖民主義史僅是擴張的初級階段，必然顯得粗糙而野蠻。它的內核則是獲取外部資源和利潤，以緩解內部矛盾。對此，與嚴復同為海軍軍官、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馬漢(1840年9月27日-1914年12月1日)十分清楚：

　　“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馬漢《海權論》)

　　這是《海權論》的核心思想，書中一切軍事層面的分析都是為此服務的。隨著歷史的發展，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日趨激烈，統治殖民地的代價越來越大，擴張的形式漸漸從政治上的殖民轉向靠金融和產業鏈控制，這就是后來的“全球化”。但其核心目標依然是：靠外部資源與利潤維護內部的穩定。嚴復眼中的西方“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其原因端在于此。

　　以西方為師的中國，也能靠向外擴張轉移內部矛盾，從而免于輪回之劫嗎?1800年，英國本土不過約1000萬人口，而它的擴張過程在在印度、中國、俄羅斯、美洲、澳洲的廣大地域上展開。這廣大區域內有數十億人口，靠瓦解他們的社會、掠奪他們的資源、奴役他們的人民，那區區1000萬人的英國人才演化成為恩格斯所稱的“資產階級民族”。

　　事實上，學界存在強大的聲音，主張中國走國家資本主義、泛國家主義道路。這樣的道路最終都將民族的命運寄托于成功的向外擴張之上。姑且不論走這條道路在道義上是否可取。我們不妨看一下它在現實中是否可行?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清末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哪時清王朝已經腐敗不堪，走進了王朝生命周期的末端，而外來的列強已經成熟而強大(相對于清王朝)。雖然朝中有少數清醒的官僚，但整個王朝已無力走向類似于李斯特主義的道路。而民間力量主要是“游民”、“江湖人”、“會黨”，他們只可能循著千百年積累起的經驗，在困境中謀生，國家資本主義、泛國家主義道路對他們而言，聞所未聞。處于萌芽狀態的民族資產階級，弱小而短視，也不可能意識到這條道路的存在。

　　再向前，在康乾盛世時，甚至在永歷大帝時，這條路對中國或許可行。然而內斂的宋明理學統治著當時的上層，他們不可能意識到向外擴張是一個備選方案。

　　乾隆朝，英王喬治三世帕特使馬嘎爾尼來華，要求通商。馬嘎爾尼帶來的禮品中有天體儀、望遠鏡、地球儀、氣壓表等。這些正是向外擴張所需的裝備。當時英國實在沒有什么大宗產品可以與中國交易，而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卻是英國必不可少又無法替代的。所以乾隆回應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乾隆的失誤在于，他將國際貿易理解為互通有無，而不知西方將其作為獲取“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的手段。正因為不限于互通有無，所以國際貿易必須以武力為后盾。而馬嘎爾尼帶來的天體儀、望遠鏡、地球儀、氣壓表等，正是在顯示其武力背后科技力量之強大。如果乾隆意識到了這些，像俄國的彼得大帝一樣扭轉治國方向，中國依然難于與英、法、美一較短長，但與俄、日之爭很有可能結局不同。中俄同時擴張，可能在烏拉爾山以東，貝加爾湖以西的某個地方到達平衡，兩國邊界可能在此劃定。乾隆年的版圖肯定能保留至今。

　　圖25：清前期中國地圖

　　至于日本，斷無后來先入侵東北后入侵整個中國的可能。反之，它不無可能成為朝鮮、琉球那樣的藩屬國。這并非臆想。《后漢書·東夷列傳》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光武賜以印綬。”當時，日本想借著臣屬于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因此舉國大喜。并受賜“漢委奴國王印”(1784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區博多灣志賀島，出土一枚刻有“漢委奴國王”五個字的金印。金印為純金鑄成，印體方形，長寬各2.3厘米，高二厘米，蛇紐，陰刻篆體字。現存日本福岡市博物館。其真偽經多年考證，學界認定為中國東漢制作)。

　　圖26： 漢委奴國王印

　　事實上兩千年來，日本一直以中華為文明正源，一直向中華學習。是兩次鴉片戰爭的結果，使日本人意識到還有一個更強大的文明，使“蘭學”(Rangaku，らんがく指的是在江戶時代時，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字面意思為荷蘭學術(Dutch learning)，引申可解釋為西洋學術)在日本風靡一時，進而將日本引入“脫亞入歐”的道路。

　　永歷大帝時，中國國力舉世無雙，鄭和下西洋至今為人津津樂道。如果那時中國轉向向外擴張，將不會遇到后來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等海上強國。十七、十八世紀將可能是中國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稱霸全球的時代。那整個世界近代史將重寫。

　　歷史不可能假設，上述不過是永遠不可能成為現實的潛在可能性。我們只能從現有的狀態展望未來。目前，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民族”的，有G7國家在內的7-8億人口，而今中國超過13.6億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國那樣演變成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擴張空間?況且所謂“金磚國家”也都在“與國際接軌”的道路上某發展，他們合計超過28億人，占全球人口的四成以上，為現有富人俱樂部的3.82倍!這些國家都發展為“資產階級民族”，供需多大的擴張空間?需有多少人成為其剝削對象?它在哪里?所以奧巴馬也哀嘆：“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2010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視頻原片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VcIZGHXgS0)

　　作為人口大國，中國的問題本質上是多數人口的生存狀態問題。絕大多數人辛苦，少數人享樂，這是私有制社會的現實，也是經濟學家們認同的基本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下，中國問題無解。于是我們不得不思考剩下的唯一可能性----革命。

　　12.3、不可擴張空間中的革命----公有制

　　本來意義上的“革命”，其實質不在于有無暴力，而在于社會結構和運行機制的質變。在這個意義上，從原始的“大同”社會演變到私有制，也是一場革命。我們已經看到，這場革命是一個長達三千年以上的過程，其內部有三個子過程：知識資源私有化、公權力私有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化。每個子過程中，又有若干里程碑式的事件，換而言之，經歷了許多“子革命”。

　　從超過三千年的過程看，這革命是個漸變過程;從許多里程碑的視角看，這漸變過程中又包含許多突變。這三千年以上的歷程中當然有許多暴力事件，但它們卻未必是革命，這些暴力事件的意義在于，反映出原有社會制度已經無法解決問題，將改變社會制度的必要性提到了日程之上。

　　在全球化將整個世界聯為一體后，私有制走到了其頂峰。資本主義強大的聚斂能力在全世界積累出了巨大的矛盾。對全球而言，已經沒有向外擴張以緩解內部矛盾的可能性。因為，不存在另一個地球供人類擴張。這意味著，私有制走近了其終點。人類如果不想毀于全球性的經濟崩潰和暴亂，就必須探尋一個的新文明。它的任務是讓大多數人可以靠自己的勞動，有尊嚴地養活自己，并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這里的發展，不再是“發財”、“升官”，一句話，不再是獲得“食于人”的社會地位。在這樣的社會中，才會可能終止聚斂，從而從根本上消除因聚斂而積累的社會矛盾。這就是新的“大同”社會。

　　既然原始的“大同”社會是通過三個子過程過渡到私有制社會的，新的“大同”社會也必須通過三個子過程漸變地建構。只有社會公眾知識水準大幅提高，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務的人才不再奇貨可居時，才可能實現公權力的公有制;只有公權力穩定地掌握在社會公眾手中，其使用目標不再取決于掌權人自己的好惡與私利時，才可能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由此觀之，馬克思關注的生產資料公有制，需要兩個基本前提：知識資源與公權力的公有化。不具備這兩個條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只是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史實證明他們早晚會將其變為大小官僚們的個人私有制。

　　知識資源的公有化

　　邏輯上知識總是掌握在一個個具體社會成員的大腦里。因此這里的“知識資源的公有化”其實是知識資源在社會成員中分布的均衡化，是打破少數人對知識資源的壟斷。使任何人只要想學習，就有可能學習。“學在官府”是精英集團壟斷知識資源的制度性建構，而“有教無類”則在這制度上打了一個洞。推動知識資源分布均衡化的前提，是認清壟斷知識資源的制度性建構。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玉林在《2004中國教育不平等狀況藍皮書》中，透露了這方面令人觸目驚心的狀況：

　　在整個90年代，中央政府的財政教育經費90%左右投向了高等教育，而包括高中在內的中小學得到的比例始終未超過1%，而且這些有限的金額也主要是對“中央屬”中小學的投入。

　　在90年代末，農村義務教育資金的政府投入部分，中央、省和地區或地級市三級合計負擔的部分不到15%，而鄉鎮則負擔了78%，而這部分的投入可能占到鄉鎮財政支出的70%左右。鄉鎮財政由此成為“教育財政”。在整個90年代的十年間，全國對農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費”和各種“教育集資”最保守地估計也在1500億元。

　　1999年，小學生均“公用經費”北京市為757.6元，上海市為747.4元;而全國有超過一半的縣不足10元――幾乎到了“什么都不能干”的地步。

　　南京：一所重點中學得到1000多萬元的“教育現代化工程改造”撥款;而鄰近一所普通中學要用10萬元的可支配經費去面對130萬元的正常運轉需求。

　　長沙：一所重點學校全年投入的經費，“大概比一個縣的全部教育經費還要多”。

　　清華：1992年從9億農民中招生381人，從北京市招生481人。

　　近十年以來，當大中城市重點學校的教師可以前往“新馬泰”去旅游從而展現城市中產階級的富足和瀟灑，無數遭受工資“拖欠”的鄉村教師卻構成了各地“上訪”隊伍中令人矚目的群體。

　　不同階層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對比見下圖：

　　圖27：不同階層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

　　(張玉林 《2004中國教育不平等狀況藍皮書》)

　　毛澤東時代曾致力于讓貧窮地區和社會下層享受到一些教育資源。而上述狀態則是轉向精英治國30年后的結果。我們在各種堂皇的名義下(如著名的“211”工程之類)，將教育資源高度集中于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的對象又高度集中于官員、資本家和知識精英的子女。這樣的教育制度成了事實上的階級分化器和階級地位固化器。本來看不出明顯差異的孩子，僅因為家庭的政治、經濟地位不同，所在的區域不同，就在事實上享受差異極大的教育資源，當他們被教育機器從不同出口輸出時，很大程度上社會地位已經被決定了：從一流高校出來的，最有可能成為政、經、學界人士，隨著高校的等級下降，其畢業生的社會地位也遞降。無緣于高等教育者，只能從事各種體力勞動，而高中沒畢業者，連一個稍微正式的工作都難找。這樣的教育制度迫使家長不惜一切代價，為孩子尋找更優的教育資源。這就是“擇校”問題愈演愈烈，重點學校有強大斂財能力的根源。事實上不同的家庭支付教育成本的能力差異巨大，于是教育資源明顯向精英群體的子女傾斜，社會的階級分化由此固化。

　　只要教育系統繼續扮演著階級分化器的作用，就絕不可能建立公有制的社會。

　　在知識資源領域革命之道在于：

　　首先：逐步消除家庭社會地位對子女享受的教育資源的影響。統計上可考慮設計一個指標，以反映“擇校”問題的強度，“擇校指數”越強，教育系統階級分化器的功能越強。對應的措施有二：其一財政支出中，大幅度提高教育經費的比重，其二推動教育資源分布的均等化。

　　有人主張推廣民辦教育，但這不可能推動教育資源均等享受。西方最優教育資源多集中在私利學校，其高昂的學費自動將貧窮家庭的孩子拒之門外。由于公立學校費用明顯低于私立學校，它承擔了教育領域“兜底”的功能。教育系統有“兜底”功能當然強于無此功能，但只是最低限度的教育資源均衡分布。

　　不能極端地將一切學校都搞成同一水平。因為社會需要不同領域、不同水平的人才，同時孩子們的天賦與勤奮各不相同。這里有兩個必須把握的關鍵：

　　其一，除了孩子自身天賦與勤奮之外，杜絕一切因素對孩子就學的影響。

　　此事說著容易辦起來極難。由于中國有數千年官僚政治的傳統，官員有足夠的政治智慧為自己的子女某福利。我們這一輩人上中學時，“走后門”就已成風，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詬病。然而官僚們我行我素，并利用一切機會使之合法化。如，毛澤東提出教育要走“階級路線”，本意是讓工農子弟有受教育的機會，官僚們借此以“革干子弟”、“革軍子弟”的名義，堂而皇之地讓自己的后代受益。我們的兒子輩上學時，各大部委紛紛動用自己控制的公共資源，與名校搞“共建”，以保障自己的孩子能上名校。現在輪到孫子輩上學了，官僚集團肯定會有更堂皇的創新。此事不杜絕，官僚子弟將享受遠高于平民子弟的教育資源，知識資源的私有化只會更強化。

　　其二，越是培養高層級的知識精英，越要強化“民胞物與”思想的教育。

　　2012年在一個關于大學的研討會上，北京大學的錢理群教授說：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此言一出，輿論震動，民間多有同感，而精英集團則竭力為北大等一流學校辯護。其論據無非兩端：或者據顯學之論，聲辯利己主義正常，“目前世界上沒有哪家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要根除‘利己主義’。”甚至主張“缺乏陽光監督的官僚體制下，清官也未必比貪官更好。”(《關于“精致利己主義”》2012年05月11日海峽生活報)，或主張“精致利己主義”優于“偽利他主義”(《“偽利他主義”比“精致利己主義”更可怕》廣州日報2012-05-04))

　　因為社會上存在偽君子，就主張教育系統應培養真小人，時賢們的邏輯如此高妙。有趣的是，這兩張報紙，一張是廈門的黨報，一張是廣州的黨報，由此至少可看出南方黨組織的偏好。可見我們的高等教育界對利己主義之關愛與袒護。

　　歷史告訴我們，正是掌握了最高級知識的精英群體，首先推動了私有化。毛澤東搞文化革命，一個重要的目的，是想培育一批不再謀私，而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的反應，則是如喪考妣地咒罵與控訴。

　　只要高級知識分子群體還是“利己主義者”的天下，就不可能建立公有制的社會。而改造這個群體，使他們不再高踞于蕓蕓眾生之上，而是與蕓蕓眾生同甘苦，為蕓蕓眾生謀福利，是一個無比艱難的工作。“民胞物與”的思想早在宋代就提出了，而今主流學界還汲汲于為“利己主義”正名。嗚呼。

　　除了正式的教育機器，另一個重要的領域是民間自學與研究的可能性。互聯網的迅猛發展為此提供了一個契機。大量學術資源以前只能在高校、研究機構、圖書館中才有，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網上。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民間求學與研究的空間勢將越來越大，這有助于打破少數人對知識資源的壟斷。

　　互聯網的另一個潛在作用，是為青年毛澤東的一個夢想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毛澤東厭惡工業化模式式的學校，在1920年6月7日致黎錦熙的信中說：“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所以我決定不再進學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規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更重要的是，他厭惡“學校與書院的非平民性質”：

　　“書院和大學將學術看的太神秘，認為只有少數特殊人可以來學，多數平民則為天然的不能參與，使學術與平民社會隔絕。從此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愈遠，釀成一種知識階級奴使平民階級的怪劇。”

　　“書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學更非闊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學里畢業非千余元乃至兩千元不可，無錢的人之于大學，乃真‘野貓子想吃天鵝肉’”

　　所以他希望使“湖南自修大學為一平民學校”

　　(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

　　只有互聯網的普及，才使青年毛澤東的夢想有了實現的可能。現在網上的各種民間學術性網站比比皆是，傳遞、交流學術思想基本上不受地域的限制。依托于網站的學術性群體也越來越多，越來越穩定。這一趨勢的發展，勢必迫使正規的教育、學術機構日益平民化。由此可見毛澤東超前歷史將近100年(湖南自修大學創辦于1921年)，正是當年毛澤東們指出的方向，為打破學術資源壟斷開辟了道路。

　　公權力的公有化

　　公權力的基本職能是集中社會資源以解決單個社會成員不能獨自解決的問題。于是集中了那些、多少社會資源?用在了那些方面?怎么用的?從根本上決定了公權力姓“公”姓“私”的程度。用于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份額越大，它姓“公”的程度就越高，而用于養官、“三公消費”、形象建筑、甚至貪污腐敗的份額越大，它姓“私”的程度就越高。

　　反映這方面信息的，主要是財政預決算資料。如果一個社會，它的財政預決算資料語焉不詳，社會公眾看不明白，就很難說它的公權力姓“公”。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收支分類”，沒有這方面詳實的信息，社會就不知道政府將錢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花得是否合理。正是由于政府收支分類不能涵蓋政府的全部經濟行為，財政預、決算無法有效而清晰地反映財政收入從何而來，為何而用，用于何方。結果，每次各級人大會議，都有不少代表反映“看不懂預算報告”。審議財政報告，會場上往往是萬馬齊喑。這客觀上制約了人大及整個社會監督政府的可能性，而無法監督的權力是腐敗的根源。

　　1999年底財政部啟動了政府收支分類改革的研究工作。

　　2006年3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人民銀行近日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切實做好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工作。其中，“實施政府收支分類改革”，是整個財政體制改革的基石。為此，財政部擬定了《2007年政府收支分類科目》。

　　改革后分類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財政支出方面，將原來粗糙籠統的分類，改為兩個視角的雙重分類。

　　其一，為反映政府活動的不同功能和政策目標，從“功能”角度將支出分為17類：一般公共服務、外交、國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學技術、文化體育與傳媒、社會保障和就業、社會保險基金支出、醫療衛生、環境保護、城鄉社區事務、農林水事務、交通運輸、工業商業金融等事務、其他支出、轉移性支出。每一類下又分解為款、項兩級。如教育是類級科目，普通教育是款級科目，普通教育下的小學教育就是項級科目。

　　其二，為反映政府支出的經濟性質和具體用途，從“經濟”角度將支出分解為12類：工資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務支出、對個人和家庭的補助、對企事業單位的補貼、轉移性支出、贈與、債務利息支出、債務還本支出、基本建設支出、其他資本性支出、貸款轉貸及產權參股、其他支出。每一類又分解為若干款。

　　這樣，每一筆財政支出既要標明其功能目標又要標明其經濟性質，如一筆辦小學的錢，同時還要標明究竟是用來發了工資，還是買了設備、蓋了校舍。從兩個角度界定政府支出，使社會既可以知道政府拿錢去做什么了，又可以知道錢是怎么花的。社會既可以權衡政府在各個方向上支出的輕重緩急，又可以比較各政府部門支出的有效性。

　　這里的“經濟”角度分類尤為重要。許多以公謀私之舉，容易在“功能”角度的分類中魚目混珠。如果再加上“經濟”角度的科目，就容易露出馬腳。社會公眾也更容易觀察、比較、分析政府財政支出。

　　根據這樣的分類，統計年鑒中的財政支出數據表應類似于投入產出表，為二維表，一維反應“功能”，一維反應“經濟”。

　　圍繞“主義”有許多的政治性爭論,卻無助于公權力的公有化;這項改革看似與“主義”無關，卻是公權力公有化的基礎性建設。遺憾的是，從2007年到2013年，已經6年了，但直到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財政支出數據表依然是一維表,只有功能分類，依然找不到“經濟”視角分類的數據。公權力公有化受到的阻力可見一斑。

　　蘇聯和中國的革命，都建立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基礎上。怪異的是，無產階級的人數遠遠多于官僚階級，而這個人口眾多，又據稱處于“專政”地位的階級，卻幾無抵抗地被官僚階級拋到了大街上。有這樣的“專政”嗎?

　　細考蘇聯，革命時期的核心機構是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其口號是“一切權利歸蘇維埃!”但斯大林及其以后，公權力事實上握在“部長會議”手中，蘇維埃不過是一個象征性、禮儀性的機構。這個政權與其說是“無產階級專政”，不如說是“官僚階級專政”。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密洛凡·吉拉斯，于1956年發表《新階級》，指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黨凌駕于階級之上，而黨則由一小群政治領袖控制，正是這些人組成了“新階級”。“這個新階級本能地覺得，國家的物資事實上本是它的財產，甚至也覺得‘社會主義的’、‘社會的’、‘國家的’財產這些名詞不過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這個新階級還認為，其極權權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及它的所有權。”

　　圖28：密洛凡·吉拉斯與《新階級》

　　毛澤東也對蘇聯的態勢感到不安。中蘇分裂后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列舉蘇聯媒體公布的大量案例，展示了蘇共的工業官僚、集體農莊主席貪瀆公共財產、剝削勞動者的事實。

　　中共掌權后，官僚集團的迅速膨脹更令毛澤東不安。他始終將反對官僚主義、消滅三大差別作為治國的重點。甚至為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他離開后，官僚集團迅速轉換了方向，30年后，腐敗成了令當局最頭疼的問題。而當初作為“專政者”的無產階級，卻變成了“弱勢群體”、“不穩定因素”。

　　事實告訴我們，一個集團要實施“專政”，必須有錢有槍。這樣的集團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盡管其中的一些成員可能來自原來的無產階級)。一個實施“專政”的集團，其本能是以權謀私，即公權力的私有化。毛澤東希望專政集團“立黨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的領導人千載難逢。即便雄才大略如毛澤東，也擋不住專政集團將公權力私有化的潮流。

　　史實告訴我們，專政對革命隊伍是一種強烈的腐蝕劑，它引誘大量逐利之徒涌入官僚隊伍，使阿諛逢迎之輩漸次淘汰基于理論認同而加入革命的人。僅僅兩三代人之后，當初的革命理論就淪為標榜之物，官僚集團成為這個社會事實上的主人，而他們對私利的追逐必然導致其走向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這已被蘇聯、中國革命的經驗所證實。

　　所以如何建立一個可以穩定存在的，公有化的公權力，使其不再為官僚集團所竊據，是一個遠未完成的任務，它既需要艱難的理論探索，又需要不斷的實踐探索。史實告訴我們，公權力的公有化不可能由“專政”實現，只能由社會監督實現。當社會無力監督公權力時，官僚集團一定會將公權力斂入私囊。

　　社會對公權力的監督涉及許多方面，如：

　　涉及公共事務的信息制度化地公開，是公權力公有化的制度基礎。一切以“保密”、“內部”為由，壟斷公共事務信息的制度，都在維護公權力的私有制。

　　顯然，整個公務員隊伍受社會公眾監督，其升降、獎黜取決于社會公眾的評價，有助于公權力的公有化。而黑箱操作，由官場內部將公權力私相授受，是在保護公權力的私有制。

　　顯然，一個人能否成為公務員，一個公務員是否應罷免，僅取決于其德、才，這有助于公權力的公有化。反之官僚的子女有更大的幾率成為官僚，這是在保護公權力的私有制。

　　顯然，官僚隊伍的待遇與權力在制度上由社會授予，這有助于公權力的公有化。反之由官僚群體給自己授予特權，這是在保護公權力的私有制。

　　顯然，國有企業嚴格對社會公眾負責，其資本收益的處置權百分之百地歸社會公眾的代表機構，其處置的內容與其結果向社會公眾公開，這有助于公權力的公有化。反之，工業官僚自行處置國有企業的資本收益，是在保護公權力的私有制。

　　在“專政”體制下，這些統統不可能。而以上這些，僅是公權力公有化的必要條件，遠非充分條件。僅從這些條件觀察，在公權力公有化方面，中國與世界各國相比，遠非“先進”的。

　　生產資料公有化

　　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馬克思作了一個著名的判斷：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他稱這個判斷是“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后人將這一判斷概括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許多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中，將“經濟基礎”定義為：該社會的經濟關系的體系，即生產關系的總和，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分配關系等三個方面，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首要的、決定的部分。

　　將上層建筑定義為：觀念上層建筑和政治上層建筑兩個部分。觀念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文學藝術、哲學等意識形態。政治上層建筑在階級社會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主要包括軍隊、警察、法庭、監獄、政府機構和政黨、社會集團等，其中國家政權是核心。

　　基于這樣的認識，人們認為：一旦建立起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一個暫新的社會就建立起來了，私有制社會中的階級關系就不存在了，其“上層建筑”就沒了基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認為：

　　“由于剝削的消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根本改變了。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工人和企業領導人員間的利益對立消失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體力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是統一的生產集體的成員，他們都極其關心生產的發展和改進。由此就產生出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旨在不斷改進生產的創造性的合作。”(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頁)

　　這是根據馬克思的上述判斷作的邏輯推理，顯然是照本宣科的書生之見。畢生反對“本本主義”，直面現實的毛澤東則注意到：

　　“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而且破壞勞動紀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爺們。不能以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毛澤東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

　　蘇聯、中國的實踐證明，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足以防止轉向私有制社會。回顧第一章1.3節的表一，考古發掘告訴我們：湖南省永州市道縣玉蟾巖遺址(距今21000-14000年)發現了人工栽培稻;河北邯鄲市武安縣磁山鎮(距今10300-8700年)發現窖藏糧食(黍)堆積 。可見中華大地上，農業至少發源于距今一萬年前。在農業社會中，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1.2節則指出始于商代的“井田制”就是中國“土地私有化之濫觴”。從距今一萬年前到商代(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有6-7千年的歷史，這是一個生產資料(那時主要是土地)公有制的農業社會。而它最后卻轉化為私有制社會了。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公權力的私有化早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是對公權力私有化的適應性調適。

　　邏輯上，公有化的生產資料必然由公權力管理、使用。只要公權力是私有的，就無法避免生產資料被私有化。由此，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第一步是公權力的公有化，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一過程中，必須開展的一項工作是：使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逐步轉化為“全民所有”。這不是換個名稱就可實現的。“全民所有”的資產和企業，必須使全體老百姓能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它與自己的生長、就業、發展、養老息息相關，它發展就會給自己帶來實在的利益，它受損就會直接損害自己的利益。而對它的管理和使用，自己有實在的發言權，其后果則直接作用到自己的身上。沒有這樣的特點，所謂的“公有”、“國有”不過是官有。只有真正的“全民所有”，才會受到全民的關愛與維護。當這樣的“全民所有”日漸擴大，為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提供可靠的生計時，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會逐漸萎縮，趨于消失。

　　蘇聯、中國的公有制，是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建立的。歷史經驗證實：暴力革命建立起的政權必須靠暴力維持，它可以推翻一個專政，但必須建立另一個專政。而專政本身是對理想主義革命隊伍最強的腐蝕劑，它或早或晚，會使職業官僚取代理想主義的革命者。這樣政權下的“公有制”，或早或晚會變成官僚集團的“集體私有制”，進而演變成官僚們個人的私有制。

　　歷史經驗啟示我們，不可能依靠暴力革命一舉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將是個漫長的過程。它應具有以下脈絡：

　　其一，在公權力公有化的過程中，使國有資產從官僚階級所有向社會所有(即全民所有)演化。這表現為國有資產為社會公共事務提供的經濟支撐也來越多，為社會成員解決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社會公眾對國有企業的運行越來越有知情權和發言權。隨著這一過程的進展，社會成員會越來越感到國有企業與自己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國有企業則越來越接近“全民所有”的屬性。

　　其二，不允許私人資本大到可以左右社會經濟運行的地步，為此私人資本應承擔高額的、累進的繼承稅。公權力的私人繼承被視為世襲，生產資料的私人繼承同樣是世襲，同樣會危害社會，因而必須限制。使靠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而形成的食利者階級逐漸萎縮。

　　其三，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擺脫資本利潤極大化的控制。這需有新的機制取而代之，“有計劃、按比例”固然是其需遵循的基本原則，但計劃、比例由何形成，如何保證其合理性、預見性與可執行性，是一個遠未清晰的問題。蘇聯、中國的計劃經濟實踐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但對此獨立而客觀的研究甚為薄弱。相關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基于意識形態的意氣之爭，不是全盤抹黑，就是堅決捍衛。對向往大同社會的學者而言，抹黑的文章大可不必理他，倒是直面歷史，直陳其事的研究更重要。因為一種社會制度能否站住腳，關鍵在于其運行效果。而認真總結、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是前進的必要環節。

　　從社會認同到“大同”

　　一個“全民所有”的社會，需要全民的社會認同。本書觀察的傳統社會中，最真實的認同是宗族與擬宗族組織認同，它本質上是利益集團認同。早在1902年梁啟超就注意到，西方倫理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群)倫理，曰國家倫理”，它關注的是“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也”。而中國的倫理分類(即所謂五倫)：“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它關注的是“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也”。家族、社會、國家，是逐次放大的群體序列，而君巨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始終是個人間的關系。所以梁啟超認為：

　　“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梁啟超《論功公德》)

　　本書對傳統社會的觀察揭示，在“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的問題上，“公德”主要停留在宗族的層面。當然出現過許多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但他們多不被理解而遭到譏諷。

　　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無疑是社會、國家層面的關懷。卻遭到隱士微生畝的譏諷：“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你瞎忙個啥?用花言巧語諂媚人哪?)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結果卻是“論者藉藉”、“多所舉劾”、“相與騰口”。

　　王安石變法，為的是使社會避免兼并造成的災難，卻被視為大奸大惡。

　　張載的《西銘》試圖將人們熟知的宗族認同擴展到全社會，甚至整個天地之間。而“民胞物與”的思想始終停留在紙面上。

　　孫中山多次題寫“天下為公”，他創立的國民黨卻蛻化為官僚資本的利益集團。

　　由此我們看到，數千年私有制社會的慣性之強大。要建立一個公有制的社會，除了知識資源、公權力、生產資料三個戰線外，社會認同是一個更基本更艱難的戰線。數十年來，學界、輿論界提倡“個體主義”、“理性經濟人”，社會科學院的時任副院長居然宣稱“社會分化是好事”。當社會分化為不同的利益集團，強勢集團罔顧弱勢集團的生存時，等在前面的只能是暴烈的對抗，社會認同何由形成?

　　12.4、“中國應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是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中提出的。

　　滿清覆滅，不過是一個老統治集團喪失“天命”的必然結果。此時，對未來道路的選擇，大體出現過四種主張：

　　其一，是國人駕輕就熟的改朝換代。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凱稱帝。然而帝制在外敵面前的孱弱顢頇，使人們對之失去了信任，洪憲皇帝只好在國人的唾罵聲中一命嗚呼。但幾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在我們的社會中留下了沉重的遺產。其后的歷史證實，許多弄潮健兒，從北洋政府的曹錕、吳佩孚到后來共產黨內的“民主革命同路人”，其內心的動機仍是改朝換代。“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觀念深深地烙在每個華人的心頭。沒有條件時，它不過是談資，一旦有了條件，就會顯化，制造出大大小小的專制君主。

　　其二，是舶來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學界，因為歐美列強這個宏大的背景，它勢力頗大。既有言之鑿鑿的理論體系，又有歐美國家強大而文明的范例。從嚴復到胡適，一批著名的學者是其旗手。在社會上，它的載體是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百年實踐證實，這個階級短視、貪婪而軟弱。它總是成為當時當權者的附庸，而同時又不斷地腐蝕它依附的當權者。

　　柳傳志傳神地展現了這個階級的特色：“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于政治環境——環境好，我們就會更努力，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柳傳志：我希望改革 中國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2012-10-15財經網(北京))

　　柳傳志正確地指出：“絕大多數企業家把謀取利潤、增加社會財富作為最終的目標”(同上)。筆者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中，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歷史分析證實，正是對利潤的持續追逐導致了貨幣構成的失衡，進而阻滯了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轉。在不改變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下，應對這個問題唯一可行的選擇，在邏輯上是超額發型貨幣，而這勢必導致貨幣與可交換財富的失衡，其邏輯結果只能是貨幣體系崩潰。西方列強應對之策是擴張—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今天的全球化。通過占據全球產業鏈的頂端，使自己的貨幣覆蓋范圍遠遠超出國界。而實現這一點，需要依托軍事實力的金融霸權。而這一切，對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而言，根本就匪夷所思。

　　其三，是由官僚體制衍生的官僚資本主義(或稱權貴資本主義)。清末以降，這是中國政經舞臺上最顯眼的力量，它活躍于甚至主導著洋務運動時代、北洋政府時代、南京政府時代，直到今天，它還風采依然。可以確當地稱其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學界每有人將其與當年德國的李斯特主義相提并論，然而兩者差距甚大。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是在西方列強的巨大陰影下，在郡縣制的官僚體制上生長出來的。對內，它天然地依賴行政權力把持利源;對外，它有濃厚的買辦色彩。于是它成為國際資本在中華大地上的代理人、包工頭。李斯特主義使德國、俄國、日本迅速崛起，成為新的列強，并在二十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扮演了令人目眩的角色，而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卻將自己的國家引向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其四，則是本書第十一章涉及到的馬克思主義。當整個社會在迷茫中探尋道路時，當上述道路都被證實走不通時，馬克思主義傳到了中國。它與傳統文化中的整體主義、大同思想、理性傾向一拍即合，于是導致了幾乎是全球獨有的奇觀：知識界整體左傾，社會上層眾多的一流大知識分子籌組了一個張揚社會底層公眾訴求的激進政黨。

　　這個事件意義之深刻，恐怕還要等上兩三百年才能被真正認識到。前面三條道路都是在私有制大背景下的探索，而這第四條道路則直接向私有制挑戰。

　　要知道，整個數千年文明史都是私有制，它根基之深厚令人難于想象。它有強大的武力，有久經磨練的統治經驗，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一切還不是最強大的，它的真正強大在于人類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了一百多代，它的觀念已經深深地刻在了每個社會成員的心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自孟子以降，這樣的社會分化就被精英集團視為“天下之通義”，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普世價值”。一切被視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過是改變人們在這格局中的地位，這樣的格局本身則被視為天經地義。

　　老聃、墨翟、許行等人質疑這種“普世價值”，向往一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他們被視為乖戾、悖謬、烏托邦。在清末民初的亂局中，一批博學之士選擇了這個“烏托邦主義”，籌組了一個窮棒子黨。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股幾乎一文不名勢力居然打敗了依賴江浙財團和列強的“民國政府”。在這場斗爭的最后階段，展現出摧枯拉朽，“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態勢，震驚了全世界。

　　這支土包子軍隊進城后，曾打算搞“新民主主義”，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一段資本主義。而那些高聲擁護“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則自覺而本能地去腐蝕剛進城的土包子軍隊。腐敗案例大面積發生，土包子軍隊淪落到臨李自成的下場，幾乎就是必然的。中共高層不得不對腐敗案件痛下殺手，才遏制了這股危險的趨勢。正是這樣的經驗，將“新民主主義”送進了歷史檔案館。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

　　1949年的勝利往往被稱為革命的勝利，但它很類似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如果獲得勝利的集團，有意識地“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那它就是地道的改朝換代了----改變原有社會結構中部分成員的社會位置，卻不改變社會結構本身。正是社會主義改造使之不再是改朝換代，而是真正的革命----力圖改變社會結構。毛澤東在戰爭勝利前對黨內強調：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將在戰爭勝利之后展開。這革命的本質是試圖擺脫沿襲了幾千年的等級社會。所以毛澤東治國，始終以反對官僚主義、縮小三大差別、保障工農權益為主軸。

　　歷史告訴我們，這場革命進行了不到30年。此后，主導思想變成“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主政者念茲在茲的是“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與之呼應，學界則大倡“告別革命”。沿此前進30余年，遂有了今天人人熟知的現實。

　　革命為何未能繼續下去?這是個嚴肅而重大的研究課題。非本書可以討論。迄今為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歷史尺度衡量，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文明，以當今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為其高峰。基于貨幣制度的國際金融壟斷集團，擁有史無前例的聚斂兼并手段，將全人類都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漩渦之中。人類如果不想在這場漩渦中滅亡，就只能尋找途徑，以擺脫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文明。

　　這個問題早在“空想社會主義”的年代就提出了，對公有制社會的新文明，馬克思力圖為其建立理論基礎。在實踐上，巴黎公社進行了62天的實驗，蘇聯進行了74年的實驗，中國進行了不到30年的實驗，其他一些國家也進行過或長或短的實驗。在社區一級，至今仍有許多實驗在進行。與有數千年歷史的私有制相比，這些實驗的時間短得就像一瞬間。它們不可避免地稚嫩、粗糙、充滿錯誤，它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人類不想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中自我毀滅，就必須百折不撓地探索下去，這些實驗就是人類珍貴的精神財富，人類必須從中獲得經驗教訓，一步步找到理性的共同生存方式。

　　這樣的共同生存方式到底是何樣?如何從現狀走到未來?尚需艱巨的探索，這既需學者的研究與辯駁，又需實踐中的實驗。從歷史經驗看，以下幾點似乎值得特別注意：

　　一、當今的全球，類似于春秋戰國的中華----處于“大爭之世”。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當年的學者們見解各異，但大多認同孟子的“定于一”。只有一個統一的公權力，才能避免以國家的名義以鄰為壑、爾虞我詐、巧取豪奪、攻伐殺戮，才能有一個太平的天下----此即“平天下”之謂也。由此引發了以下兩個問題：誰可能統一全球公權力?全球公權力如何面對有限資源與無限物欲間的矛盾?

　　二、當初，齊物質文明有舟楫之便、漁鹽之利，精神文明有稷下學宮;楚地域遼闊;其他山東諸國也曾先后稱霸，然而實現天下“定于一”的，卻是被視為野蠻落后的秦。想當年，齊為東部發達地區，而秦是緊靠西戎的落后地區，用今天“梯度發展戰略”的時髦思維，秦追隨齊，齊按自己的面貌一統天下是順理成章的。然而歷史偏偏和邏輯開了個大玩笑。原因何在?李斯的觀察值得注意：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李斯《諫逐客書》)

　　由余、百里奚、蹇叔、來丕豹、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韓非、李斯、呂不韋這些人分別從軍事戰略、外交戰略、經濟建設、社會組織、價值標準、政治制度等方面改造了落后的秦國。打破了舊的貴族壟斷體制，開辟了社會底層人士靠耕戰上升的通道，使秦的社會活力與內聚力遠超出山東六國。這才是國家競爭力之所在。春秋戰國的主題是“變法”，因為老的貴族世襲制已經腐朽墮落。相比之下，秦的變法最徹底。今天私有制已經陷入困境，“變法”再次成為全人類的主題，在這個社會環境下，“變法”的主導方向何在?誰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并有效地解決它，誰就有可能統一全球的公權力。

　　三、統一全球的公權力面對的是一個不可能擴張的社會，G7國家那種以鄰為壑、轉移矛盾,將自己的富庶建立在其他地區的貧困與混亂的基礎上的套路無以為繼。全球公權力將不得不面對膨脹的物欲與有限的資源間尖銳的矛盾。于是個體主義將不得不被整體主義取代，刺激物欲將不得不被發展精神取代，“競爭”將不得不降為“小道理”而被“合作”這個“大道理”管束，社會資源的配置將不得不擺脫資本利潤極大化的控制。西方啟蒙運動中的四面旗幟“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現在只有“自由、民主”在飄揚，今后“平等、博愛”將高高飄揚。歷史的發展已經讓人類緊密地相互關聯，人類的行為不但相互影響，還極大地影響整個生物圈。總之，這正是中華傳統文明長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于是，中華傳統文明對人類的未來，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只有“民胞物與”的思想成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人類才可能避免自我毀滅。

　　四、更近一步，整個“文明”史中，盡管歷代都有學者呼喚社會認同，但以宗族為核心的利益集團認同始終遠強于社會認同。只要這個大環境不變，就不可能存在所謂“普世價值”，公權力共有化就無從談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只能是沙灘上的樓閣。當年曾有過“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之說，就是公有制與利益集團認同間矛盾的產物。但對“認同”的革命絕非“爆發”可以完成。既然私有制的確立經歷了數千年的歷程，公有制的建立也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即使考慮到歷史演化在加速，這一過程也需數百年。在這數百年間，這兩種文明的交疊、斗爭將是歷史的主線，這一斗爭的結果，將決定人類這個物種是自我毀滅還是鳳凰涅盤。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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