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們從公權力和經濟運行機制兩個視角，觀察了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史實證明，這兩個領域內在運行機制的根本性質，導致了社會矛盾一次又一次的積累，和一次又一次的大動蕩。以至于輪回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
清末的嚴復，在比較中西社會時，指出“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嚴復《論事變之亟》）此后，“進步”的觀念深入人心。國人無不希望擺脫輪回而踏入“進步”。而學界乃至全社會，有相當多的人將進步寄望于科學技術，以為有了科學技術，國民就可以擺脫愚昧，社會就可以理性化。理工科出身的筆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抱有這個堅定的信念。
然而，幾十年的生活經驗，令筆者無法再先驗地盲從這個信念。于是不得不從科技發展與歷史演化的視角，觀察這一問題。
在當代人的眼中，社會演化被分為“進步”、“退步”兩個方向。科技則被視為重要的“進步”因素，近代中國的社會悲劇被很多人歸結為科技落后。科技救國成為很多人（也曾包括筆者）的夢想，當代中國的困境，很多人指望靠科技進步和創新解決。相關文章連篇累牘。然而筆者孤陋，至今未見有說服力的論述，說明“技術進步”與“創新”何以能引導社會走出困境。
為此，讓我們先從科技與社會的關系這個視角開始觀察。
10.1漢陰丈人看李約瑟難題
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中國的政教分離、選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諸子百家為何沒有在同期的歐洲產生？
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后的歐洲？
在李約瑟的眼里，難題在于理解十六世紀前后東西方格局的差異。而中國學者們則更關注問題的后一部分：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并對此提出了諸多解釋，包括：小農經濟、分工不發達、缺乏冒險精神、外敵入侵、中庸之道、三綱五常、缺乏市場經濟、缺乏民主制度、缺乏專利與股份制度、缺乏交流與交通、缺乏古希臘科學哲學思想、缺乏解放普通勞動者的發明思想、迷信落后、重文輕技、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文字的邏輯性的缺失……。
對李約瑟問題后半部的強烈關注和列出的諸多解釋，反映出中國學者們一個潛在的共同假設：科技發達是值得追求的，是解決現實困境的有效途徑。中國的落后，科技不發達是重要的原因。只要找出這個原因，并加以克服，中國的科技就可以發展起來，進而帶領中國的復興。這個思想早在清末民初迎接“德先生”、“賽先生”時，就已深入人心，“科學救國”是數代國人的夢想。
然而很少有人思考，這個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否可信？倒是兩千多年前的莊周，寫下了一個令人不解的寓言：
“子貢南游于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昂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 [yì] 通‘溢’。水滿出)湯，其名為槔。’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莊子·天地》
《莊子》中的這則寓言非常著名，論者多由此討論道家對技術的態度。而令筆者感到納悶的卻是，那個年代對待技術，為何有漢陰丈人這樣的態度。
莊周（約前369年—前286年）生活于戰國時代。以今天的技術水平看，那實在是一個“初級階段”。我們眼前、身旁隨便一個東西，如電燈、汽車、手機、電腦、微波爐、電梯之類，對那時的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時的人來到我們之中，再回去將所見所聞告訴同伴，他們會怎么看待我們？----神！
筆者記得，年輕時看到任何新技術都會癡迷，不管懂不懂，都要琢磨一陣。將“機事”與“機心”聯系起來，進而做出價值判斷：“羞不為也”，這對年輕的我根本就匪夷所思。子貢向漢陰丈人介紹的桔槔，只是基于杠桿原理的一種簡單機械，不是轟炸機、原子彈，根本看不出任何負面的社會作用，那漢陰丈人為何對技術作出了價值判斷，而且是極端負面的判斷？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有人看到了技術的負面作用，而且后果很嚴重。
生活在戰國時代，莊周最可能讀到的是春秋五霸、商紂、夏桀的歷史經驗。對莊周而言，春秋是480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明末；商亡是760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北宋末期；夏亡是1333年前的事，相當于我們之于初唐。隋、唐、宋、元、明滅亡的教訓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熱點，可以想見，春秋五霸、商紂、夏桀的歷史經驗，一定引起了莊周的深思。在這些案例中，沒有一個是因為技術落后而亡的，相反他們都擁有當時最先進的技術，都曾展現出當時最絢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
此外我們還有更早的歷史經驗。
10.2 良渚：興盛與消亡
1936年，浙江省省立西湖博物館年輕考古學者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鎮，首次發現了大批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石器。此后不斷有新的發現。2006年，在東苕溪和良渚港之間，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古城，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據此，有學者認為，在公元前3000-2000年間，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現過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社會--良渚文化。而良渚古城就是其“國都”。
這是《史記·五帝本紀》中從黃帝到帝舜的時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89年），史學家稱其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與黃河中下游的龍山文化（前2400年-前2000年）大體同期。以當時的背景看，這是一個技術相當先進的文明。
技術進步首先表現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有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石錛、石鐮、千篰、木杵、石杵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耜耕（耜：[sì]原始翻土農具“耒耜”的下端，形狀像今的鐵鍬和鏵，最早是木制的，后用金屬制。）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在平湖市林埭鎮群豐村良渚文化遺址還發現了一個大型石犁，通長106厘米，石犁頭部由3件組成，總寬44厘米，犁頭的尖端部呈等腰三角形，有3個穿孔，犁頭的兩翼部分長29厘米，翼部有兩個穿孔。木犁底部長84厘米，在尾端有裝置犁轅的榫口。這是至今發現的最早的帶木質犁底的石犁。專家推測像這樣1米多長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拉得動。可見良渚時期已開始使用畜力。
從耜耕到人拉犁到使用畜力，反映了良渚的生產力發展。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牛可耕14擔田（宋兆麟，《木牛挽犁考》農業考古1984，第一期）。由此可見當時生產效率提高之明顯。犁最先出現于良渚，以當時的眼光看，它無疑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率先實現了當時意義下的“現代化”。
然而，這樣一個在當時水平下技術高度發達，理應具有極強競爭力的文明，卻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學者們考察了江南地區古文化層疊壓關系，發現在江南絕大部分地區，疊壓在良渚文化層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馬橋文化”，而“湖熟文化”、“馬橋文化”最早墓葬的時代為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 771年）早期。這個地區出現了整整一千年的文化空白。一千年是什么概念？從現在一直回溯到北宋！常州武進區博物館館長、副研究員林志方據此判斷：“可證江南地區良渚文化消失。”（林志方《江南地區良渚文化的消失及原因》）
對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學術界有兩類視角。
一類歸因于外：如海侵、洪水，其證據是一些遺址發現淤泥層。但有淤泥層的遺址散見于無淤泥層的遺址之間，無法證明當時發生了大范圍的、足以毀滅文明的水災。
另一類因歸于內：考古發現良渚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隨葬武器（石鉞、玉鉞、箭鏃等），可見當時戰爭之頻繁。良渚古城墻厚40-60米，遠超過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底寬18米，頂寬15米），聚落遺跡和墓葬級差明顯，證明這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因此在2005年12月16日杭召開的全國良渚文化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認為“是對外征戰，加上內部集團矛盾激化、內耗加劇，自然環境惡化而最終走向消亡。”（《全國良渚文化研討會出新說》杭州在線新聞網站）
在這樣的社會中，技術進步扮演著什么角色？除了土木工程和造武器外，它被大量傾注于祭祀所用的玉器制作，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良渚玉器多為透閃石，其硬度達摩氏4-6度，可謂“難施錐刃者”。在那個新石器時代，連鐵都沒有，更談不上高碳合金工具，但造出的玉器卻精美異常，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個人，長寬分別只有3厘米，不但有冠、身軀、胳膊、手指、腿，細微到眼睛、鼻子、嘴、牙齒甚至指甲都一應俱全，而且身上還刻有花紋，堪稱一幅微雕作品。可見當時的社會向制玉業投注了多少技術資源。
在這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統治精英關注城墻和武器可以理解，對不能吃不能用的玉器為何也如此關注？難道僅僅是奢侈？
回顧第一章1.2節引述的“絕地天通”故事，掌握了天文知識的精英集團壟斷祭祀權，是其壟斷公權力的基礎。在《國語·楚語下》中，大巫師觀射父一邊對楚昭王講述“絕地天通”的故事，一邊講了精英集團的祭祀規則：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
人間的等級反映在祭祀上，時空萬物都歸王者祭，其余的人隨身份而遞減， 到了“庶人”可祭的只有自己的祖先，否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你那是越級上訪，犯上作亂！
可見祭祀實際是意識形態控制。如果城墻和武器用于控制“山中賊”，那祭祀就用于控制“心中賊”。王陽明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而玉琮之類的玉器，正是祭祀用的禮器。“先禮后兵”的成語，通常用于戰爭層面，其實它更是治國層面的原則。可見，精英集團將大量技術資源投向禮器產業，絕非出于奢侈性需求，其實是在追求“維穩”。
禮器的重要性，可從老子對那個時代的觀察看出：“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禮”。道、德、仁、義蕩然無存，“禮”成了維系社會的最后力量。如果說道德仁義是對內心世界的訴求，那禮就是外在的行為規范。道、德、仁、義很難與森嚴的等級社會協調，而禮卻可以對不同身份的人做出不同的規定，使等級差別合法化。
據學者考證，發生“絕地天通”故事的顓頊（zhuānxū）部落，源于以鳥為圖騰的少昊部落，屬當時的東夷集團，而良渚文化亦屬東夷集團，“絕地天通”與良渚制玉業的畸形發展應有內在的聯系。
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祭祀使用玉器，到了青銅器時代的商，祭祀就用鼎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出自商代晚期，長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器。其制作之精美，技術之高超，令人嘆為觀止。鼎的遺澤流傳悠遠，窺測權勢稱為“問鼎”，奪得權勢稱為“定鼎”，張揚權勢稱為“一言九鼎”，權勢顯赫稱為“鼎盛”。直到2007年農歷七月十五（鬼節），大慶市還在主城區的32個路口擺放93個祭祀鼎，供市民“文明祭祀”。（《農歷七月十五傳統祭祀日將至 93個祭祀鼎上崗》2007-08-27 大慶網）
于是我們看到，技術力量的投放，主要取決于精英集團的需求。良渚的精英集團將技術力量投放到應付底層反抗上，導致了高度發達的建筑業、兵器工業和禮器工業。卻無法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這樣一個掌握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的最先進的文化崩潰消亡了。
石犁顯然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無疑可為整個社會帶來可觀的福利，這似乎在印證“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然而技術不僅可用于生產力，也可用于強制力。如果良渚的墻與鉞代表著物質強制力，那璧與琮則代表精神強制力。從另一個角度看，生產力與物質強制力屬物質文明，精神強制力屬精神文明。無論生產力還是強制力，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在精英集團手中都是爭霸稱雄的手段。無怪乎莊周筆下的漢陰丈人將“機事”與“機心”相聯系，并進而做出了負面的價值判斷。
莊周生活于良渚文明消亡2600多年以后，哪個年代之于莊周，恰如春秋之于我們。他可能獲得有關良渚文明的信息嗎？
民俗學研究發現，許多沒有文字的民族，靠口口相傳，將數千年前的信息傳到了今天。2009年春天，學者們發現了與《詩經》同時代的苗族史詩《亞魯王》，苗族沒有文字，靠東郎（歌師）口頭傳唱至今，其間至少2500年（見《“亞魯王”：新世紀以來民間文學的最大發現》2012年3月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277期）。良渚時代的信息或許也可這樣傳到莊周的時代。
在臨平玉架山良渚遺址發現了一塊直徑24.6厘米的大玉璧，上面有兩個刻符。學者們猜測，這是早期文字的雛形。如果當時存在實用的文字，它們大多應在竹、木、織物上，在潮濕易腐的長江、太湖流域，很難保存至今。但保存一段時間，被其后人發現，并輾轉相傳，直到為莊周所知，這并非不可能。畢竟莊周當過“漆園吏”，在那個“學在官府”的年代，有條件接觸到當時的藏書。與莊周同樣生活于今安徽亳州，但時間更早的老子，寫下了極為深邃的道德經，沒有大量的共同生存經驗，僅憑個人的大腦，這是不可想象的。老子早年當過周朝的柱下史（也稱守藏室史），分管王室四方文書。道德經的深邃從一個側面暗示我們，當時文獻記錄之豐富，可能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嚴文明指出：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南京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良渚人為了占領這里，還曾經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可見它曾經影響了半個中國。（《浙江良渚遺址發現五千年古城》浙江日報2007-11-30）。連遠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金沙遺址都發現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見它的影響傳播之遠。基于如此廣大的影響面，其信息傳到莊周時代并非不可想象。
良渚并非新石器時代社會瓦解的唯一案例，在回顧第一章1.4節提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葬中暴烈的人為破壞，在科技領先的黃河流域，也發生了類似的慘劇。
莊周以后，類似的教訓仍在不斷重復，國人引以為自豪的漢、唐、宋、元、明，都達到了當時全球科技的高峰，它們或亡于內亂，或亡于經濟、技術落后的外族。
以當今文豪們最為神往的宋為例，金朝發動攻宋戰爭之初，估計不過100多萬戶，而宋徽宗時期全國總戶數超過2000萬，近20倍于金。金處于漁獵游牧階段，沒有固定的財稅制度。而北宋“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且主要用于軍事，“六分之財，兵占其五”（陳襄《古靈集》）。金軍總數不足20萬，兵臨開封城下者“大約不過八萬人”（《宋史•鄧肅傳》），而宋朝的軍隊總數則在百萬左右。至于裝備，宋朝極為重視科技強軍，“器甲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夢溪筆談》），而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當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進。于是，論者將金滅北宋歸之于金的“野蠻”。恰如一部老電影里，國軍將領將自己的失敗歸之于共軍的“狡猾”。
面對人類社會這類一再重復的、慘烈的共同生存經驗，作為沉思者的莊周會得出什么結論？
10.3 情景劇：站在那個時代的觀察
我們不妨轉換視角，假設戰國年代有這樣一類人，他們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其一，他們屬于精英集團，無需為一日三餐耗盡精力，有暇思考一些在別人看來是杞人憂天的問題；
其二，因為屬于精英集團，在那個“學在官府”的時代，他們有條件受到教育，不會因為學費或生計問題而失學，并有機會接觸到只有官方才可能擁有的史籍。
其三，他們屬精英集團的下層，升官、發財對他們而言，或者無望，或者無意。對他們而言，思考社會整體、長遠問題遠比官場攀援、商場競爭有吸引力。
以今度之，這樣的人肯定極少，且一定被會視為不食人間煙火者，他們分散在茫茫人海中，孤獨而怪癖。姑且假設其中有一位，名叫“漢陰丈人”，他有機會接觸到從良渚到夏桀、商紂、春秋五霸的史籍，并正在經歷當時七國爭雄的歷程。他會怎么看待技術問題？
首先，他會觀察到技術的巨大力量，擁有先進技術的集團在競爭中往往會取得明顯的優勢。
其次，他會觀察到，人們本能地追逐更有效、更強力的技術手段。每個朝代中技術都有明顯的，有時甚至是迅速的進步。《考工記》據信出于齊國稷下學宮的學者，于春秋、戰國之交編纂，戰國中晚期補充。它相當系統地記載了當時達到的技術水平。書中介紹了生產工具、交通工具、飲食用器、兵器、以及禮樂之器及宮室等各種建筑物的設計規范、制作工藝和檢驗方法，記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類、30個工種，涉及到數學、力學、聲學、冶金學、建筑學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總結。這顯然遠超出了良渚時期。
第三，他會觀察到，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大多為精英集團獲得，而平民集團得到的只是更加強化的管制、遠超出維持生計所需的勞動。
第四，他會觀察到，社會對技術的投入方向，取決于精英集團的利益，而精英集團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會，在于宗教祭祀（意識形態控制力）和軍事（物質控制力）方面，所以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所以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決定了技術資源投入的絕對重點。
第五，他會發現，盡管精英集團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而平民集團則顯得無知、愚昧、孱弱，精英集團最終總會被暴動的平民集團掃蕩殆盡。
第六，他會注意到，大動蕩后的社會，新的精英集團又在“重復昨天的故事”，又在靠技術力量強化自己的特權地位。
于是“漢陰丈人”將社會動蕩歸因于“機心”，視技術為“機事”----“機心”的工具。
情景劇中的另一位角色不妨取名“子貢”，這是位勤學的高材生，教育系統告訴他“效率優先”是神圣的原則（“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圣人之道也。’”）。事實上，子貢踐行“效率優先”卓有成效，是當時顯赫的大商人。當他在路上看到了“漢陰丈人”的笨拙后，好心地向他介紹機械化的益處，不料換來一番譏諷，被噎得幾乎無以自容，走了三十里后，才緩過勁來（“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其實，技術何辜？技術能有效提升生產力，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人們在歷史上也一再看到，在社會矛盾的積累過程中，技術起到了強大的助推作用，在社會大動蕩中，技術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破壞力。我們或可歸咎于精英集團的自私與短視，但大多數新生精英集團的成員都來自原來的蕓蕓眾生，都曾飽嘗老精英集團的虐政，也曾總結過其教訓，為何仍然難逃覆轍？
如果我們將文明社會看作一個孩子（相對于演化了上億年的生態系統而言），那技術就是孩子手中的“刀具”，這孩子用這“刀具”一方面明顯強化了自己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使自己君臨于所有物種之上；一方面一次次將自己斫得鮮血淋漓。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孩子改進“刀具”的能力事實上在逐步積累，莊周時代的“刀具”已非良渚時代可想象，而今天的“刀具”更非莊周時代可臆測。然而，這孩子使用“刀具”的智慧卻了無進展。
今天，全球化將整個人類社會連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命運共同體，但組成這個“共同體”的卻是一些相互敵視的群體。人們看到，大量的貨幣集中在極少數精英分子手中，他們還在力圖“以錢生錢”，而負責提供利潤的只能是蕓蕓眾生的購買力，而這些購買力已遠不足以喂飽饕餮的逐利資金。聯合國糧農組織于2009年10月16日報告：全世界的饑餓人口數量已突破10億，糧農組織那位束手無策的總干事迪烏夫只好訴諸絕食（《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迪烏夫絕食 呼吁消除饑餓》）2009-11-16國際在線）；而最大的糧食帝國美國卻在“反恐”的名義下四處出兵、威風八面。“共同體”中的強勢者扮演著與古埃及、良渚時代精英集團相似的角色；而無望的弱勢者，其心態一如詩經所云“時日曷喪，予與汝皆亡！”，這就是“恐怖主義”愈剿愈烈的原因。而此時的“刀具”已足以要了文明社會這孩子的性命。
“漢陰丈人”顯然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于是他主張扔掉“刀具”。用道家的話說，這叫“返璞歸真”。今天我們知道，這“璞”與“真”不過是人類演化歷程的出發點：與生物圈中其他物種類似的狀態----在各物種間相生相克的關系網中掙扎。
兩千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愿意尋找答案嗎？有能力找到答案嗎？
10.4 “祀與戎”
史實告訴我們。科技發展不可能解決政治與經濟運行機制的癥結。然而，科技確實在發展，而且有了巨大的發展。那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與方向何在？
在第一章里，我們觀察了私有制社會的形成過程，它由三個相互關聯、先后展開的子過程構成：知識資源私有化、公權力私有化、生產資料私有化。這一過程進行了數千年之久才完成。在這一過程中，精英集團實現了對這三類資源的“贏家通吃”。
我們已經看到，在這不短于三千年的過程中，科技首先通過保障“祀與戎”的能力，服務于公權力私有化過程，而私有化的公權力則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的外部環境。史實告訴我們，在私有化發展的過程中，科技主要被用于催生可攫取的財富和保障攫取能力方面。
在私有制已確立的社會中，科技主要掌握在“產、官、學”一體化的精英群體手中，“祀與戎”依然是科技投入的重點。
相比較而言，保障攫取能力明顯重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以祭祀的鼎為例，《春秋左氏傳》載夏初鑄九鼎，但至今發現的鼎中，有無夏鼎，尚在爭議中。一些疑似夏鼎顯得原始粗糙，與之相比，商鼎、尤其是周鼎精妙、巨大，無與倫比。可見在禮器工業上取得了多大的進步，其背后則是投入了巨量的科技資源。而夏代的農具主要是木、石、骨、蚌器，到了西周仍主要是木、石、骨、蚌器。與禮器工業相比，在生產工具上的科技投入明顯小得多。
在農業社會中，科技一方面導致生產力發展，一方面加強精英集團兼并土地、鎮壓反抗的能力，結果兼并土地的浪潮愈演愈烈，使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淪為雇工、潛入深山的“棚民”、流入城市的游民，終將造成干柴遍地、星火燎原的態勢。
社會進入貨幣經濟后，歷史告訴我們決定科技投入主要方向的，是產、官、學一體化的精英群體，他們最大的選擇方向是利潤極大化。而全球化使其作用的場域覆蓋全球，一個就在眼前的實例是：用電子信息網絡使逐利資金可瞬間在全球流動；另一個更持久的明顯實例是：軍備始終是科技投入的首要領域，而戰爭一直是聚斂財富的高強度手段。兩者交互促進的結果，導致了大片地區看不到出路的貧困，導致了激進思潮和恐怖主義的泛濫。
可見對生產關系而言，科技只是“工具”，這工具用于何方，端視其擁有者的選擇。可見對于科技，與其寄望于它可以帶來光明的前景，不如研究它的投入方向。事實告訴我們它取決于現實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最先認識到這一點的，不是筆者，而是令主流學界頭痛的毛澤東，他早就指出：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
人類要擺脫西西弗斯的命運，需要的不是技術進步，而是智慧。中國的老莊孔墨、希臘的耶穌、印度的釋迦牟尼、西亞的默罕默德都在啟迪人類的智慧，毛澤東更是希望“六億神州盡舜堯”，結果呢？一句“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摧毀了毛澤東多年的努力，國人卷入了“向錢看”的狂潮。而今社會敗象盡露，卻少有人從智慧這個層面反思。主流學界連同執政當局還在將期望寄托于理論上說不通、實踐上被反證的“技術進步”。豈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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