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從現代“上黨戰役”看“新民主主義”

第八章從現代“上黨戰役”看“新民主主義”

長治古屬上黨，抗戰結束后，重慶談判期間，這里曾發生過著名的“上黨戰役”。2007年，媒體突然熱炒這里的一場商戰，這另類“上黨戰役”，著實令人回味無窮。

8.1 風乍起

2007年8月29日《東南快報》以《山西長治兩級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為題，報道：

長治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劉某川，2005年組織兩勞釋放人員、負案在逃人員以及社會閑雜人員，策劃、實施暴力犯罪。此即8.15案件，被當地警方列為 2005年十大涉黑案件之一。長治市公安局城區分局三次向區人大打報告，稱劉某川涉嫌刑事犯罪，要求罷免劉某川區人大代表資格。城區分局還按照程序報告市公安局，請求市局向市人大打報告，罷免劉某川市人大代表資格。而市、區兩級人大推諉，沒有罷免劉某川人大代表資格，劉某川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其他的涉案人員也被相繼取保候審。

此報道被大量轉載，并引發了潮涌般的評論。

8月30日下午，山西省長治市人大就此作出“澄清”，指：

“劉某川真名劉華川，現是長治市城區人大代表，不是長治市人大代表，從2005年至今沒有代表或組織向市人大提出過罷免劉華川代表的議案，所以不存在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的事情。”

還指：

“在2005年打黑除惡戰役中根本沒有?十大涉黑案件’這種說法。”

然而，這個“澄清”并未回答所謂“8.15”案件是否存在，劉華川是否涉嫌組織、策劃暴力犯罪。

兩造對壘，各說各話，引人生疑。使筆者對劉華川先生發生了興趣。

8.2 劉華川與華茂商業園區

中國是個政治掛帥的國度，順理成章，先核實一下劉華川先生的政治身份。

長治市城區區委宣傳部主辦的“長治城區視窗信息網”（http://www.cz0355.com/ReadNews.asp?NewsId=1109）上可查到長治市城區2007年4月29日公布的《長治市城區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劉華川”這個名字出現在“紫金街道”組中。

筆者未能找到2007年6月14日開幕的山西省長治市十二屆人大的代表名單，卻意外發現了2005年4月1日公布的《長治市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各代表團成員名單(共361人)》，“劉華川”這個名字出現在城區代表團第三組“代表”欄中（見長治市信息中心  長治市政務信息網絡管理中心http://www.changzhi.gov.cn/200407/article/05-04/34169.htm）。

看來，能夠確認的是：劉華川是山西省長治市十一屆人大代表，長治市城區第十二屆人大代表。

在山西省工商業聯會、陜西省總商會的辦公信息網上，可看到這樣一則消息：

“2月27日，長治城區在全區三級干部既勞模表彰大會上，對在2003年度中為城區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的企事業單位及個人進行了表彰獎勵。”

表彰名單中就有“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華川”。可見劉華川先生在當地是個受到政府表彰的“干部”或“勞模”。

至于劉華川先生的社會職業。《東南快報》的報道指是“長治市華茂公司”的負責人。據此，從山西省企業行業黃頁（http://www.feisky.com/shanxi2/0/182.htm）上查到了如下信息：

機構名稱：長治市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

法人：劉華川140402580824241

經營范圍：其它食品，副食品，糧油，日用雜貨，百貨，五金，交電批零

經濟行業：H6412

經濟類型：62

注冊日期：1998-6-11

行政區號：140400

地址：北關街１號

郵編：46000

電話：2047039

注冊資金 萬元：67

職工人數：260

在度市黃頁（http://www.duseek.com/peopledetail_profile_4211053.html）中查到，長治市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的性質為“民營企業”

有趣的是，就在這同一個“北關街1號”、同一個電話號碼“2047039”，又查出了另一個由劉華川主持的企業：

長治市城區副食果品公司

法人代表: 劉華川  

成立時間: 1998-10-1  

企業地址: 山西省長治市城區北關街1號  

郵政編碼: 046200  

聯系人: 劉華川  

聯系電話: 0355-2047039

經營地點: 中國山西省  

年營業額: 人民幣100萬元/年以下  

（http://www.export99.com/company/402413.shtml）

從工商命名慣列看，這個“長治市城區副食果品公司”似乎是個國有企業。劉先生在“干部既勞模表彰大會”上受表彰，也暗示我們，他可能有過“干部”身份。如果這是真的，同一個地點、同一部電話，兩個副食果品公司，一國有、一私營，都以劉華川先生為法人代表，有趣吧。

更有趣的是，還是在這個“北關街1號”，還是電話“2047039”，還是經營“副食果品”，在山西省企業行業黃頁上，又查出個“長治市城區華茂批發部”，但這里沒了劉華川的名字：

機構名稱：長治市城區華茂批發部

法人：李欽寶140402330727201

經營范圍：干鮮果品、飲料、調味品、肉制品、面制品、酒、食用油

經濟：H6119

經濟類型：21

注冊日期：1996-1-25

行政區號：140400

地址：北關街１號

郵編：046000

電話：2047039

注冊資金 萬元：76

職工人數：35

同一個地點“山西省長治市城區北關街1號”，同一部電話“2047039”，居然有三個企業，還都是經營“副食果品”，奇怪嗎？還有更奇怪的事，劉華川之所以惹上麻煩，是因為在房地產業與一個“長治市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發生了沖突。但從事“副食果品”行當的劉先生怎么卷入了房地產業的沖突呢？

筆者又去查這個“長治市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所得信息更讓人摸不著頭腦：

長治市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法人：劉華川  140402580824241

經營范圍：房地產開發、裝潢、建材經銷

經濟行業： J7200

經濟類型： 62

注冊日期： 2002-4-21

行政區號： 140400

地址：長興中路

郵編： 046000

電話： 2047039

注冊資金 萬元 ：100

職工人數：5

（山西省企業行業黃頁http://www.feisky.com/shanxi2/0/238.htm）

劉華川居然是杰昌公司的法人，居然還是那個固定電話“2047039”，而地址卻變成“長興中街”。與劉華川發生沖突的，居然是劉華川任法人的公司。

筆者如墜五里云霧中，好在2006年《長治日報》的一篇《合作起糾紛，法律還公正》道出了原委：

“2002年前，經華茂公司報市有關建設部門批準，華茂公司取得了對華茂商業園區的開發建設權，同時為開發建設需要，劉華川等股東還注冊成立了杰昌公司，并作為項目合作的基礎，于2002年7月6日與蘇福倫、香港益群公司陳培森簽訂了《房地產合作開發協議書》（后在履行中，杰昌公司既是合作項目公司，又作為合作相對方）。

為顯示合作誠意，華茂公司將項目手續和17762.5平方米的自有土地全部納入杰昌公司進行合作開發，并由蘇福倫擔任杰昌公司董事長。該協議約定，華茂公司提供土地，蘇福倫、香港益群公司陳培森等提供資金，對該項目進行合作開發，合作開發總建筑面積43787平方米，華茂公司分得11070平方米，其余歸杰昌公司。”

作為當地報紙，長治日報有可能偏袒劉華川，那另一方的報道是如何說的？福建的《東南快報》在2007年8月14日的《山西長治中院購買6輛汽車要求被訴方付費》一文中這樣描述：

“據蘇、鄭介紹，2002年，他們二人在‘9.８’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由山西省駐廈辦牽線搭橋，長治市政府駐廈辦組團，介紹到山西省長治市考察。期間，長治市華茂副食果品公司董事長劉某通過當地市領導向他們推介‘華茂商業園區’項目。幾經商議后，蘇、鄭等人在長治市組建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啟動該項目開發。”

兩相對比，《東南快報》給人的印象是“蘇、鄭等人在長治市組建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啟動該項目開發”。根本沒有劉華川的事，劉的唯一作用是“推介項目”；而《長治日報》強調：地是劉華川拿的，杰昌公司是劉華川注冊的，雙方是合作關系。

從山西省企業行業黃頁的信息看，劉華川于2002年4月31日注冊杰昌公司；從前述《長治日報》的報道看，劉華川與蘇福倫等簽署《房地產合作開發協議書》是2002年7月6日；從前述《東南快報》的報道看，劉、蘇等相識于2002年“9.８”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后，這個洽談會于每年9月8日召開。兩張報紙提供的日期顯然相互矛盾，比較可信的似乎是山西省企業行業黃頁。

按《長治日報》的說法，項目用地是華茂公司的“自有土地”。然而，經營“副食果品”，注冊資金不過67萬元的長治市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如何能使17762.5平方米的土地成為“自有土地”？

筆者沒能查到長治的地價，只是從《山西日報》的《太原首次采用網格點聽證基準地價以提高透明度》中得知，太原的商業用地基準價格，一級為3751.21元／平方米，五級為723.8元／平方米。

即使參照太原的五級商業地價，劉華川拿到的17762.5平方米的土地也需付款1285.8萬元，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注冊資金不過67萬元，長治市城區副食果品公司年營業額在100萬元以下，劉華川如何支付這筆巨款？2005年11月1日，長治新聞中心在《長治：“零地價”吸引投資者當止》一文中報道：

“長治市審計局近日對全市13個縣（市區）2004年的礦產資源補償費和國土專項資金的審計和審計調查中發現，個別縣以‘零地價’將土地協議劃撥給投資者。這雖然帶動了一方經濟的發展，引來了‘金鳳凰’，然而國家的權益、農民權益不能夠得到合理保障。僅2004年某兩縣的‘零地價’使國有土地資產收益流失 9123萬元”

劉華川拿到的地在市區，不屬于搞“零地價”的“個別縣”，是審計局沒查到，還是劉華川別有神通，例如搞到貸款？而上千萬的貸款，用什么做抵押？

令人不解的還有，政府為何將這土地給了一個“副食果品”商？

前述《東南快報》的報道稱：

“以華茂公司作為開發單位開發‘華茂商業園區’項目，是經長治市改革發展計劃委員會以長計投字(2001)216號立項批準的。”

即“華茂商業園區”項目立項于2001年。兩年后，2003年4月，在長治市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時任城區區委書記李國峰向記者介紹城區的“1234”發展戰略時，提到規劃建設四個“園區”，其中華茂商業園區名列第二。（《發揮區位優勢實施發展戰略－－訪市人大代表李國峰》長治新聞網2003-04-13）  

2003年6月，《長治日報》發表《長治八大園區構建城區經濟新格局》，稱包括華茂商貿園區在內的八大園區“正在緊鑼密鼓地建設之中”。

2003年7月，《山西日報》發表《十大規模園區構建長治城區經濟新格局》，華茂商貿園區又在這十大規模園區之列。從4月到7月，短短三個月間，園區規劃從4個增加到8個又增為10個！政府推動房地產熱潮的魄力非同小可。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為確保園區建設高速度興建、高效率運營、高效益發展，區委、區政府制定了土地、引資、稅收等優惠政策，對入園區企業實施零資產、零稅賦、零地價的‘三零’優惠政策，同時大力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原來如此，2005年長治市審計局查處的“零地價”，其實是2003年的政府政策！劉華川拿到的17762.5平方米土地，根本就不用花一個子兒。

“華茂”原本是劉華川私人公司的名字，居然成了政府規劃園區的名稱，還被堂而皇之地放到“戰略”位置上，為了這戰略，政府將本屬于社會公眾的土地以“零地價” 給了劉華川，還有長治市改革發展計劃委員會以《長計投字(2001)216號》文件做保障，魄力夠大吧。商人劉華川與當地政府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

8.3 閩商蘇福倫與“8.15”案件

這場對抗另一方的領軍人物是閩商蘇福倫先生。蘇先生是上市公司ST閩閩東（000536）第一屆董事會董事。由ST閩閩東的公告中得知蘇先生簡歷如下：

董事：蘇福倫先生。

1948年7月出生，1965年11月參加工作，大專文化。

曾任省電建二公司材料股負責人、省電建二公司勞動服務公司副經理、經理，福州電力工程公司副經理，福州電力器材廠經營廠長，廈門源益電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廈門鷺源電力工程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現任廈門華倫電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廈門內聯企業協會副會長，廈門市思明區政協常委，閩東電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董事會董事。

政治上劉華川是區人大代表，蘇福倫是區政協委員，倒也旗鼓相當。經濟上劉華川擁有“長治市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蘇福倫擁有“廈門華倫電力發展有限公司”，也算門當戶對。

ST閩閩東2006年年度報告顯示：蘇福倫任董事長的廈門華倫電力發展有限公司持有ST閩閩東0.98%的股份，共計1,190,000股。

在《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外匯違法逃逸類企業信息》（http://www.antifraud.gov.cn/contentimage/1160704197737.doc）中，也出現過“廈門華倫電力發展有限公司”的名字，其“主體狀態”欄為“無法找到”。

然而在“廈門市僑鄉經濟促進會”的網站上卻有一篇聲情并茂的長文，介紹會長蘇福倫不但是一位事業有成、“與時俱進”的企業家，還是一位成功的父親。

文章稱，蘇會長對山西情有獨鐘：

“我覺得內地的發展潛力很大，而且比起已經發展起來的沿海地區有著更優惠的條件。”

是啊，上那里去找比“三零政策”更優惠的條件？事實上，有報道稱：

“山西省福建商會這位負責人介紹，山西省福建商會已經成為在山西省最大的外地商會之一。目前山西閩商總數達5萬人左右，累計投資200多億元。閩商一年為當地創稅2億多元。”

“在長治的閩商約6000多人”

而蘇福倫正是山西省福建商會名譽會長。（《閩商山西長治遭遇天價實支費》）2007年8月14日《東南快報》） 并且，據“廈門市僑鄉經濟促進會”的網站的那篇長文，蘇福倫“已經在山西長治市投資7000萬元開發了房地產項目——凱旋都匯廣場。”

而2007年7月5日，《上黨晚報》卻報道了凱旋都匯廣場的一點糗事：

“7月4日，記者來到凱旋都匯廣場，約20余家裝飾精美的商戶正在營業。據了解，這里的商戶共同使用廣場二樓的一個公共廁所。在一位女士的帶領下，記者來到廣場二樓的公共廁所，公廁的地上污濁不堪，走廊上盡是被人丟棄的手紙。這位女士告訴記者，公廁的下水道5月份就堵塞了，商戶們反映給物業后，物業不僅沒有予以維修，反而運來大石塊要將廁所堵住，并且下水道的臟水直接流到樓下，臭味使得商戶們都沒法營業。

楊先生告訴記者，他們是2006年10月1日入駐的，入駐時所交的3000多元物業管理費中就包括公廁衛生費，剛開始有人打掃，也很干凈。可是下水道一壞，就再也沒有人管了。”

商戶入住不到一年，下水道就壞了。是長治的商戶素質太差，還是凱旋都匯廣場的質量有問題，筆者不得而知。

2002年7月6日，在劉、蘇雙方簽訂的“華茂商貿園”項目《房地產合作開發協議書》中，約定：

“華茂公司提供土地，蘇福倫、香港益群公司陳培森等提供資金，對該項目進行合作開發，合作開發總建筑面積43787平方米，華茂公司分得11070平方米，其余歸杰昌公司。”（《合作起糾紛 法律還公正》2006年10月16日《長治日報》）

合作雙方一造提供土地，一造提供資金，所建房屋四、六分成，正是各盡所能，各得其所。

作為山西地主，劉華川表現出北方人的豪爽：

“為顯示合作誠意，華茂公司將項目手續和17762.5平方米的自有土地全部納入杰昌公司進行合作開發，并由蘇福倫擔任杰昌公司董事長。”（《合作起糾紛法律還公正》2006年10月16日《長治日報》）

而前國有企業管理層，現私企老板的蘇福倫先生，卻顯出商人的精明：自行將開發建筑面積增加63.4%，總面積達到71549.8平方米，而未對華茂公司進行分配。

糾紛由此而起。

糾紛的一方是財大氣粗的閩商，政府正渴望他們荷包中的資金；一方是與政府有千絲萬縷聯系，能白拿土地的本地能人。政府夾在中間，其處境可想而知。

2003年9月11日下午，市創環境監督領導組辦公室、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就城區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與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共同開發“華茂商業園區”產生糾紛一事召開第二次協調會議。市創環境監督領導組辦公室主任、市紀委常務副書記張治云主持了會議。市紀委副書記、監委主任劉作勇，市委督查室主任丁文松出席會議。參加協調會的有市城建局、市房管局、市拆遷辦和城區區委、區政府、區紀委、區法院的有關領導以及城區華茂副食果品有限公司經理劉華川、杰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鄭榮順。長興律師事務所、隆德晟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也參加了這次協調會。

“市創環境監督領導組辦公室”這個名稱有點奇怪。其實，整個90年代，改善投資環境，以利招商引資是許多地方政府的工作重點。許多壓制勞工、破壞生態的事，都是在這個大旗下實施的。他們參與協調糾紛倒也算理所當然。

奇怪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市委、市紀委、區委、區紀委也派負責干部參與協調，這與黨內事務、黨章黨紀何干？莫非劉、蘇二位是黨員，其行為代表某一級黨組織？筆者沒找到有關資料，不能妄言。

會議紀要中，對糾紛這樣定性：

“會議認為，華茂與杰昌的糾紛問題不是外部環境造成的，關鍵還是合作雙方內部的矛盾，希望雙方以誠信為本，互相溝通，增加透明度，本著互惠互利、互諒互讓、平等的原則，換位思考，認真調查研究，解決主要矛盾。”

換而言之，長治的投資環境沒問題，你們兄弟倆別爭了。經過會議調解，“華茂”與“杰昌”同意三天內通過協商解決有關糾紛問題。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新增的27762.8平方米建筑物涉及巨大的利益，雙方都信仰“敢拼才會贏”，所謂“同意三天內通過協商解決有關糾紛”被證明是虛應故事。

此后的事情，福建方面的媒體作了如下報道：

“2003年5月份項目開工后，杰昌公司陸續碰到一些問題，包括合作方華茂公司多次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杰昌公司的辦公地點、施工場所和售樓部進行圍攻打砸等。杰昌公司的反映材料稱，他們遭打砸十余次，直接經濟損失約40萬元，因為停工等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在1000萬元以上。

每次被打砸，杰昌公司都及時報警，并且向當地相關部門反映。面對當地政府有關部門介入的協調，至今杰昌公司沒有得到過分文賠償。

更大規模的打砸，發生在2005年8月15日。這就是震驚長治市的“8·15”案件。

陳某平（華茂公司辦公室主任）等幾十人圍攻打砸杰昌公司，他們動用了板凳、鐵棍、磚頭等兇器毆打杰昌公司保安人員，持續了近30分鐘，致杰昌公司多人受傷，其中三人重傷住院。

事件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由長治城區公安分局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陳某平、張某、李某和馬某等先后被刑事拘留，接著被依法逮捕，并移送起訴至長治市城區檢察院。

記者從當地警方了解到，陳某平、張某、李某和馬某均系兩勞釋放人員，或是負案在逃人員。”

“長治警方一不愿公開姓名的人士向記者透露，當時警方有足夠的證據證實，幕后組織者就是華茂公司法定代表人劉某川。為了雇用張某、李某等兩勞釋放人員、負案在逃人員以及社會閑雜人員，劉某川參與了會議策劃，公司表示拿20000元給張某、李某等人做報酬。”

（《山西長治兩級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2007年8月29日東南快報）

筆者未能找到《長治日報》、《上黨晚報》的相關報道，既無確認，又無否認。看來所謂“8.15案件”并非空穴來風，看來劉華川對“敢拼”的理解偏于physical方面。

8.4 尷尬的司法、立法機構

其實劉華川并非只以筋骨為能的莽漢，他也會使用法律。

2004年9月22日，華茂公司將杰昌公司告上長治中院。杰昌公司提出管轄權異議。杰昌公司認為，案件訴訟標的超出了長治中院的受理管轄范圍。

2004年11月20日，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山西高院)受理此案，并于2005年6月5日作出一審判決：被告杰昌公司從增加的面積中補償原告華茂公司5552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積為2166平方米，獨立店鋪為1000平方米，大小商場為2386平方米。杰昌公司不服，上訴至最高人民法院，

2006年9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終審判決維持原判，確認華茂公司與杰昌公司是合作開發關系，判決杰昌公司從增加開發的房地產面積中為華茂公司增加分配5552平方米。

對此，雙方媒體作了基本一致的報道。

看來，就雙方爭論的核心問題而言，劉華川在最高人民法院取得了勝利。

然而這時跳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角色：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

2007年2月12日，杰昌公司收到了長治中院的一份執行通知書，長治中院要求杰昌公司自該通知書送達3日內，交付所有被執行房屋，負擔案件執行費20萬元，實際支出費150萬元，逾期不履行，法院將強制執行。

正是這“實際支出費150萬元”，讓杰昌公司抓到把柄，搞得整個山西司法系統狼狽不堪。2007年8月14日，《東南快報》發表《閩商山西長治遭遇天價“實支費”》，迅即被廣泛轉載，評論文章洶涌如潮，整個山西被蒙上“敲鑼打鼓引資，然后關起門打狗”的形象。

8月17日，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首次回應天價“實支費”事件。承認法院執行通知書索要150萬元“實支費”的事實存在，承認法院在計財收費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并將責任推到執行局負責人身上。

8月24日，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發文。承認不但150萬元“實支費”不合理，連20萬元執行費也不合理，按最高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訴訟費收費辦法》確定的標準，應收執行費為5.868萬元。至于責任，則明確落實在執行局負責人身上：

“我院執行局局長李露剛、執行局副局長胡曉晶在辦理該案過程中，制作執行通知書時列項錯誤，案件受理費和執行費籠統寫作執行費，超額預收案件受理費和執行費，工作作風不嚴謹，給人民法院的形象帶來了不利影響，依照最高法院《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紀律處分辦法(試行)》第三條的規定，決定給予李露剛、胡曉晶行政警告處分。”

在一邊倒的輿論環境中，杰昌的敗訴被人遺忘了。

然而，搞臭長治中院只能轉移人們對敗訴的注意力，要取得根本性的勝利，必須搞垮劉華川。況且劉先生落下了現成的“帶把燒餅”，這就是“8.15案件”。

于是12天后的8月29日，還是《東南快報》發表了前述《山西長治兩級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一文。文中稱：

“知情人向記者透露，劉某川的人大代表資格沒有被罷免，是因為當地人大不同意。這位知情人稱，當時相關部門開了多次案件協調會，由于劉涉案證據確鑿，會議的主要意見是一致的，就是建議人大罷免劉某川人大代表資格，由司法機關追究其刑事責任。其中一次會議上，參加會議的主要領導是兩名市委常委，他們也支持辦案機關的意見，但是，‘人大就是不做（罷免劉某川人大代表資格）。’”

結果引發一片撻伐之聲，長治兩級人大被放到了風口浪尖上。

與長治中院不同，長治兩級人大本來并沒有主動行為，僅因為劉華川是人大代表，就攤上這個麻煩。其窩火可想而知。于是搬出《組織法》與之對抗：

“《組織法》關于罷免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的規定，提出罷免案的主體是由原選區選民聯名提出，且要求選民必須達到30人以上，而不是行政機關。”

“從2005年至今沒有代表或組織向市人大提出過罷免劉華川代表的議案，所以不存在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的事情。”

（《新聞不能造假 真相豈容抹煞——山西省長治市人大就“山西長治兩級人大堅持不罷免涉黑人大代表”一文作出回應》 2007年8月30日 中國長治新聞網）

8.5 敲棋細品茶

至此，總算將這一盤棋局梳理清楚了。細品局中各色人等，令人五味雜陳。

蘇福倫是前國有企業管理層，現在成了富商；劉華川似乎也有國企管理層經歷，當然，那個“長治市城區副食果品公司”與福州電力工程公司、福州電力器材廠恐怕無法相比，但現在也算一方富豪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他們走到一起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他們間的爭斗白熱化到這樣的程度，也不是難于想象的。事實上幾乎到處都有這類案例。

長治市政府希望雙方“以誠信為本”、“互相溝通”、“增加透明度”，卻忘了商家的座右銘：“商場如戰場”，“兵不厭詐”；政府希望雙方“互惠互利”、“互諒互讓”，卻忘了商家的價值觀：“敢拼才會贏”、“贏家通吃”。

多年以來，“親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富商”成了各級地方政府的“基本國策”。為討好商家，幾乎到了不講原則的地步。長治的“三零”政策就是一例，結果如何？華茂、杰昌之爭幾乎將整個長治官場搞得人仰馬翻。其教訓何在？難道不值得反思？

細觀當今各地方政府的“親商政策”，大體可分兩類：

一類包括依法行政、公開行政、提高辦事效率、廢除亂收費、減少無謂干擾等，這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應該作的，而且不僅是對“商”，對任何社會成員都應如此。它是政府走向現代化的標志，談不上什么“親商”。

而另一類則只能稱為“諛商”。如，有的政府制定了“領導干部幫包企業制度”，甚至干部到企業“掛職”，這政商關系還能說清楚嗎？有的政府選定“重點保護企業”，這等于對不同的企業實行不公平待遇。有的政府提出要“牢固樹立投資者是‘上帝’的意識”，無怪乎有的地方出現了“商人領導官員，官員控制群眾”的現象。有的政府擅自減免企業使用公共資源應繳納的費用，這等于拿公共財產私相授受。更有的政府提出要“政企攜手”、“政企依存”，確立“利益共同體”意識，簡直把官商勾結當作“政績”，無怪乎出現了那么多以地方政府為后臺的強制拆遷案件、經濟詐騙案件；無怪乎工傷、礦難比比皆是；無怪乎各地兩會之中有這么多的商人。

前已觀察到，我們國家有兩千多年的“抑商”傳統，這源于商人強大的膨脹能力，及其給社會帶來的災難。而今各地方政府高度一致地“親商”，對比之強烈，發人深思。時髦學者無視中華民族數千年集體生存經驗，指“抑商”傳統為國家落后的根源，這究竟會將社會帶向何方？

這場“上黨戰役”中，當地黨、政、立法、司法機構均有上佳表演。

共產黨的市委、市紀委、區委、區紀委派負責干部參與協調資本家間的商戰，這是共產黨該干的事嗎？就算你愿意干，人家搭理你嗎？2003年9月11日協調，人家也答應三日內“通過協商解決有關糾紛問題”，結果呢，2005年爆發了“8.15”打砸搶事件。商戰雙方，一方訴諸法律，一方訴諸輿論，根本不拿你共產黨當回事。

政府一方面搞“三零政策”，拿理論上的全民資源對資本家進行利益輸送，翻過來又由審計局出面查處“零地價”。無論在社會公眾面前還是在資本家面前，都賠盡了信用。政府又想培植本地的資本家，又想吸引外地的資本家，可兩者為分贓不均大打出手，政府還得竭力維護當地的“投資環境”，以至于建立起“市創環境監督領導組辦公室”這個不倫不類的機構。

司法系統是社會公器，為商家間的利益之爭投入如此巨大的公共資源，意義何在？即使不能不投入，其成本是應該由社會公眾承擔，還是應由這些富裕的當事人承擔？更發昏的是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竟然想出個制度之外的“實支費”，結果讓閩商捅到媒體上，被炒得全國皆知，弄個灰頭土臉。真是偷雞不成蝕把米。

人大、政協扮演著立法者的角色，我們的各級兩會中，劉華川、蘇福倫這樣的商人比例之大，遠超出他們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如何能保證我們的立法機構向社會整體利益負責，而非偏袒某個特定群體？或者等而下之，成為這個群體內斗的工具？

最惡心的是媒體，尤其是福建的《東南快報》。在利用媒體方面，閩商顯然比喜歡動粗的劉華川高明。《東南快報》則扮演了為蘇福倫呼風喚雨的角色。

平心而論，信息透明、輿論監督值得向往、值得追求。然而，如果這種追求的背后隱藏著某個商家的私利，如果公眾的義憤被用作商家間爭斗的彈藥，其后果是什么？作為一介平民，有何必要為商家間的爭斗而動情、傷神？更值得警惕的是，一個商家就可以如此影響全國輿論，在正義的名義下遂行其商業策略，媒體的功能是什么？民主的價值何在？社會將會走向何方？

8.6 路問：“新民主主義”？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到底能走什么道路就爭論不休。“明清到民國工商業發展的路子”最后導致的結果是國民黨政府人心喪盡，一個窮棒子黨、一支土包子軍隊掌控了這個國家。

然而此后道路之爭并未終結，并引發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后的“不爭論”不過是主張某條道路的人用行政權力壓制質疑而已：

“一提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些人就馬上反應：不就是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嘛，掛羊頭賣狗肉。”（紀坡民《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在烏有之鄉的講座 2007年4月15日）

“明明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允許國外的帝國主義的資本、國內的資本，都要給他們騰出很大的發展空間，包括民間的資本，或者叫民族資本。但是我們用了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最根本的事實遮蔽了。”（《張木生談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的改革未來》網易讀書2011-05-09）

在張木生看來，“不爭論”制造了一團“混沌”，而今“‘不爭論’的時代過去了。‘混沌’鑿破了，一個‘爭論’的時代即將到來。”（同上）在當前的道路之爭中，紀坡民主張：

“黨的理論，回到《新民主主義論》；黨的路線，回到七大；憲政理論，回到共同綱領。”（紀坡民《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大風出版社2007年1月）

這一主張得到劉源、張木生的呼應：

“在頤和園幽靜的后山，木生問：‘從戰爭年代到建設時期，包括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凡是用新民主主義為指導，就勝利、成功了！而沒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論的，或犯錯誤、或走彎路，都出了問題。你認為，可不可以這樣說？’”（劉源《何不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舉起新民主主義？》人民網-文史頻道 2011年05月16日）

張木生進一步論述他心中的新民主主義：

“毛主席有一句話，什么叫做新民主主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我們特殊的國際條件下和國內條件下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有這句話。再有一個就是鄧小平說，到2049年之前中國都是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張木生新書座談會上的各思潮碰撞》 馬克思主義評論網2011-05-14）

可見這些學者心目中的新民主主義，有兩個要點：其一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其二共產黨的領導。按張木生的說法，這個觀點出現在42年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筆者手中沒有這個版本，無法驗證之。但張木生是個嚴肅的學者，相信他不會無中生有。

考諸當時的歷史背景，農民占國民的絕對多數，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占國民的比重極小，正是這樣的國民構成導致了陳獨秀的主張：

“無產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種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然而幼稚的無產階級目前只有在此勝利之奮斗中才有獲得若干自由及擴大自己能力之機會……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

陳獨秀和毛澤東的區別在于，陳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通過國民黨）領導，而毛認為只能由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而這場革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兩人并無異見。此后毛稱黨內反對自己的老戰友為“民主革命的同路人”即源于此。可見，建國前后黨內高層構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歷史的軌跡是：1953-1956年底中國進行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此后“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構想就被放棄了。當今的主流學者將這一轉變歸咎于毛澤東的極左，頭腦發熱。將如此重大的政策選擇歸咎為毛澤東個人偏好，而在整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冷靜、務實，堅決反對左傾盲動主義。這顯示出論者的淺薄與輕浮。事實上當時有兩個因素嚴重地影響到中共高層的政策選擇：

其一，中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是官僚資產階級，他們占有現代工業的80%，49年后這部分工業被沒收，成為“全民所有”。而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在工業中的份額不過20%。在這樣的格局下，邏輯上只有兩個選擇，或者實行計劃經濟，同時將民族資產階級手中的工業置于計劃指導之下；或者將那80%的現代工業私有化，搞大市場、小政府。在當時國力貧弱、強敵環伺的條件下，當時的中共高層能做何選擇？

其二，人民共和國剛成立，高喊“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頑強地爭奪對社會的主導權。這種爭奪集中體現的兩條戰線。一方面，在現代工業的核心區上海，他們掀起了金融投機和躉集“兩白一黑”的狂潮，為自己發財罔顧民生和社會安危，一些人甚至指望“蔣委員長八月中秋回來吃月餅”；另一方面，對剛進城的土包子軍隊展開了無孔不入的腐蝕浪潮，以至于當時的中央認為：

“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這個問題現在已極嚴重，必須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斗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群眾大張旗鼓去進行斗爭，一樣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對待他們”（毛澤東《中央關于三反斗爭必須大張旗鼓進行的電報》 1951年12月8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這樣的背景告訴我們：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在當時遇到了巨大的障礙，這條路很可能導致天下大亂。這才是當時放棄新民主主義構想的原因。

溫州模式30年的經驗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這一點。

“古典式市場經濟”道路的本質，是依靠、鼓勵每個人的發財欲望來實現經濟的發展。它的直接經濟后果就是，逐利資金的積累速度遠高于消費資金的增長，導致單位資本對應的利潤源日漸萎縮。中國和溫州的實踐告訴我們，這一過程在30年內就制造出了無法消解的內在矛盾，將整個社會導入經濟危機之中。盡管溫州模式起步于千家萬戶小業主的家庭手工業，但它很快就發展為大資本，并從實業轉向投機，進而轉向高利貸。高利貸的破滅標志著這種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利潤極大化機制的另一個必然結果是國民的兩極分化。“溫州模式”最自豪的就是催生了一個“橄欖形”社會：

“溫州樂清市委書記潘孝政說，如果光就本地戶籍人口而言，樂清目前的社會形態更類似于“橄欖形”，低收入群體約占5%左右，家庭資產在5000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約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萬元～10萬元。他說，樂清經濟總量的95%是民營經濟創造的。從樂清市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鼓勵全民創業、發展民營經濟是實現“橄欖形”社會的可行路徑。”（葛如江等《天價豪宅VS棚戶區 一墻之隔的貧富兩重天》 半月談2009年11月30日）

然而這位記者發現：

“當地還有300多萬外來打工者，他們多數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會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業打工者有各種社會保險。”（同上）溫州統計局網站提供的數據表明，樂清總人口116.97萬人（見http://www.wzstats.gov.cn/infoshow.asp?id=5882）

這意味著潘孝政看到的“橄欖”只涉及當地經濟系統28%的人口。創造樂清經濟總量的當然包含300多萬外來打工者，潘孝政的“橄欖”卻不包括他們，因為“橄欖”賴以生長的土壤，正是他們的貧困。再考慮到溫州資本家在四川等地的利潤源，養活樂清“橄欖”的勞動者，何止那300多萬外來打工者？

即使潘孝政眼中的橄欖，也只是個正在瓦解的幻象。隨著高利貸泡沫的破滅，溫州資本正處于進一步兩極分化的過程中。斂財成功者，進一步“做大做強”，未能脫手者，跌入深淵。鞋業是溫州的支柱產業，2011年7月，溫州鞋革行業協會秘書長謝榕芳認為，溫州鞋革行業的發展趨勢將會出現“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兩極分化（《溫州鞋企兩極分化初現端倪》 商務部網站2011年07月22日）。

至于“共產黨領著搞資本主義”，已被歷史證明此路不通。本來意義上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無產階級只能是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資本家的雇傭決策，則取決于贏利的可能性。在這樣的體制下只能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又何以“領導”資產階級？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強勢，勢必對掌權的共產黨員產生巨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在實施“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共中央不惜開殺戒，才遏制了黨員腐化的勢頭。而今也殺了許多貪官，而貪腐之風卻愈演愈烈，貪腐額早已上億。更深刻的轉變在于，大量的私人資本家入黨、進政府甚至有可能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到底是共產黨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改造共產黨？

而主張回到“新民主主義”的學者，卻指望靠工人、農民來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共產黨不恢復以工人、農民為主的代表來領導和駕馭那兩顆星，你是一點兒出路都沒有，一點兒合法性都沒有”。盡管他們已經看到“官僚和資本相結合”、“奸商搭臺，貪官唱戲”、“執政產業化”、“權力資本化”、“政權黑社會化”等問題（《張木生談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的改革未來》 網易讀書2011-05-09）

現實告訴我們，共產黨試圖領導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其結果必然是資產階級改造共產黨，而共產黨則離工、農越來越遠。建國初期搞“新民主主義”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溫州模式再次證明了這一點。當代的“上黨戰役”則形象地展示了，試圖領導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會將共產黨置于何等尷尬的地位。

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者，多是老共產黨員之后，不知諸位是否記得你們先輩的憂慮：“你我后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

問題的要害在于，如何理解詩中的“夙愿”。中國歷史上，被稱為“革命”的宏大事件俯拾皆是，其中絕大多數是改朝換代：老的統治集團腐朽，失去“天命”，被社會動亂推翻；社會各階層中涌現的勇敢分子，在爭斗中形成一個新的統治集團，再次統治社會。從成員構成看，面目一新，從社會結構與運行機制看，與前朝相差無幾。新統治集團念念不忘的，無非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他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全部工作，在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矛盾，并指出其不可能持續生存。所以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心中的“夙愿”是改造社會而非改朝換代。

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的紀坡民認為：

“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理論，但中國革命已經勝利了，今天我們是在執政，正所謂‘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今天不能原封不動地照搬。”（紀坡民《憲政與立國之本——關于新民主主義和‹共同綱領›的回顧和反思》在烏有之鄉的講座2007年4月15日）

可見主張回歸“新民主主義”者，內心深處關切的，依然是“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所謂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不過是從改造社會轉向改朝換代。毛澤東稱之為“民主革命同路人”，豈有誣哉？

“得天下、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前景如何？不妨看看從溫州到華爾街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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