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明以后，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社會倫理道德面臨著瓦解和重組的危機。義和利的沖突越來越突出，中華武功逐漸發展為正邪兩大門派。正的一派是王陽明的心學，其立派宗旨是知行合一，該派的集大成者是毛澤東，代表性著作是《矛盾論》和《實踐論》。邪的一派是李宗吾的厚黑學，該派推崇的是臉厚心黑。雖然有很多實踐派大師，但真正的用文字來宣揚，則是民國時間的事。由于沒能較早的用理論來擴大影響力，使得該派組織渙散，沒有最大限度的發揮影響力。
兩派的共同特點是能做事，能夠順應時事的變化，做出最有效地應對。兩派的不同點在于是否有信仰。心學派能夠天下為公，先前一切的委曲求全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厚黑學所有的目標指向則是個人的私利，為天下蒼生祈愿則不過是他們的自我偽裝罷了。很能體現心學派思想的中國早期歷史人物是荊軻和韓信，他們可以忍受地痞流氓的侮辱，但到了真正建功立業的時候，卻能夠意氣風發，大無畏的實現著自己的夢想。但他們兩人在這方面的作為還不夠深厚，因此真正的人生圓滿并沒有達成。在我看來，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戚繼光了。在朝廷當時紛繁復雜的情況下，戚繼光用金錢和圓滑為自己編制了龐大的關系網，這使得他可以一心一意的打倭寇，解決了困擾當時中國的最迫切的問題。而到了最后，他家無余財，也證明了他心底無私天地寬的個人品質，為后世所敬仰。袁崇煥就不一樣了，雖然他也干過建生祠的事情，但上上下下關系處理的卻并不好，沒有能夠包容那些有才能的人，結果功虧一簣，大明的江山不復存有了。
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傳統的種子，在宋明時代道學家們還有很大的勢力的。說實話，我很不喜歡他們。雖然他們大多高風亮節，能夠堅持原則，有著為理想獻身的勇氣。但他們的缺點是規矩太多，吹毛求疵，不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宋明兩代有過很多的賢人，也有過很多的奸人。但很是遺憾的是當奸人要整治像岳飛那樣的猛人的時候，我們的賢人大多袖手旁觀，甚至還會踩上幾腳。這導致了那些能人們要么投靠奸人，要么投靠敵人。宋明時期那么多投降派，賢人們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也就是那個時候，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少數民族兩次入主。也是經過了兩代少數民族政權的教育，傳統的道學家們在中國幾乎絕跡。存在也只存在山水之間了，但在我看來，這或許是他們的最好歸宿。
到了清末民國的時候，天下幾乎是厚黑學一統天下的時候了。維新派人士太過幼稚，他們不大分得清民族大義和個人私利。雖然李鴻章和袁世凱等人都很同情他們，但是要讓他們在義和利中做一個抉擇，他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后者。早期的共產黨人其實也是存在這個問題的，所以他們會有大革命的慘痛失利。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為什么那么有名?因為這是共產黨人開始成熟的標志，他們開始學著運用實事求是，也就是知行合一。因而，毛澤東能夠鉆山洞，能夠團結土匪以及各色人物，能夠用打土豪，分田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但共產黨內的道學派們還是很有勢力的，只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湘江慘敗、遵義會議才讓他們暫時淪落。民間的道學派們，諸如陶行知、梁漱溟們也失敗了，因為他們沒有看清中國的大勢，沒有解決農民最迫切的問題，卻要農民精神人格上的升華，這就是本末倒置了。
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能夠成功呢?在我看來，無論是心學派還是厚黑學，他們說到底都是上層社會的立身哲學，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排斥甚至蔑視下層民眾的。天下在他們那里只是個虛無的概念，并沒有實際的內涵。而馬克思的學說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中西結合使得共產黨人能夠調動最廣大的人民，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這是國民黨人不具備的。實際上對于農村的土地革命，共產黨人中大概只有毛澤東是最堅決、最徹底的。在早期中，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打消了共產黨內的懷疑派，大聲的呼喊“好得很，而不是糟的很。”在后期，對于農村向何處走，也導致了共產黨人的分裂。
大家都承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大勢所趨，但怎么轉化卻是個大問題。是讓馬克思主義和新學結合?還是讓馬克思主義和厚黑學結合?這是共產黨人斗爭的焦點。毛澤東選擇的是前者，最為完美的表述是為人民服務。而另外一些人選擇的是與厚黑學結合，最為傳神的是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共產黨內的道學家們又死灰復燃了，但經歷了變種，已經背棄了中國的傳統道德，他們最求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毛澤東在晚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發動文革，就是讓共產黨內的三股勢力曝光出來，逐漸的為大眾所明晰，去讓人民群眾選擇自己的未來。對于未來，毛澤東說過只有天知道。是的，選擇民族的，就要背棄道學家們。選擇大眾的，就要背棄黑白說。選擇人民，就要好好學學王陽明。中國歷史提供的多種的可能，但我相信人民萬歲、人民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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